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大哥是邻班的党员班长，是我的好朋友之一。大家叫他大哥，实际上他比我也就大个两三岁，和我哥哥年龄差不多。说到年龄，比起老头班的同学，丁大哥年龄并不算大。但他在部队当过小兵又提了干，比我们都成熟，像个班长的样。他爹是部队的军级干部，响当当的老红军，而丁大哥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并不像有些班长那样，对辅导员唯唯诺诺。他的党龄比刚退役的辅导员要长好几年，所以辅导员对他也客客气气的。
丁大哥虽不明说，我们都知道他也想考研究生。他曾经不经意地问过我哪一本神经生理学教科书比较好。要当医生，不用花额外精力啃神经生理学。他不说穿，我也一直没细问。到了大学最后一年，一次闲聊时我问他是否打算报考研究生，他含糊地回答：“会考虑”。
不知道他干嘛要保密。我们这些公开了的，经常在一起交换心得和消息。考相近专业的同学，搞到考题也互相交换，反正都考不同的学校。大家都希望佳木斯医学院报考的人数越多越好，打个翻身仗。当然，我们这些人也得有厚脸皮。谁知道我们能不能考取。这时豁出去了，临床课能不上就不上。外科实习时，想动刀的抢著机会上手术台，我们乐得把机会送给别人。选修课连我们的影子都见不到。丁大哥是党员班长，要以身作则，不能像我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一直到了研究生报名前不久，他才悄悄对我说, 他在考虑报考上海脑研究所。
我已经决定报考上海药物所神经药理专业的迟教授。迟教授原来研究神经毒气的解毒药，这几年搞的是鸦片受体研究，是国际上的热门学科。我哥哥退伍后，上大学前在药物所工作了几年，认识迟老师。在我放寒假回上海时，哥哥介绍我和他见了面。
迟教授为人和蔼，对我报考他的研究生加以鼓励，同时让我写一篇苯二氮卓受体的综述。那时国内还没有苯二氮卓受体的文献。我想他是要通过我的作品来考查一下我科技英文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几个月里，我逃了很多临床课，从早到晚钻在图书馆杂志架的走道里，翻阅了一大批原始文献。通过这次练习，英文阅读水平确实大有提高，科研思维方式也颇有心得。在我把综述写完时，医学院正好举办了毕业班科技论文比赛。我把文章一份寄给了迟教授，另一份交给学校论文比赛评选会。这时，已经到了研究生报考的时候了。按规定，一个申请人在申请表上只能填写一个大学（或研究所）里的一个导师。
不久，我的论文得了一等奖。这没给我带来太多的兴奋。我心里清楚我的对手不在我们校园里。又过了一个多月，迟教授回信到了，对我的文章客气地赞扬了一下。同时直接了當地告诉我，今年报考他实验室的考生名单他已经拿到了，其中有许多重点医科大学药理专业的毕业生，因此我的竞争对手会很强。
他又加了一句，要是我平均成绩不到80分，大概就很难录取。
平均成绩80分！这在研究生考试里是一个天文数字。中科院上海分院各个研究所交换考题，主科副科的考卷都不是闹著玩的。比如，我考的神经药理专业，神经药理是主科，由药物所自己出题；生理生化两门课在药物所虽是副科，但考神经生理选用上海生理所的神经生理专业的主科考卷，考生化选用上海生化所生化专业的主科考卷。我已经确知，去年中科院上海分院平均成绩在60分以上的考生基本都录取了。要我门门考过80分，等于是我要在所有的副科里打败生理生化所的主科专业考生！这个要求实在是高得不著边际。迟教授今年只招一个研究生。看来他对今年报考他名下的考生已经另有所钟了。
作为医学生，上完基础课后我没进过一天实验室，比起药理专业毕业生来说自然显得欠缺，迟教授对我考分要求之高也不为过。但这封信弄得我实在措手不及。要是他提早对我作此暗示的话，我绝不会报考他的实验室。神经药理是神经生理和生物化学的交界学科。按我准备的范围和深度，我可以报考生理所或脑所的神经生理专业，那样会有更多的导师选择。我在生物化学也花了很多功夫。即使报考生化所的生物化学专业，我对生化主科也不会打憷：几本国内国外的生化教科书我都翻得烂熟，连研究生水平的蛋白质教材我也精读了。
