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奠礼
民兵连部里有两架电话机。黑色电话机连的是民用线，通到公社的总机。红色电话机连的是军用线，通到边防五连，再从五连转到沈阳军区051前线指挥部。051（读作“洞五邀”）前指藏在边境后方大山里的地道中，没人知道它的确切方位。有一次我问起五连的大胡子连长051在哪儿，他笑笑，没接话茬。
红色电话机每天傍晚照例要响一次。五连连部的通信员会在电话中把当晚的口令传达给我。晚饭前排岗时，我再把口令通知第一轮巡逻小组，他们换岗时再一组组地传下去。每逢过年过节，五连连部也会通知我们节日期间要进入几级战备。
除了这些例行常规之外，红色电话机很少会响。
1976年9月9日凌晨四点多钟，红色电话机的铃声把我吵醒。电话那一端的五连通信员急匆匆地说道：“中央军委命令边境地区进入特级战备。你们的电话要有人二十四小时值班。”说完就挂断了。
在这之前从来也没有过‘特级’战备。即使在中苏边境开火时，进入一级战备就算到顶了。我叫醒了郑连长，问他我们要准备些什么。郑连长也没头绪。他问了我今晚的口令后，让我回床上睡觉，自己则披上衣服去通知巡逻小组。
1970年我在上中学时经过的林彪事件，使我明白边境的动态反映的不只是国际动荡。北京的政治交锋对边境地区的影响不亚于莫斯科和华盛顿。林彪座机摔在了外蒙古，引起全国封空一周，边境全面关闭，这在当时老少必读的中央文件里描写得像小说一样精彩。
我出了连部，走向屋后的黑龙江沿。吸进凌晨的新鲜空气，人很快就清醒过来了。草上已经打上了一层白霜，气温让我打了个哆嗦。我向江对面看去，老毛子那儿安静得很。军营的灯火都熄了，山间公路上没有车灯在移动，山坡后面的机场上空也看不到直升机起降的亮点。我转头向249高地望去。边防五连的营地也是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动静。
天亮后，广播里传出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心里一震。这之前，我们这些老百姓没人知道毛主席一病不起已经很久了。之后的几天里，广播里哀乐不断，所有新闻节目都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悼念他的报导。他的遗体在北京受人瞻仰，自然是一片哭声。没几天又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把他的遗体防腐处理，永远保存。这消息让我大吃一惊。我小时候就读到，大跃进时毛主席带头签名，全体中央委员响应，死后遗体统统火葬，既卫生又节省耕地。怎么他老人家倒第一个反悔了呢？
追悼会那天，三合站也和全国一样举行了仪式。追悼会在我们去年盖的大食堂裡举行，我和另一个男青年各执一枝半自动，一本正经地站在挂了黑缎带的主席遗像两边，接受全村男女老少的三鞠躬。开追悼会时我一直在纳闷，放在遗像边那些新鲜的黄色菊花不知是从哪儿找来的。
晚上我遇到潇潇。她对我说，她很奇怪自己怎么一滴眼泪也没掉。说起来口气有些内疚。我提醒她，今年这样的消息太多了。一月周总理去世，七月朱德总司令，接著是唐山大地震，现在又是毛主席，那可不。
谈起来，我们都有些空虚感。从小就相信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舵手，现在国家往哪儿去？
～
毛泽东追悼会开过之后，村里的生活走上了正轨。没人相信老毛子真会因为毛主席死了就来进攻中国。但是特级战备还没解除，我还得天天守著电话机，而郑连长則带著劳力下地干活去了。
9月20日下午，红色电话机突然响了。我拿起耳机，希望听到解除特级战备的命令。
“你们的马倌掉水里了！”
我一楞：“你说什么？”
电话那边的军人急匆匆地说：“你们的马倌赶马从岛上下来，骑在马背上过江时，让马甩了下来，在水里没冒出头。”
好像怕我不相信，他又加了一句：“我们的了望哨从瞭望镜里看得很清楚。”
这真荒唐。张华强这马倌应该知道，马在游泳时你绝不能骑在它背上。它觉得被你往水下压，会受惊，非使劲把你甩下来不可。你可以贴在马身边，拽著马鬃，让它带著你。这样马就不会在意，会一路游泳把你带过来江来。
张华强，你是怎么搞的，怕把上衣浸湿吗？
我出了连部向江滩奔去，在路口遇到了从地裡回来拿工具的郑连长。听我说张华强落水了，我们就一起跑向江边登岛的渡口。
