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春时节，我离开生活了两年半的农村，进了工厂，从农民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还发工资。尽管学徒工当时只有二十四块钱一个月，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这是铁饭碗。那感觉和我二十多年后在美国成为终身教授一样，不愁了。当我拿到工作证小红本本时，格外珍惜。我抚摸着塑料封面，感慨万分，不仅仅是我有了一份正式工作，还意味着我政治上的翻身，在我的政治履历上，终于出现了工人字样。厂里曾经想调我到厂子弟小学去教书，我不干，好不容易当上了领导阶级，怎么可以轻易放弃。走在厂区的宽广大道上，两旁厂房栉比排开，机器隆鸣，铁削飞舞，机油味沁人肺腑，一派生机勃勃，令人向往，让人自豪，亲切异常。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鸟，快乐而轻快地飞翔。
我们厂是个大厂，几千人，里面的老工人不多，大部分都是新工人。新工人主要由老转（转业军人）和知青组成，因此显得生气勃勃，富有朝气。老转们文化不高，但政治过硬，有许多党员，经过部队的严格训练，纪律严明。比我们先进厂的知青主要是武汉六中老三届的高中生，他们对口下放到我们县。文革前的武汉六中是武汉市重点高中，能进六中的都是些尖子学生，学习非常优秀，让人肃然起敬。他们中的许多人刚刚结婚，有了小窝。厂里还有一些老三届的初中生和技校生，再就是我们这些后来的所谓文革高中生，滥竽充数，良莠不齐。
一进厂发了蓝色工作服，工作帽，白线手套和翻毛皮鞋，大家穿着，外表有了点工人味道，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然后进行政治学习，搞点正步走之类的小军训，强调工厂纪律。当知青野惯了，有点不习惯，年轻人在一起吵吵嚷嚷，打打闹闹，今天你迟到，明天我早退，后天又有人请病假。带队组织学习的工人刘师傅发怒了：“你们还像不像工人阶级？”这些刚进厂的青工们一排排坐在那里，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觉得像，有人觉得不像，意见不统一，原来有个人的背上被偷偷地贴上了一只纸乌龟，等他明白过来，引起一场哄堂大笑，特别是那些青年女工们流着眼泪，笑得东倒西歪。带队的师傅真怒了：“把你们都退回去！”于是不闹了，鸦雀无声，乖乖听话，学习文件，批判四人帮。末了刘师傅还加一句，“你们的工种分配根据现在的学习表现来分”，于是大家更不敢闹了。
带队师傅特别强调安全生产，说不久前有个女工不按条例上班，两条大辫子油光滑亮，舍不得卷到工作帽里面，结果给绞到车床里了，整个头皮都被揭了下来，听得毛骨悚然。下面刚进厂的女工们一片惊叫，纷纷将辫子卷到头顶，用帽子戴好。有的说干脆剪短发算了，免得出意外。看来这帮知青还是晓得厉害地，工人阶级改造知青的方法和农民就是不一样。
所有参加工作的青工都分了集体宿舍，几个人共一间房，上下铺。一根绳子从这头拉到那头，上面挂满了洗脸洗脚的毛巾，墙角一排热水瓶，脸盆摞起来。楼上楼下都是我们这些青工们，五湖四海，男的女的，串门聊天，热闹非凡。有的还谈起了朋友。
青工里有三个武汉知青，有点特别，父母都是武汉市一个中学的老师，自称三剑客。一个乒乓球打得好，一个手风琴拉得好，一个围棋下得好，抱成团，有点神秘兮兮。
想和那乒乓球打得好的打一场，他婉拒道：“高手和低手打得不过瘾。”不打。
想和那手风琴拉得好的学一招，他耸耸鼻子：“这不是一般人学得会的。”不教。
想和那围棋下得好的下一盘，他不肖一顾：“跟不会下的人下冒得（没有）味道。”不下。
像三个曲高合寡的寡人。
还有一位刘姓青工，性格温顺，唇红齿白，皮肤白皙，柳眉如画，莺声细语，眼含秋波，口未开，脸先羞成桃花红。一转身，一回首，男儿变作女儿家。有帮武汉青工老喊他林妹妹。他要是个女的，真的很漂亮，厂里没有几个人比得过他。他时常到我们房间来坐坐，借点饭票什么的。我借给他的饭票，一直到我离开工厂都没有还给我。
学习完后开始分车间，有前房和后房车间之分。前房车间出产品，后房车间搞维修。我和另外七个新工人被分到前房油嘴车间钻工组，五男三女，为油嘴（油泵里喷油的关键装置）打喷眼。我们组班长叫汪天明，副班长叫江国才。两人性格迥异，一个热，一个冷，一个阳，一个阴，配合得很合缝。工厂里时兴师傅带徒弟，每个新工人都配备一个师傅。其实这些师傅都很年轻，二十多岁，大部分以前也是知青，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早进几年工厂而已。我师父叫黄翘义，是技校毕业的，武汉人，进工厂才两年。我放眼望去，偌大一个车间，就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岁的，除了车间主任和书记。我们车间项耀球主任是一个文革前太原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胖胖的一个西北汉子，不高，大概快四十岁了。车间书记姓冯，有五十了，干瘦蜡黄。车间副书记是个姓陈的女的。
师傅告诉我不要小瞧了这钻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倪志福就是钻工出身，听得我肃然起敬，谁不知道倪志福，大名鼎鼎。因为发明了倪志福钻头，成了全国劳动模范。其实，他的发明很简单，就是在钻头顶端用砂轮开一个槽（或者几个槽，根据钻头的大小），让铁削有个出口。因为有了这个槽，钻头的速度和寿命大大地提高了。全世界的工人都没有想到这个槽，他想到了，就像当年哥伦布将鸡蛋立起来一样。其实这槽的大小，深浅，以及和钻头顶面的角度大有学问。因为我们用的钻头很小，在砂轮上开槽的技术就很难掌握，力度轻一点重一点都不行。没事的时候我就琢磨这技术，慢慢地我摸到了门道，磨出来的钻头下钻时很轻松，钻孔不费力，每根钻头打的孔比别人都多，花的时间也少，我能很快地完成每天的定额。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你老在那里磨，看着人家砍柴，还是挺着急的，很快班组里其他师傅都让我给他们磨钻头。我们一天白班夜班两班倒，排班时都愿和我排在一起，特别是转业军人老易，手脚不灵光。我们班组有七八台钻床，最好用的是一台五十年代从苏联进口的老式台钻，为方便老易，由他专用。
我无事喜欢满车间转，看新鲜，到别的班组学技术。靠近我们组旁边的是车工组，为油嘴打毛胚，一排排车床油光瞠亮。一有机会，我就过去套近乎，和他们班组的人混得很熟。里面有个女王师傅，也是技校毕业，一聊天，原来在武汉时我们同住航空路电业新村，她母亲是我上航空路小学时的教导主任，她父亲和我父亲是同事，而且还是江苏同乡。两人谈得来，不碍事的时候她让我上到车床上来两下，偷学了不少车工技术。搞得我们班长和师傅提高警惕，笑着警告她不要打我的主意。
我们车间有一台从日本进口的精密机床，管理这台机床的是一个叫瞎子的青工，只因他戴了一副眼镜，很有点学问的样子，人长得精瘦。没事的时候我就蹭过去和他聊天，打精密机床的主意。他不让我碰，说这机床四十多万从日本买回来的，出了事他赔不起。于是我就站在旁边看他操作。瞎子嘴上功夫好，挺能吹，头头是道，也不知是真是假。车间有许多他武汉中学时的同学，都很佩服他。讲起他在文革串联和大辩论时的故事，有声有色，有舌战群儒的本领。
我们车间最后一道工序是磨工，苦力活。一台大机器先将钻好孔的油嘴粗磨，然后手工细磨。细磨在楼上，一排工人坐在那里用沙纸打磨，满手油腻，“林黛玉”也在里面，糟蹋了那双纤纤素手。
除了我们车间，我有时还到其它车间转悠。有一次在后房维修车间，碰到一群工人在看图纸，有点看不懂的地方。我凑过头去，插嘴应该这样这样。大家抬起头来看着我，不知何方神仙，眼睛一瞪，一个青工懂个屁。正好他们师傅一个七级工过来，看了图纸后和我说的一模一样。那七级工说我看图有三级工的水平。须不知上中学时我学过。文革时中学教育改革，学以致用，分为学工班，学农班，文艺班，体育班等等。我们班是学工班，数学老师改教工厂绘图，那水平教我们绰绰有余，还到工厂实习过，没想到还挺实用。中学老师还教过我们算利息，地主剥削农民，放高利贷，利滚利，若干年后是多少，让我们推算出公式来。没想到后来到美国买房算房屋按揭一下子就用上了。
有时中午吃饭时，一群年轻人就在厂区的大道上踢足球，和对门车间比赛。
反正我这工人当得有滋有味，一切新鲜。
二
我住在厂里，时不时骑着自行车回家。当时自行车有三大名牌，上海出的“凤凰”，“永久”，和天津出的“飞鸽”。其中飞鸽为上品，非常俏皮（漂亮），市面上很不容易搞到，每年分到我们县里就几张票子。我母亲通过熟人搞到了一张，买了一辆心仪的飞鸽。当时的自行车大部分是黑色的，而我的是一辆墨绿色的，包链（链条包在铁皮盒子里），带旋转不锈钢银色车铃，按一下发出一串清脆的铃声。父亲变电站的一个电工看见后爱不释手，比我还心疼这辆车。怕碰掉油漆，他用粉红色的橡皮细管将车杠包起来，还为链条盒镶了一层边，将车子装扮得漂漂亮亮。
我用发的工资在县百货大楼买了一件当时很时髦的白色短袖港衫，一条军绿的确良长裤。穿着这身行头，骑着崭新的墨绿飞鸽，穿小巷，过大街，奔驰在郊区的原野上，桃花红，梨花白，耳边风声响起，衣衫飘舞。到了厂区，工人们纷纷停下来注目，引来一片惊羡的目光。
