《药神》反映了两个社会矛盾。
病人需要药来续命，而药商为了牟利拼命抬高药价，使得绝大部分病人因买不起药而等死，这是矛盾之一。
因为这样的矛盾，有的厂家（影片中是印度）开始仿造续命药，通过走私廉价出售给病人，使本来买不起药的病人能够延续生命，但作为中国的制度，走私未经准许的药品都是犯罪。这是矛盾之二，
影片就是围绕着这两个矛盾发展的情节。
作者/编剧很好的抓住了这两个现实的社会矛盾，挑动了每一个有病历的人，或者有良知的人的感情，首先在道德感情上赢得了高票。
但是在电影艺术的表现上，《药神》还显得相当程度的粗糙不实。
艺术上，影片采用了现实主义写实手法，甚至主人翁还有现实中的原型。当然，艺术是对生活的提炼加工，源于生活又可以超越生活，但所有的提炼，加工，和超越，又不能违背生活本质。
主人翁程勇，影片中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大家应该知道，典型的上海人，都是谨小慎微的，基本找不到像程勇那样粗犷性格的人。影片中的程勇，满口爆粗，动不动老拳相向，绝不是上海人的典型形象。上海人还讲实惠，孩子有机会出国，削尖脑袋都要做的，哪有前妻要带孩子出国，他当父亲的在根本不能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的情况下，还死了不放孩子走的道理？
如果这些都是剧情的需要，那你何必要程勇做上海人？哪怕说他是北京人，都合情合理好多。事实上，原型陆勇也并不是上海人。
影片开始时，程勇纯粹是为了赚钱接的这活儿（走私仿造药），后来怕了，停止改行做了制衣厂。再后来因好友的遭遇重新接活儿，是因为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这些都合情合理。
但重新接手后，本来卖5000元一瓶都算是低价的药，他只卖500元，这就过分到不合人性人情了。影片不是叫《我不是药神》吗，你花自己的钱，大放血用500元卖出几千元一瓶买进的药，夸张到不近情理，那真是神，而不是人了。
程勇并不是世界级富翁，并没有用之不尽的钱财，他即使有热血的良心，可以不赚一分钱卖出仿制药，但要他对不沾亲不沾故的人用自己巨额的钱来倒贴卖药，就严重违背了现实典型人物性格的原则，使得影片变得虚假不实。
演员的演技上看，除了主人翁程勇之外，其他的主要演员的表演都非常一般，这也是影片的一个缺陷。在世界上获奖的上佳影片里，除了主要男女一号出彩之外，一定要配角们都个个生动入戏，才能红花绿叶相互陪衬，达到上乘的效果。
总的来说，《药神》一片，还算是一部近期的好作品，没有看过的，绝对推荐。
极具真实感的设置，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平行虚幻的世界。
5000元买进的药5000元卖掉，足以说明程勇悲天悯人的情怀了，而硬要他500元出售。这一点不加分，反而毁掉了影片的真实性。
程勇这种人物性格，你为啥要把他说成是上海人？上海和剧情没有关联，而程勇的性格最不适合做上海人。
他们第一次分手那场戏，都走完了，最后吕受益可怜巴巴望着他，程勇一个字：“滚！”一百个上海人，一百个不会这样对朋友说话，当年杜月笙对手下都没这么凶。
不要以上海作为背景，就少了这些虚假。。。
这些细节方面 这个团队还是下了功夫的。
一个完全陌生的陌生人，就不是好的人物塑造。
闭着眼睛想一想，您一生中周围所有您能想得起的人，是否有一个可能2000元买进，500元卖出？
应该不会有一人，包括您，也包括我。
原价卖出已经亏本了，也足以表达他的情怀，过分了，就虚假了。。。
符合实际人性，是生活本质。陆勇还说：“看到把他改编成那样，当时很生气。”
过犹不及，就是影片的一大缺陷。。。
就艺术性而言并没有什么闪光点，而对人性的描述也比较简单，直白，深度不够，和那些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影片比还是有差距的。
才是真正的生活。为什么要求个个都得带上你认为正确的地域标签才算合理呢？说到文学人物是否能被普遍接受，我觉得那是他的性格特征而不是地域使然，你说阿Q身上有很典型的性格特征，但不会说这是个标准绍兴人，这样不是自己把自己狭隘化了吗？
阿Q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符合 “熟悉的陌生人” 特征。谁都不认识，没见过阿Q，但不管在什么地方，阿Q这种人在生活中却到处都能见到，比比皆是。况且，鲁迅写阿Q的时候，完全没有强调甚至没有提到阿Q的地域（通篇没有“绍兴”二字），这就为这个典型形象留给了充分条件。
电影文学中流传一个有名的说法：你如果在舞台上看到墙上挂了一把剑，最后那把剑就必须出鞘。如果从头到尾剑都不出鞘，那把剑就是多余的累赘。
《药神》一开场高调强调程勇是上海人，那他必须在程勇身上体现出上海人的特质。如果不能，甚至体现出和上海人迥然不同的性格，你就不该强调程勇是上海人，否则，在文学上就是一个败笔。因为文学是创造的，而不是警察的案例，你可以随意把内容写得合情合理。做不到这点，就失去了文学创作的优势。