这渡口设在江岸和吴八老岛之间最窄的地方，枯水期只有几米宽。九月份水很汪，江岸与岛之间隔了四五十米，水也有两三米深。我们赶到江边时，只看到江水在平稳地流著，水面上几乎没有一丝波纹。我们的到来倒是把在泥滩上找虫子吃的一群水鸟吓飞了。
马匹早已不见踪影，它们一定跑回马圈去了。马倌也没有身影。岛上的芦苇被微风吹得像浪一样地摆动，静的没有一点点声息。
我们俩直著嗓门大嚷：“华强！华强！”
江水还在平稳地流著，江面上还是没有一丝皱纹。
我们俩又叫了几声，还是没有回音。
郑连长想了想，说：“他不会在水里。我和他在中学里一起横渡过黄浦江，他游泳游得很好。”
这儿的江水很浅。要是他在水底，稍微扑动一下双手，我们应该都能看到水面的波动。
江水还在平稳地流著，江面上还是没有一丝波纹。
郑连长说： “他一定在我们这面的芦苇丛里游上了岸。五连瞭望哨的视线被芦苇挡著，看不见。”
“那我去他的宿舍看看。他大概在换湿衣服。”
大白天，大家都在地里。他所在的二班宿舍里空空如也。地上也没有换下的濕衣服。
我跑回江边的路上又遇到了郑连长。他正离开江岸，准备拿工具回地里去。
我告诉他华强不在宿舍。
我问：“要不要叫人来捞一下？”
“小叶，这么浅的水，人怎么会淹得著呢？”
看著我不知怎么是好的表情，郑连长说：“那好，我去马圈看一下。他要是不在那儿，我就从地裡叫人来打捞。”
我慢步走回连部，心里始终不踏实。那感觉就像一加一不等于二，总觉得不太对劲。我试图说服自己：这么浅的水，他要是在水下挣扎一下，扑通一下，我们哪会看不见？
一跨进连部， 红色电话机马上就响了。他妈的，五连瞭望哨里的四十倍望远镜真好使。他们一定见到我回屋了， 那我们刚才在江边的一举一动，他们也一定看在眼里。
“你们怎么搞的！”那头的语气十分不客气：“你们怎么不组织人抢救？”
“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们的连长去马圈找他了。”
“我告诉你，他还没露出水面！”
我想让他放心：“连长要没见到他人的话，就会派人回来。”
对方挂上了电话。
我的心裡七上八下的还是不踏实。他为什麽不马上回宿舍换下湿衣服？要是瞭望哨能在望远镜裡看到我的所有举动，难道他们会错过华强上岸吗？
顿时，我心里压下去的焦虑又涌了上来。我跑出连部，又一口气地跑回了江边。
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自己跑到王八湾去撑来一条木船，到江裡去搜索。可是王八湾在村子那一头，回来又是逆水行舟，起码得花上个把小时。
可是我一个人能作些什麽？要是华强淹在水底，这会儿不是已经窒息了吗？
我登上江堤向远处眺望。在炎夏的阳光下，干活的人们星星点点的散布在金黄色的麦地里，没人向我这儿跑来。
那连长一定在马圈裡找到华强了。
我回到连部，拿起红色话筒给五连挂了个电话：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上来？”
“我说了多少遍了：他根本没上岸！我管不著了，反正他是你们的人！”
对方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傍晚在大食堂台阶下，我见到郑连长和几个班长聚在一起，安排第二天的农活。我走过去问郑连长：“嗨，你在哪儿找到华强的？”
郑连长楞住了，似乎不知道我在问什么。
我心里一紧，加上一句：“你不是去马圈找华强吗？”
“噢？他不在那儿。你还没见到他吗？！”
我俩默视了对方几秒，然后不约而同地一起转身冲进大食堂。
喧哗的大食堂里挤满了吃晚饭的知青。宽大的大厅里，见不到华强的踪影。他同宿舍的人说，华强不在屋里。
这时，我不知道自己的模样，但郑连长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了。他把几个班长召在一起，匆匆地讲了几句，然后大家就分散离开。几分钟后，郑连长和我们一批人奔到了岸边。过了不知多久，五条小木船前前后后地从王八湾撑到了渡口，与我们会合。机务班把可移式发电机搬到了岸边的高坡上，两个一千支光的照明灯把乌黑的江面照得通明。
此刻，江边已经挤满了全村的老老少少。五条木船在渡口的江面上平行地来回穿梭。每只船上站著两个人。一人在船尾用竹篙撑船，另一人站在船头，用带著铁钩的刺鱼杆不断地刺探江底。刺鱼杆只有两米多长，这里的江水确实很浅。
我不信神，但我在心里悄悄地祈祷：“华强不要出事、华强不要出事。”
郑连长在岸边镇静地指挥著营救行动。 不久，一部北京吉普开到了路边，从车上走下了大胡子连长。跟他一起下车的是五连指导员和俩个战士。
