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初转
1977年4月，我和四个三合男青年一起坐火车回黑龙江。在这一星期的旅途中，两年前伴随我的兴奋感此刻踪影全无, 一路看到的乞丐盲流也引不起我的同情心。 与两年前离开上海时相比，这次去三合的心情更加急切。倒不是因为边境还有任何神秘感，我们只是想儘快度过这四五天的挤车，抢座，不眠，和又渴又饿的煎熬。
我们一行人都不约而同地穿著打了补丁的衣裤，披著下乡时发给东北知青的，这时已经油迹斑斑的草绿色仿军用棉袄。我们知道，这身装束足以让大多数乘客远离我们，使我们有可能在拥挤的车厢裡佔据最大空间。我们肩上一前一后搭上两个旅行袋，里面装著只有在城市裡能买到的食品和衣物，上不对号的慢车时有意大声喧哗地占座位，其他旅客避尤不及。那年头，在火车上没人愿意和知青找麻烦。知识青年离城返乡时那心情要多糟有多糟。你要和他们讲理，他们动不动就出拳头，嘴里还嚷，这辈子反正要死在农村了，杀了你也不过抵上我一条命，老子倒痛快。
离开上海时我们乘的上海到哈尔滨的56次直快，车上对号入座，也供应盒饭。盒饭种类单一，往往是红烧肉（或梅乾菜烧肉）加蔬菜的盖浇饭，两毛钱一盒。买盒饭的多半是出差干部和城裡人，而大多数人都吃自带的馒头包子或其他乾粮。在火车上，几乎人人都有一个搪瓷杯用来接水泡茶，通过杯上的印的字儿往往可以看出旅客的职业和所属单位。国家企业给职工定期发放搪瓷杯作为一种福利，上面印著单位名称，如蚌埠冲压机床厂，南京第三冶金局，等等，展示出来神气得很，也往往成为陌生乘客之间打破沉默的话题。军人的白茶缸上千篇一律地印著五个红字，是毛主席手书的“为人民服务”，而小学生的往往写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们没兴趣和别人攀谈。上海到哈尔滨的快车要走上四十个小时，我们要乘著这段有座位的旅程抓紧睡觉。到黑龙江后换成慢车，往往会有几个无座的不眠之夜。唯一例外的是小杨。他的邻座是两个女青年，小杨和她们谈得眉飞色舞。两个女青年在上海民航分局工作，这会儿去河北保定的空军机场培训。小把我们在黑龙江的生活讲得天花乱坠，让她们听入了迷。到她们下车时，小杨想和女孩交换地址，人家则支支吾吾，最后就是没留。她俩下车后，我们把小杨好一顿取笑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结果，小杨的一脸晦气让我们感觉自己太缺德了。
离沪前，我已经把小青留给我的地址条撕碎扔进了字纸篓。
一出山海关，关内文化就留在关内了。东北这地方，好汉无赖自顾自，管你是土匪强盗，阳关大道各走一边，犯不著我就行。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三个从河北农村初次来闯关东的农民。其中年长的一个三十出头，被叫作大哥，穿著一件褪了色打了补丁的绿军装。他在北京服过役，见过世面，话语不多。另外两个小伙子好像刚过二十，不停地向我们打听黑龙江的情况。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在黑龙江干上一天活，是不是真能挣上一两块钱，因为在他们家乡每天的工分只值两三毛。当小伙子听说，夏天打草时一刀打下的青草晒干后能卖一毛钱时，他们脸上的兴奋感让我回想起我上次坐这在趟列车时的感觉。大哥这时看著两个小老弟，眼神里明白地表示，记得我怎么告诉你们的吗？
聊著聊著，一路上没加入我们谈话的小杨提醒说，说再过两站就到加格达奇了。
我们都知道小杨插话的原因，而那三人脸上没有任何反应。
小杨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
我问大哥：“你们有没有边境通行证？”
“什么通行证？”
他们显然都没听说过进入边境需要旅行文件。
大哥答道：“我们不到边境上去。”
我解释，过了加格达奇后没有旅行文件地人都是非法人员。
“操他妈！” 大哥骂了一句。
小杨说：“火车到下一站你们就下车，沿铁路线走一两天。过了这一段就松了，那时再上车。”
“那我们的车票…”
我说：“这会儿天气不冷，爬煤炭车吧。一路小心就没问题。”
列车靠站后三人谢了我们，扛著行李卷下了车。
