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吻
1976年大兴安岭的冬天来得早，第一场雪下来就积住不化了。初雪把队里的大豆全给严严实实地埋在了地里。大豆的成熟期比小麦要长，每年收割大豆都是在和老天爷抢时间。九月份收麦子时，豆荚里的黄豆还没上油，全凭最后几个星期的大太阳把豆子催熟。在将近一半的年份里，大豆还没来得及收上来，十月的初雪就降临了。1976年就是这样一个倒楣的年份。
用一双手把埋在雪里的大豆一棵棵地拔起来，算得上是我在黑龙江干过最苦的活了。在寒风下用冻得发紫的两手到雪里去摸索，找到豆杆后，使劲拉起来。一天下来，两手被带刺的豆荚刮上千百条伤口，又红又肿。开始还觉得痛，几小时一过就都麻木了。这倒也好，麻木了就不痛了。不过再苦，大豆还是得收回来。全村人来年吃的油全靠这些大豆榨出来。
奇怪的是，尽管活这么苦，一天下来，男知青没几个骂人的。大概是因为你看到女青年的手和你的一样可怕，你还是趁早把嘴巴闭上吧。
不到两星期，大豆就收完了。记得收完大豆的那一天正是10月7日。我吃完晚饭回到连部，一打开门，黑色电话机就响了。电话那一端是公社的吴秘书。
“是小叶吗？”
“是我。”
吴秘书的口气急促得很。他让我拿笔和纸，要我记录下刚从中央传达下来的口号，然后用大标语的形式在村里张贴。
我一手拿著听筒，一手拿著钢笔，静静地等著李秘书的话音。
“坚决打倒四人帮！”
四人帮？这是哪门子的事儿？
“打倒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我的笔顿时在纸上停了下来。
原来是这四个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干将们。几个星期之前，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他们还站在一排中央领导人的正中。是谁把他们打倒了？
吴秘书还在接著说什么，我根本没听进耳朵里去。
我要是昨天在公开场合喊出这些口号，大概脑袋要挨枪子了。
我打断他：“吴秘书！”斟酌了一下，问他：“你是说,真要我把这些口号张贴出去？！”
“小叶，一个字也不要漏掉，赶快记下来。我还有很多电话要打。”
我手里的笔一边机械性地滑动著，记录著下面的一句句口号，脑子里一边打著转，试图从口号里琢磨出中央到底出了什么事。
“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旗手都给抓了起来，但文化大革命还是要继续下去。
“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他华国锋敢抓江青？！
“你办事我放心！”
“等等，吴秘书，谁办事谁放心？”
吴秘书说：“小叶，问这么多干嘛！我也不知道。”
此刻，我笔尖停滞的纸页上已经流了一滩墨水，而我的思绪也随著纸张上纪下的口号蔓延。江青，毛主席的夫人，是文革的旗手，几星期之前还身穿黑衣出现在毛主席追悼会上；另外三人也都是毛主席亲手指定的下一代国家领导人。十年来，历史已经改写，无数人已经生灵涂炭，而随著文革开始的金光大道似乎也会永远向前延伸，直到今天。
我拿著这张纸找到了郑连长，问他怎么办。要是公社的吴秘书今晚突发精神病，我们不是要和他一块儿进监狱了？郑连长和我一起回到连部，给公社的车书记挂了电话，核对了这些口号的真实性。我到会计室拿了些白纸和墨汁，把口号写成了大标语张贴在大礼堂门外，机务班牆外，和连部门前。
大标语还没贴完，我背后已经挤满了知青和老乡们。一开始大家还是窃窃私语，等我贴完时，议论已经公开化了。文革十年下来，政治风云此起彼伏，老百姓早已习以为常。但此时，读著这些大标语，人人都能预感到，一个时代的大变迁近在眼前了。
五班的秦小钢大声嚷著，接我们回上海的火车己经停在塔河车站了。
～
没过几天，我去呼玛县城参加一年一度的县知青代表大会。今年我成了知青标兵。
会议无聊极了。一天八小时坐在那儿听报告，再听其他青年谈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表决心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没有比这更虚假的了。我不由地在想，台上这些知青前辈们，要是听到接我们返城的火车来了，会不会即刻冲下讲台，打起铺盖就和大家一起离开呢？
