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被“补”成右派的 (ZT)

季　音

1957年国庆节时，举着“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巨幅标语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

　　反右派斗争是上世纪中国发生的一场灾难，无数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希望、工作、家庭甚至生命。尽管时光已逝去半个世纪，但往事历历，难以忘怀。
　　1957年夏季，中国的政治形势由原来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斗争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新闻界是重点之一。
　　人们通常都把反右派视为是1957年的事，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这个运动到1958年并未停止，而且来了个“补课”，继续扩大“战果”，斗争之激烈不亚于1957年，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是在1958年被推入右派深渊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为右派鸣不平”招来大祸

　　1957年反右派斗争狂风骤起时，我在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站担任首席记者。如同过去的历次运动一样，最初我对这个运动基本上是拥护的，这出于一种习惯，就是说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我是在抗日战争前期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了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内的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参加了毕生难忘的1949年开国盛典的采访。生活使我形成了一个坚定信念：凡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都是对的，都要无条件执行，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我作为一个党报的记者，理所当然地投入了采访报道．写了不少新闻和通讯。
　　现在回过头来反思，我当时的报道大都是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的，既没有冷静的独立思考，也缺乏深入的采访和听取当事人的申述，只是按照编辑部领导的意图和“红头文件”精神行事。反右派斗争是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左”的运动，我在前期未能坚守一个记者应当客观公正、坚持真理的职业道德。

　我对反右派发生明显的怀疑和动摇是在运动日益扩大时，我所熟悉和信赖的一些朋友先后“落难”，使我大为吃惊。最先传来的是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被划为右派的消息。蒋曾和我在第三野战军新华社前线分社共同做过战地记者，我们在战争第一线上曾共度过一段艰难岁月。他是一个为人耿直、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同志，业务能力很强。抗美援朝时期，他作为新华社评论员，以“江南”的笔名写了大量抨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评论文章，名噪一时。批判他时，我在上海，听说他获罪的主要原因是“鸣放”期间，在国际部《呼风唤雨》的墙报上贴了一张题为“圣旨口”的小字报，主要批评胡乔木在领导国际宣传上作风不够民主等问题，可能意见说得比较尖锐。我想即使意见不够正确，对这么一个好同志，怎么能只根据一件事就轻率地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久，从北京到上海，一些熟人先后“落难”的消息不断传来，使我更加茫然。

　
　　这年6月，我到南京参加人民日报驻上海、江苏、浙江三个省市记者站碰头会，大家互相交换情况，研究当前的报道问题。会间，我偶然看到一本新华社的“内参”，上面有一篇介绍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的报道，说南大揪出了一个大右派刘敬坤，是历史系助教。我看了不觉一惊。刘敬坤是在南京搞地下工作时入党的一个共产党员，解放前在中央大学读书，据说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很不错。解放初期，他被分配到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曾和我共事一段日子。刘敬坤出生在苏北洪泽湖畔一个渔民家庭，从小生活很苦，因学习成绩优异，免费上了大学。他读书很用功，历史知识渊博，为人厚道，不善言辞，压根儿不会看风使舵、拍马溜须那一套，为人处事方面是个“低能儿”。这个老实可靠又有些“书呆子”气的同志，怎么会成了右派？据“内参”说，他“恶毒攻击党的教育改革政策”。

　　读了这份“内参”，我对反右派斗争的“疑惑症”又发作了，用后来批判我的话说，就是“禁不住跳了出来”。我对旁边的几个人说：“内参上关于刘敬坤的介绍，不少都不符合事实，他明明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却说他是地主的子弟，还说他乱搞男女关系，他曾经在恋爱问题上遭受过挫折，这与乱搞男女关系是两回事。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陈某，是我在部队时的一个熟人，我要去找他核实一下情况。”我强调说：“前两年我们在肃反中曾经搞错了一些好同志，可要吸取教训，这回不要再整错了人。”旁边一位好心的同志劝阻我说：“现在运动正在火头上，你可别去干这种蠢事，弄不好要犯错误。”
　　我听从了劝告没有去南大，可是心上的疙瘩没有解开。我回到上海后，不几天，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找我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最近去江苏听到的一些事，谈话中禁不住又把南大刘敬坤的事捅了出来，复述了一遍。
　　柯庆施听了，“唔唔”几声，没有表态。
　　万万没有想到，我这次在南京和几位同事的随便议论，日后被人指责为“为右派鸣不平”，招来了大祸。