我将车停在厂门口的停车场里，在一片脏兮兮油乎乎的自行车里，显得格外耀眼醒目。班长路过，看见了心疼，问我为什么不将车停在宿舍里。我说我住四楼，扛上去不方便。他让我将车停在他二楼的宿舍里。当然，遇有空他骑上我的自行车出去兜风。
有一天我上夜班，专心地打着眼。一股脂粉气在一片机油味中隐隐约约地飘散过来，先没在意。忽然发现身旁站了一个人，那股脂粉气外加雪花膏的香味就有点刺鼻了。抬头一看，原来是同班组的佩站在眼前，大概刚洗过澡，卷曲的黑发还有点湿漉漉的，一条手绢挽在脑后，身着一件花格的确良短袖上装和一条蓝裙子。平时只见她穿工装，这天她上白班，下班后一身清爽地来到车间不知干什么。佩是武汉知青，和我一同进厂，白白的很丰满，眼鼻的排列和卷曲的头发有点像商店里的洋娃娃，特别那眉毛微微上翘，很可爱。因为微胖，丰腴的脸颊一边一个小酒窝，外加一只殷桃小口，笑的时候这三点加上灵俏的黑眼睛蜜兮蜜兮很生动。她和前面提到的那三个曲高合寡的青工是一个知青点的，父母也是武汉一所中学的教师。听曲高合寡的青工说，和许多保守的女青年不一样，插队时佩喜欢哼唱文革前的一些浪漫小曲，特别是前苏联的，思想有点开放。因为嗓子丰厚，她说话声音有一种女中音的磁性，想那歌一定很好听，富有情调。
正在我头晕目眩时，远处的女徐师傅向我挤眉弄眼，脑筋一开小差，啪，钻头断了，报废了一只油嘴。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美丽景观我有点不知所措，手忙脚乱，想换一个钻头，结果工具不听话掉到了地上，狼狈不堪。
佩乐了，笑着说：“休息一下，这么积极搞么事萨（干嘛）？”
我俯下身子捡工具，想避开她：“车间这么脏，穿这么干净，小心弄脏了。”我低着头不看她，劝她离开。她一动不动，裙子的下摆在我面前晃动，凉鞋里没穿袜子的脚背又白又滑，十个脚趾头翘着看我。我赶快站起身，脸已经不听话地红了起来。她背后易师傅很友善地冲我笑，也看出了名堂。
她很大方，也不怯场，有话无话地聊，搞得我浑身不自在，反正那天晚上我的工作量没完成。要命的是第二天晚上她又来了，车间里白炽灯明晃晃地照着，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芒刺在背。到了后来夜班加餐时，她连饭都给我送来了！饭票也不要我出。这个这个怎么办呢？
每个月底共青团员都要进行车间大扫除，我站在窗台上擦玻璃时，她就主动为我提来一桶水，帮我把脏抹布洗净，然后又递给我。劳动时她愉快地哼着《喀秋莎》小调，果然好听，那感觉有点像苏联小说中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劳动着，并愉快着，为了共产主义美好的明天。我不小心擦汗抹了一下脸，油腻把脸弄黑了，逗得她笑声朗朗。老喜欢和她在一起的部队子女张改然也一起笑，小辫子摇来摇去，还喊大家都过来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这只蝴蝶在身边飞来飞去，这个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组有个女师傅，长得有点好看，已婚，因为丈夫性无能，守活寡，于是移情别恋，和同班组的冷长江师傅明里暗里来往，别人闲言碎语也不理会。有理解的，也有不理解的，一对苦鸳鸯。女师傅的丈夫还到车间来闹过，骂他们一对狗男女。他们也不还嘴，也不吵，继续往来，情笃愈深。女师傅上夜班时，冷师傅也经常晚上来看她，给她送吃的。女师傅就是佩的师傅。上大学后有次搭车回家，在武汉 10 路公共汽车上碰到了冷师傅，他说已经和佩的师傅结了婚，两人一起调到安陆县的一个工厂，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事慢慢有点传开了，那几个曲高合寡的青工见了面开起了玩笑，我极力否认，一点用也没有。我成了一个“受害者”。我此时不想谈恋爱，因为在我心中还有更高的追求。文革时我家的政治环境一片凄风苦雨，年少磨难，愤激中暗下决心，这一辈子要是实现不了人生的理想，就像我两个舅舅一样终身不娶。尽管当时文革刚结束，我这愤青奋发图强的决心理想不变，要想成大事，岂可儿女情长，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如是说。可惜佩不知我心中的打算，一切努力如东流水，碰上了一颗不开花的铁树。可能大凡有志的男青年都会得到女孩子的青睐，谁不愿意和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伴侣相伴终身呢？上中学时当知青时明里暗里遇到过不少，有些还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带来过脉脉温情，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但我只能做如此选择，先大我，后小我。其实许多人都是可以许配终身的，只是时候不对，心情不对，成不了姻缘，这样一直到了二十四岁考上了出国研究生，才有了第一次恋爱。有时和我太太一起重温各自的这些花开花谢的陈年往事，味如青果草莓，清涩无比，温馨满怀。当然有时也开玩笑，要是有一方当时立场不坚定，恐怕这一辈子就走不到一起来了。
三
慢慢的社会上有了传说，要恢复高考了。大家纷纷打探小道消息，奔走相告。先说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不同意恢复高考，后又说刚出来的邓小平批评了刘西尧，坚持恢复高考。也不知哪条是真，哪条是假。一直到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家才吃了一颗定心丸，这已经是七月了。我当时心情的那份兴奋和激动，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给我一个支撑点，我就会转动地球。现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那是绝地逢生，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幻想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一线曙光。相信当时的过来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永世难忘。为了上大学，我们这一代人真的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湖北高考日期定在了公元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6 － 7 日，考数学，语文，政治，理化四门。外语则 8 日考，一般考生不要求。我开始了争分夺秒的复习。上白班的时候我晚上看书，上晚班的时候我白天看书。骑车上下班时脑子还想着题。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前途一片黑暗，差点连高中都不让我上。母亲经常鼓励我说，人类不可以没有知识，不可能没有文明，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学习。将来要有可能，一定要上大学。这话就像在我黑暗隧道的心中点燃了一盏长明灯，照耀我前行，永不熄灭。众人皆醉我独醒，因此上中学时没有荒废学业，向老师学，向书本学，励精图治，奋发向上。数理化，文史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不偏不废，统统往肚子里装，深得老师们的喜爱。这千载难逢的高考机会，父母和我一样高兴，他们对自己的儿子充满了信心。他们不会当官，不懂经商，但有的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在我复习期间，家务活一概不让我碰。母亲经常给我和弟弟下鸡蛋挂面，泡红糖水，保证营养。
高考的春风吹遍了我们厂的每一个角落，三三两两，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到处都是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谈论复习，交流各种资料，都想搏一搏。那三个曲高合寡的青工从武汉父母那里搞来参考书，关起门自己复习起来，有点神秘。佩的家长也给她寄来了参考书，已经不怎么烦我，销声匿迹复习去了。看来大家都知道轻重。我则回到中学向各位老师借了文革前的复习提纲和各类习题。众老师皆曰：好好考，等你的好消息。
我们厂长是一个八级工人，劳动模范，见此情景，心生不满，他在工厂大会上宣布，为了加快生产进度，周末不休息，加班，引来下面一片骂声：这个孤老（他没有结过婚）。这话当时是不近人情的意思，咒他无后。但这丝毫也影响不了年轻人复习的热情和干劲，于是车间就成了复习的场所，大学出身的车间主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复习，巴不得车间多考上几个。
突然间，我的周围聚集了一大帮人，都是我中学时的同学，特别是旁边车工班的付建，经常来和我讨论数学题，有时围得水泄不通，搞得我们班长很不高兴，影响工作进度。我没办法，怎么赶也赶不走，走了一拨，又来一拨。
