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比一
十月初，人民日报和黑龙江日报先后发布了教育部关于高考的正式通知。令大家欣慰的是，今年大学招生不需要单位推荐；所有被文革剥夺了上大学机会的人，从66届高中生直到当年的应届毕业生，都能参加高考。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家里有‘政治问题’的年轻人第一次获得希望，可以公平地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开始梦想一个美好的将来。
这个新政策也给各级教育机关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在1977年这一年里，全国有数千万人可以报名参加高考，包括从十七岁的中学应届毕业生到三十多岁的年轻父母。因此，77年的高考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县级初考，定于11月举行；第二步是省级统考，安排在12月。最终，全国有一千一百万人报名参加初考，五百七十万人参加统考。大学录取录取人数原定二十二万新生，最终扩大到二十七万。从初考到录取的比例大约是四十比一。
尽管1977年的冬天还没降临，春风已经吹到了黑龙江畔。
这时，离县里组织的初考只剩下一个多月时间。我打消了回上海的计划，就留在三合补习迎考。这时候考生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合适的中学教科书。我们这些在文革中上中学的人，从来也没拿到过像样的课本，大家只能使用任何有关联的取代品。我有一套下乡时上海知青办公室赠送的《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已经在我的箱子裡躺了两年，这时就成了我学习物理和化学的主要教材。不过，《工业基础知识》只教到杠杆原理和抛物线，《农业基础知识》只介绍了与农药和人工降雨有关的化学方程式。几个星期前哥哥在上海的新华书店外排了通宵的队，替我买到了一本文革前中专技校的物理教科书，成了我唯一的一本正规课本。有些印刷厂还保存了文革前中学教材的铅字版，这时一天开工24小时来印制。即使如此，这些教材只是杯水车薪，一到书店就被街上排成长龙的考生或他们的父母一抢而空。我对数学的理解完全得益于我中学的班主任沈老师。她是一个数学教师，在中学三年级时，悄悄地给我们班塞了一些教科书裡没有的三角几何的内容，直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运动开始才不得不停止。
这时，党的宣传机器正开足马力鼓动年轻一代学习科学知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报上不停地高调报道着“年轻”数学家，44岁的陈景润如何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攻克了什麽‘哥德巴赫猜想’；某某年轻人如何在同代人上山下乡时埋头在家苦读，如今跳过大学本科直接考入北大清华或中科院的硕士生班。这些昨日的落后群体一时间成了新时代的天之骄子和国家的希望；而当年听党的话、响应毛主席号召去上山下乡的这一代人，如今正在跌跌撞撞地追赶著快速离去的时代列车。那时我还没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这十年的动荡究竟是一场闹剧，悲剧，亦或喜剧，因为我自己也在跌跌撞撞地拼命追赶著。不过，我下意识裡已经明白，我从小信奉的理念实际上是一场美丽的骗局。这时我只是后悔，几年前没有一丝一毫的远见，要不起码能去旧书店搜集一批文革前的高中教材。经过这两年的折腾，我开始意识到，遇事首先要怀疑当局的说教，最终还要听从自己的判断。要不，那个时代的笑话最终会出在自己身上。
呼玛县的初考定在十一月。我和村里的六个青年一块儿，提早了五天离开三合去县城迎考。
等到沾满泥浆的大公交车到白银纳停下时，车上连站著的空隙都没有。乘客里绝大多数是进县赶考的知识青年。没挤上车，当晚我们只能住进公社的招待所。六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的房间里。我们央求招待所的管理员高抬贵手，晚上不要停电，让我们能多读一些书。结果过了午夜，我们一个个丢下书本进入梦乡。一早醒来，灯还亮著。
第二天的公交车照样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上得了车。这时，白银纳的招待所已经滞留了二十多个等车的知青，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三天后就要初考了，明天的公车一定更挤，更无望。