“向党交心”的陷阱

　　1958年春，全国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党宣布继续整风。4月间，人民日报记者部电话通知我到北京参加记者会议，一是继续整风，主要是反对骄、娇二气；二是研究人民日报记者站与当地新华分社合并问题。我赶到北京。一天，记者部副主任汪×神秘地对我说：“新华社一个叫彭××的同志寄来一封检举信，揭发习平(我的妻子，和我同在上海记者站任记者)在她面前散布过许多反党言论，问题相当严重。”汪×随即简要叙述了习平的所谓反党言论，什么农村在推行统购统销中征收粮食过了头，弄得农民成群拥到上海来买大饼；农村推广双轮双铧犁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大批犁积压销不出去；特别尖锐的是，认为胡风不能算是反革命，等等。
　　我听了惊得说不出一句话。这彭××是习平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苏北解放区时就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形同一对亲姐妹。我心想，平时闲谈中信口说了些什么过头的话，理应当面提出，帮助纠正，为什么要等到政治运动来了才检举揭发，背后捅一刀呢？太可怕了！
　　我对汪×说：“习平这些错误言论，应当给予批评，正好这次记者部整风，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帮助她一下。”
　　记者会开始了，整风被放到一边，主要由习平作交待检讨。现在看来，习平上述议论都没有错，都是符合实际的，可是那时绝无辩解权，只能检讨。习平对彭××的揭发一概认账，但这没有用，人们认为她的检讨不深，态度不端正。
　　“习平应当向党交心，彻底交待自己的内心思想活动。”主持会议的汪×这样提出。
　　“向党交心！”这是多么神圣的字眼，对一个党员来说，无话不可对党言，对组织是不应当有任何隐瞒的，这是党历来的教导。这天晚饭后，我和习平一起来到中山公园，边走边谈，帮助她逐年逐月回忆往事，鼓励她下决心向党交心，以取得同志们的理解。习平逐渐理出了一条思想脉络，认识到自己在这几年的政治风浪里思想上确实发生了动摇，对彭××的背后议论不是偶然的。我鼓励她把自己的思想活动在会上全盘托出，她同意了。我们这次谈话很愉快，几天来的沉重心情随之消失。
　　第二天会上，习平真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思想活动。她刚说完，汪×立即站起来大声说：“大家都听见了吧？这不是个道地的右派又是什么？她今天还在会上继续放毒！”
　　听了汪×的话，我真气极了——名为向党交心，实则设置圈套，这太卑鄙了！我起来发言说：“像汪×这样对待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以后谁还敢再向党交心呢？”
　　我的发言，招来了一片反驳。从此，对习平的批斗升级，实际上已定性为右派分子。
　　不几天，斗争的矛头开始转向我。有人提出，季音是习平的黑后台，习平的反党言论肯定是从季音那里来的。我预感到厄运正在向我走来。
　　记者部的会议继续举行。一天，会议刚开始，浙江记者站的刘×站起来说：“我要揭发季音。”接着掏出一个本子念起来：“1957年6月某日，季音在三个记者站会议期间，为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刘敬坤鸣不平……”他声明这是记者站会议当天记下的日记。
　　我听了不觉心往下沉。在那个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年月，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专门在背后记黑账以整人。但我并不慌张，我说，刚才刘×揭发的与事实有出入，我不是“为右派分子鸣不平”，我是看到批判材料中某些事实有出入，怕整错了人，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
　　我的说明遭到一片猛烈的谴责，说我至今还站在右派立场上，污蔑反右派运动过火，继续向党进攻。我当然不服气，于是与反右积极分子们处于尖锐对立状态。
　　一天，有人在会上又抛出一份揭发材料：“右派分子蒋元椿曾企图改组人民日报编委会，在背地里拟了一个新编委名单，其中就有季音，季音必须老实交待与蒋元椿的黑关系！”
　　好家伙，居然想改组人民日报编委会，篡夺报社的最高领导权，那还了得！
　　我听了不觉一愣，就如实回答：“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蒋元椿要把我的名字列入新编委会名单，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当时还以为这个揭发确有其事呢。
　　“想不到季音的觉悟这么低，像这样一件大事，他竟然回答得那样轻松！”一位参加会议的报社领导说。领导人的话当然分量不同，于是又引起一片对我的声讨：“季音的态度太恶劣了！”
　　若干年后，我们的“右派”问题都已平反。我偶尔问起蒋元椿这件改组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事，他苦笑着回答：“哪有这回事！全然是捏造。”他说，最后把他划为右派的罪名中，根本没有这一条。
　　以无中生有的手法吓唬被斗者，从对方嘴里套出一些所谓“交待材料”以整人，这就是当年一些“反右英雄”们的伎俩。