郑连长迎上前去与大胡子和指导员握了手。
大胡子问：“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谢谢。我们没问题。”
大家一块儿走向江边时，和我平行的一个战士突然停下来，看著我问：“你就是通信员？”
“我就是。”
从他的嗓音里我能听出，他就是下午在电话那一头的战士。
他意味深长地扫了我一眼，然后跑了几步，追上了大胡子。
我想找到一个地洞钻下去。我觉得我是一个杀人凶手，而此刻只有这个战士知道我是罪人。我想追上去，告诉他，我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的连长。我没责任，我没杀人，我只是一个传话的通信员。
难道我真的没责任吗？我连自己也说服不了。
于是我什么话也没说。说什麽都太晚了。
我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方，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一边看著木船来来往往，一边在心里作了种种猜测，臆想了种种假说。也许华强突然决定回上海，和谁也没说；也许他在邻村有一个秘密的女朋友，今晚约会去了；也许华强存心捣蛋，藏了起来，让我们瞎紧张; 也许…
翻来覆去，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剩下的结论只有一个。
突然，贴近江边的人堆里传出一阵骚动，大家开始向渡口的左侧移动。我随著人堆走了过去，我不知应该是快走，还是应该尽量拖延时间。我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过没有人在注意我，因为大家都在看著江面。在离岸边十几米的江面上，立在船首的老乡正在把插入水里的刺鱼杆费劲地提上来。旁边一条木船赶了上去，船上小杜的刺鱼杆也插入水下帮忙。
提著提著，我们都看见了。
一条长长的白色物体浮出了黑水。
那是张华强。
人们把他放到了等在沙滩上的绿帆布担架上。他雪白的脸上缠著几根绿色的水草，白衬衫上的扣子已经被流水冲开了几个。站在他边上的人用手把水草一根根摘除，把鬆了的扣子一个个繫上，用手绢把他脸上的泥沙轻轻地擦掉。这一切动作都做得那么轻，那么静，似乎怕把他吵醒。
他的两个中学同学慢慢抬起了担架。全村人尾随著，把华强送去了大食堂。
郑连长安排了两个知青今晚在食堂门外守夜。他谢了大家后，就让大家回宿舍去休息。
从华强被捞上来的那一刻起，我的两脚就钉在了担架边，寸步不移。周围的人们似乎都不存在，我的双眼盯住了华强的脸，一刻也移不开。
此刻，我第一次感到历史压在我肩上的份量，这副沉重的担子。
从小到大，我不就一直在等待历史的考验吗？而今天，第一次需要我担起这副担子的时候，我就失败了，败得一败涂地。
我无法把眼睛从华强脸上移开。
这天夜晚前的十九年，我的生活就像一场儿戏。哪怕工作再重再苦，我也以为自己还在为今后的战场暖身。曾几何时我会想到，我肩上已经挑上了生活的重负，而我的选择会导致一条生命的存亡？
这天晚上，我一夜没合上眼睛。
这天晚上，我长大成人了。
之后的几天里，华强的死不断地在我脑子里徘徊。我早期的反应是责怪：责怪我没有果断地采取行动，责怪郑连长没有担负起领导的责任，甚至责怪华强不该骑在马背上过江。出事后的几天里，我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话，只是在发通知和排岗时才开一下口。郑连长和其他领导为丧事忙得不可开交。县知青办派了两辆吉普车，二十四小时守候在塔河车站，等待华强的父母和全家。等上海知青办的两个干部陪同他们一起到达三合时，我们已经没法让他们看华强了。他的遗体这时已经开始腐败。木棺盖即使钉得紧紧的，还是能闻到气味。葬礼上，华强的妈妈敲打著棺盖，呼唤著他的名字，哭得晕了过去。民兵连持枪列队在打谷场上向华强告别。男知青忍著眼泪，很多女知青哭出了声。
这是三合村第二次给死去的上海知青开追悼会。我来前的几个月，一个知青排长在修水库爆破冻土时，出事故死亡了。这水库本来是准备用来造水利发电站的。修到一半，发现设计上有很多纰漏，整个工程就放弃了。
在等候华强父母的那些日子里，华强被停放在北山背面一个阴冷的山洞里。一天下午，我，刘琴，和潇潇一起去看他的遗体。