班长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都来找小严，像你们的老师一样。其实上中学时，我经常辅导他们，因为老师教他们教得头痛，不长进。
我的那帮同学说，小严恐怕在你们这里待不长了，他要是考不上大学，这工厂就没人考得上。两个班长都是初中生，不知深浅，将信将疑。不过看着这许多人来找我，知道他们的池子里大概有条大鱼。
这话在厂里传开了，惹得武汉那拨中学生不服气，哪有那么厉害。俗话说满罐子不晃荡半罐子晃荡，尽管上中学时文革前的高考题我都会做，但我深知学无止境，山外有山。就武汉六中里那帮老高三就都比我强，他们可是经过文革前中学严格训练出来的，不像我大部分都是自学得来的，因此夹着尾巴闷头复习。怎奈我的那帮中学同学自己不行，拿着我到处吹，和武汉那帮中学生较劲。我们厂有个清华毕业的技术员，从北京搞来了一道平面几何题，说是文革后北京中学数学老师摸底考试的题目，全北京只有几个特级数学老师答出来了。他说自己试了试，做不出来。找了几个武汉六中的高中尖子试了试，也不行，大概插队后久疏征战。于是找到我，让我试试。我上中学时对数学有种偏爱，只要有点难度的题，我就上瘾，可以茶饭不思，想上几天几夜。这样不但可以减轻我当时心中的苦闷，还能给我带来许多乐趣，我曾经幻想当一名数学家，经常梦见牛顿，爱因斯坦。这显然是一道难度很大的几何题，要不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做不出来。这我就更要做了，我的瘾又犯了。
我苦思冥想了两天，没有头绪，用几何的条条框框实在做不出。中学数学里有句名言：代数繁，几何难，三角的公式记不完。偏偏我三角的公式记得很全。这道题虽然是道几何题，但根据设定的条件，好像可以用三角的方法来解。我豁然开朗，另辟蹊径，马上设边求角，套用了许多三角公式一一推算，很快就解决了，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我将答案交给清华技术员，他一看马上欣喜若狂，眼镜一闪一闪地看着我说，果然有点名不虚传。于是我终于在厂里正了名。
有中学同学向我传话，说许多同学都回到中学让老师辅导，大家都询问我为什么不来。老师们说，会的不来，不会的才来。上中学大家都不学的时候，我可没少向他们讨教。在那知识倒霉的年月看见我虚心求教，孜孜不倦，有些老师含着泪说，现在还有学生这么刻苦用功，让我们这些被人瞧不起、反师道尊严的对象不枉教书一场，大家都学习的时候你学得好，是一回事，大家都不学习的时候你学得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于是悉心辅导，倾囊相授，我的成长，倾注了许多老师的心血。其实我们中学文革前是湖北省一个响当当的重点名牌中学，升学率稳定在百分之七八十。武汉顶尖一中二中华师实验附中不服气，一个县的中学哪有这么厉害，升学率比我们还高？于是派人来听课，回去后服了，厉害厉害。那时大学招生少，没有博士生，只有很少的硕士生。想读博士硕士，得上苏联，称为博士付博士生。因此那时的大学生和现在的大学生不可同日而语，乃百里挑一，素质高，比现在的博士生还吃香。要夸奖一个人有知识、有本事，就说，那当然，他家里有大学生，还不用自己是大学生，搬一个出来就行。一个学校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考上大学，由此可见我们老师的水平，名师出高徒。春秋战国时的“随侯之珠”讲的就是这里。我离开后几个月，这里出土了震惊中外的曾侯乙墓。另外相传这里还是炎帝的故乡。乃人杰地灵之邦也。
当然我有软筋，不一定能上得了大学，那就是政审。想考试得先报名。我来到厂部教育科，填写申请表。见我来了，大家都和我热情地打招呼，腾出一块地方。没想到人这么多，我有点犹豫，当着这么多人面，这表怎么填。林科员递过表来，我接过后说：“要不等人少些我再来。” 以前凡是遇上填表，我都是背着人填，偷偷地递上去。
“不用，现在就填。”他递过来一只自来水笔。
填就填吧，反正得过这一关。我拧开帽盖，众目睽睽下硬着头皮填好表，上面除了我是工人，其他都是剥削阶级。为了这些和我不相干甚至没见过面的剥削阶级们，文革中我受尽了人间歧视，遍尝苦涩。现在文革刚结束，不知套在脖子上的这根绞索能不能松开？刚才还热情洋溢的众人，这时都鸦雀无声，望着我，表情很复杂。报完自愿，我默默地走出房间，感觉到背后众人都在盯着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里的诸葛孔明。
四
考试这天，父亲陪着我和小弟来到考场。考场设在县城实验小学，一片灰瓦房教室。天寒地冻，操场旁光秃秃的树上寒鸦呱噪，阴霾的天空下黑压压都是人群。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们个个兴奋异常，胸前口袋里都别着一只自来水笔。我现在在网上看新闻，每年都有无数父母陪着子女参加高考，一个个站在大门外翘首以待，感人肺腑。但和我们那届高考比起来，那感人的场面可就差远了。除了父母的殷切期望，更有同学的鼓励，同事的祝福，妻子的许愿，更有拖儿带女的责任，十年积压的中学毕业生都来了。看见一长一幼相伴而来，以为年长的送年少的来考试，相问之下，原来是姑姑和侄女或舅舅和外甥一同来考试。还有一男一女抱着小孩站在那里有说有笑，亲儿逗女，以为是妻子送丈夫进考场，开考铃声响后，两人将手中的孩子交给旁人，双双走进考场，孩子哭了也不回头，颇为悲壮。当然像兄弟姐妹同考场那更加比比皆是，像我和小弟一样。尽管这里面的许多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刷下，千军齐过独木桥，但也义无反顾，昂然向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历史的机遇岂可错过。更可悲的是许多老三届的高中生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参加高考，这天也到考场外站着，满眼热泪地望着考场凭吊逝去的青春年华，希望人生再来过。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倾其心力全力培育后代，望子成龙，完成自己未竟的人生理想。我实验室有些中国学生的父母当年就是这样，因此我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要是我当年上不了大学，我的子女恐怕也和他们一样。
进了教室，坐在狭小的课桌旁，中学时光恍然又回到眼前，好亲切，连桌子上刻的刀印都看得那么舒服。同桌的是我们厂武汉六中毕业的一个工人，胡子拉碴，两人互相鼓励，一定考好。钟声响过，试卷发下来，教室一片挥笔疾书的沙沙声。监考老师来回踱着步，神态安详地看着考生答题 , 几多鼓励，几多期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因为试题简单，我很快答完题，回过头来检查题目时，邻座的考生已经站起来交考卷了。我不急，不慌不忙，一定要检查完善，不留遗憾，一锤定音。操场的大钟敲响了，时间到。
出来后，父亲期许的目光望着我，我点点头，告诉他可以。
吃了中饭，下午再考，有些桌子前己经空空，大概上午没考好，不来了。考了两天，手都写酸了。考完后，考生们表情各异，有兴高采烈的，有默默无语的，有痛哭流涕的。因为上班十分紧张，我基本没有时间复习政治和语文，理化也匆匆一瞥而过。不过和中学老师们对过题后，心里有了底，特别是数学，都对。
回到厂里宿舍，忽地一下都围了上来。我们车间调度何师傅喜欢收集高考数学题，他有文革前历年数学高考试题和答案。听说我回来了，迫不及待地来到我房间，急切切地问我还记不记得考过的数学试题，我说当然记得。于是我口述，他记，全部默写下来，包括我的答案。写完后，他心满意足地弹着稿子说：“这下全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有天突然车间外人生鼎沸，说初榜出来了，于是赶快丢下手中的活跑出去看。厂办小红楼前贴了红榜，前面人头攒动，像科举时代揭榜一样热闹。
“小严，你的名字在上面。”车间许多师傅迫不及待地老远就冲着我嚷。挤进去一看，可不，我排在第三位，一颗石头落了地。有人拍我的肩头，回头一看，是考试时坐我旁边的那位，他也金榜题名。数了数，一共十六位，大部分都是武汉六中的老高三。不期然瞥见佩远远地站在人群外面，看见我伤心地扭过头疾步离开，因为高考复习，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来为难我了。再往远一点望去，那三个曲高和寡的青工站在车间大门前，默默地望着这边，一声不吭。
初选是上了，不知最后录取如何。过不久，厂子弟小学的两个老师接到了外省学校入学通知书，一个复旦新闻系，一个哈军工。上复旦的是我中学同学李辉，现在是人民日报的主任记者，写过不少名人传记，在大陆有点名气。考完后大家都对过题，我的分数一定高过他许多。这不由得让我又担心起自己的家庭影响来。该不是又政审不合格吧，到这份上要是还上不了大学，死不瞑目。我神情恍惚，情绪低落。听说我还没接到通知书，李辉的父亲到我家来，极力安慰我，说录取是迟早的事，不必担心。碰到的人也都这么劝我，但我失眠了。
过了几天，早上正在车间上班，一群人呼啦啦涌进车间大门，走在前头的教育科林科员将录取通知书高高举在头上，老远喊道：“小严，你录取了！”
