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祖国
面试在复旦大学校园进行。在口试前一天,代表CUSBEA委员会中方的北大顾教授召集全体考生开会,提供了许多极其有用的建议。同时,顾教授还提醒大家,如果美国教授问到带有政治色彩的敏感问题,我们要注意恰当地答覆。顾教授暗示我们,去年(第一届)CUSBEA面试中出现了若干事件,给CUSBEA中方委员会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她坦率地告诉大家,面试对话是隔牆有耳的。我觉得顾教授的提醒很及时,因为这时在许多CUSBEA考生谈吐的语气中,让人觉得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他们一帆风顺地飘洋过海去征服美国了。
面试那天,我的第一个面试者是康乃尔大学的莫菲特教授。莫菲特教授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绅士,他的提问始终围绕著科学领域中的话题。因为我对科技英语比较熟悉,交谈很顺利。下一个面试教授是哈佛医学院的曼夫瑞德.卡诺夫斯基博士。他和我交谈前后不过两三分钟,问的焦点是为什麽我读完医学院还要转行搞科研。这番简短的谈话让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是好兆头还是坏消息。最后我决定把它作为好兆头。在这两个面试中,起码语言上都没出问题。
最后一个面谈的曼夫瑞德.卡诺夫斯基博士的太太安. 卡诺夫斯基博士,她本人是一个心理学家。我与她的交谈一开始就出了轨。在她的第一句问话中,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懂。
之前,我已经学会了在英语中用‘对不起’(pardon me) 这个字眼来表达‘我没听懂’的意思。
于是我就答道:“对不起?”
她会意地笑了笑,又问了另一个问题。我还是一窍不通。
“对不起?”
说完第二个‘对不起’,我突然想到:为什麽我只学了这一种表达不懂的方式?要是下一句仍然不懂,再重複一次‘对不起’就太糟糕了。
幸运的是,她的第三句问话突然让我听懂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她问话的顺序一定是由难入易,第三句降到了我的水准。
想通这一点后我就放鬆了,这以后我们的交谈也变得轻鬆愉快。她问了我的家庭情况,也问了我大学前后的经历。突然,她插了一句:你父母在文革中一定有很不愉快的遭遇吧?
那时,中国的文革情况国外了解的有限,她真诚的态度也使我相信她确实对我的答覆有兴趣。但我知道有人在监听我们的谈话,我得小心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愿意用闭嘴或迴避的方式来应对,这样既不成熟也不真诚。我决定把爸爸妈妈在文革中的经历用浓缩的形式总结一下,简单扼要地回答了她的问题。
于是我故意加了一句说给监听者的话:“这样的事儿,再也不会发生在中国了。”
起码,我希望是如此。
卡诺夫斯基博士欣然同意:“一定的!”
从她的房间出来后我看了一下表,才知道我们交谈了20多分钟。我告诉自己,表现应该不错;即没在语言上出错,也没在政治上触雷。
CUSBEA项目的效率极高,一星期后我们就接到了录取通知。通过CUSBEA面试后,我知道不久我就要离开我的家人和祖国,去太平洋那一端的美国读书。被录取的59名CUSBEA第二期学生,在广州大学外语系集中进行了几个月的密集英语集训后,每人领到了一本护照和500美元,加上一张单程机票去我们各自的目的地。我的目的地是纽约。这时我被纽约大学医学院录取,进药理系读博士生。
我要先乘中国民航去旧金山,再转泛美航空的飞机去纽约。
在上海虹桥机场我向父母和哥哥道别,过了海关,在空空的候机厅等著登机。同机的还有另外九个CUSBEA学生。大家都很兴奋,也有些紧张,不知大洋彼岸等著我们的会是什么。
这时民航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这儿,收去了我们的证件和机票查验。不久我们看到候机厅里的中外旅客开始登机,而我们十个人坐在那儿没人搭理。我们觉得事情蹊跷,就结队到航机调度室去问个究竟。
调度室里两个穿空军军服的女干部接待了我们。中国民航对外是民营企业,对内是军事管制,民航干部都有军籍。
她们和蔼得很,和我们聊家常,问我们去那些学校,而我们找到第一个机会时就发问,为什么我们的证件机票被收了,不让登机。
她们很坦白地告诉我们,北京的中旅社出了纰漏,多卖了十张票给一个美国旅行团。她们没办法,只能扣下我们这些学生;反正我们还没到开学的时间,早几天晚几天问题不大。
“我们还能怎么办?”她们显然想争取我们的同情:“我们不能扣外国人,也不能扣国内的出差干部,只能扣你们这些学生。”她们许诺,我们的普通舱机票在下一班飞机上会换成头等舱。
下一班机最早要两天后起飞。我们愤怒极了,大吵大嚷,把这两个可怜的女军官搞得焦头烂额。
我看著我的同学们在大声喧哗,知道再吵也无济于事,于是就挖苦地问:
“你们要是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对待,那飞机的货舱里有没有空地方?把我们当货物运到美国去,不就得了?”