去看华强是刘琴的提议。她是七班班长，长年驻在河南新建的向阳村,出事那天她不在三合。昨天她回到村里办事,明天就要回河南去。她想和华强见最后一面。
出事的那天晚上，潇潇在岸边的高地上操作发电机照明，也没有机会走下江滩。
沿著三塔公路，我们一起走了两公里的上坡路，找到了山上的洞穴口。看守洞口的是上海知青大罗。大罗是个壮汉子，人和他的嗓门一样豪爽。他看到我们来了很受感动。尤其是两个和华强并不近乎的女生，居然有胆子来看一个死去的男战友。
大罗说，在我们之前，村里还没有人上山来看过华强。
洞口朝北，阴森森的。为了笼住洞里的寒气，大罗用帆布和树枝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软夹板盖在洞口。大罗把夹板移开，点亮了油灯，我们跟在他身后弯著腰进了山洞。
山洞很深。我们越往里走，洞变得越大。走了十几米后，腰就能挺直了。我心里充满了焦虑。不是我怕死尸，而是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华强。
在上山的公路上，我把那天下午的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刘琴和潇潇。她们安慰我，说不论我怎么做，也来不及把华强救上来。我希望她们是对的。但这样的判断来自我最要好的朋友，使我无法确定，她们是否只是在安慰我，让我心里好受一些。
漆黑的山洞被油灯的灯光照出了一小片可见区。在洞穴尽头的一块平地上，华强躺在一张毯子上，身上覆盖著一条淡蓝色的棉被。
大罗掀起被子的一角，露出了华强的脸。
大罗大声嚷道：“华强，你的朋友来看你了！”
大罗那欢愉的语调让我茫然不解，但我知道，大罗是一个不寻常的汉子。
华强苍白的脸上那种安详的神情，此后我再也没有在任何活人的脸上见到过。我甚至能看到他脸上带著的那一丝不宜觉察的笑容。他表情里没有一点抗争的迹象。看上去，他在离开这世界时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他好像在告诉大家，他对这最后的结局十分满意。
我们在黄色的油灯光下围著华强，低著头，默默地站立著。
过了几分钟，大罗又大声喊道：“华强，他们要说再见了。”
说完他弯下腰去，把被角盖回华强的脸上，然后对我们说：“好了，我们出去吧。”
我们一块儿出洞后，大罗把夹板盖回了洞口，又用干草把缝隙塞严。他转过身来一本正经地谢谢我们来看华强，口气俨然像一个华强的家人。我知道，华强生前与大罗并不是很接近的好友。大罗今天那严肃的样子，和他平常玩世不恭的言行实在不相称。
大概是两位姑娘来看死去同志的勇气把他给感动了吧。
我们沿著公路走下山时，谁也没说一句话。走着走着，潇潇和刘琴都哭出了声。
我没有掉泪。我此刻正与内心的魔鬼一心一意地搏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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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水期那浅浅的水道（右下角）是那天战友身亡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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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这一刻才是平等的。。。
哇，当时作者才19岁呀，经历了这么多。那些曾经的磨难，如今再现于笔下时就是财富：））
九月的奠礼
民兵连部里有两架电话机。黑色电话机连的是民用线，通到公社的总机。红色电话机连的是军用线，通到边防五连，再从五连转到沈阳军区051前线指挥部。051（读作“洞五邀”）前指藏在边境后方大山里的地道中，没人知道它的确切方位。有一次我问起五连的大胡子连长051在哪儿，他笑笑，没接话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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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例行常规之外，红色电话机很少会响。