“你录取了。”“你录取了。”“你录取了。”。。。。。。这声音在车间回荡，合着机器的轰鸣。这声音更在我脑海里回荡，经久不息，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全车间的工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向我行注目礼。
接过录取通知书，却难掩失望，因为上面写着武汉大学病毒学专业，而不是我填写的无线电传播专业（后来的空间物理系），虽然是第一志愿大学录取。我当时猜想，可能无线电传播专业属保密性质，我的政治条件不合格，转到病毒学专业。但我猜错了。上大学后当年招我的丘老师告诉了许多内幕。
因为文革刚结束，七七届招生乱象万生，各个学校招生老师哄抢考得好的考生。其实按当时湖北省的规定，先省外，后省内，先好学校，后差学校，从高到低，择优录取，依次发榜。我因为数学考了一百分（湖北考一百分的不到二十个），自然成了香饽饽。据说北大一定要我，尽管北大化学系是我的第四志愿。北大当时在湖北的分数线定在二百七十，能上这个分数线的寥寥无几，我的考分是二百八十七。但武大不放，说武大是我第一志愿。武汉医学院也点名要我，母亲怕其他学校不录取我，活动了关系。当时武大每个系都派了一名招生老师，因此学校内部也有互抢的现象。丘老师说，当时看见一个数学考了一百分的考生，甚希奇，想都没想就将档案放进公文包里，谁要都不给。武大生物系是当时全国的第一块牌，其中的病毒学专业（后来的分子生物学系）被定为重点带头学科，因为病毒学的高尚荫教授是全国仅有的两个生物学一级教授之一（另一个是谈家桢），有优先选择权。但因为了解的人太少，成绩好的都不报这个专业，只好到处乱抓好的，要保证质量。我说数学考得好不一定病毒学就好哇。他狡捷地一笑，说：“数学好的，那脑子会差吗？”听后我哭笑不得。上大学后，我还真活动过，想回空间物理，学校已经同意了。但关系人说，你可要想好了，当高尚荫教授的门徒，将来前途无量。丘老师知道后，极力劝我留下，说像你这么出类拔萃，一定不会亏待你。和家人商量后，考虑再三，我没有转。果不其然，系里对我极为器重，当了四年学习委员，出了国，因祸得福。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个生物学家，少了一个物理学家，地球照样转。以后到了美国，发现当时的决定太对了。搞物理的一点出路也没有，好些人出国后读了一个物理博士，找不到工作，又读一个计算机博士，为生活计。反之生命科学却是欣欣向荣，现在我的科研经费一百万两百万地拿。此是后话。
“小严，还愣着干什么？把工作服脱了，回家啊。”徐师傅提醒我。
一句话提醒了我，原来我已经不属于这里了。这世界的变化也太快，一切都在转眼之间。
我骑上心爱的绿色飞鸽，飞奔回家。大街上碰见母亲同科室的肖医生骑着车子买东西。听见我被录取了，他狂欢，马上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开路，一路呼叫着直奔医院。在门诊楼前停好自行车，两人一路直奔上楼。
“王医生，你儿子被大学录取了！”一进五官科的门他就直呼，母亲大喜过望，连病人们也连连贺喜。听说是病毒专业，正中她下怀。讨论报什么学校时，她和父亲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父亲要我学电力工程，说我是个工程师的料。母亲要我学医，说我特别适合当眼科医生。都说自己有一生的本事要传给我。报自愿的时候只好折衷，第一自愿是我自己挑的，第二自愿是父亲挑的，第三自愿是母亲挑的，然后北大清华复旦。这个病毒专业虽然不是医，差得也不远了。
“今天食堂打饭多要几个菜，加餐！”她吩咐道。
刚回到家，医院家属宿舍里就传开了。有意思的是医院一个党支委的小姑子急冲冲地跑到我们家来，要看录取通知。看完后脸红脖子粗地质问我，为什么她的侄儿小李毛没有收到通知书，他也报了武大。我怎么知道，收回通知书不给她看了。这女人歪歪扭扭，欠揍。文革中他们一直整我母亲，以为像工农兵大学生一样，只有他们无产阶级的子弟才配上大学。我没少和大李毛小李毛兄弟俩打架，曾经打得他们头破血流，考大学，那就更不是对手了。她本还想无理取闹一番，无奈许多人都前来道喜，自觉无趣，灰溜溜地走了。听说小李毛大哭了一场。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永远不是你的，许多人都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来道喜的众人中，有个叫王付建的中学同学，腿有点瘸，得过小儿麻脾症，和我关系不错。
“你亏了，亏了，亏了。”他小眼睛眨巴着说。
“怎么亏了？”我不得要领。
“你看，你一个月二十四块钱的工资，一年二百八十八块，四年一千一百五十二块，还不算三年学徒期满增加工资的部分。这么多工资都拿不到，损失太大了。而且家里还要补贴生活费，太划不来了。”他那瘦削的脸非常遗憾我的损失。“出来后还是个臭老九。”末了加一句。
原来他在给我算经济帐、政治帐。
“那我不读了？”我问。
“话说回来，还是读书的好。我们这帮人中有个把读书的，显得我们有文化。看你的了。莫忘了我们。”这么多年了，我本有可能忘了他，但他的那一笔帐算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折射出我们那一代人中的某些境界。
厂里最终没有走成几个人，老三届初试合格的考生里一个也没有被录取，因为年龄偏大。碰见考场上和我同桌的那位，他直摇头，羡慕我羡慕得不得了。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考得很好，可惜时运不济。正因为他们心知肚明，因此报考自愿时，全部只填北大，清华，复旦，死也要死得壮烈。畏于他们的杰出和集体自杀，吓得我当时不敢将北大列为第一志愿。后来得知，我们那届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多一点。我们能够上大学的幸运儿，自然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七七届是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来自于社会。我们不光是为自己而学，我们也是为了那些没能上大学的同龄人而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大家推荐出来的代表，负有历史责任，只许学好，不许学坏。当我们离开大学多年后，许多老师还非常怀恋我们这届大学生，说再也没有哪届学生有七七届的大学生那么刻苦认真，勤奋好学了。许多人都不懂这是为什么，只有我们自己懂得，因为我们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七七届是一个独特的大集体，我们将自己这代人的荣誉视为比生命还重要，我们是时代的弄潮儿。
车间在二楼办公室里开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欢送会。团支部书记代表大家向我和也考上大学的付建发了纪念品，一个脸盆和一个笔记本。本班组的师傅们都红着眼睛，那个帮他们磨钻头的小严要走了，都舍不得。佩一声不吭，眼睛里闪着泪花。我在工厂刚好呆了一年，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生命中的一道亮丽彩虹。它将我生命中的黑暗和光明截然划开。这里是我人生的一个跳板，我怀恋那里的日日夜夜，怀恋那里的师傅们，怀恋那里的机床轰鸣，怀恋那里热火朝天的劳动生产竞赛，怀恋那里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我的心里从此泻进了一缕阳光，长出了青草，长出了花朵，有了今日的春华秋实。
一九九一年我回去过一次，见了以前的黄师傅。车间项主任也升成了厂长。但厂里的情况已大不如从前，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除了还继续生产少量油嘴，改为生产电梯了。临走时工人们送了几个油嘴给我作纪念。待我二零零七年再回厂时，由于竞争不过，一部分厂房已经变卖给私营企业了，连那熟悉的大门都不见了。问了几个人，当年那些师傅们在哪里？都摇摇头，不知道，几千人的国营大厂就这样没了。我要是还留着那里，恐怕也成了下岗工人中的一员。
湖北油泵油嘴厂只存在于我甜蜜而美好的回忆里了。写这篇文章时，我拿出当年的工作证，热泪盈眶。
二零一一年月十日至二十六日初稿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改稿
摘自 《美国严教授 纪实文学 》（https://www.amazon.com/Yan-Autobiography-Chinese-Cong/dp/197439932X/ref=sr_1_1?keywords=cong+yan+autobiography&qid=1552501709&s=books&sr=1-1-spell）
日子过得头没脑的，但走到今天的视野和格局，才知道那是多么丰厚的人生历练和写作资源：）赞
我想在“文学城”发帖文，可是不知如何上传。如果您懂，请提供操作程序。多谢！