但报考志愿书一个月之前就交上去了，这时改变导师已经太晚。考研究生只能填一个志愿。不但要填写报考的学校（或研究所），连导师都要定下来。
到了这一步，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
～
丁大哥这时已经公开了他考研究生的决心。他报的是中科院上海脑研究所的张教授。张教授是国内神经电生理的权威，脑所的副所长。我这时正在作最后冲刺，复习用的是几年来自己总结的精华笔记，已经不再看教科书了。丁大哥把我的几本神经生理教科书都借去，没日没夜地看，连饭都拿到教室里吃。不到几星期，他的人就瘦了整整一圈。他又开始吸菸，那个他退伍后已经戒掉了的习惯。
离考试不到两星期了。一天下午，我下宿舍楼穿过盖满雪的院子去锅炉房打开水，看见大院另一头围了一群学生。我走过去看个究竟，出乎意料地看见丁大哥披著军大衣站在中间，边上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
丁大哥对围观的人似乎一点也没有察觉。他仰头望著天空，嘴唇不出声地翻动著，似乎在和人默默地谈话。我顺著他的眼神向天上望去，蓝色的天空漂著几朵白云，一丝风都没有。我才意识到丁大哥在和他心里臆想的人对话。
“张教授，是，是，我听得见。”在安静的人群中，丁大哥的话语这时能辨别出来。
“是，是，我这最后几天一定努力。你放心。”
我脑子里顿时醒悟到，丁大哥神经错乱了！
我走上前去轻轻拉了他一把：“丁大哥，你在干吗？”
似乎记得，梦游的人被惊醒后，会吓一跳。我不想让他受惊，就把语音压得很低。
他甩开我的手，连头都不回，朝著天上继续喃喃自语。
我使劲拉了拉他的衣袖，提高嗓门又问他了一句：“丁大哥，你在干嘛？”
他这时收回了脖子，转头看见我，说：“小叶，张教授在用电传真和我面谈。”
我心里一颤：丁大哥，你怎么让压力搞成这样？
“丁大哥，我们回你的屋里去。”
他听到这儿，又把我的手甩开，仰起脖子，看著蓝天不断地点头：“是，是，是。”
“丁大哥，我们回你的屋里去。”我把手里的热水瓶交给一个同学后，腾出两只手来拉他。
他扭著肩膀，头继续望著天空，用右手把我使劲推开。我抓著他不放，示意他班上的几个观望的男生来帮我。
当我们把他两手和肩膀牢牢固定住时，丁大哥转过头来望我们，眼里充满了怒气。我这时注意到他眼白上布满了血丝。
他大声说：“小叶！你们放开我！张教授在等我说话！”
我叫著：“去找辅导员！”
一会儿，辅导员赶来了。他一到就故意怒气冲冲地大叫：“老丁！你像一个党员吗！”
丁大哥猛一下醒过来了，露出了不知所措的样子，疑惑地看著我们大家。
趁著这一会功夫，我们四五个男生拉著他回到他的宿舍，逼著他吃了两粒安眠药和衣睡下。
附属医院精神科的医生诊断说他是暂时性精神分裂症。学校让他休学半年，留到78级一起毕业。自然，他误掉了今年的研究生考试。不知他下一年是否重考。
考试就在本校进行。政治和英语是教育部统一出题，而专业课的考卷则由每个考生报考的单位寄到学校来。到考试前的一两星期，我对复习已经厌烦到了极点，厌烦到连打开笔记都受不了。准备了三四年，马上要见分晓。我不敢自满，但扪心自问，要是考不好，也说不过去。练兵千日，考场上这三天是决定胜负的最后决战。我这几年过得像打仗一样，没日没夜地与我的假想敌作战：那些重点院校的拔尖学生们，那些从校门入校门的天之骄子们，那些绞尽脑汁出难题的教授们，和那个若隐若显，始终躲在命运背后，从小到大与我作对的妖魔，这次我要宰了你们。
考题基本没出我的意料。五门课我觉得都答得不错。除政治和外语是教育部统一出题外，专业考试都是科学院出的考题。和我预想的一样，科学院的考题在很大范围裡超出了大学课本的程度，这反而让我暗喜， 因为我知道我作的准备是遵循了焦土抗战的方针。考完了最后一门试，下午我去市邮政局给上海家里发了一封电报，说一切顺利。接著我一头扎进医学院的期终考试的准备里去了。奇怪的是，考完了研究生后的几星期内，我很少想过考试的结果。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但我知道，要是今年还考不上的话，我实在不知道今后如何改进。这几年裡我已经竭尽全力，毫无任何增进的余地。