那个年纪大的女军官像被刺了一下。她收起陪著的笑容,转头看了我几秒钟,问道:“晚两天离开祖国又怎么样?难道你们真的这么迫不及待要离开祖国吗?”
我回答:“可是我们已经说过再见了。”
两天后,我和另外两个一同去纽约大学的CUSBEA生,坐在波音747里第一排的位子上,在夕阳下离开上海飞往旧金山。在登机前,曾被我们搞得焦头烂额的民航女军官履行了她们两天前的承诺,把我们的座位升级到了头等舱。飞机此刻缓慢地爬升著,窗外的上海市区逐渐变成了一片稀疏的亮点,郊区的农田也慢慢地与灰色的天际融合起来。随著飞机的高度不断增加,阳光又一次照进了机舱,蓝灰色的太平洋这时也开始展现在我们的前方。我扭过头去再瞭望一眼即将离去的中国大陆,这片养育了我的土地。我还不清楚在大洋彼岸等待著我的是什麽,不过我知道今天会给我以前的生活重重地打上一个句点。我此刻还不能决定,是否要怀念这片土地,还是要把脑中的记忆开始清空。于是,我从空中小姐手中的盘子上拿过一杯免费的葡萄酒,期望用酒精把我催入梦乡。我知道,这一觉醒来之后,我要面对一个陌生的新世界,一个未知的远方。
不过这次我带著我那遥远的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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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这个项目的,几乎都是名校顶尖学生。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
好好保存下去。为你骄傲,但是没找到作者啊
告别祖国
面试在复旦大学校园进行。在口试前一天,代表CUSBEA委员会中方的北大顾教授召集全体考生开会,提供了许多极其有用的建议。同时,顾教授还提醒大家,如果美国教授问到带有政治色彩的敏感问题,我们要注意恰当地答覆。顾教授暗示我们,去年(第一届)CUSBEA面试中出现了若干事件,给CUSBEA中方委员会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她坦率地告诉大家,面试对话是隔牆有耳的。我觉得顾教授的提醒很及时,因为这时在许多CUSBEA考生谈吐的语气中,让人觉得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他们一帆风顺地飘洋过海去征服美国了。
面试那天,我的第一个面试者是康乃尔大学的莫菲特教授。莫菲特教授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绅士,他的提问始终围绕著科学领域中的话题。因为我对科技英语比较熟悉,交谈很顺利。下一个面试教授是哈佛医学院的曼夫瑞德.卡诺夫斯基博士。他和我交谈前后不过两三分钟,问的焦点是为什麽我读完医学院还要转行搞科研。这番简短的谈话让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是好兆头还是坏消息。最后我决定把它作为好兆头。在这两个面试中,起码语言上都没出问题。
最后一个面谈的曼夫瑞德.卡诺夫斯基博士的太太安. 卡诺夫斯基博士,她本人是一个心理学家。我与她的交谈一开始就出了轨。在她的第一句问话中,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懂。
之前,我已经学会了在英语中用‘对不起’(pardon me) 这个字眼来表达‘我没听懂’的意思。
于是我就答道:“对不起?”
她会意地笑了笑,又问了另一个问题。我还是一窍不通。
“对不起?”
说完第二个‘对不起’,我突然想到:为什麽我只学了这一种表达不懂的方式?要是下一句仍然不懂,再重複一次‘对不起’就太糟糕了。
幸运的是,她的第三句问话突然让我听懂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她问话的顺序一定是由难入易,第三句降到了我的水准。
想通这一点后我就放鬆了,这以后我们的交谈也变得轻鬆愉快。她问了我的家庭情况,也问了我大学前后的经历。突然,她插了一句:你父母在文革中一定有很不愉快的遭遇吧?