一
早春时节，我离开生活了两年半的农村，进了工厂，从农民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还发工资。尽管学徒工当时只有二十四块钱一个月，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这是铁饭碗。那感觉和我二十多年后在美国成为终身教授一样，不愁了。当我拿到工作证小红本本时，格外珍惜。我抚摸着塑料封面，感慨万分，不仅仅是我有了一份正式工作，还意味着我政治上的翻身，在我的政治履历上，终于出现了工人字样。厂里曾经想调我到厂子弟小学去教书，我不干，好不容易当上了领导阶级，怎么可以轻易放弃。走在厂区的宽广大道上，两旁厂房栉比排开，机器隆鸣，铁削飞舞，机油味沁人肺腑，一派生机勃勃，令人向往，让人自豪，亲切异常。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鸟，快乐而轻快地飞翔。
我们厂是个大厂，几千人，里面的老工人不多，大部分都是新工人。新工人主要由老转（转业军人）和知青组成，因此显得生气勃勃，富有朝气。老转们文化不高，但政治过硬，有许多党员，经过部队的严格训练，纪律严明。比我们先进厂的知青主要是武汉六中老三届的高中生，他们对口下放到我们县。文革前的武汉六中是武汉市重点高中，能进六中的都是些尖子学生，学习非常优秀，让人肃然起敬。他们中的许多人刚刚结婚，有了小窝。厂里还有一些老三届的初中生和技校生，再就是我们这些后来的所谓文革高中生，滥竽充数，良莠不齐。
一进厂发了蓝色工作服，工作帽，白线手套和翻毛皮鞋，大家穿着，外表有了点工人味道，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然后进行政治学习，搞点正步走之类的小军训，强调工厂纪律。当知青野惯了，有点不习惯，年轻人在一起吵吵嚷嚷，打打闹闹，今天你迟到，明天我早退，后天又有人请病假。带队组织学习的工人刘师傅发怒了：“你们还像不像工人阶级？”这些刚进厂的青工们一排排坐在那里，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觉得像，有人觉得不像，意见不统一，原来有个人的背上被偷偷地贴上了一只纸乌龟，等他明白过来，引起一场哄堂大笑，特别是那些青年女工们流着眼泪，笑得东倒西歪。带队的师傅真怒了：“把你们都退回去！”于是不闹了，鸦雀无声，乖乖听话，学习文件，批判四人帮。末了刘师傅还加一句，“你们的工种分配根据现在的学习表现来分”，于是大家更不敢闹了。
带队师傅特别强调安全生产，说不久前有个女工不按条例上班，两条大辫子油光滑亮，舍不得卷到工作帽里面，结果给绞到车床里了，整个头皮都被揭了下来，听得毛骨悚然。下面刚进厂的女工们一片惊叫，纷纷将辫子卷到头顶，用帽子戴好。有的说干脆剪短发算了，免得出意外。看来这帮知青还是晓得厉害地，工人阶级改造知青的方法和农民就是不一样。
所有参加工作的青工都分了集体宿舍，几个人共一间房，上下铺。一根绳子从这头拉到那头，上面挂满了洗脸洗脚的毛巾，墙角一排热水瓶，脸盆摞起来。楼上楼下都是我们这些青工们，五湖四海，男的女的，串门聊天，热闹非凡。有的还谈起了朋友。
青工里有三个武汉知青，有点特别，父母都是武汉市一个中学的老师，自称三剑客。一个乒乓球打得好，一个手风琴拉得好，一个围棋下得好，抱成团，有点神秘兮兮。
想和那乒乓球打得好的打一场，他婉拒道：“高手和低手打得不过瘾。”不打。
想和那手风琴拉得好的学一招，他耸耸鼻子：“这不是一般人学得会的。”不教。
想和那围棋下得好的下一盘，他不肖一顾：“跟不会下的人下冒得（没有）味道。”不下。
像三个曲高合寡的寡人。
还有一位刘姓青工，性格温顺，唇红齿白，皮肤白皙，柳眉如画，莺声细语，眼含秋波，口未开，脸先羞成桃花红。一转身，一回首，男儿变作女儿家。有帮武汉青工老喊他林妹妹。他要是个女的，真的很漂亮，厂里没有几个人比得过他。他时常到我们房间来坐坐，借点饭票什么的。我借给他的饭票，一直到我离开工厂都没有还给我。
学习完后开始分车间，有前房和后房车间之分。前房车间出产品，后房车间搞维修。我和另外七个新工人被分到前房油嘴车间钻工组，五男三女，为油嘴（油泵里喷油的关键装置）打喷眼。我们组班长叫汪天明，副班长叫江国才。两人性格迥异，一个热，一个冷，一个阳，一个阴，配合得很合缝。工厂里时兴师傅带徒弟，每个新工人都配备一个师傅。其实这些师傅都很年轻，二十多岁，大部分以前也是知青，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早进几年工厂而已。我师父叫黄翘义，是技校毕业的，武汉人，进工厂才两年。我放眼望去，偌大一个车间，就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岁的，除了车间主任和书记。我们车间项耀球主任是一个文革前太原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胖胖的一个西北汉子，不高，大概快四十岁了。车间书记姓冯，有五十了，干瘦蜡黄。车间副书记是个姓陈的女的。
师傅告诉我不要小瞧了这钻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倪志福就是钻工出身，听得我肃然起敬，谁不知道倪志福，大名鼎鼎。因为发明了倪志福钻头，成了全国劳动模范。其实，他的发明很简单，就是在钻头顶端用砂轮开一个槽（或者几个槽，根据钻头的大小），让铁削有个出口。因为有了这个槽，钻头的速度和寿命大大地提高了。全世界的工人都没有想到这个槽，他想到了，就像当年哥伦布将鸡蛋立起来一样。其实这槽的大小，深浅，以及和钻头顶面的角度大有学问。因为我们用的钻头很小，在砂轮上开槽的技术就很难掌握，力度轻一点重一点都不行。没事的时候我就琢磨这技术，慢慢地我摸到了门道，磨出来的钻头下钻时很轻松，钻孔不费力，每根钻头打的孔比别人都多，花的时间也少，我能很快地完成每天的定额。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你老在那里磨，看着人家砍柴，还是挺着急的，很快班组里其他师傅都让我给他们磨钻头。我们一天白班夜班两班倒，排班时都愿和我排在一起，特别是转业军人老易，手脚不灵光。我们班组有七八台钻床，最好用的是一台五十年代从苏联进口的老式台钻，为方便老易，由他专用。
我无事喜欢满车间转，看新鲜，到别的班组学技术。靠近我们组旁边的是车工组，为油嘴打毛胚，一排排车床油光瞠亮。一有机会，我就过去套近乎，和他们班组的人混得很熟。里面有个女王师傅，也是技校毕业，一聊天，原来在武汉时我们同住航空路电业新村，她母亲是我上航空路小学时的教导主任，她父亲和我父亲是同事，而且还是江苏同乡。两人谈得来，不碍事的时候她让我上到车床上来两下，偷学了不少车工技术。搞得我们班长和师傅提高警惕，笑着警告她不要打我的主意。
我们车间有一台从日本进口的精密机床，管理这台机床的是一个叫瞎子的青工，只因他戴了一副眼镜，很有点学问的样子，人长得精瘦。没事的时候我就蹭过去和他聊天，打精密机床的主意。他不让我碰，说这机床四十多万从日本买回来的，出了事他赔不起。于是我就站在旁边看他操作。瞎子嘴上功夫好，挺能吹，头头是道，也不知是真是假。车间有许多他武汉中学时的同学，都很佩服他。讲起他在文革串联和大辩论时的故事，有声有色，有舌战群儒的本领。
我们车间最后一道工序是磨工，苦力活。一台大机器先将钻好孔的油嘴粗磨，然后手工细磨。细磨在楼上，一排工人坐在那里用沙纸打磨，满手油腻，“林黛玉”也在里面，糟蹋了那双纤纤素手。
除了我们车间，我有时还到其它车间转悠。有一次在后房维修车间，碰到一群工人在看图纸，有点看不懂的地方。我凑过头去，插嘴应该这样这样。大家抬起头来看着我，不知何方神仙，眼睛一瞪，一个青工懂个屁。正好他们师傅一个七级工过来，看了图纸后和我说的一模一样。那七级工说我看图有三级工的水平。须不知上中学时我学过。文革时中学教育改革，学以致用，分为学工班，学农班，文艺班，体育班等等。我们班是学工班，数学老师改教工厂绘图，那水平教我们绰绰有余，还到工厂实习过，没想到还挺实用。中学老师还教过我们算利息，地主剥削农民，放高利贷，利滚利，若干年后是多少，让我们推算出公式来。没想到后来到美国买房算房屋按揭一下子就用上了。
有时中午吃饭时，一群年轻人就在厂区的大道上踢足球，和对门车间比赛。
反正我这工人当得有滋有味，一切新鲜。
二
我住在厂里，时不时骑着自行车回家。当时自行车有三大名牌，上海出的“凤凰”，“永久”，和天津出的“飞鸽”。其中飞鸽为上品，非常俏皮（漂亮），市面上很不容易搞到，每年分到我们县里就几张票子。我母亲通过熟人搞到了一张，买了一辆心仪的飞鸽。当时的自行车大部分是黑色的，而我的是一辆墨绿色的，包链（链条包在铁皮盒子里），带旋转不锈钢银色车铃，按一下发出一串清脆的铃声。父亲变电站的一个电工看见后爱不释手，比我还心疼这辆车。怕碰掉油漆，他用粉红色的橡皮细管将车杠包起来，还为链条盒镶了一层边，将车子装扮得漂漂亮亮。
我用发的工资在县百货大楼买了一件当时很时髦的白色短袖港衫，一条军绿的确良长裤。穿着这身行头，骑着崭新的墨绿飞鸽，穿小巷，过大街，奔驰在郊区的原野上，桃花红，梨花白，耳边风声响起，衣衫飘舞。到了厂区，工人们纷纷停下来注目，引来一片惊羡的目光。
我将车停在厂门口的停车场里，在一片脏兮兮油乎乎的自行车里，显得格外耀眼醒目。班长路过，看见了心疼，问我为什么不将车停在宿舍里。我说我住四楼，扛上去不方便。他让我将车停在他二楼的宿舍里。当然，遇有空他骑上我的自行车出去兜风。