上海人当然有各人不同的性格，但上海人又有他们明显不同于外地人的共性。艺术是对生活的提炼，这种提炼，就是要让观众既看到人物的个性，又看到人物的共性。只有个性没有共性的人物，是单薄无力的创造，反之亦然。
试想，如果把程勇塑造成一个本来胆小谨慎，做事不越雷池的性格（上海人性格），在被逼无奈之下铤而走险，有什么不好？反而会增加电影的戏剧性。后来害怕了，很不好意思的要求散伙（而不是流氓般的叫人“滚蛋！”），就十分符合上海人的特点，且不影响剧情。最后感情爆发升华，从操旧业，不赚钱（但绝不需要倒贴钱）卖药，不仅不会削减程勇的高点形象，反而让人物有血有肉，合情合理。这样，程勇就是一个上海人，但又是一个不一般的上海人。
为什么又要强调程勇是上海人，又要给程勇一个和上海人完全不搭界，半带流氓性质的性格？连温文尔雅的原型陆勇都表示气愤，说为什么要把他描写成那样。不能不说这是影片编导犯的一个严重艺术错误。
《药神》反映了两个社会矛盾。
病人需要药来续命，而药商为了牟利拼命抬高药价，使得绝大部分病人因买不起药而等死，这是矛盾之一。
因为这样的矛盾，有的厂家（影片中是印度）开始仿造续命药，通过走私廉价出售给病人，使本来买不起药的病人能够延续生命，但作为中国的制度，走私未经准许的药品都是犯罪。这是矛盾之二，
影片就是围绕着这两个矛盾发展的情节。
作者/编剧很好的抓住了这两个现实的社会矛盾，挑动了每一个有病历的人，或者有良知的人的感情，首先在道德感情上赢得了高票。
但是在电影艺术的表现上，《药神》还显得相当程度的粗糙不实。
艺术上，影片采用了现实主义写实手法，甚至主人翁还有现实中的原型。当然，艺术是对生活的提炼加工，源于生活又可以超越生活，但所有的提炼，加工，和超越，又不能违背生活本质。
主人翁程勇，影片中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大家应该知道，典型的上海人，都是谨小慎微的，基本找不到像程勇那样粗犷性格的人。影片中的程勇，满口爆粗，动不动老拳相向，绝不是上海人的典型形象。上海人还讲实惠，孩子有机会出国，削尖脑袋都要做的，哪有前妻要带孩子出国，他当父亲的在根本不能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的情况下，还死了不放孩子走的道理？
如果这些都是剧情的需要，那你何必要程勇做上海人？哪怕说他是北京人，都合情合理好多。事实上，原型陆勇也并不是上海人。
影片开始时，程勇纯粹是为了赚钱接的这活儿（走私仿造药），后来怕了，停止改行做了制衣厂。再后来因好友的遭遇重新接活儿，是因为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这些都合情合理。
但重新接手后，本来卖5000元一瓶都算是低价的药，他只卖500元，这就过分到不合人性人情了。影片不是叫《我不是药神》吗，你花自己的钱，大放血用500元卖出几千元一瓶买进的药，夸张到不近情理，那真是神，而不是人了。
程勇并不是世界级富翁，并没有用之不尽的钱财，他即使有热血的良心，可以不赚一分钱卖出仿制药，但要他对不沾亲不沾故的人用自己巨额的钱来倒贴卖药，就严重违背了现实典型人物性格的原则，使得影片变得虚假不实。
演员的演技上看，除了主人翁程勇之外，其他的主要演员的表演都非常一般，这也是影片的一个缺陷。在世界上获奖的上佳影片里，除了主要男女一号出彩之外，一定要配角们都个个生动入戏，才能红花绿叶相互陪衬，达到上乘的效果。
总的来说，《药神》一片，还算是一部近期的好作品，没有看过的，绝对推荐。
极具真实感的设置，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平行虚幻的世界。
5000元买进的药5000元卖掉，足以说明程勇悲天悯人的情怀了，而硬要他500元出售。这一点不加分，反而毁掉了影片的真实性。
程勇这种人物性格，你为啥要把他说成是上海人？上海和剧情没有关联，而程勇的性格最不适合做上海人。
他们第一次分手那场戏，都走完了，最后吕受益可怜巴巴望着他，程勇一个字：“滚！”一百个上海人，一百个不会这样对朋友说话，当年杜月笙对手下都没这么凶。
不要以上海作为背景，就少了这些虚假。。。
这些细节方面 这个团队还是下了功夫的。
一个完全陌生的陌生人，就不是好的人物塑造。
闭着眼睛想一想，您一生中周围所有您能想得起的人，是否有一个可能2000元买进，500元卖出？
应该不会有一人，包括您，也包括我。
原价卖出已经亏本了，也足以表达他的情怀，过分了，就虚假了。。。
符合实际人性，是生活本质。陆勇还说：“看到把他改编成那样，当时很生气。”
过犹不及，就是影片的一大缺陷。。。
就艺术性而言并没有什么闪光点，而对人性的描述也比较简单，直白，深度不够，和那些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影片比还是有差距的。