一个多月之后，我接到了药物所发来的电报，让我去上海面试。拿到电报，我知道我成功了。接到面试通知，说明我通过了笔试。面试的目的是让导师在作最后决定之前有机会见考生一面，而迟教授已经认识我了。这时他如若不想要我，应该不会让我跑去上海见一次再拒绝我。这次面试应该只是走个形式。
我惊异自己怎么没有太多兴奋感，只是松下一口气而已。
我向医学院请了一个月的假，准备悠悠闲闲地一路玩回上海。过去的八年里，我在这条铁路线上虽然走了许多来回，但还是有许多想看的地方。今后不知是否再有机会悠闲地逛这条路线。此刻我的前途光明得耀眼。我还不满二十五岁。不久之后，我就会成为一名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一切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文革动乱，走资派黑帮子女，大兴安岭的严冬，231分的高考成績，一次次地摔跤，最终我爬了起来。
今天，我走著自己的路回来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7 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要不你不会在这儿写回忆录了，但是看到这里，还是为你激动了一下！
药物所是不是就是在岳阳路那边，我记得那里好多中科院的所。
神经科算是和我沾边，我更偏工程那边，目前是大火坑啊
你出国后是在医学院里的神经科吧？clinics这方面当然要好得多
你却越战越勇。无比同情他，但为你鼓掌，你赢在了挫商超拔上！！
为你开心，为你鼓掌！！
我是想让她和我俩一样学个电子工程计算机啥的 ：）
就是想着读那么多年，再去个药厂....
看看如何进谏能听几句吧 ：）
丁大哥是邻班的党员班长，是我的好朋友之一。大家叫他大哥，实际上他比我也就大个两三岁，和我哥哥年龄差不多。说到年龄，比起老头班的同学，丁大哥年龄并不算大。但他在部队当过小兵又提了干，比我们都成熟，像个班长的样。他爹是部队的军级干部，响当当的老红军，而丁大哥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并不像有些班长那样，对辅导员唯唯诺诺。他的党龄比刚退役的辅导员要长好几年，所以辅导员对他也客客气气的。
丁大哥虽不明说，我们都知道他也想考研究生。他曾经不经意地问过我哪一本神经生理学教科书比较好。要当医生，不用花额外精力啃神经生理学。他不说穿，我也一直没细问。到了大学最后一年，一次闲聊时我问他是否打算报考研究生，他含糊地回答：“会考虑”。
不知道他干嘛要保密。我们这些公开了的，经常在一起交换心得和消息。考相近专业的同学，搞到考题也互相交换，反正都考不同的学校。大家都希望佳木斯医学院报考的人数越多越好，打个翻身仗。当然，我们这些人也得有厚脸皮。谁知道我们能不能考取。这时豁出去了，临床课能不上就不上。外科实习时，想动刀的抢著机会上手术台，我们乐得把机会送给别人。选修课连我们的影子都见不到。丁大哥是党员班长，要以身作则，不能像我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一直到了研究生报名前不久，他才悄悄对我说, 他在考虑报考上海脑研究所。
我已经决定报考上海药物所神经药理专业的迟教授。迟教授原来研究神经毒气的解毒药，这几年搞的是鸦片受体研究，是国际上的热门学科。我哥哥退伍后，上大学前在药物所工作了几年，认识迟老师。在我放寒假回上海时，哥哥介绍我和他见了面。
迟教授为人和蔼，对我报考他的研究生加以鼓励，同时让我写一篇苯二氮卓受体的综述。那时国内还没有苯二氮卓受体的文献。我想他是要通过我的作品来考查一下我科技英文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几个月里，我逃了很多临床课，从早到晚钻在图书馆杂志架的走道里，翻阅了一大批原始文献。通过这次练习，英文阅读水平确实大有提高，科研思维方式也颇有心得。在我把综述写完时，医学院正好举办了毕业班科技论文比赛。我把文章一份寄给了迟教授，另一份交给学校论文比赛评选会。这时，已经到了研究生报考的时候了。按规定，一个申请人在申请表上只能填写一个大学（或研究所）里的一个导师。