从加格达奇到塔河这一路上火车照例是走得悠悠哉哉的。在林区的每一个小站列车都要停五到十分钟，而在这些小站上鲜有乘客上下车。林区列车上不供饭，车厢尾的水喉一路上也出不来一滴水。我敲了乘务员坐舱的门后，她手里拿著快织好的毛衣打开门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她我们的嗓子快干裂了，她指了指车尾让我去找车长。找到车长后，说是暖水泵出了故障，需到终点站漠河后才能修理。
这时不用提醒我们就知道已经回到大东北了。
列车在翠岗站停下后，我们问乘务员要停多久，我们是否有时间去站裡灌水。乘务员说，机车头这会儿也要灌水，起码需要20分钟，让我们放心下车。
我们直奔候车室边上的锅炉房，把我们的搪瓷缸和铝饭盒统统倒满了开水，又小心翼翼地端回车厢。接著几人回到月台上舒展一下筋骨，抽烟的也都点上一只烟。我也要过来抽上了两口。
这时过来了个当地人，问我们要不要买此地稀有的土产。我们以为他卖的就是木耳或猴头之类的山货，于是告诉他，我们刚探亲回来，不是回城裡去，不需要土产。他狡黠地笑著说，大哥们去看看再说吧。
我们对视了片刻，就跟著他走到了站台的尽头，看见那儿有三个人守著一个用毯子盖得严严实实的小拖车。那个人对等候着的三人点了点头，他们就把毯子揭开，让我们看里面的土产。
拖车上的一个用板条钉的笼子里关著七八只挤成一团的飞龙鸟，这是一个个都在哆嗦著，轻轻地叽叽喳喳地叫著。它们身上的冬季褐色羽毛开始脱落，红褐色的夏季新羽已经非常明显。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见到过飞龙鸟，也没见过它们如此可怜。这些习惯了在大兴安岭上空翱翔的飞鸟，萎缩在不属于它们的牢笼裡，虽说谈不上虎落平原，此刻连草鸡都比它们尺高气扬。
我们告诉这几人我们没兴趣，而他们硬缠著我们不放。我们这时本来就够坏的心情被他们更搞得登峰造极。我们走到边上，悄悄地商量了几句后，李援朝一步上前扯开了箱盖，踢翻了笼子。几只飞龙鸟翻倒在地后，扑扑翅膀，一个个飞上了天空。它们一个跟一个地扇著大翅膀，噗嗤噗嗤飞去了远方。
那几个人隔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这时找了几根棍子围了上来。
“妈的，你们捉飞龙鸟犯法！” 我们嚷著，也拿上了几根木条。
这时火车汽笛拉响，我们转身奔回站台。等我们跳上缓缓移动的车厢后，那几人还一面骂著一面追赶。站在车门口的小杨拉著车厢的扶手，用一隻脚踢开挥舞过来的棍子，直到那几个人被甩在后方。
我们一行人赶在民兵连整编之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惯例，今年整编后我被编入去呼玛河南的向阳村的男班。通信员只当一年，卸任后发放到河南去‘流放’一年，以便使他和连部领导的关係淡漠掉。接下去的那一年，照例他会提成副班长。人们告诉我，这个序列从来还没打破过。
接任我的是小杜，也就是跟我一起翻过车的那个齐齐哈尔青年。
向阳村远离边境三十公里，和三合村比，算是内地。这块原来没有人烟的荒草甸子如今成了我们的粮食生产基地，种的麦子不光自己消耗，还可以上缴公粮。
呼玛河的南畔从古到今除了野兽和猎人外几乎没人光顾。如今，一条曲曲弯弯的土路从白银纳接到了呼玛河边。渡过呼玛河后，再走上几公里的林间便道，就到了这片荒草甸子。三合知青几年内把草甸子里的几百顷干地开成了麦田，在山边的土坡上建了一个小村落。这个小小的村落和大兴安岭所有的新兴村镇一样，都有一个革命气息扑鼻的官名。它叫作‘向阳村’，但村里人人都管它叫‘河南屯’，意为呼玛河南面的屯子。 河南屯周边几百顷的湿草甸子常年泡在水里，没法耕种，齐腰高的青草倒是密密麻麻。每年村里牛马吃的干草，就是夏天在河南屯打下来的。
民兵连整编一星期后，派驻河南屯的两男一女三个班就打起行装开拔。连里大部分的青年提到人烟稀少的河南屯就倒胃口，但也有少数人员志愿报名。这里面有刚失恋的，有想避开大伙找个清静的，也有痛恨半夜起来站岗的。河南屯不在边境线上，可以每天睡到天亮。
河南屯建在一片朝南的山坡上，一共有七座木壳楞房。除了男女宿舍和厨房外，还有一个工具房和一个粮库。山脚下的平地上建了一个打麦场，两头各支了一个篮球架。河南屯的人员在秋收后全部返回三合，冬天没人留守，走前把门窗统统钉死。说是要在河南屯呆上一年，实际上就是从五月到十月，五个多月而已。男生班在盛夏的七八月里，要驻进湿草甸子里去打草。他们在河南屯住的时间就更短，只是春耕加上秋收而已。