那时,中国的文革情况国外了解的有限,她真诚的态度也使我相信她确实对我的答覆有兴趣。但我知道有人在监听我们的谈话,我得小心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愿意用闭嘴或迴避的方式来应对,这样既不成熟也不真诚。我决定把爸爸妈妈在文革中的经历用浓缩的形式总结一下,简单扼要地回答了她的问题。
于是我故意加了一句说给监听者的话:“这样的事儿,再也不会发生在中国了。”
起码,我希望是如此。
卡诺夫斯基博士欣然同意:“一定的!”
从她的房间出来后我看了一下表,才知道我们交谈了20多分钟。我告诉自己,表现应该不错;即没在语言上出错,也没在政治上触雷。
CUSBEA项目的效率极高,一星期后我们就接到了录取通知。通过CUSBEA面试后,我知道不久我就要离开我的家人和祖国,去太平洋那一端的美国读书。被录取的59名CUSBEA第二期学生,在广州大学外语系集中进行了几个月的密集英语集训后,每人领到了一本护照和500美元,加上一张单程机票去我们各自的目的地。我的目的地是纽约。这时我被纽约大学医学院录取,进药理系读博士生。
我要先乘中国民航去旧金山,再转泛美航空的飞机去纽约。
在上海虹桥机场我向父母和哥哥道别,过了海关,在空空的候机厅等著登机。同机的还有另外九个CUSBEA学生。大家都很兴奋,也有些紧张,不知大洋彼岸等著我们的会是什么。
这时民航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这儿,收去了我们的证件和机票查验。不久我们看到候机厅里的中外旅客开始登机,而我们十个人坐在那儿没人搭理。我们觉得事情蹊跷,就结队到航机调度室去问个究竟。
调度室里两个穿空军军服的女干部接待了我们。中国民航对外是民营企业,对内是军事管制,民航干部都有军籍。
她们和蔼得很,和我们聊家常,问我们去那些学校,而我们找到第一个机会时就发问,为什么我们的证件机票被收了,不让登机。
她们很坦白地告诉我们,北京的中旅社出了纰漏,多卖了十张票给一个美国旅行团。她们没办法,只能扣下我们这些学生;反正我们还没到开学的时间,早几天晚几天问题不大。
“我们还能怎么办?”她们显然想争取我们的同情:“我们不能扣外国人,也不能扣国内的出差干部,只能扣你们这些学生。”她们许诺,我们的普通舱机票在下一班飞机上会换成头等舱。
下一班机最早要两天后起飞。我们愤怒极了,大吵大嚷,把这两个可怜的女军官搞得焦头烂额。
我看著我的同学们在大声喧哗,知道再吵也无济于事,于是就挖苦地问:
“你们要是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对待,那飞机的货舱里有没有空地方?把我们当货物运到美国去,不就得了?”
那个年纪大的女军官像被刺了一下。她收起陪著的笑容,转头看了我几秒钟,问道:“晚两天离开祖国又怎么样?难道你们真的这么迫不及待要离开祖国吗?”
我回答:“可是我们已经说过再见了。”
两天后,我和另外两个一同去纽约大学的CUSBEA生,坐在波音747里第一排的位子上,在夕阳下离开上海飞往旧金山。在登机前,曾被我们搞得焦头烂额的民航女军官履行了她们两天前的承诺,把我们的座位升级到了头等舱。飞机此刻缓慢地爬升著,窗外的上海市区逐渐变成了一片稀疏的亮点,郊区的农田也慢慢地与灰色的天际融合起来。随著飞机的高度不断增加,阳光又一次照进了机舱,蓝灰色的太平洋这时也开始展现在我们的前方。我扭过头去再瞭望一眼即将离去的中国大陆,这片养育了我的土地。我还不清楚在大洋彼岸等待著我的是什麽,不过我知道今天会给我以前的生活重重地打上一个句点。我此刻还不能决定,是否要怀念这片土地,还是要把脑中的记忆开始清空。于是,我从空中小姐手中的盘子上拿过一杯免费的葡萄酒,期望用酒精把我催入梦乡。我知道,这一觉醒来之后,我要面对一个陌生的新世界,一个未知的远方。
不过这次我带著我那遥远的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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