有一天我上夜班，专心地打着眼。一股脂粉气在一片机油味中隐隐约约地飘散过来，先没在意。忽然发现身旁站了一个人，那股脂粉气外加雪花膏的香味就有点刺鼻了。抬头一看，原来是同班组的佩站在眼前，大概刚洗过澡，卷曲的黑发还有点湿漉漉的，一条手绢挽在脑后，身着一件花格的确良短袖上装和一条蓝裙子。平时只见她穿工装，这天她上白班，下班后一身清爽地来到车间不知干什么。佩是武汉知青，和我一同进厂，白白的很丰满，眼鼻的排列和卷曲的头发有点像商店里的洋娃娃，特别那眉毛微微上翘，很可爱。因为微胖，丰腴的脸颊一边一个小酒窝，外加一只殷桃小口，笑的时候这三点加上灵俏的黑眼睛蜜兮蜜兮很生动。她和前面提到的那三个曲高合寡的青工是一个知青点的，父母也是武汉一所中学的教师。听曲高合寡的青工说，和许多保守的女青年不一样，插队时佩喜欢哼唱文革前的一些浪漫小曲，特别是前苏联的，思想有点开放。因为嗓子丰厚，她说话声音有一种女中音的磁性，想那歌一定很好听，富有情调。
正在我头晕目眩时，远处的女徐师傅向我挤眉弄眼，脑筋一开小差，啪，钻头断了，报废了一只油嘴。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美丽景观我有点不知所措，手忙脚乱，想换一个钻头，结果工具不听话掉到了地上，狼狈不堪。
佩乐了，笑着说：“休息一下，这么积极搞么事萨（干嘛）？”
我俯下身子捡工具，想避开她：“车间这么脏，穿这么干净，小心弄脏了。”我低着头不看她，劝她离开。她一动不动，裙子的下摆在我面前晃动，凉鞋里没穿袜子的脚背又白又滑，十个脚趾头翘着看我。我赶快站起身，脸已经不听话地红了起来。她背后易师傅很友善地冲我笑，也看出了名堂。
她很大方，也不怯场，有话无话地聊，搞得我浑身不自在，反正那天晚上我的工作量没完成。要命的是第二天晚上她又来了，车间里白炽灯明晃晃地照着，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芒刺在背。到了后来夜班加餐时，她连饭都给我送来了！饭票也不要我出。这个这个怎么办呢？
每个月底共青团员都要进行车间大扫除，我站在窗台上擦玻璃时，她就主动为我提来一桶水，帮我把脏抹布洗净，然后又递给我。劳动时她愉快地哼着《喀秋莎》小调，果然好听，那感觉有点像苏联小说中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劳动着，并愉快着，为了共产主义美好的明天。我不小心擦汗抹了一下脸，油腻把脸弄黑了，逗得她笑声朗朗。老喜欢和她在一起的部队子女张改然也一起笑，小辫子摇来摇去，还喊大家都过来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这只蝴蝶在身边飞来飞去，这个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组有个女师傅，长得有点好看，已婚，因为丈夫性无能，守活寡，于是移情别恋，和同班组的冷长江师傅明里暗里来往，别人闲言碎语也不理会。有理解的，也有不理解的，一对苦鸳鸯。女师傅的丈夫还到车间来闹过，骂他们一对狗男女。他们也不还嘴，也不吵，继续往来，情笃愈深。女师傅上夜班时，冷师傅也经常晚上来看她，给她送吃的。女师傅就是佩的师傅。上大学后有次搭车回家，在武汉 10 路公共汽车上碰到了冷师傅，他说已经和佩的师傅结了婚，两人一起调到安陆县的一个工厂，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事慢慢有点传开了，那几个曲高合寡的青工见了面开起了玩笑，我极力否认，一点用也没有。我成了一个“受害者”。我此时不想谈恋爱，因为在我心中还有更高的追求。文革时我家的政治环境一片凄风苦雨，年少磨难，愤激中暗下决心，这一辈子要是实现不了人生的理想，就像我两个舅舅一样终身不娶。尽管当时文革刚结束，我这愤青奋发图强的决心理想不变，要想成大事，岂可儿女情长，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如是说。可惜佩不知我心中的打算，一切努力如东流水，碰上了一颗不开花的铁树。可能大凡有志的男青年都会得到女孩子的青睐，谁不愿意和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伴侣相伴终身呢？上中学时当知青时明里暗里遇到过不少，有些还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带来过脉脉温情，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但我只能做如此选择，先大我，后小我。其实许多人都是可以许配终身的，只是时候不对，心情不对，成不了姻缘，这样一直到了二十四岁考上了出国研究生，才有了第一次恋爱。有时和我太太一起重温各自的这些花开花谢的陈年往事，味如青果草莓，清涩无比，温馨满怀。当然有时也开玩笑，要是有一方当时立场不坚定，恐怕这一辈子就走不到一起来了。
三
慢慢的社会上有了传说，要恢复高考了。大家纷纷打探小道消息，奔走相告。先说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不同意恢复高考，后又说刚出来的邓小平批评了刘西尧，坚持恢复高考。也不知哪条是真，哪条是假。一直到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家才吃了一颗定心丸，这已经是七月了。我当时心情的那份兴奋和激动，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给我一个支撑点，我就会转动地球。现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那是绝地逢生，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幻想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一线曙光。相信当时的过来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永世难忘。为了上大学，我们这一代人真的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湖北高考日期定在了公元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6 － 7 日，考数学，语文，政治，理化四门。外语则 8 日考，一般考生不要求。我开始了争分夺秒的复习。上白班的时候我晚上看书，上晚班的时候我白天看书。骑车上下班时脑子还想着题。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前途一片黑暗，差点连高中都不让我上。母亲经常鼓励我说，人类不可以没有知识，不可能没有文明，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学习。将来要有可能，一定要上大学。这话就像在我黑暗隧道的心中点燃了一盏长明灯，照耀我前行，永不熄灭。众人皆醉我独醒，因此上中学时没有荒废学业，向老师学，向书本学，励精图治，奋发向上。数理化，文史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不偏不废，统统往肚子里装，深得老师们的喜爱。这千载难逢的高考机会，父母和我一样高兴，他们对自己的儿子充满了信心。他们不会当官，不懂经商，但有的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在我复习期间，家务活一概不让我碰。母亲经常给我和弟弟下鸡蛋挂面，泡红糖水，保证营养。
高考的春风吹遍了我们厂的每一个角落，三三两两，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到处都是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谈论复习，交流各种资料，都想搏一搏。那三个曲高合寡的青工从武汉父母那里搞来参考书，关起门自己复习起来，有点神秘。佩的家长也给她寄来了参考书，已经不怎么烦我，销声匿迹复习去了。看来大家都知道轻重。我则回到中学向各位老师借了文革前的复习提纲和各类习题。众老师皆曰：好好考，等你的好消息。
我们厂长是一个八级工人，劳动模范，见此情景，心生不满，他在工厂大会上宣布，为了加快生产进度，周末不休息，加班，引来下面一片骂声：这个孤老（他没有结过婚）。这话当时是不近人情的意思，咒他无后。但这丝毫也影响不了年轻人复习的热情和干劲，于是车间就成了复习的场所，大学出身的车间主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复习，巴不得车间多考上几个。
突然间，我的周围聚集了一大帮人，都是我中学时的同学，特别是旁边车工班的付建，经常来和我讨论数学题，有时围得水泄不通，搞得我们班长很不高兴，影响工作进度。我没办法，怎么赶也赶不走，走了一拨，又来一拨。