到这时，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已经疑问重重了。不管报纸上说得多麽富丽堂皇，人人心裡心里清楚，我们的到来没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化。我们自己倒是变化不少，是得是失，将来才会有定论。而在这时，除了北京高干子弟之外，没人能看到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的前途。心里的这些直觉留在那儿，不能想透，想透了会得抑郁症。与其得抑郁症，还不如跟著大家喊喊口号，哄哄自己，多少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一点意义。想到这一层，看著台上台下的前辈们，我也不觉得他们幼稚可笑了。我举起拳头，也跟著呼喊：
“反帝防修，保卫边疆！” “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干革命！” “走一辈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回村子的路上，我到公社人民武装部去了一趟。上个月我清点武器时，发现小分队的一支半自动的枪托摔裂了，谁也不知道怎么搞坏的。上星期人武部打电话通知我，替换的枪托已经到了。从人武部的张干事那儿打听到养路段的女班要出车开往三合村的方向修路。
等我赶到养路段时，敞篷卡车的后车厢上已经堆满了拍得板板实实的黄沙。养路段的七八个浙江女青年背靠背，排成两溜坐在沙堆顶上。车子的发动机已经启动了。
我爬上沙堆，靠著她们坐下来。这时我发现村里另一个男青年小杜也在车上。小杜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子弟中学的应届高中生，几个月前刚毕业，也像我一样志愿报名来了三合。
这辆崭新的敞篷卡车刚从西德进口，铮亮的深蓝色车身在阳光下能当镜子。坐在我边上的胖胖的女青年告诉我，这是公路局刚接收的车子，今天出车是试车。要是性能好，车子就留下了。胖姑娘还告诉我，坐在司机边上的穿皮夹克的中年人是养路段的副段长，他是专门跟车来验收的。
西德的进口卡车和国产的解放牌就是不一样。在山间公路上，这辆卡车跑得轻松愉快。碰到颠簸的路面时，车子的悬浮防震系统不会让你有被甩出车外的感觉。解放牌上坡时喘著粗气，吭哧吭哧地往上爬，速度越走越慢，你真怕它停下来往后溜下去。这部进口卡车上坡时几乎不用减速，只是引擎的声音略微加大一些而已。
车子沿著公路停了几次。每到一处，我和小杜就跳下车去，帮女青年一起用黄沙填补公路上的坑洼。活干得越快，我们回家越早。这辆车的终点是‘五公里’。经过那里的司机报告养路段，那块儿的路面被融化的初雪衝出了个大坑。
坐在胖姑娘另一边一个面目清秀的女青年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一人安静地坐在那儿，不参加其他人的叽叽喳喳的议论。她的眼光一直看著远山，好像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她在想什么？杭州家里的父母？千里之外的男友？还是在心里默默地作诗？她那双美丽又宁静的大眼睛后面的世界锁得紧紧的，让我猜不透。
虽然她没转头，我盯著她的目光大概被她觉察到了。她把身子向车尾转了45度，把背朝向我，仍然仰头望著远方。
我自觉没趣，又觉得她那高傲的神情冒犯了我，便也把身子朝车头转了45度。这下我俩背朝背了。
过了‘七公里’的山梁，卡车就沿著那段笔直的下坡路一再加速。这段下坡路足足有几公里长，快下完坡时就会经过她们要去的目的地‘五公里’。从五公里走回村裡也就个把小时。
这时车子越冲越快，感觉到司机明显地没踩刹车。几分钟后，车子就接近了自由落体的速度，显然不对劲了。我们紧紧地拉住边上的人，车上的女青年开始紧张地议论起来。接著，车头开始左右摆动，车尾也猛烈地向著两边猛甩，车上发出一片女青年的尖叫声。我想，司机大概刹不住车，想用弯曲行进的方法来增加阻力减低车速。正在这时，卡车开始向左倾斜，车尾快速地升向空中。我只觉得屁股下的沙堆开始松散，流沙像液体一样飞快地从身子下面滑走。我们一群人手拉著手，开始在空中滚翻。