在我准备离开河南屯开进湿草甸子去之前，上海寄来厚厚的一封信。信是妈妈写的，五六页纸，兴奋的语气洋溢字里行间。妈妈告诉我，根据北京刚到的可靠消息，明年大学招生的方法会有重大改革。当时，大学招生面向工农兵，每年秋天从基层挑选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学制三年。招生标准中，政治可靠是头条，要经群众推选和领导批准，文化考核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每年大学招生时，托人送礼，开后门，找关系，成了文革后的一种新风尚。一星期前，中央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商议如何培养人才以满足‘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决定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
没有经历那个疯狂时代的年轻人，今天应该很难想象1977年恢复高考的政治内涵。1966年文革是从大学校园里开始的。大学红卫兵在伟大领袖的指挥下，首先打倒了高校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后冲出校园，把烈火烧到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其后，大学面向工厂农村军营招生。连高中课程都没上完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后，一边学习文化，一边改造大学，会成为既有实践经验又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大学生，这在文革时种种现代神话中，可謂登峰造极了。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无疑是向全国人民宣布，过去十年的文革是一大失败。
当时的中央也许还不急于用恢复高考来发表政治宣言，但此刻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千疮百孔的中国急需各行各业的人才。当我们国家在伟大领袖指挥下大搞政治革命，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毁各种人才的过去十年中，在位于地球另一端的贝尔、冷泉港实验室里，在硅谷，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一场对人类历史意义深远的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展开。电子信息和生物技术革命虽然不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但我们一旦十年梦醒，才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我们甩下了一大截。若我们再不追赶，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要被历史淘汰了。要是在这场科技革命中被打败了，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江山，还不是照样改变颜色。对于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老人们来说，这种前景是不堪设想的。
教育座谈会由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会议开至一半，邓小平征求专家们的意见，问怎么样能尽快把大学生的质量搞上去。议了一段时间后，有胆大的人提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恢复文革前的招生方法，重新组织全国统一考试。这提议正中邓小平下怀，他一锤定音，决定77年秋季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准备工作立即停止。教育部要在77年底或78年初组织高校全国统一考试。