班长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都来找小严，像你们的老师一样。其实上中学时，我经常辅导他们，因为老师教他们教得头痛，不长进。
我的那帮同学说，小严恐怕在你们这里待不长了，他要是考不上大学，这工厂就没人考得上。两个班长都是初中生，不知深浅，将信将疑。不过看着这许多人来找我，知道他们的池子里大概有条大鱼。
这话在厂里传开了，惹得武汉那拨中学生不服气，哪有那么厉害。俗话说满罐子不晃荡半罐子晃荡，尽管上中学时文革前的高考题我都会做，但我深知学无止境，山外有山。就武汉六中里那帮老高三就都比我强，他们可是经过文革前中学严格训练出来的，不像我大部分都是自学得来的，因此夹着尾巴闷头复习。怎奈我的那帮中学同学自己不行，拿着我到处吹，和武汉那帮中学生较劲。我们厂有个清华毕业的技术员，从北京搞来了一道平面几何题，说是文革后北京中学数学老师摸底考试的题目，全北京只有几个特级数学老师答出来了。他说自己试了试，做不出来。找了几个武汉六中的高中尖子试了试，也不行，大概插队后久疏征战。于是找到我，让我试试。我上中学时对数学有种偏爱，只要有点难度的题，我就上瘾，可以茶饭不思，想上几天几夜。这样不但可以减轻我当时心中的苦闷，还能给我带来许多乐趣，我曾经幻想当一名数学家，经常梦见牛顿，爱因斯坦。这显然是一道难度很大的几何题，要不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做不出来。这我就更要做了，我的瘾又犯了。
我苦思冥想了两天，没有头绪，用几何的条条框框实在做不出。中学数学里有句名言：代数繁，几何难，三角的公式记不完。偏偏我三角的公式记得很全。这道题虽然是道几何题，但根据设定的条件，好像可以用三角的方法来解。我豁然开朗，另辟蹊径，马上设边求角，套用了许多三角公式一一推算，很快就解决了，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我将答案交给清华技术员，他一看马上欣喜若狂，眼镜一闪一闪地看着我说，果然有点名不虚传。于是我终于在厂里正了名。
有中学同学向我传话，说许多同学都回到中学让老师辅导，大家都询问我为什么不来。老师们说，会的不来，不会的才来。上中学大家都不学的时候，我可没少向他们讨教。在那知识倒霉的年月看见我虚心求教，孜孜不倦，有些老师含着泪说，现在还有学生这么刻苦用功，让我们这些被人瞧不起、反师道尊严的对象不枉教书一场，大家都学习的时候你学得好，是一回事，大家都不学习的时候你学得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于是悉心辅导，倾囊相授，我的成长，倾注了许多老师的心血。其实我们中学文革前是湖北省一个响当当的重点名牌中学，升学率稳定在百分之七八十。武汉顶尖一中二中华师实验附中不服气，一个县的中学哪有这么厉害，升学率比我们还高？于是派人来听课，回去后服了，厉害厉害。那时大学招生少，没有博士生，只有很少的硕士生。想读博士硕士，得上苏联，称为博士付博士生。因此那时的大学生和现在的大学生不可同日而语，乃百里挑一，素质高，比现在的博士生还吃香。要夸奖一个人有知识、有本事，就说，那当然，他家里有大学生，还不用自己是大学生，搬一个出来就行。一个学校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考上大学，由此可见我们老师的水平，名师出高徒。春秋战国时的“随侯之珠”讲的就是这里。我离开后几个月，这里出土了震惊中外的曾侯乙墓。另外相传这里还是炎帝的故乡。乃人杰地灵之邦也。
当然我有软筋，不一定能上得了大学，那就是政审。想考试得先报名。我来到厂部教育科，填写申请表。见我来了，大家都和我热情地打招呼，腾出一块地方。没想到人这么多，我有点犹豫，当着这么多人面，这表怎么填。林科员递过表来，我接过后说：“要不等人少些我再来。” 以前凡是遇上填表，我都是背着人填，偷偷地递上去。
“不用，现在就填。”他递过来一只自来水笔。
填就填吧，反正得过这一关。我拧开帽盖，众目睽睽下硬着头皮填好表，上面除了我是工人，其他都是剥削阶级。为了这些和我不相干甚至没见过面的剥削阶级们，文革中我受尽了人间歧视，遍尝苦涩。现在文革刚结束，不知套在脖子上的这根绞索能不能松开？刚才还热情洋溢的众人，这时都鸦雀无声，望着我，表情很复杂。报完自愿，我默默地走出房间，感觉到背后众人都在盯着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里的诸葛孔明。
四
考试这天，父亲陪着我和小弟来到考场。考场设在县城实验小学，一片灰瓦房教室。天寒地冻，操场旁光秃秃的树上寒鸦呱噪，阴霾的天空下黑压压都是人群。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们个个兴奋异常，胸前口袋里都别着一只自来水笔。我现在在网上看新闻，每年都有无数父母陪着子女参加高考，一个个站在大门外翘首以待，感人肺腑。但和我们那届高考比起来，那感人的场面可就差远了。除了父母的殷切期望，更有同学的鼓励，同事的祝福，妻子的许愿，更有拖儿带女的责任，十年积压的中学毕业生都来了。看见一长一幼相伴而来，以为年长的送年少的来考试，相问之下，原来是姑姑和侄女或舅舅和外甥一同来考试。还有一男一女抱着小孩站在那里有说有笑，亲儿逗女，以为是妻子送丈夫进考场，开考铃声响后，两人将手中的孩子交给旁人，双双走进考场，孩子哭了也不回头，颇为悲壮。当然像兄弟姐妹同考场那更加比比皆是，像我和小弟一样。尽管这里面的许多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刷下，千军齐过独木桥，但也义无反顾，昂然向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历史的机遇岂可错过。更可悲的是许多老三届的高中生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参加高考，这天也到考场外站着，满眼热泪地望着考场凭吊逝去的青春年华，希望人生再来过。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倾其心力全力培育后代，望子成龙，完成自己未竟的人生理想。我实验室有些中国学生的父母当年就是这样，因此我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要是我当年上不了大学，我的子女恐怕也和他们一样。
进了教室，坐在狭小的课桌旁，中学时光恍然又回到眼前，好亲切，连桌子上刻的刀印都看得那么舒服。同桌的是我们厂武汉六中毕业的一个工人，胡子拉碴，两人互相鼓励，一定考好。钟声响过，试卷发下来，教室一片挥笔疾书的沙沙声。监考老师来回踱着步，神态安详地看着考生答题 , 几多鼓励，几多期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因为试题简单，我很快答完题，回过头来检查题目时，邻座的考生已经站起来交考卷了。我不急，不慌不忙，一定要检查完善，不留遗憾，一锤定音。操场的大钟敲响了，时间到。
出来后，父亲期许的目光望着我，我点点头，告诉他可以。
吃了中饭，下午再考，有些桌子前己经空空，大概上午没考好，不来了。考了两天，手都写酸了。考完后，考生们表情各异，有兴高采烈的，有默默无语的，有痛哭流涕的。因为上班十分紧张，我基本没有时间复习政治和语文，理化也匆匆一瞥而过。不过和中学老师们对过题后，心里有了底，特别是数学，都对。
回到厂里宿舍，忽地一下都围了上来。我们车间调度何师傅喜欢收集高考数学题，他有文革前历年数学高考试题和答案。听说我回来了，迫不及待地来到我房间，急切切地问我还记不记得考过的数学试题，我说当然记得。于是我口述，他记，全部默写下来，包括我的答案。写完后，他心满意足地弹着稿子说：“这下全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有天突然车间外人生鼎沸，说初榜出来了，于是赶快丢下手中的活跑出去看。厂办小红楼前贴了红榜，前面人头攒动，像科举时代揭榜一样热闹。
“小严，你的名字在上面。”车间许多师傅迫不及待地老远就冲着我嚷。挤进去一看，可不，我排在第三位，一颗石头落了地。有人拍我的肩头，回头一看，是考试时坐我旁边的那位，他也金榜题名。数了数，一共十六位，大部分都是武汉六中的老高三。不期然瞥见佩远远地站在人群外面，看见我伤心地扭过头疾步离开，因为高考复习，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来为难我了。再往远一点望去，那三个曲高和寡的青工站在车间大门前，默默地望着这边，一声不吭。
初选是上了，不知最后录取如何。过不久，厂子弟小学的两个老师接到了外省学校入学通知书，一个复旦新闻系，一个哈军工。上复旦的是我中学同学李辉，现在是人民日报的主任记者，写过不少名人传记，在大陆有点名气。考完后大家都对过题，我的分数一定高过他许多。这不由得让我又担心起自己的家庭影响来。该不是又政审不合格吧，到这份上要是还上不了大学，死不瞑目。我神情恍惚，情绪低落。听说我还没接到通知书，李辉的父亲到我家来，极力安慰我，说录取是迟早的事，不必担心。碰到的人也都这么劝我，但我失眠了。
过了几天，早上正在车间上班，一群人呼啦啦涌进车间大门，走在前头的教育科林科员将录取通知书高高举在头上，老远喊道：“小严，你录取了！”