这是我脑子里留下的最后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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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想不出来要手一根根拔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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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双手把埋在雪里的大豆一棵棵地拔起来，算得上是我在黑龙江干过最苦的活了。在寒风下用冻得发紫的两手到雪里去摸索，找到豆杆后，使劲拉起来。一天下来，两手被带刺的豆荚刮上千百条伤口，又红又肿。开始还觉得痛，几小时一过就都麻木了。这倒也好，麻木了就不痛了。不过再苦，大豆还是得收回来。全村人来年吃的油全靠这些大豆榨出来。
奇怪的是，尽管活这么苦，一天下来，男知青没几个骂人的。大概是因为你看到女青年的手和你的一样可怕，你还是趁早把嘴巴闭上吧。
不到两星期，大豆就收完了。记得收完大豆的那一天正是10月7日。我吃完晚饭回到连部，一打开门，黑色电话机就响了。电话那一端是公社的吴秘书。
“是小叶吗？”
“是我。”
吴秘书的口气急促得很。他让我拿笔和纸，要我记录下刚从中央传达下来的口号，然后用大标语的形式在村里张贴。
我一手拿著听筒，一手拿著钢笔，静静地等著李秘书的话音。
“坚决打倒四人帮！”
四人帮？这是哪门子的事儿？
“打倒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我的笔顿时在纸上停了下来。
原来是这四个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干将们。几个星期之前，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他们还站在一排中央领导人的正中。是谁把他们打倒了？
吴秘书还在接著说什么，我根本没听进耳朵里去。
我要是昨天在公开场合喊出这些口号，大概脑袋要挨枪子了。
我打断他：“吴秘书！”斟酌了一下，问他：“你是说,真要我把这些口号张贴出去？！”
“小叶，一个字也不要漏掉，赶快记下来。我还有很多电话要打。”
我手里的笔一边机械性地滑动著，记录著下面的一句句口号，脑子里一边打著转，试图从口号里琢磨出中央到底出了什么事。
“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旗手都给抓了起来，但文化大革命还是要继续下去。
“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他华国锋敢抓江青？！
“你办事我放心！”
“等等，吴秘书，谁办事谁放心？”
吴秘书说：“小叶，问这么多干嘛！我也不知道。”
此刻，我笔尖停滞的纸页上已经流了一滩墨水，而我的思绪也随著纸张上纪下的口号蔓延。江青，毛主席的夫人，是文革的旗手，几星期之前还身穿黑衣出现在毛主席追悼会上；另外三人也都是毛主席亲手指定的下一代国家领导人。十年来，历史已经改写，无数人已经生灵涂炭，而随著文革开始的金光大道似乎也会永远向前延伸，直到今天。
我拿著这张纸找到了郑连长，问他怎么办。要是公社的吴秘书今晚突发精神病，我们不是要和他一块儿进监狱了？郑连长和我一起回到连部，给公社的车书记挂了电话，核对了这些口号的真实性。我到会计室拿了些白纸和墨汁，把口号写成了大标语张贴在大礼堂门外，机务班牆外，和连部门前。
大标语还没贴完，我背后已经挤满了知青和老乡们。一开始大家还是窃窃私语，等我贴完时，议论已经公开化了。文革十年下来，政治风云此起彼伏，老百姓早已习以为常。但此时，读著这些大标语，人人都能预感到，一个时代的大变迁近在眼前了。
五班的秦小钢大声嚷著，接我们回上海的火车己经停在塔河车站了。
～
没过几天，我去呼玛县城参加一年一度的县知青代表大会。今年我成了知青标兵。
会议无聊极了。一天八小时坐在那儿听报告，再听其他青年谈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表决心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没有比这更虚假的了。我不由地在想，台上这些知青前辈们，要是听到接我们返城的火车来了，会不会即刻冲下讲台，打起铺盖就和大家一起离开呢？
