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行
火车驶进上海北站时，我心里充溢著期盼的感觉，不知道盼的是什么。离开上海一年多了，不知道上海是否也经历了像我一样的变化。下列车后沿著站台走出北站，看到傍晚路上喧杂的人群，街心拥挤的车辆，和街道两边失修的楼房，我顿时意识到上海一点儿没变。一切都还那么熟悉，那麽亲切, 那么记忆犹新。对马路上匆匆忙忙下班回家的上海人来说，今晚和其他任何夜晚没有丝毫区别。我突然产生了一股冲动，想拉住一个路人，告诉他，我也是上海人，我刚下火车，刚从黑龙江回来。他一定会觉得我既可怜又可笑，或者干脆脑袋里有病。
这时我领悟到自己已经是个外乡人了。这裡只是我的故乡，也就是故去了的家乡，一个不再属于我的世界。在这一个瞬间，我也搞懂了火车进站时，我脑子裡期盼的答案究竟是什麽。
我痛恨这种遗子的感觉，也不愿意承认我还在暗恋著上海。弄不清这应该是谁的过错。是这个无情的城市遗弃了我，还是我自己不知感恩，背叛了她？
而真正让我触痛的是，我清楚地意识到，眼下只有痴情的我才会问出这个问题，而上海早已离我而去。
这个感觉在我今后每次回沪时，都会回来纠结我。直到一二十年后，到了连我自己都说不清属于哪一块土地的时候，上海才和我最终达成默契，签订了和平共处的协议。
～
而在76年冬的上海，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市里从上到下的各级领导仍然都是文革时的原班人马，和我在时没有丝毫变化。作为四人帮嫡系的上海市委领导班子这时轮流被招去北京办‘学习班’，因此老百姓心裡清楚，他们当政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可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何去何从，在刚刚当选的美国总统卡特心裡，一定和在上海穿街走巷拣垃圾的乡下姑娘一样没有把握。此刻的华国峰主席，在中央并无根基，因此一心要证明他是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于是他就把毛泽东的旗帜高高举著，一意要执行‘既定方针’。中国的前景似乎会有换汤不换药的结局。
尽管如此，在基层百姓的生活里，一向沉重凝聚的社会空气多少有些液化鬆动。成年人说话时不再那么小心翼翼，生怕被人抓住小辫子打报告。而赶时髦的青年人也开始穿上些色彩鲜艳的衣服，V型领也拉得更低，朋友间也开起了地下派对。然而，跳迪斯科舞还是几年之后的新生事物。
我回来后常和儿时好友和中学同学聚会聊天，见到了大家都在社会一角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人人都有了脚踏车，不少同学还交上了女朋友。他们谈论的话题不外是围绕各人单位的福利待遇，将来分配住房的前景，和哪里能买到紧缺的物品等等。大家都在存钱，因为谁都知道，和上海姑娘结婚需要的经济条件只会一年高于一年。
一天，小鲁带著我去参加一个派对。小鲁说，今天去的这个朋友圈里的人都挺高雅的。小鲁毕业后留在了上海的机关工作。他聪明帅气，热情健谈，交友甚广，成为派对上的聚焦点一点不奇怪。走在路上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次要给你找个女朋友。我回答，别瞎扯了，你忘了我现在在哪里？
我们到时，房间里已经挤满了人。我和小鲁给自己倒了杯汽水后，小鲁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屋里的空气中弥漫著淡淡的烟味儿。尽管上海人抽烟赶不上东北人，在这样的聚会场合叼根香烟还是挺酷的。我注意到除了吸烟的男士之外，屋里还有个把发式新颖的年轻女孩儿手上也拿著烟，不过她们基本是让夹在指缝裡的香烟自我燃烧。小鲁的戏剧学院背景很明显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他也顺带介绍了我家的文艺届背景。
我坐在牆边的椅子上，多少觉得自己与这些同龄人格格不入。他们兴高采烈的话题让我觉得无聊，要插话也找不到什麽可说的。目前流行的服装款式，百货商店的出口转内销商品的消息，这些东西离我的生活实在太远，它们的价格和内在价值也让我觉得离谱得不行。这时我领悟到，过去一年半的时间让我的心裡年龄跳跃了一大截，而此刻我不知是否应该感到自豪抑或自卑。
“那你是从黑龙江回来探亲的？”
我抬起头，看到了一个高挑秀丽的女孩儿，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叫宋小青。我也下过乡啊。”
“是吗？看起来你的年纪不大呀。”
小青告诉我，她有个哥哥在69年去了吉林，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进了上海政法学院。她和我中学同一届，分配时属于活络档，去了校区的崇明的长征农场。因为她从小学习舞蹈，进农场不久就被选进了文艺宣传队，最近刚刚被保送到了上海舞蹈学校举办的为期两年的芭蕾舞培训班。