1976年9月9日凌晨四点多钟，红色电话机的铃声把我吵醒。电话那一端的五连通信员急匆匆地说道：“中央军委命令边境地区进入特级战备。你们的电话要有人二十四小时值班。”说完就挂断了。
在这之前从来也没有过‘特级’战备。即使在中苏边境开火时，进入一级战备就算到顶了。我叫醒了郑连长，问他我们要准备些什么。郑连长也没头绪。他问了我今晚的口令后，让我回床上睡觉，自己则披上衣服去通知巡逻小组。
1970年我在上中学时经过的林彪事件，使我明白边境的动态反映的不只是国际动荡。北京的政治交锋对边境地区的影响不亚于莫斯科和华盛顿。林彪座机摔在了外蒙古，引起全国封空一周，边境全面关闭，这在当时老少必读的中央文件里描写得像小说一样精彩。
我出了连部，走向屋后的黑龙江沿。吸进凌晨的新鲜空气，人很快就清醒过来了。草上已经打上了一层白霜，气温让我打了个哆嗦。我向江对面看去，老毛子那儿安静得很。军营的灯火都熄了，山间公路上没有车灯在移动，山坡后面的机场上空也看不到直升机起降的亮点。我转头向249高地望去。边防五连的营地也是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动静。
天亮后，广播里传出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心里一震。这之前，我们这些老百姓没人知道毛主席一病不起已经很久了。之后的几天里，广播里哀乐不断，所有新闻节目都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悼念他的报导。他的遗体在北京受人瞻仰，自然是一片哭声。没几天又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把他的遗体防腐处理，永远保存。这消息让我大吃一惊。我小时候就读到，大跃进时毛主席带头签名，全体中央委员响应，死后遗体统统火葬，既卫生又节省耕地。怎么他老人家倒第一个反悔了呢？
追悼会那天，三合站也和全国一样举行了仪式。追悼会在我们去年盖的大食堂裡举行，我和另一个男青年各执一枝半自动，一本正经地站在挂了黑缎带的主席遗像两边，接受全村男女老少的三鞠躬。开追悼会时我一直在纳闷，放在遗像边那些新鲜的黄色菊花不知是从哪儿找来的。
晚上我遇到潇潇。她对我说，她很奇怪自己怎么一滴眼泪也没掉。说起来口气有些内疚。我提醒她，今年这样的消息太多了。一月周总理去世，七月朱德总司令，接著是唐山大地震，现在又是毛主席，那可不。
谈起来，我们都有些空虚感。从小就相信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舵手，现在国家往哪儿去？
～
毛泽东追悼会开过之后，村里的生活走上了正轨。没人相信老毛子真会因为毛主席死了就来进攻中国。但是特级战备还没解除，我还得天天守著电话机，而郑连长則带著劳力下地干活去了。
9月20日下午，红色电话机突然响了。我拿起耳机，希望听到解除特级战备的命令。
“你们的马倌掉水里了！”
我一楞：“你说什么？”
电话那边的军人急匆匆地说：“你们的马倌赶马从岛上下来，骑在马背上过江时，让马甩了下来，在水里没冒出头。”
好像怕我不相信，他又加了一句：“我们的了望哨从瞭望镜里看得很清楚。”
这真荒唐。张华强这马倌应该知道，马在游泳时你绝不能骑在它背上。它觉得被你往水下压，会受惊，非使劲把你甩下来不可。你可以贴在马身边，拽著马鬃，让它带著你。这样马就不会在意，会一路游泳把你带过来江来。
张华强，你是怎么搞的，怕把上衣浸湿吗？
我出了连部向江滩奔去，在路口遇到了从地裡回来拿工具的郑连长。听我说张华强落水了，我们就一起跑向江边登岛的渡口。
这渡口设在江岸和吴八老岛之间最窄的地方，枯水期只有几米宽。九月份水很汪，江岸与岛之间隔了四五十米，水也有两三米深。我们赶到江边时，只看到江水在平稳地流著，水面上几乎没有一丝波纹。我们的到来倒是把在泥滩上找虫子吃的一群水鸟吓飞了。
马匹早已不见踪影，它们一定跑回马圈去了。马倌也没有身影。岛上的芦苇被微风吹得像浪一样地摆动，静的没有一点点声息。
我们俩直著嗓门大嚷：“华强！华强！”
江水还在平稳地流著，江面上还是没有一丝皱纹。
我们俩又叫了几声，还是没有回音。
郑连长想了想，说：“他不会在水里。我和他在中学里一起横渡过黄浦江，他游泳游得很好。”
这儿的江水很浅。要是他在水底，稍微扑动一下双手，我们应该都能看到水面的波动。
江水还在平稳地流著，江面上还是没有一丝波纹。
郑连长说： “他一定在我们这面的芦苇丛里游上了岸。五连瞭望哨的视线被芦苇挡著，看不见。”