接到妈妈的来信后，我不敢相信这信上说的一切会成为现实。报纸上每天都在强调，要按照既定方针办，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农兵‘上、管、改’大学，这个文革象征性最强的新鲜事物，谁想到会一夜之间被推翻呢？不过回头想想，刘少奇，陈伯达，林彪，四人帮，也不都是在人们毫无预料的情形下，说推翻就推翻了吗？邓小平被推翻复起也不只一次了。
我悄悄地和几个好友通了气。大家都觉得即使中央下了指示，黑龙江省委在执行时也会大打折扣。黑龙江省天高皇帝远，自己搞自己的一套。省委领导一向左倾得厉害，要是加上单位推荐一条 ，没人能确定自己能否过关。
过了两天，妈妈的第二封信又到了。这次妈妈说，恢复高考已成定局。而且，今后高考，人人都可以报名，不再需要领导或群众推荐。妈妈说，这是一个大好时机，我应该马上赶回上海补习迎考。妈妈说，要是村里领导不批准，尽可用她生病作理由请假。
这天晚上我在铺上翻来覆去地睡不著。后天我们男班就要进草甸子打一个多月的马草。打草季节是河南屯最忙的日子。冬天伐木的黄金季节，成败取决于夏天干草的产量。打草季节裡，男生班裡每一双手都不可缺。我一走，不是跟大伙过不去吗？去年大头的爸爸在夏天去世，队里也只准了一个月的假。说妈妈生病，给两星期的假就不错了。 想来想去，不能对不起这些哥儿们。
第二天，我给妈妈写了回信，告诉她，我会等农忙季节一过就请假回沪。再过了一天，我和大家一起打起背包，开拔进了大草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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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的飞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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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院校如上海工学院等等。
我的堂兄因为军帽被抢气得要拿刀跟对方决斗。。。
再过了一天，我和大家一起打起背包，开拔进了大草甸子——有东北银民的仗义，没白去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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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我和四个三合男青年一起坐火车回黑龙江。在这一星期的旅途中，两年前伴随我的兴奋感此刻踪影全无, 一路看到的乞丐盲流也引不起我的同情心。 与两年前离开上海时相比，这次去三合的心情更加急切。倒不是因为边境还有任何神秘感，我们只是想儘快度过这四五天的挤车，抢座，不眠，和又渴又饿的煎熬。
我们一行人都不约而同地穿著打了补丁的衣裤，披著下乡时发给东北知青的，这时已经油迹斑斑的草绿色仿军用棉袄。我们知道，这身装束足以让大多数乘客远离我们，使我们有可能在拥挤的车厢裡佔据最大空间。我们肩上一前一后搭上两个旅行袋，里面装著只有在城市裡能买到的食品和衣物，上不对号的慢车时有意大声喧哗地占座位，其他旅客避尤不及。那年头，在火车上没人愿意和知青找麻烦。知识青年离城返乡时那心情要多糟有多糟。你要和他们讲理，他们动不动就出拳头，嘴里还嚷，这辈子反正要死在农村了，杀了你也不过抵上我一条命，老子倒痛快。
离开上海时我们乘的上海到哈尔滨的56次直快，车上对号入座，也供应盒饭。盒饭种类单一，往往是红烧肉（或梅乾菜烧肉）加蔬菜的盖浇饭，两毛钱一盒。买盒饭的多半是出差干部和城裡人，而大多数人都吃自带的馒头包子或其他乾粮。在火车上，几乎人人都有一个搪瓷杯用来接水泡茶，通过杯上的印的字儿往往可以看出旅客的职业和所属单位。国家企业给职工定期发放搪瓷杯作为一种福利，上面印著单位名称，如蚌埠冲压机床厂，南京第三冶金局，等等，展示出来神气得很，也往往成为陌生乘客之间打破沉默的话题。军人的白茶缸上千篇一律地印著五个红字，是毛主席手书的“为人民服务”，而小学生的往往写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们没兴趣和别人攀谈。上海到哈尔滨的快车要走上四十个小时，我们要乘著这段有座位的旅程抓紧睡觉。到黑龙江后换成慢车，往往会有几个无座的不眠之夜。唯一例外的是小杨。他的邻座是两个女青年，小杨和她们谈得眉飞色舞。两个女青年在上海民航分局工作，这会儿去河北保定的空军机场培训。小把我们在黑龙江的生活讲得天花乱坠，让她们听入了迷。到她们下车时，小杨想和女孩交换地址，人家则支支吾吾，最后就是没留。她俩下车后，我们把小杨好一顿取笑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结果，小杨的一脸晦气让我们感觉自己太缺德了。