我们聊了一会儿后，发现我们认识好几个共同的朋友。小青和我同在一个小学，而我们一点也不记得见过对方。小青的母亲是我中学的文体老师，不过她没有教过我们这个班。谈起她下乡的经历，小青心有馀悸。在上海郊区，一年种三季水稻，农活比黑龙江要艰苦不少。小青谈到她离开农场时的高兴心情时，一下好像变成了七八岁的小姑娘，这时意外地拿到了一大盒巧克力糖。
“舞蹈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班裡的学员要是成绩及格，基本上都会留在上海的剧团裡。芭蕾舞团裡现在最年轻的女演员都已经过了三十岁，生了孩子，身材和体能都不行了。” 说到这裡，小青合上双手拜了拜，我也给她祝了福。
不知不觉到了散场的时间，小青掏出笔来，写下了她的住址和弄堂口的传呼电话号码，我也写下了我在上海的地址和公用电话号码。我心裡清楚，再过几个月我会离开上海回到黑龙江，而我们俩关係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会小于夏天被雷击中的概率。
这时我后悔听从了小鲁的主意，来参加了这个不属于我的聚会。
每年入冬天后村里的知青总有一半人在上海探亲。朋友们互相串门，还去饭店聚了几回餐。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也是每週碰头，聊山海经，对国家大事，边疆情况，村里人事，品头论足。在上海用不著顾虑别人说你们搞小集团。
在上海这些聚会裡，与在三合电厂一样，我照例是听得多，说得少。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这些朋友都比我大三至四岁，也比我早下乡五年。相形之下，我的新奇，我的震撼，我的激动，我的挫折，对他们来说都已是昨日黄花。他们完完全全能理解，完完全全能接受, 只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往事，而我只是一个新来乍到的小弟弟而已。大家这时谈论的话题往往围绕著是否在三合“扎根”的决定上。这时，儘管我们村裡的知青的士气仍然相对稳定，这些二十二三岁的69届毕业生不得不开始计划他们的去留。
虽然对我这个刚下乡一年半的新手来说，“扎根”这个考虑还没提上议事日程，但这些讨论让我开始觉得，不久我们这个小群体就会慢慢萎缩，直至最终消失。在边境时，繁忙紧张和劳累的生活几乎消耗了我所有的体力和脑力，而在上海探亲的这段悠闲的日子第一次让我有机会来回顾过去一年多的历程。我已经克服了劳动的挑战，也逃过了几次死神的关顾。除了新增的右腿坐骨神经痛之外，身体也没落下其他创伤。我基本刷洗掉了脑子里原有的天真与幻想，不过与之同去是对未来的大部分期望。我已经逐渐接受了在北疆生活的种种不便，也开始习惯了与命运斡旋。我觉得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已经经历了下乡前期待的种种“考验”，也基本上满意我自己交出的“答卷”。可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开始来困扰我：我们的一切努力和奉献，和我亲眼目睹的那些牺牲，目的究竟何在？我们的使命难道就停滞在一个在地图上都不存在的小村子？在接受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后，我们的道路会通向何方？要是我这些好友离开了三合，这个我刚刚习惯了的村子还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地方吗？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我问自己的这些问题，我的父母，我的老师，和朋友小雄的妈妈在两年前都一一问过我，而我那时的答案和我本人一样的幼稚，一样的可笑。
大上海和三合站这两个世界每天绞在一起，让你搞不清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是虚幻的。上海海关的晨钟，外滩江边的高厦，南京路上的华丽橱窗，人民广场中央的宽广大道，这些在我们从小就认定是人间基本要素的东西，对于从北大荒回来的你来说，只是童话世界中的海市蜃楼而已。你知道真实的世界绝不是这样的。在真实的世界里，事物的价值不取决于华丽的外表。生活的真谛在于吃饱肚子，别在採木耳时迷路冻死山中，别让倒下的大树砸烂脑袋，别赶著马过江时落水淹死，别在翻车时把你的脊梁摔断。
而上海人却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
1978年获得奥斯卡奖的越战影片‘猎鹿人’中，三个一起长大的俄国后裔，炼钢工人世家的青年人，被征了兵，被从他们舒适的美国中部小城抛入了越南战场的血火之中。在越南，他们领略了死亡，见惯了流血，也被抓了战俘，得以侥幸逃生。一年后，主角麦克回乡探亲时，镇外的公路上横挂著欢迎他的巨幅横幅，他的好友们也在镇里的酒馆里办著派对，喝著啤酒，只等麦克到来一块儿像以前一样大醉一场，然后回到老婆或女朋友的怀抱里。