不知是谁提的提议，我们一窝蜂冲进了公社党委，要求见车书记。
车书记五十多岁，胖胖的，脸上挂著和蔼的笑容。听说我们的来意，他说：“没问题。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我想让你们都上大学，越多越好。”
说著他就拿起电话，拨通了公社派出所。公安的两部卡车都出勤了。他接著打到养路段。养路段是县里公路局的机构，不属于他直接管辖，他也得求人情。当他放下电话告诉我们，养路段答应派车送我们进县城时，我们几乎跪了下来。
从来没想到公社党委书记会花这么大的劲替我们想办法。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半小时后，我们挤上绿色的解放牌卡车。五小时后，我们住进了呼玛县招待所。
到县城的第二天一早，接到了通知去县医院做体格检查。
我们被领到一个大房间里，把衣服脱了，只剩裤衩。一会儿，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医生，操著上海口音，大概也是知青出身。她听了我们的心肺，拿电筒照了我们的口腔，按了我们的肚皮，然后让我们把短裤脱了，要检查我们的生殖器官。
到这关口，我们吓了一跳。我们的生殖器官和上大学是八杆子打不著的事儿。一个脸涨得通红的青年问她，有没有男医生可以作这项检查。
女医生一听，不高兴地说：“我当医生这几年见得多了。”说完起身就走。出门之前甩了一句：“小资情调！”
她离开几分钟后，进来了一个穿蓝色中山装的男子。
他说：“今天作体检的只有张医生一个人。”
“你能帮我们检查吗？”
“我又不是医生。体检表上需要医生签字。”
看我们不出声，他显然不耐烦了。
“你们到底要不要上大学了？！”
有人大声说道：“操那！老子不管了！”说完他就把短裤脱了扔在地上。
穿蓝色中山装的男子看了看他，就离开了。
等张医生再进来时，我们一屋子人，个个脱得精光。
她对我们的阴茎没有任何兴趣，倒是来回捏著睾丸，然后在体检表上仔细作了记录。
等她检查完所有的人后，她问我们村的小黑皮：“你右边的睾丸上有一个肿块。痛不痛？”
小黑皮摇摇头。
张医生皱了皱眉头，又问：“多久了？”
“两三个月吧。”
她用上海话对小黑皮说：“我要是你的话，我会考完试回上海去看医生。”
下一个房间是五官科检查。一个中年女护士给我验了视力，测了听力，然后让我闻嗅觉。
面对著摆在我面前三个一模一样的白瓷碗，我知道这一关遇到了麻烦。我从小就得了鼻窦炎，到东北后，虽然不流鼻涕了，而嗅觉始终没恢复。
护士说：“醋，酒精，和白水，告诉我哪个是哪个。”
我逐个闻了过去，一点不得要领。它们闻起来都是白水，毫无气味。
我对三个瓷碗的内容瞎猜了一遍。
护士摇摇头，让我再来一次。
等我第二次猜完后，她问我：“你报考什么专业？”
“军工。”
“噢…要是你考化学或医科，我就得让你不及格了。”
她从三碗液体里拿走了一碗，告诉我，我第二轮中点对了醋碗。
她脸上带著鼓励的微笑说：“再来一次。”
剩下两碗，我猜对的机会是百分之五十。
我又猜了一次。
“你对了！”她高兴地说。
她在我表格的嗅觉一栏写上‘通过’，然后神秘地对我笑笑：
“我儿子今年也考。祝你们都成功。”
再经过一连串检查，我通过了体检。
那天晚上，小黑皮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著。他注意到睾丸上的肿块已经一段时间了。他也问过他寝室里的其他青年，大家都笑他手淫过度。现在他紧张得不行。
考理化时，我因为作不出化学题，时间空出了很多。考场里规定不准提前交卷，怕影响其他考生的情绪。我实在闲著无聊，就在考卷的空白处画了一支冲锋枪。
考完后，在县城里留了三天等结果。我们村一半人（包括我）通过了初考。小黑皮没通过。这一来他的决定倒简单了。他连村子都没回，买了车票就和其他没通过的人一起回上海去了。我们这些通过了初考的人马上赶回三合，继续准备一个月后的统考。
等小黑皮回村来迁户口的时候，他的右睾丸已被切除，确诊是精原细胞瘤。凭著这张诊断书，他到上海知青办公室开了返城证明，回来打点行李，和大家说声再见。在班里送行的聚餐桌上，有人说他是好福气。小黑皮的脸色一下变得很不好看。
他问那人：“你说老实话，你愿意和我掉包吗？！”
那人嘴犟，说：“当然！”