“红皮白心萝卜”

　　真是阶级斗争出智慧。说那些反右积极分子毫无创造，那是冤枉了他们。对我的批斗，就充分表现出这些“英雄”们的创造性。由于我“态度恶劣”，不肯“主动交待”，加上我在反右斗争以来既未鸣放，也未在报刊上发表过任何“毒草”，实在抓不到多少“罪行”，何况在我的头上，两年前还刚戴上了一顶先进工作者的桂冠，所以批斗会往往处于对立僵持状态。如何把我批倒批臭呢？一天会上，显然是根据会前的安排，一个思维敏捷的人首先站起来发言：“我们不要被季音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是个红皮白心萝卜，别看他皮是红的，内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
　　红皮白心萝卜，多么生动而形象的描述！在这位发言者的启发下，会议走出困境，对我的批斗又掀起了新的高潮，不但会上狠批，而且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两旁，贴满了大字报，中心内容是：季音是一个“红皮白心萝卜”，是一枚在人民日报社埋得很深的定时炸弹。
　　我平生没有经历过这种狂轰滥炸式的党内阶级斗争。人有脸，树有皮，面对一片大字报的声讨，我怎能无动于衷？
　　在那整人成风的年代，“整态度”也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手法。对方不肯就范，就扣上“态度恶劣”的帽子，声言如果态度不好，即使无实证也照样可以定罪，而且从重惩处。我就被斥责为“态度极端恶劣”。有些好心人劝我：“你不能与群众对立，还是端正态度，主动检查自己，争取同志们的谅解。”也许是我软弱，也许是我政治上幼稚，在巨大的压力下我让步了，决心向党交心，写出一份份交待与思想检查，搜肠刮肚，寻思在头脑里曾经闪过的种种念头。我写道：“在胡风反党集团材料公布后，我思想上有过疑惑，觉得这是文艺思想之争，似乎不应列为反革命……”
　　我再次上当了！向党交心的思想检查，成了送上门去的现成“反党罪行”。把我定为右派的“罪行”，第一条是刘×揭发的“为右派分子鸣不平”；第二条便是“他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写定案结论的人在这里耍了个花招，用了“他认为”这个含糊其辞的字句。我在哪里“认为”过？不交代，就从被整的党员向党交心的思想检查中掐头去尾，罗织罪名，如此整人，未免太缺德了吧！
　　记者部那几个为首整人者，也曾煞费苦心地去搜集我的“罪行”，他们曾派专人乘飞机去上海调查，据说找了记者站若干人，但一无所获。他们心里有鬼，既不去找直接领导我工作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也不去找市委书记柯庆施核对材料。30年后，即8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见到石西民同志。他说：“听到你被划为右派的消息，我们都大吃一惊，报社为什么不派人来听听市委的意见呢？”我无法回答他，这只能由当事人来回答。他们的调查，为什么绕过了最应当调查了解的对象？显然，他们明白，那样调查对他们整人不利。
　　那时候，满肚子委屈的我，多么希望党组织有人能听听我的申诉。但不幸，一切门都关上了。我找新调来的机关党委书记，他断然拒绝谈话；一切熟人见了面都掉头而去。使我终生感激的是，曾在上饶集中营里共过患难的两个战友陈念橡和黄迪菲，这时闻讯前来看我。对着两位老战友，我惟有以泪洗面而已。在那“左”风狂吹的日子，他们也只能以“接受考验”这样的话来慰藉我。
　　处在绝境中的我，心头却依然存有一丝希望：也许理智会战胜邪恶，那些整人者最后会给我网开一面吧？
　　大约是6月的一个下午，报社在五楼大厅召开了批斗右派分子大会，说是批斗会，实际上是宣判会。我换上一套整洁的衣服，坐在第一排，恭听判处。奇怪的是，此时我既不沮丧，也不悲伤，心情反而出奇的平静。会场的讲台前悬挂了一长幅红布，上面写着：“批判右派分子季音、习平、高粮、杨建中大会”。我名列第一，显然是最严重的一个。上台批判我的是记者部的著名记者田×，他也是这次记者部反右斗争的主要领导成员，由他来批判我，想必他是我这个“专案”的关键人物。他在批判发言中说，季音是一个埋得很深的右派，把这个阶级敌人挖出来，是党领导的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他在批判了我“为右派分子刘敬坤鸣不平，不信任党组织对刘的揭发和批判”等罪行之后，着重抨击了我在上海的工作。他说，季音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真是笑话！他根本就没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这是发言大意)。我听了感到奇怪，先进工作者头衔不是我伸手要来的，而是我在外地工作期间，由报社群众选出来的，你这样说，岂不是在批判群众？
　　1958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社整风领导小组作出了“关于右派分子季音的政治结论”，决定划我为右派分子。8月27日，由上级党委正式批准。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最初报社给我定得相当重，据说是开除党籍，取消工资，每月只发50元生活费。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批准时把我降为第四类，保留工资，但降五级，开除党籍。我的妻子习平也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工资降两级。这样，家庭中工资收入减少了一半多。那时我们赡养着两位老人，五个一岁至八岁的孩子，全家九口人，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费只有20元。幸亏那时物价低，还不至于挨饿。
　　当然，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贫困，而是政治上的绝望。我从16岁走进革命队伍，包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从没有离开过党，现在我却被赶出门外，沦为“阶级敌人”。