麦克坐出租汽车进镇后，让司机悄悄地开到镇边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回避了这些儿时好友的好意。闷头睡了一晚后，第二天他悄悄地去到超级市场看了在那儿工作的他暗恋著的女孩子琳达，也是他同在越南还没回来的好友斯迪文的未婚妻。
他让朋友们空等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当麦克和琳达一起出现时，才知道麦克还是回来了。
他们怪罪麦克，问他为什么人到了后却躲起来，让大家的一场好意落空。
麦克笑笑，没解释，也没道歉。
我看电影很少掉眼泪，‘猎鹿人’也看了不下十次。每次看到这一段时，喉结不由地总要抽紧，眼睛也要润湿。
我懂麦克为什么要避开这些童年时的好友。为什么他不想解释，也没有道歉。
能向他们解释得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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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江苏人，上海国际机场老客户了，呵呵。
他也顺带介绍了我家的文艺届背景
*界？
为这些带着画面感的反思点赞！
66-69届是“一片红”， 基本上人人都要下乡。
70年以后，政策慢慢宽松，容许家里起码留下一个孩子。独子和家里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都已离开上海），叫“硬档”，稳留上海。家里的老大又不是独子，一定要下乡，叫作“死档”。处于这两个极端情况之间的，叫作“软档”，或“活络档”，他们的命运根据当年上海的需求而定。要是上海就业需求多，活络档的人可以流沪，不过会分到别人不愿要的工作，如清洁管理站，街道里弄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其他福利待遇差的单位。要是当年上海就业需求低，那活络档的人要下乡，不过回去市郊国营农场，每月放四天假，可以回家。
所以，在那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年代里，档次是生下来就决定了的。
这个现象在这本书的在本书的”毕业分配志愿书“一章里谈到过（博客第二十篇）。
当兵的舅舅，另外几个留在家
上海行
火车驶进上海北站时，我心里充溢著期盼的感觉，不知道盼的是什么。离开上海一年多了，不知道上海是否也经历了像我一样的变化。下列车后沿著站台走出北站，看到傍晚路上喧杂的人群，街心拥挤的车辆，和街道两边失修的楼房，我顿时意识到上海一点儿没变。一切都还那么熟悉，那麽亲切, 那么记忆犹新。对马路上匆匆忙忙下班回家的上海人来说，今晚和其他任何夜晚没有丝毫区别。我突然产生了一股冲动，想拉住一个路人，告诉他，我也是上海人，我刚下火车，刚从黑龙江回来。他一定会觉得我既可怜又可笑，或者干脆脑袋里有病。
这时我领悟到自己已经是个外乡人了。这裡只是我的故乡，也就是故去了的家乡，一个不再属于我的世界。在这一个瞬间，我也搞懂了火车进站时，我脑子裡期盼的答案究竟是什麽。
我痛恨这种遗子的感觉，也不愿意承认我还在暗恋著上海。弄不清这应该是谁的过错。是这个无情的城市遗弃了我，还是我自己不知感恩，背叛了她？
而真正让我触痛的是，我清楚地意识到，眼下只有痴情的我才会问出这个问题，而上海早已离我而去。
这个感觉在我今后每次回沪时，都会回来纠结我。直到一二十年后，到了连我自己都说不清属于哪一块土地的时候，上海才和我最终达成默契，签订了和平共处的协议。
～
而在76年冬的上海，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市里从上到下的各级领导仍然都是文革时的原班人马，和我在时没有丝毫变化。作为四人帮嫡系的上海市委领导班子这时轮流被招去北京办‘学习班’，因此老百姓心裡清楚，他们当政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可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何去何从，在刚刚当选的美国总统卡特心裡，一定和在上海穿街走巷拣垃圾的乡下姑娘一样没有把握。此刻的华国峰主席，在中央并无根基，因此一心要证明他是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于是他就把毛泽东的旗帜高高举著，一意要执行‘既定方针’。中国的前景似乎会有换汤不换药的结局。
尽管如此，在基层百姓的生活里，一向沉重凝聚的社会空气多少有些液化鬆动。成年人说话时不再那么小心翼翼，生怕被人抓住小辫子打报告。而赶时髦的青年人也开始穿上些色彩鲜艳的衣服，V型领也拉得更低，朋友间也开起了地下派对。然而，跳迪斯科舞还是几年之后的新生事物。