不久，我的论文得了一等奖。这没给我带来太多的兴奋。我心里清楚我的对手不在我们校园里。又过了一个多月，迟教授回信到了，对我的文章客气地赞扬了一下。同时直接了當地告诉我，今年报考他实验室的考生名单他已经拿到了，其中有许多重点医科大学药理专业的毕业生，因此我的竞争对手会很强。
他又加了一句，要是我平均成绩不到80分，大概就很难录取。
平均成绩80分！这在研究生考试里是一个天文数字。中科院上海分院各个研究所交换考题，主科副科的考卷都不是闹著玩的。比如，我考的神经药理专业，神经药理是主科，由药物所自己出题；生理生化两门课在药物所虽是副科，但考神经生理选用上海生理所的神经生理专业的主科考卷，考生化选用上海生化所生化专业的主科考卷。我已经确知，去年中科院上海分院平均成绩在60分以上的考生基本都录取了。要我门门考过80分，等于是我要在所有的副科里打败生理生化所的主科专业考生！这个要求实在是高得不著边际。迟教授今年只招一个研究生。看来他对今年报考他名下的考生已经另有所钟了。
作为医学生，上完基础课后我没进过一天实验室，比起药理专业毕业生来说自然显得欠缺，迟教授对我考分要求之高也不为过。但这封信弄得我实在措手不及。要是他提早对我作此暗示的话，我绝不会报考他的实验室。神经药理是神经生理和生物化学的交界学科。按我准备的范围和深度，我可以报考生理所或脑所的神经生理专业，那样会有更多的导师选择。我在生物化学也花了很多功夫。即使报考生化所的生物化学专业，我对生化主科也不会打憷：几本国内国外的生化教科书我都翻得烂熟，连研究生水平的蛋白质教材我也精读了。
但报考志愿书一个月之前就交上去了，这时改变导师已经太晚。考研究生只能填一个志愿。不但要填写报考的学校（或研究所），连导师都要定下来。
到了这一步，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
～
丁大哥这时已经公开了他考研究生的决心。他报的是中科院上海脑研究所的张教授。张教授是国内神经电生理的权威，脑所的副所长。我这时正在作最后冲刺，复习用的是几年来自己总结的精华笔记，已经不再看教科书了。丁大哥把我的几本神经生理教科书都借去，没日没夜地看，连饭都拿到教室里吃。不到几星期，他的人就瘦了整整一圈。他又开始吸菸，那个他退伍后已经戒掉了的习惯。
离考试不到两星期了。一天下午，我下宿舍楼穿过盖满雪的院子去锅炉房打开水，看见大院另一头围了一群学生。我走过去看个究竟，出乎意料地看见丁大哥披著军大衣站在中间，边上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
丁大哥对围观的人似乎一点也没有察觉。他仰头望著天空，嘴唇不出声地翻动著，似乎在和人默默地谈话。我顺著他的眼神向天上望去，蓝色的天空漂著几朵白云，一丝风都没有。我才意识到丁大哥在和他心里臆想的人对话。
“张教授，是，是，我听得见。”在安静的人群中，丁大哥的话语这时能辨别出来。
“是，是，我这最后几天一定努力。你放心。”
我脑子里顿时醒悟到，丁大哥神经错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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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劲拉了拉他的衣袖，提高嗓门又问他了一句：“丁大哥，你在干嘛？”
他这时收回了脖子，转头看见我，说：“小叶，张教授在用电传真和我面谈。”
我心里一颤：丁大哥，你怎么让压力搞成这样？
“丁大哥，我们回你的屋里去。”
他听到这儿，又把我的手甩开，仰起脖子，看著蓝天不断地点头：“是，是，是。”
“丁大哥，我们回你的屋里去。”我把手里的热水瓶交给一个同学后，腾出两只手来拉他。