　　多年来，我始终不解，我既未参与鸣放，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任何攻击党的言论，又未写过所谓“毒草”文章，再看我过去的整个政治表现，即使按照当时党中央颁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也是怎么都划不进去的。为什么非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何况，即使在鸣放会议上提过意见或者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人，他们也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理应采取真诚欢迎的态度，实践“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诺言，不应出尔反尔，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长的宋任穷同志，在他写的题为《几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一文中说，到1981年，全国共改正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为54万，占原划右派55万人的98%以上。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又多么发人深思的数字啊！
　　我的右派冤案得到改正以后，不止一位当年曾参与整个批斗过程的老同志对我说了真心话：“季音呀，老实告诉你，那时把你整成右派，主要是有些人出于嫉妒，你那时太红啦，又是先进工作者，调到报社后工资连提三级，出足了风头。他们决心要整你，正好抓住了机会。”听了这些过来人的真话，我无话可说。嫉妒是条毒蛇，它会使人变得狠毒而残忍。不幸的是，有些名为共产党员的人，甚至是著名记者，竟也摆脱不了这种可鄙的心态，非把所嫉妒的人整倒才罢休。
　　不过，话说回来，我之所以遭此厄运，也并非全仗这少数几个人的能耐，最根本的还是当时“左”的大气候给他们提供了整人的机会。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社论，上边说：“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深入。……”这篇社论传达了9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甚至某些句子也同三中全会的文件完全一样。“温情主义”这项意味着右倾的帽子，是谁都不愿意戴的。这样就使得当时已经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更加扩大， 1958年又来了一个“补课”高潮，我就是在“补课”中被补进去的。
　　在这场斗争中，人民日报社共“挖”出右派分子29人(已全部改正)，据说占职工总数的5%。若以编辑部人数计算，则将近10%，可谓“战果辉煌”。但编辑部各部划右派的情况很不一样。不少部一个右派都没有，记者部多达9人，占记者部总人数的1／6左右，为全报社各部之冠。由此可见，记者部主持运动者在反右派斗争中是立下了“丰功伟绩”的。
　　反右派运动是人民日报社编辑部知识分子的一场灾难，更是人民日报社记者队伍的一次浩劫。
　　1987年11月，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被全部推翻，从此结束了长达20年的苦难。不过应当说，挨整的那些年我并未完全虚度，处在社会最底层，最能体察人生的世态炎凉，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众多社会现象，学到了许多在通常情况下难以学到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幸未必是灾难。美国作家海明威说得好：“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受挫折，有许多人后来反而在折断的地方长得最结实。”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如同滚滚长江东流水，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这是最重要、最值得高兴的。
　　历史最公正。“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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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音

[ 作 者 简 介 ]

     原名谷斯钦，又名谷季音，浙江上虞人。抗战期间，在家乡的《上虞报》担任编辑，从事抗日宣传。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党领导下的国际新闻社金华记者站任干事。1941年在金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囚入上饶集中营。1942年越狱逃出。1943年回到皖北新四军军部，1944年到新华社华中分社任资料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军进入淮阴，参加《新华日报》（华中版）的创刊筹备工作，后担任记者、编辑。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三野战军任随军记者，担任过新华社前线分社纵队支社副社长，第八兵团分社采编主任，参加了华东战场各主要战役的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京《新华日报》任特派记者、编委、副总编辑的等职。1953年调《人民日报》任工业组编辑、驻上海记者站负责人。1956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78年后任《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主任，干部部主任。著有《出击》、《南线》、《转战中原》（革命回忆录）、《大江的浪花》等。

著名照片《占领总统府》由八兵团采编主任季音带文字记者金雨困和摄影记者邹健东，一起去总统府，由邹健东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