“你录取了。”“你录取了。”“你录取了。”。。。。。。这声音在车间回荡，合着机器的轰鸣。这声音更在我脑海里回荡，经久不息，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全车间的工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向我行注目礼。
接过录取通知书，却难掩失望，因为上面写着武汉大学病毒学专业，而不是我填写的无线电传播专业（后来的空间物理系），虽然是第一志愿大学录取。我当时猜想，可能无线电传播专业属保密性质，我的政治条件不合格，转到病毒学专业。但我猜错了。上大学后当年招我的丘老师告诉了许多内幕。
因为文革刚结束，七七届招生乱象万生，各个学校招生老师哄抢考得好的考生。其实按当时湖北省的规定，先省外，后省内，先好学校，后差学校，从高到低，择优录取，依次发榜。我因为数学考了一百分（湖北考一百分的不到二十个），自然成了香饽饽。据说北大一定要我，尽管北大化学系是我的第四志愿。北大当时在湖北的分数线定在二百七十，能上这个分数线的寥寥无几，我的考分是二百八十七。但武大不放，说武大是我第一志愿。武汉医学院也点名要我，母亲怕其他学校不录取我，活动了关系。当时武大每个系都派了一名招生老师，因此学校内部也有互抢的现象。丘老师说，当时看见一个数学考了一百分的考生，甚希奇，想都没想就将档案放进公文包里，谁要都不给。武大生物系是当时全国的第一块牌，其中的病毒学专业（后来的分子生物学系）被定为重点带头学科，因为病毒学的高尚荫教授是全国仅有的两个生物学一级教授之一（另一个是谈家桢），有优先选择权。但因为了解的人太少，成绩好的都不报这个专业，只好到处乱抓好的，要保证质量。我说数学考得好不一定病毒学就好哇。他狡捷地一笑，说：“数学好的，那脑子会差吗？”听后我哭笑不得。上大学后，我还真活动过，想回空间物理，学校已经同意了。但关系人说，你可要想好了，当高尚荫教授的门徒，将来前途无量。丘老师知道后，极力劝我留下，说像你这么出类拔萃，一定不会亏待你。和家人商量后，考虑再三，我没有转。果不其然，系里对我极为器重，当了四年学习委员，出了国，因祸得福。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个生物学家，少了一个物理学家，地球照样转。以后到了美国，发现当时的决定太对了。搞物理的一点出路也没有，好些人出国后读了一个物理博士，找不到工作，又读一个计算机博士，为生活计。反之生命科学却是欣欣向荣，现在我的科研经费一百万两百万地拿。此是后话。
“小严，还愣着干什么？把工作服脱了，回家啊。”徐师傅提醒我。
一句话提醒了我，原来我已经不属于这里了。这世界的变化也太快，一切都在转眼之间。
我骑上心爱的绿色飞鸽，飞奔回家。大街上碰见母亲同科室的肖医生骑着车子买东西。听见我被录取了，他狂欢，马上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开路，一路呼叫着直奔医院。在门诊楼前停好自行车，两人一路直奔上楼。
“王医生，你儿子被大学录取了！”一进五官科的门他就直呼，母亲大喜过望，连病人们也连连贺喜。听说是病毒专业，正中她下怀。讨论报什么学校时，她和父亲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父亲要我学电力工程，说我是个工程师的料。母亲要我学医，说我特别适合当眼科医生。都说自己有一生的本事要传给我。报自愿的时候只好折衷，第一自愿是我自己挑的，第二自愿是父亲挑的，第三自愿是母亲挑的，然后北大清华复旦。这个病毒专业虽然不是医，差得也不远了。
“今天食堂打饭多要几个菜，加餐！”她吩咐道。
刚回到家，医院家属宿舍里就传开了。有意思的是医院一个党支委的小姑子急冲冲地跑到我们家来，要看录取通知。看完后脸红脖子粗地质问我，为什么她的侄儿小李毛没有收到通知书，他也报了武大。我怎么知道，收回通知书不给她看了。这女人歪歪扭扭，欠揍。文革中他们一直整我母亲，以为像工农兵大学生一样，只有他们无产阶级的子弟才配上大学。我没少和大李毛小李毛兄弟俩打架，曾经打得他们头破血流，考大学，那就更不是对手了。她本还想无理取闹一番，无奈许多人都前来道喜，自觉无趣，灰溜溜地走了。听说小李毛大哭了一场。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永远不是你的，许多人都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来道喜的众人中，有个叫王付建的中学同学，腿有点瘸，得过小儿麻脾症，和我关系不错。
“你亏了，亏了，亏了。”他小眼睛眨巴着说。
“怎么亏了？”我不得要领。
“你看，你一个月二十四块钱的工资，一年二百八十八块，四年一千一百五十二块，还不算三年学徒期满增加工资的部分。这么多工资都拿不到，损失太大了。而且家里还要补贴生活费，太划不来了。”他那瘦削的脸非常遗憾我的损失。“出来后还是个臭老九。”末了加一句。
原来他在给我算经济帐、政治帐。
“那我不读了？”我问。
“话说回来，还是读书的好。我们这帮人中有个把读书的，显得我们有文化。看你的了。莫忘了我们。”这么多年了，我本有可能忘了他，但他的那一笔帐算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折射出我们那一代人中的某些境界。
厂里最终没有走成几个人，老三届初试合格的考生里一个也没有被录取，因为年龄偏大。碰见考场上和我同桌的那位，他直摇头，羡慕我羡慕得不得了。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考得很好，可惜时运不济。正因为他们心知肚明，因此报考自愿时，全部只填北大，清华，复旦，死也要死得壮烈。畏于他们的杰出和集体自杀，吓得我当时不敢将北大列为第一志愿。后来得知，我们那届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多一点。我们能够上大学的幸运儿，自然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七七届是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来自于社会。我们不光是为自己而学，我们也是为了那些没能上大学的同龄人而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大家推荐出来的代表，负有历史责任，只许学好，不许学坏。当我们离开大学多年后，许多老师还非常怀恋我们这届大学生，说再也没有哪届学生有七七届的大学生那么刻苦认真，勤奋好学了。许多人都不懂这是为什么，只有我们自己懂得，因为我们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七七届是一个独特的大集体，我们将自己这代人的荣誉视为比生命还重要，我们是时代的弄潮儿。
车间在二楼办公室里开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欢送会。团支部书记代表大家向我和也考上大学的付建发了纪念品，一个脸盆和一个笔记本。本班组的师傅们都红着眼睛，那个帮他们磨钻头的小严要走了，都舍不得。佩一声不吭，眼睛里闪着泪花。我在工厂刚好呆了一年，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生命中的一道亮丽彩虹。它将我生命中的黑暗和光明截然划开。这里是我人生的一个跳板，我怀恋那里的日日夜夜，怀恋那里的师傅们，怀恋那里的机床轰鸣，怀恋那里热火朝天的劳动生产竞赛，怀恋那里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我的心里从此泻进了一缕阳光，长出了青草，长出了花朵，有了今日的春华秋实。
一九九一年我回去过一次，见了以前的黄师傅。车间项主任也升成了厂长。但厂里的情况已大不如从前，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除了还继续生产少量油嘴，改为生产电梯了。临走时工人们送了几个油嘴给我作纪念。待我二零零七年再回厂时，由于竞争不过，一部分厂房已经变卖给私营企业了，连那熟悉的大门都不见了。问了几个人，当年那些师傅们在哪里？都摇摇头，不知道，几千人的国营大厂就这样没了。我要是还留着那里，恐怕也成了下岗工人中的一员。
湖北油泵油嘴厂只存在于我甜蜜而美好的回忆里了。写这篇文章时，我拿出当年的工作证，热泪盈眶。
二零一一年月十日至二十六日初稿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改稿
摘自 《美国严教授 纪实文学 》（https://www.amazon.com/Yan-Autobiography-Chinese-Cong/dp/197439932X/ref=sr_1_1?keywords=cong+yan+autobiography&qid=1552501709&s=books&sr=1-1-spell）
日子过得头没脑的，但走到今天的视野和格局，才知道那是多么丰厚的人生历练和写作资源：）赞
我想在“文学城”发帖文，可是不知如何上传。如果您懂，请提供操作程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