桌上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我们继续干著杯喝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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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现在，什么大白保卫，有点权就欺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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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人民日报和黑龙江日报先后发布了教育部关于高考的正式通知。令大家欣慰的是，今年大学招生不需要单位推荐；所有被文革剥夺了上大学机会的人，从66届高中生直到当年的应届毕业生，都能参加高考。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家里有‘政治问题’的年轻人第一次获得希望，可以公平地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开始梦想一个美好的将来。
这个新政策也给各级教育机关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在1977年这一年里，全国有数千万人可以报名参加高考，包括从十七岁的中学应届毕业生到三十多岁的年轻父母。因此，77年的高考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县级初考，定于11月举行；第二步是省级统考，安排在12月。最终，全国有一千一百万人报名参加初考，五百七十万人参加统考。大学录取录取人数原定二十二万新生，最终扩大到二十七万。从初考到录取的比例大约是四十比一。
尽管1977年的冬天还没降临，春风已经吹到了黑龙江畔。
这时，离县里组织的初考只剩下一个多月时间。我打消了回上海的计划，就留在三合补习迎考。这时候考生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合适的中学教科书。我们这些在文革中上中学的人，从来也没拿到过像样的课本，大家只能使用任何有关联的取代品。我有一套下乡时上海知青办公室赠送的《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已经在我的箱子裡躺了两年，这时就成了我学习物理和化学的主要教材。不过，《工业基础知识》只教到杠杆原理和抛物线，《农业基础知识》只介绍了与农药和人工降雨有关的化学方程式。几个星期前哥哥在上海的新华书店外排了通宵的队，替我买到了一本文革前中专技校的物理教科书，成了我唯一的一本正规课本。有些印刷厂还保存了文革前中学教材的铅字版，这时一天开工24小时来印制。即使如此，这些教材只是杯水车薪，一到书店就被街上排成长龙的考生或他们的父母一抢而空。我对数学的理解完全得益于我中学的班主任沈老师。她是一个数学教师，在中学三年级时，悄悄地给我们班塞了一些教科书裡没有的三角几何的内容，直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运动开始才不得不停止。
这时，党的宣传机器正开足马力鼓动年轻一代学习科学知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报上不停地高调报道着“年轻”数学家，44岁的陈景润如何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攻克了什麽‘哥德巴赫猜想’；某某年轻人如何在同代人上山下乡时埋头在家苦读，如今跳过大学本科直接考入北大清华或中科院的硕士生班。这些昨日的落后群体一时间成了新时代的天之骄子和国家的希望；而当年听党的话、响应毛主席号召去上山下乡的这一代人，如今正在跌跌撞撞地追赶著快速离去的时代列车。那时我还没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这十年的动荡究竟是一场闹剧，悲剧，亦或喜剧，因为我自己也在跌跌撞撞地拼命追赶著。不过，我下意识裡已经明白，我从小信奉的理念实际上是一场美丽的骗局。这时我只是后悔，几年前没有一丝一毫的远见，要不起码能去旧书店搜集一批文革前的高中教材。经过这两年的折腾，我开始意识到，遇事首先要怀疑当局的说教，最终还要听从自己的判断。要不，那个时代的笑话最终会出在自己身上。
呼玛县的初考定在十一月。我和村里的六个青年一块儿，提早了五天离开三合去县城迎考。
等到沾满泥浆的大公交车到白银纳停下时，车上连站著的空隙都没有。乘客里绝大多数是进县赶考的知识青年。没挤上车，当晚我们只能住进公社的招待所。六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的房间里。我们央求招待所的管理员高抬贵手，晚上不要停电，让我们能多读一些书。结果过了午夜，我们一个个丢下书本进入梦乡。一早醒来，灯还亮著。
第二天的公交车照样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上得了车。这时，白银纳的招待所已经滞留了二十多个等车的知青，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三天后就要初考了，明天的公车一定更挤，更无望。