到这时，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已经疑问重重了。不管报纸上说得多麽富丽堂皇，人人心裡心里清楚，我们的到来没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化。我们自己倒是变化不少，是得是失，将来才会有定论。而在这时，除了北京高干子弟之外，没人能看到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的前途。心里的这些直觉留在那儿，不能想透，想透了会得抑郁症。与其得抑郁症，还不如跟著大家喊喊口号，哄哄自己，多少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一点意义。想到这一层，看著台上台下的前辈们，我也不觉得他们幼稚可笑了。我举起拳头，也跟著呼喊：
“反帝防修，保卫边疆！”
“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干革命！”
“走一辈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回村子的路上，我到公社人民武装部去了一趟。上个月我清点武器时，发现小分队的一支半自动的枪托摔裂了，谁也不知道怎么搞坏的。上星期人武部打电话通知我，替换的枪托已经到了。从人武部的张干事那儿打听到养路段的女班要出车开往三合村的方向修路。
等我赶到养路段时，敞篷卡车的后车厢上已经堆满了拍得板板实实的黄沙。养路段的七八个浙江女青年背靠背，排成两溜坐在沙堆顶上。车子的发动机已经启动了。
我爬上沙堆，靠著她们坐下来。这时我发现村里另一个男青年小杜也在车上。小杜是齐齐哈尔铁路分局子弟中学的应届高中生，几个月前刚毕业，也像我一样志愿报名来了三合。
这辆崭新的敞篷卡车刚从西德进口，铮亮的深蓝色车身在阳光下能当镜子。坐在我边上的胖胖的女青年告诉我，这是公路局刚接收的车子，今天出车是试车。要是性能好，车子就留下了。胖姑娘还告诉我，坐在司机边上的穿皮夹克的中年人是养路段的副段长，他是专门跟车来验收的。
西德的进口卡车和国产的解放牌就是不一样。在山间公路上，这辆卡车跑得轻松愉快。碰到颠簸的路面时，车子的悬浮防震系统不会让你有被甩出车外的感觉。解放牌上坡时喘著粗气，吭哧吭哧地往上爬，速度越走越慢，你真怕它停下来往后溜下去。这部进口卡车上坡时几乎不用减速，只是引擎的声音略微加大一些而已。
车子沿著公路停了几次。每到一处，我和小杜就跳下车去，帮女青年一起用黄沙填补公路上的坑洼。活干得越快，我们回家越早。这辆车的终点是‘五公里’。经过那里的司机报告养路段，那块儿的路面被融化的初雪衝出了个大坑。
坐在胖姑娘另一边一个面目清秀的女青年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一人安静地坐在那儿，不参加其他人的叽叽喳喳的议论。她的眼光一直看著远山，好像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她在想什么？杭州家里的父母？千里之外的男友？还是在心里默默地作诗？她那双美丽又宁静的大眼睛后面的世界锁得紧紧的，让我猜不透。
虽然她没转头，我盯著她的目光大概被她觉察到了。她把身子向车尾转了45度，把背朝向我，仍然仰头望著远方。
我自觉没趣，又觉得她那高傲的神情冒犯了我，便也把身子朝车头转了45度。这下我俩背朝背了。
过了‘七公里’的山梁，卡车就沿著那段笔直的下坡路一再加速。这段下坡路足足有几公里长，快下完坡时就会经过她们要去的目的地‘五公里’。从五公里走回村裡也就个把小时。
这时车子越冲越快，感觉到司机明显地没踩刹车。几分钟后，车子就接近了自由落体的速度，显然不对劲了。我们紧紧地拉住边上的人，车上的女青年开始紧张地议论起来。接著，车头开始左右摆动，车尾也猛烈地向著两边猛甩，车上发出一片女青年的尖叫声。我想，司机大概刹不住车，想用弯曲行进的方法来增加阻力减低车速。正在这时，卡车开始向左倾斜，车尾快速地升向空中。我只觉得屁股下的沙堆开始松散，流沙像液体一样飞快地从身子下面滑走。我们一群人手拉著手，开始在空中滚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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