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此书在德国名为《抗拒还是服从》。
2. 监狱文学， 这里指的，不是关于监狱生活的文学作品，而是在狱中写成的文章，是文学中极其独特的一类，其文献性大于文学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最能表现人对于作为人之本质的自由的最深切的感受和渴求——对已经失掉的东西，与对正拥有的东西相比，人往往有更深的感受和渴求。 而死囚文学，这里指的是死囚自己的文字记录，而不是描写死囚的虚构作品，又是监狱文学中最为真实深刻的精品，因为它最能表现人对于生命本身、人的生存的最内在、最深入、最切身（ 即最主观 ）同时又最外在、最游离、最超然（ 即最客观 ）的感受和认识——对即将失去的东西，比起对正在安享的东西来，人常常会有更多的眷恋、更深的珍惜、更惨烈的失落之苦痛，也可能同时会有更远一步的审视、更准几分的评估，并且更加彻悟到自己不能也无权永远占有。何况在这里说的这个“东西”，乃是生命、自己的生命，乃是存在、自身的存在！ 文学的极致，一如哲学，不过在于揭示人之本质与存在；对人的揭示，又不过主观和客观这两个角度。在监狱文学和死囚文学里，人在这两个角度上的自我揭示，都最近乎极致，最接近真相。
3.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出身高知家庭，他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医生，柏林大学教授，精神病学家；家族先辈中有著名的教授、律师、医生、艺术家、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外祖父曾是皇帝的御前牧师。他的母亲是卡尔·冯·哈塞的孙女，哈塞是耶拿大学很著名的教会史教授，曾经因为热心支持学生团体的自由在一所城堡里被囚禁过。 他们一家人都参与了反抗希特勒的独裁和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就在二战结束前夕，1945年4月9日的清晨，纳粹头子希姆莱亲自下令执行，朋霍费尔以叛国罪被处绞刑，时年三十九岁。他的姐夫杜南毅同一日在另一监狱被处死。4月23日，他的大哥克劳斯和大姐夫施来舍也在柏林被处死。
4.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恶意，你可以抵抗它，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而且面对愚蠢，你根本无法防卫。 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攻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应付愚蠢者要比对付恶意加倍小心。我们不要再三地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样既无用而又危险。 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产生这种情况，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并非愚人。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 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相互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作用于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 更进一步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这一类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来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一旦这些愚蠢的人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在此，存有人性被恶魔般地扭曲的危险，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样做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有所思：读到这篇文字的人，都会觉得不错，说得很对，蠢人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有谁会认为自己愚蠢呢？准会在别人身上找愚蠢的印迹，认为这说的只能是别人，绝不会是自己。愚蠢是道德上的缺陷，而非智力上的缺陷。“岂唯形骸有聋盲哉， 夫知亦有之。”共勉！）
1.
此书在德国名为《抗拒还是服从》。
2.
监狱文学， 这里指的，不是关于监狱生活的文学作品，而是在狱中写成的文章，是文学中极其独特的一类，其文献性大于文学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最能表现人对于作为人之本质的自由的最深切的感受和渴求——对已经失掉的东西，与对正拥有的东西相比，人往往有更深的感受和渴求。
而死囚文学，这里指的是死囚自己的文字记录，而不是描写死囚的虚构作品，又是监狱文学中最为真实深刻的精品，因为它最能表现人对于生命本身、人的生存的最内在、最深入、最切身（ 即最主观 ）同时又最外在、最游离、最超然（ 即最客观 ）的感受和认识——对即将失去的东西，比起对正在安享的东西来，人常常会有更多的眷恋、更深的珍惜、更惨烈的失落之苦痛，也可能同时会有更远一步的审视、更准几分的评估，并且更加彻悟到自己不能也无权永远占有。何况在这里说的这个“东西”，乃是生命、自己的生命，乃是存在、自身的存在！
文学的极致，一如哲学，不过在于揭示人之本质与存在；对人的揭示，又不过主观和客观这两个角度。在监狱文学和死囚文学里，人在这两个角度上的自我揭示，都最近乎极致，最接近真相。
3.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出身高知家庭，他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医生，柏林大学教授，精神病学家；家族先辈中有著名的教授、律师、医生、艺术家、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外祖父曾是皇帝的御前牧师。他的母亲是卡尔·冯·哈塞的孙女，哈塞是耶拿大学很著名的教会史教授，曾经因为热心支持学生团体的自由在一所城堡里被囚禁过。
他们一家人都参与了反抗希特勒的独裁和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就在二战结束前夕，1945年4月9日的清晨，纳粹头子希姆莱亲自下令执行，朋霍费尔以叛国罪被处绞刑，时年三十九岁。他的姐夫杜南毅同一日在另一监狱被处死。4月23日，他的大哥克劳斯和大姐夫施来舍也在柏林被处死。
4.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恶意，你可以抵抗它，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而且面对愚蠢，你根本无法防卫。
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攻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应付愚蠢者要比对付恶意加倍小心。我们不要再三地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样既无用而又危险。
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产生这种情况，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并非愚人。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
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相互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作用于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
更进一步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这一类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来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一旦这些愚蠢的人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在此，存有人性被恶魔般地扭曲的危险，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样做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有所思：读到这篇文字的人，都会觉得不错，说得很对，蠢人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有谁会认为自己愚蠢呢？准会在别人身上找愚蠢的印迹，认为这说的只能是别人，绝不会是自己。愚蠢是道德上的缺陷，而非智力上的缺陷。“岂唯形骸有聋盲哉， 夫知亦有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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