不知是谁提的提议，我们一窝蜂冲进了公社党委，要求见车书记。
车书记五十多岁，胖胖的，脸上挂著和蔼的笑容。听说我们的来意，他说：“没问题。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我想让你们都上大学，越多越好。”
说著他就拿起电话，拨通了公社派出所。公安的两部卡车都出勤了。他接著打到养路段。养路段是县里公路局的机构，不属于他直接管辖，他也得求人情。当他放下电话告诉我们，养路段答应派车送我们进县城时，我们几乎跪了下来。
从来没想到公社党委书记会花这么大的劲替我们想办法。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半小时后，我们挤上绿色的解放牌卡车。五小时后，我们住进了呼玛县招待所。
到县城的第二天一早，接到了通知去县医院做体格检查。
我们被领到一个大房间里，把衣服脱了，只剩裤衩。一会儿，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医生，操著上海口音，大概也是知青出身。她听了我们的心肺，拿电筒照了我们的口腔，按了我们的肚皮，然后让我们把短裤脱了，要检查我们的生殖器官。
到这关口，我们吓了一跳。我们的生殖器官和上大学是八杆子打不著的事儿。一个脸涨得通红的青年问她，有没有男医生可以作这项检查。
女医生一听，不高兴地说：“我当医生这几年见得多了。”说完起身就走。出门之前甩了一句：“小资情调！”
她离开几分钟后，进来了一个穿蓝色中山装的男子。
他说：“今天作体检的只有张医生一个人。”
“你能帮我们检查吗？”
“我又不是医生。体检表上需要医生签字。”
看我们不出声，他显然不耐烦了。
“你们到底要不要上大学了？！”
有人大声说道：“操那！老子不管了！”说完他就把短裤脱了扔在地上。
穿蓝色中山装的男子看了看他，就离开了。
等张医生再进来时，我们一屋子人，个个脱得精光。
她对我们的阴茎没有任何兴趣，倒是来回捏著睾丸，然后在体检表上仔细作了记录。
等她检查完所有的人后，她问我们村的小黑皮：“你右边的睾丸上有一个肿块。痛不痛？”
小黑皮摇摇头。
张医生皱了皱眉头，又问：“多久了？”
“两三个月吧。”
她用上海话对小黑皮说：“我要是你的话，我会考完试回上海去看医生。”
下一个房间是五官科检查。一个中年女护士给我验了视力，测了听力，然后让我闻嗅觉。
面对著摆在我面前三个一模一样的白瓷碗，我知道这一关遇到了麻烦。我从小就得了鼻窦炎，到东北后，虽然不流鼻涕了，而嗅觉始终没恢复。
护士说：“醋，酒精，和白水，告诉我哪个是哪个。”
我逐个闻了过去，一点不得要领。它们闻起来都是白水，毫无气味。
我对三个瓷碗的内容瞎猜了一遍。
护士摇摇头，让我再来一次。
等我第二次猜完后，她问我：“你报考什么专业？”
“军工。”
“噢…要是你考化学或医科，我就得让你不及格了。”
她从三碗液体里拿走了一碗，告诉我，我第二轮中点对了醋碗。
她脸上带著鼓励的微笑说：“再来一次。”
剩下两碗，我猜对的机会是百分之五十。
我又猜了一次。
“你对了！”她高兴地说。
她在我表格的嗅觉一栏写上‘通过’，然后神秘地对我笑笑：
“我儿子今年也考。祝你们都成功。”
再经过一连串检查，我通过了体检。
那天晚上，小黑皮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著。他注意到睾丸上的肿块已经一段时间了。他也问过他寝室里的其他青年，大家都笑他手淫过度。现在他紧张得不行。
考理化时，我因为作不出化学题，时间空出了很多。考场里规定不准提前交卷，怕影响其他考生的情绪。我实在闲著无聊，就在考卷的空白处画了一支冲锋枪。
考完后，在县城里留了三天等结果。我们村一半人（包括我）通过了初考。小黑皮没通过。这一来他的决定倒简单了。他连村子都没回，买了车票就和其他没通过的人一起回上海去了。我们这些通过了初考的人马上赶回三合，继续准备一个月后的统考。
等小黑皮回村来迁户口的时候，他的右睾丸已被切除，确诊是精原细胞瘤。凭著这张诊断书，他到上海知青办公室开了返城证明，回来打点行李，和大家说声再见。在班里送行的聚餐桌上，有人说他是好福气。小黑皮的脸色一下变得很不好看。
他问那人：“你说老实话，你愿意和我掉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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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我们继续干著杯喝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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