我回来后常和儿时好友和中学同学聚会聊天，见到了大家都在社会一角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人人都有了脚踏车，不少同学还交上了女朋友。他们谈论的话题不外是围绕各人单位的福利待遇，将来分配住房的前景，和哪里能买到紧缺的物品等等。大家都在存钱，因为谁都知道，和上海姑娘结婚需要的经济条件只会一年高于一年。
一天，小鲁带著我去参加一个派对。小鲁说，今天去的这个朋友圈里的人都挺高雅的。小鲁毕业后留在了上海的机关工作。他聪明帅气，热情健谈，交友甚广，成为派对上的聚焦点一点不奇怪。走在路上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次要给你找个女朋友。我回答，别瞎扯了，你忘了我现在在哪里？
我们到时，房间里已经挤满了人。我和小鲁给自己倒了杯汽水后，小鲁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屋里的空气中弥漫著淡淡的烟味儿。尽管上海人抽烟赶不上东北人，在这样的聚会场合叼根香烟还是挺酷的。我注意到除了吸烟的男士之外，屋里还有个把发式新颖的年轻女孩儿手上也拿著烟，不过她们基本是让夹在指缝裡的香烟自我燃烧。小鲁的戏剧学院背景很明显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他也顺带介绍了我家的文艺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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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是从黑龙江回来探亲的？”
我抬起头，看到了一个高挑秀丽的女孩儿，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叫宋小青。我也下过乡啊。”
“是吗？看起来你的年纪不大呀。”
小青告诉我，她有个哥哥在69年去了吉林，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进了上海政法学院。她和我中学同一届，分配时属于活络档，去了校区的崇明的长征农场。因为她从小学习舞蹈，进农场不久就被选进了文艺宣传队，最近刚刚被保送到了上海舞蹈学校举办的为期两年的芭蕾舞培训班。
我们聊了一会儿后，发现我们认识好几个共同的朋友。小青和我同在一个小学，而我们一点也不记得见过对方。小青的母亲是我中学的文体老师，不过她没有教过我们这个班。谈起她下乡的经历，小青心有馀悸。在上海郊区，一年种三季水稻，农活比黑龙江要艰苦不少。小青谈到她离开农场时的高兴心情时，一下好像变成了七八岁的小姑娘，这时意外地拿到了一大盒巧克力糖。
“舞蹈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班裡的学员要是成绩及格，基本上都会留在上海的剧团裡。芭蕾舞团裡现在最年轻的女演员都已经过了三十岁，生了孩子，身材和体能都不行了。” 说到这裡，小青合上双手拜了拜，我也给她祝了福。
不知不觉到了散场的时间，小青掏出笔来，写下了她的住址和弄堂口的传呼电话号码，我也写下了我在上海的地址和公用电话号码。我心裡清楚，再过几个月我会离开上海回到黑龙江，而我们俩关係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会小于夏天被雷击中的概率。
这时我后悔听从了小鲁的主意，来参加了这个不属于我的聚会。
～
每年入冬天后村里的知青总有一半人在上海探亲。朋友们互相串门，还去饭店聚了几回餐。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也是每週碰头，聊山海经，对国家大事，边疆情况，村里人事，品头论足。在上海用不著顾虑别人说你们搞小集团。
在上海这些聚会裡，与在三合电厂一样，我照例是听得多，说得少。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这些朋友都比我大三至四岁，也比我早下乡五年。相形之下，我的新奇，我的震撼，我的激动，我的挫折，对他们来说都已是昨日黄花。他们完完全全能理解，完完全全能接受, 只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往事，而我只是一个新来乍到的小弟弟而已。大家这时谈论的话题往往围绕著是否在三合“扎根”的决定上。这时，儘管我们村裡的知青的士气仍然相对稳定，这些二十二三岁的69届毕业生不得不开始计划他们的去留。