才是真正的生活。为什么要求个个都得带上你认为正确的地域标签才算合理呢？说到文学人物是否能被普遍接受，我觉得那是他的性格特征而不是地域使然，你说阿Q身上有很典型的性格特征，但不会说这是个标准绍兴人，这样不是自己把自己狭隘化了吗？
阿Q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符合 “熟悉的陌生人” 特征。谁都不认识，没见过阿Q，但不管在什么地方，阿Q这种人在生活中却到处都能见到，比比皆是。况且，鲁迅写阿Q的时候，完全没有强调甚至没有提到阿Q的地域（通篇没有“绍兴”二字），这就为这个典型形象留给了充分条件。
电影文学中流传一个有名的说法：你如果在舞台上看到墙上挂了一把剑，最后那把剑就必须出鞘。如果从头到尾剑都不出鞘，那把剑就是多余的累赘。
《药神》一开场高调强调程勇是上海人，那他必须在程勇身上体现出上海人的特质。如果不能，甚至体现出和上海人迥然不同的性格，你就不该强调程勇是上海人，否则，在文学上就是一个败笔。因为文学是创造的，而不是警察的案例，你可以随意把内容写得合情合理。做不到这点，就失去了文学创作的优势。
上海人当然有各人不同的性格，但上海人又有他们明显不同于外地人的共性。艺术是对生活的提炼，这种提炼，就是要让观众既看到人物的个性，又看到人物的共性。只有个性没有共性的人物，是单薄无力的创造，反之亦然。
试想，如果把程勇塑造成一个本来胆小谨慎，做事不越雷池的性格（上海人性格），在被逼无奈之下铤而走险，有什么不好？反而会增加电影的戏剧性。后来害怕了，很不好意思的要求散伙（而不是流氓般的叫人“滚蛋！”），就十分符合上海人的特点，且不影响剧情。最后感情爆发升华，从操旧业，不赚钱（但绝不需要倒贴钱）卖药，不仅不会削减程勇的高点形象，反而让人物有血有肉，合情合理。这样，程勇就是一个上海人，但又是一个不一般的上海人。
为什么又要强调程勇是上海人，又要给程勇一个和上海人完全不搭界，半带流氓性质的性格？连温文尔雅的原型陆勇都表示气愤，说为什么要把他描写成那样。不能不说这是影片编导犯的一个严重艺术错误。
粗暴地给上海人的性格贴标签偶有所感罢了。
说到文学人物为观众普遍接受的可能性，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性格特征而非地域特色。阿Q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时代造就了他的性格和思维模式、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命运，从而能普遍代表某一类人，这已经完全跳脱了某个地区的桎梏了。如果有人说阿Q的成功是因为鲁迅成功塑造了一个绍兴人或者南方人，恐怕先生的棺材板要盖不住了，给一个地方的人贴标签，个人认为过于狭隘。“熟悉的陌生人” 不是因为地域，而是因为其性格的代表性。宝剑出鞘的方式很多，不需要面面俱到，一句对白一个特写就可以震撼人心。
地域特色完全可以用生活方式语言特点等来表达，但一个地方的人性格千差万别，怎么能因为您脑中上海人应该是“胆小谨慎，做事不越雷池”就概而论之，见到艺术作品里不符合您既定模式的人物就质疑人家的典型性呢？就像我说的，个人生活中接触的上海人有儒雅的，有恶俗的，有大度的，也有精怪的，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为什么要求个个都得带上你认为正确的地域标签才算合理？
您可以说不少北京人身上有痞气，但会因为一个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里主角不够痞就认为其艺术高度大打折扣吗？老舍写过《四世同堂》，也写过《骆驼祥子》，里面的主人公个个都得吊儿郎当？他们的性格岂是用一句话概括得了的？如果我说上海历史上还发生过“嘉定三屠”，“淞沪会战”，南方人在抵御外辱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屈精神同样令人动容，这似乎都不太符合您“胆小谨慎”，“讲实惠”的框架，那这些史实如果拍成电影，因为在您那儿不够典型就要被质疑吗？
说回《药神》，很遗憾，程勇没有带上您框框中的上海人特色，但他在医院里探望老父时地域特点明显，其实这就够了，为什么要求一个戏剧人物都按您推测概括出来的套路完成心路历程呢？《药神》在艺术性上是略显粗糙，故事性上您不认同程勇能升华到赔本买药的境界我也理解，但我反对拿地域标签质疑人物性格。像那种“上海人还讲实惠，孩子有机会出国，削尖脑袋都要做的，哪有前妻要带孩子出国，他当父亲的在根本不能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的情况下，还死了不放孩子走的道理？”，我是不敢对于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下如此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