离沪前，我已经把小青留给我的地址条撕碎扔进了字纸篓。
一出山海关，关内文化就留在关内了。东北这地方，好汉无赖自顾自，管你是土匪强盗，阳关大道各走一边，犯不著我就行。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三个从河北农村初次来闯关东的农民。其中年长的一个三十出头，被叫作大哥，穿著一件褪了色打了补丁的绿军装。他在北京服过役，见过世面，话语不多。另外两个小伙子好像刚过二十，不停地向我们打听黑龙江的情况。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在黑龙江干上一天活，是不是真能挣上一两块钱，因为在他们家乡每天的工分只值两三毛。当小伙子听说，夏天打草时一刀打下的青草晒干后能卖一毛钱时，他们脸上的兴奋感让我回想起我上次坐这在趟列车时的感觉。大哥这时看著两个小老弟，眼神里明白地表示，记得我怎么告诉你们的吗？
聊著聊著，一路上没加入我们谈话的小杨提醒说，说再过两站就到加格达奇了。
我们都知道小杨插话的原因，而那三人脸上没有任何反应。
小杨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
我问大哥：“你们有没有边境通行证？”
“什么通行证？”
他们显然都没听说过进入边境需要旅行文件。
大哥答道：“我们不到边境上去。”
我解释，过了加格达奇后没有旅行文件地人都是非法人员。
“操他妈！” 大哥骂了一句。
小杨说：“火车到下一站你们就下车，沿铁路线走一两天。过了这一段就松了，那时再上车。”
“那我们的车票…”
我说：“这会儿天气不冷，爬煤炭车吧。一路小心就没问题。”
列车靠站后三人谢了我们，扛著行李卷下了车。
从加格达奇到塔河这一路上火车照例是走得悠悠哉哉的。在林区的每一个小站列车都要停五到十分钟，而在这些小站上鲜有乘客上下车。林区列车上不供饭，车厢尾的水喉一路上也出不来一滴水。我敲了乘务员坐舱的门后，她手里拿著快织好的毛衣打开门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她我们的嗓子快干裂了，她指了指车尾让我去找车长。找到车长后，说是暖水泵出了故障，需到终点站漠河后才能修理。
这时不用提醒我们就知道已经回到大东北了。
列车在翠岗站停下后，我们问乘务员要停多久，我们是否有时间去站裡灌水。乘务员说，机车头这会儿也要灌水，起码需要20分钟，让我们放心下车。
我们直奔候车室边上的锅炉房，把我们的搪瓷缸和铝饭盒统统倒满了开水，又小心翼翼地端回车厢。接著几人回到月台上舒展一下筋骨，抽烟的也都点上一只烟。我也要过来抽上了两口。
这时过来了个当地人，问我们要不要买此地稀有的土产。我们以为他卖的就是木耳或猴头之类的山货，于是告诉他，我们刚探亲回来，不是回城裡去，不需要土产。他狡黠地笑著说，大哥们去看看再说吧。
我们对视了片刻，就跟著他走到了站台的尽头，看见那儿有三个人守著一个用毯子盖得严严实实的小拖车。那个人对等候着的三人点了点头，他们就把毯子揭开，让我们看里面的土产。
拖车上的一个用板条钉的笼子里关著七八只挤成一团的飞龙鸟，这是一个个都在哆嗦著，轻轻地叽叽喳喳地叫著。它们身上的冬季褐色羽毛开始脱落，红褐色的夏季新羽已经非常明显。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见到过飞龙鸟，也没见过它们如此可怜。这些习惯了在大兴安岭上空翱翔的飞鸟，萎缩在不属于它们的牢笼裡，虽说谈不上虎落平原，此刻连草鸡都比它们尺高气扬。
我们告诉这几人我们没兴趣，而他们硬缠著我们不放。我们这时本来就够坏的心情被他们更搞得登峰造极。我们走到边上，悄悄地商量了几句后，李援朝一步上前扯开了箱盖，踢翻了笼子。几只飞龙鸟翻倒在地后，扑扑翅膀，一个个飞上了天空。它们一个跟一个地扇著大翅膀，噗嗤噗嗤飞去了远方。