虽然对我这个刚下乡一年半的新手来说，“扎根”这个考虑还没提上议事日程，但这些讨论让我开始觉得，不久我们这个小群体就会慢慢萎缩，直至最终消失。在边境时，繁忙紧张和劳累的生活几乎消耗了我所有的体力和脑力，而在上海探亲的这段悠闲的日子第一次让我有机会来回顾过去一年多的历程。我已经克服了劳动的挑战，也逃过了几次死神的关顾。除了新增的右腿坐骨神经痛之外，身体也没落下其他创伤。我基本刷洗掉了脑子里原有的天真与幻想，不过与之同去是对未来的大部分期望。我已经逐渐接受了在北疆生活的种种不便，也开始习惯了与命运斡旋。我觉得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已经经历了下乡前期待的种种“考验”，也基本上满意我自己交出的“答卷”。可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开始来困扰我：我们的一切努力和奉献，和我亲眼目睹的那些牺牲，目的究竟何在？我们的使命难道就停滞在一个在地图上都不存在的小村子？在接受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后，我们的道路会通向何方？要是我这些好友离开了三合，这个我刚刚习惯了的村子还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地方吗？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我问自己的这些问题，我的父母，我的老师，和朋友小雄的妈妈在两年前都一一问过我，而我那时的答案和我本人一样的幼稚，一样的可笑。
大上海和三合站这两个世界每天绞在一起，让你搞不清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是虚幻的。上海海关的晨钟，外滩江边的高厦，南京路上的华丽橱窗，人民广场中央的宽广大道，这些在我们从小就认定是人间基本要素的东西，对于从北大荒回来的你来说，只是童话世界中的海市蜃楼而已。你知道真实的世界绝不是这样的。在真实的世界里，事物的价值不取决于华丽的外表。生活的真谛在于吃饱肚子，别在採木耳时迷路冻死山中，别让倒下的大树砸烂脑袋，别赶著马过江时落水淹死，别在翻车时把你的脊梁摔断。
而上海人却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
～
1978年获得奥斯卡奖的越战影片‘猎鹿人’中，三个一起长大的俄国后裔，炼钢工人世家的青年人，被征了兵，被从他们舒适的美国中部小城抛入了越南战场的血火之中。在越南，他们领略了死亡，见惯了流血，也被抓了战俘，得以侥幸逃生。一年后，主角麦克回乡探亲时，镇外的公路上横挂著欢迎他的巨幅横幅，他的好友们也在镇里的酒馆里办著派对，喝著啤酒，只等麦克到来一块儿像以前一样大醉一场，然后回到老婆或女朋友的怀抱里。
麦克坐出租汽车进镇后，让司机悄悄地开到镇边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回避了这些儿时好友的好意。闷头睡了一晚后，第二天他悄悄地去到超级市场看了在那儿工作的他暗恋著的女孩子琳达，也是他同在越南还没回来的好友斯迪文的未婚妻。
他让朋友们空等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当麦克和琳达一起出现时，才知道麦克还是回来了。
他们怪罪麦克，问他为什么人到了后却躲起来，让大家的一场好意落空。
麦克笑笑，没解释，也没道歉。
我看电影很少掉眼泪，‘猎鹿人’也看了不下十次。每次看到这一段时，喉结不由地总要抽紧，眼睛也要润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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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以后，政策慢慢宽松，容许家里起码留下一个孩子。独子和家里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都已离开上海），叫“硬档”，稳留上海。家里的老大又不是独子，一定要下乡，叫作“死档”。处于这两个极端情况之间的，叫作“软档”，或“活络档”，他们的命运根据当年上海的需求而定。要是上海就业需求多，活络档的人可以流沪，不过会分到别人不愿要的工作，如清洁管理站，街道里弄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其他福利待遇差的单位。要是当年上海就业需求低，那活络档的人要下乡，不过回去市郊国营农场，每月放四天假，可以回家。
所以，在那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年代里，档次是生下来就决定了的。
这个现象在这本书的在本书的”毕业分配志愿书“一章里谈到过（博客第二十篇）。
当兵的舅舅，另外几个留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