他扭著肩膀，头继续望著天空，用右手把我使劲推开。我抓著他不放，示意他班上的几个观望的男生来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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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辅导员赶来了。他一到就故意怒气冲冲地大叫：“老丁！你像一个党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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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就在本校进行。政治和英语是教育部统一出题，而专业课的考卷则由每个考生报考的单位寄到学校来。到考试前的一两星期，我对复习已经厌烦到了极点，厌烦到连打开笔记都受不了。准备了三四年，马上要见分晓。我不敢自满，但扪心自问，要是考不好，也说不过去。练兵千日，考场上这三天是决定胜负的最后决战。我这几年过得像打仗一样，没日没夜地与我的假想敌作战：那些重点院校的拔尖学生们，那些从校门入校门的天之骄子们，那些绞尽脑汁出难题的教授们，和那个若隐若显，始终躲在命运背后，从小到大与我作对的妖魔，这次我要宰了你们。
考题基本没出我的意料。五门课我觉得都答得不错。除政治和外语是教育部统一出题外，专业考试都是科学院出的考题。和我预想的一样，科学院的考题在很大范围裡超出了大学课本的程度，这反而让我暗喜， 因为我知道我作的准备是遵循了焦土抗战的方针。考完了最后一门试，下午我去市邮政局给上海家里发了一封电报，说一切顺利。接著我一头扎进医学院的期终考试的准备里去了。奇怪的是，考完了研究生后的几星期内，我很少想过考试的结果。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但我知道，要是今年还考不上的话，我实在不知道今后如何改进。这几年裡我已经竭尽全力，毫无任何增进的余地。
一个多月之后，我接到了药物所发来的电报，让我去上海面试。拿到电报，我知道我成功了。接到面试通知，说明我通过了笔试。面试的目的是让导师在作最后决定之前有机会见考生一面，而迟教授已经认识我了。这时他如若不想要我，应该不会让我跑去上海见一次再拒绝我。这次面试应该只是走个形式。
我惊异自己怎么没有太多兴奋感，只是松下一口气而已。
我向医学院请了一个月的假，准备悠悠闲闲地一路玩回上海。过去的八年里，我在这条铁路线上虽然走了许多来回，但还是有许多想看的地方。今后不知是否再有机会悠闲地逛这条路线。此刻我的前途光明得耀眼。我还不满二十五岁。不久之后，我就会成为一名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一切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文革动乱，走资派黑帮子女，大兴安岭的严冬，231分的高考成績，一次次地摔跤，最终我爬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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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所是不是就是在岳阳路那边，我记得那里好多中科院的所。
神经科算是和我沾边，我更偏工程那边，目前是大火坑啊
你出国后是在医学院里的神经科吧？clinics这方面当然要好得多
你却越战越勇。无比同情他，但为你鼓掌，你赢在了挫商超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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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想让她和我俩一样学个电子工程计算机啥的 ：）
就是想着读那么多年，再去个药厂....
看看如何进谏能听几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