那几个人隔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这时找了几根棍子围了上来。
“妈的，你们捉飞龙鸟犯法！” 我们嚷著，也拿上了几根木条。
这时火车汽笛拉响，我们转身奔回站台。等我们跳上缓缓移动的车厢后，那几人还一面骂著一面追赶。站在车门口的小杨拉著车厢的扶手，用一隻脚踢开挥舞过来的棍子，直到那几个人被甩在后方。
我们一行人赶在民兵连整编之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惯例，今年整编后我被编入去呼玛河南的向阳村的男班。通信员只当一年，卸任后发放到河南去‘流放’一年，以便使他和连部领导的关係淡漠掉。接下去的那一年，照例他会提成副班长。人们告诉我，这个序列从来还没打破过。
接任我的是小杜，也就是跟我一起翻过车的那个齐齐哈尔青年。
向阳村远离边境三十公里，和三合村比，算是内地。这块原来没有人烟的荒草甸子如今成了我们的粮食生产基地，种的麦子不光自己消耗，还可以上缴公粮。
呼玛河的南畔从古到今除了野兽和猎人外几乎没人光顾。如今，一条曲曲弯弯的土路从白银纳接到了呼玛河边。渡过呼玛河后，再走上几公里的林间便道，就到了这片荒草甸子。三合知青几年内把草甸子里的几百顷干地开成了麦田，在山边的土坡上建了一个小村落。这个小小的村落和大兴安岭所有的新兴村镇一样，都有一个革命气息扑鼻的官名。它叫作‘向阳村’，但村里人人都管它叫‘河南屯’，意为呼玛河南面的屯子。 河南屯周边几百顷的湿草甸子常年泡在水里，没法耕种，齐腰高的青草倒是密密麻麻。每年村里牛马吃的干草，就是夏天在河南屯打下来的。
民兵连整编一星期后，派驻河南屯的两男一女三个班就打起行装开拔。连里大部分的青年提到人烟稀少的河南屯就倒胃口，但也有少数人员志愿报名。这里面有刚失恋的，有想避开大伙找个清静的，也有痛恨半夜起来站岗的。河南屯不在边境线上，可以每天睡到天亮。
河南屯建在一片朝南的山坡上，一共有七座木壳楞房。除了男女宿舍和厨房外，还有一个工具房和一个粮库。山脚下的平地上建了一个打麦场，两头各支了一个篮球架。河南屯的人员在秋收后全部返回三合，冬天没人留守，走前把门窗统统钉死。说是要在河南屯呆上一年，实际上就是从五月到十月，五个多月而已。男生班在盛夏的七八月里，要驻进湿草甸子里去打草。他们在河南屯住的时间就更短，只是春耕加上秋收而已。
在我准备离开河南屯开进湿草甸子去之前，上海寄来厚厚的一封信。信是妈妈写的，五六页纸，兴奋的语气洋溢字里行间。妈妈告诉我，根据北京刚到的可靠消息，明年大学招生的方法会有重大改革。当时，大学招生面向工农兵，每年秋天从基层挑选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学制三年。招生标准中，政治可靠是头条，要经群众推选和领导批准，文化考核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每年大学招生时，托人送礼，开后门，找关系，成了文革后的一种新风尚。一星期前，中央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商议如何培养人才以满足‘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决定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
没有经历那个疯狂时代的年轻人，今天应该很难想象1977年恢复高考的政治内涵。1966年文革是从大学校园里开始的。大学红卫兵在伟大领袖的指挥下，首先打倒了高校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后冲出校园，把烈火烧到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其后，大学面向工厂农村军营招生。连高中课程都没上完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后，一边学习文化，一边改造大学，会成为既有实践经验又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大学生，这在文革时种种现代神话中，可謂登峰造极了。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无疑是向全国人民宣布，过去十年的文革是一大失败。
当时的中央也许还不急于用恢复高考来发表政治宣言，但此刻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千疮百孔的中国急需各行各业的人才。当我们国家在伟大领袖指挥下大搞政治革命，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毁各种人才的过去十年中，在位于地球另一端的贝尔、冷泉港实验室里，在硅谷，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一场对人类历史意义深远的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展开。电子信息和生物技术革命虽然不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但我们一旦十年梦醒，才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我们甩下了一大截。若我们再不追赶，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要被历史淘汰了。要是在这场科技革命中被打败了，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江山，还不是照样改变颜色。对于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老人们来说，这种前景是不堪设想的。
教育座谈会由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会议开至一半，邓小平征求专家们的意见，问怎么样能尽快把大学生的质量搞上去。议了一段时间后，有胆大的人提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恢复文革前的招生方法，重新组织全国统一考试。这提议正中邓小平下怀，他一锤定音，决定77年秋季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准备工作立即停止。教育部要在77年底或78年初组织高校全国统一考试。
接到妈妈的来信后，我不敢相信这信上说的一切会成为现实。报纸上每天都在强调，要按照既定方针办，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农兵‘上、管、改’大学，这个文革象征性最强的新鲜事物，谁想到会一夜之间被推翻呢？不过回头想想，刘少奇，陈伯达，林彪，四人帮，也不都是在人们毫无预料的情形下，说推翻就推翻了吗？邓小平被推翻复起也不只一次了。
我悄悄地和几个好友通了气。大家都觉得即使中央下了指示，黑龙江省委在执行时也会大打折扣。黑龙江省天高皇帝远，自己搞自己的一套。省委领导一向左倾得厉害，要是加上单位推荐一条 ，没人能确定自己能否过关。
过了两天，妈妈的第二封信又到了。这次妈妈说，恢复高考已成定局。而且，今后高考，人人都可以报名，不再需要领导或群众推荐。妈妈说，这是一个大好时机，我应该马上赶回上海补习迎考。妈妈说，要是村里领导不批准，尽可用她生病作理由请假。
这天晚上我在铺上翻来覆去地睡不著。后天我们男班就要进草甸子打一个多月的马草。打草季节是河南屯最忙的日子。冬天伐木的黄金季节，成败取决于夏天干草的产量。打草季节裡，男生班裡每一双手都不可缺。我一走，不是跟大伙过不去吗？去年大头的爸爸在夏天去世，队里也只准了一个月的假。说妈妈生病，给两星期的假就不错了。
想来想去，不能对不起这些哥儿们。
第二天，我给妈妈写了回信，告诉她，我会等农忙季节一过就请假回沪。再过了一天，我和大家一起打起背包，开拔进了大草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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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堂兄因为军帽被抢气得要拿刀跟对方决斗。。。
再过了一天，我和大家一起打起背包，开拔进了大草甸子——有东北银民的仗义，没白去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