“那我去他的宿舍看看。他大概在换湿衣服。”
大白天，大家都在地里。他所在的二班宿舍里空空如也。地上也没有换下的濕衣服。
我跑回江边的路上又遇到了郑连长。他正离开江岸，准备拿工具回地里去。
我告诉他华强不在宿舍。
我问：“要不要叫人来捞一下？”
“小叶，这么浅的水，人怎么会淹得著呢？”
看著我不知怎么是好的表情，郑连长说：“那好，我去马圈看一下。他要是不在那儿，我就从地裡叫人来打捞。”
我慢步走回连部，心里始终不踏实。那感觉就像一加一不等于二，总觉得不太对劲。我试图说服自己：这么浅的水，他要是在水下挣扎一下，扑通一下，我们哪会看不见？
一跨进连部， 红色电话机马上就响了。他妈的，五连瞭望哨里的四十倍望远镜真好使。他们一定见到我回屋了， 那我们刚才在江边的一举一动，他们也一定看在眼里。
“你们怎么搞的！”那头的语气十分不客气：“你们怎么不组织人抢救？”
“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们的连长去马圈找他了。”
“我告诉你，他还没露出水面！”
我想让他放心：“连长要没见到他人的话，就会派人回来。”
对方挂上了电话。
我的心裡七上八下的还是不踏实。他为什麽不马上回宿舍换下湿衣服？要是瞭望哨能在望远镜裡看到我的所有举动，难道他们会错过华强上岸吗？
顿时，我心里压下去的焦虑又涌了上来。我跑出连部，又一口气地跑回了江边。
江水还在平稳地流著，江面上还是没有一丝波纹。
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自己跑到王八湾去撑来一条木船，到江裡去搜索。可是王八湾在村子那一头，回来又是逆水行舟，起码得花上个把小时。
可是我一个人能作些什麽？要是华强淹在水底，这会儿不是已经窒息了吗？
我登上江堤向远处眺望。在炎夏的阳光下，干活的人们星星点点的散布在金黄色的麦地里，没人向我这儿跑来。
那连长一定在马圈裡找到华强了。
我回到连部，拿起红色话筒给五连挂了个电话：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上来？”
“我说了多少遍了：他根本没上岸！我管不著了，反正他是你们的人！”
对方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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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在大食堂台阶下，我见到郑连长和几个班长聚在一起，安排第二天的农活。我走过去问郑连长：“嗨，你在哪儿找到华强的？”
郑连长楞住了，似乎不知道我在问什么。
我心里一紧，加上一句：“你不是去马圈找华强吗？”
“噢？他不在那儿。你还没见到他吗？！”
我俩默视了对方几秒，然后不约而同地一起转身冲进大食堂。
喧哗的大食堂里挤满了吃晚饭的知青。宽大的大厅里，见不到华强的踪影。他同宿舍的人说，华强不在屋里。
这时，我不知道自己的模样，但郑连长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了。他把几个班长召在一起，匆匆地讲了几句，然后大家就分散离开。几分钟后，郑连长和我们一批人奔到了岸边。过了不知多久，五条小木船前前后后地从王八湾撑到了渡口，与我们会合。机务班把可移式发电机搬到了岸边的高坡上，两个一千支光的照明灯把乌黑的江面照得通明。
此刻，江边已经挤满了全村的老老少少。五条木船在渡口的江面上平行地来回穿梭。每只船上站著两个人。一人在船尾用竹篙撑船，另一人站在船头，用带著铁钩的刺鱼杆不断地刺探江底。刺鱼杆只有两米多长，这里的江水确实很浅。
我不信神，但我在心里悄悄地祈祷：“华强不要出事、华强不要出事。”
郑连长在岸边镇静地指挥著营救行动。
不久，一部北京吉普开到了路边，从车上走下了大胡子连长。跟他一起下车的是五连指导员和俩个战士。
郑连长迎上前去与大胡子和指导员握了手。
大胡子问：“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谢谢。我们没问题。”
大家一块儿走向江边时，和我平行的一个战士突然停下来，看著我问：“你就是通信员？”
“我就是。”
从他的嗓音里我能听出，他就是下午在电话那一头的战士。
他意味深长地扫了我一眼，然后跑了几步，追上了大胡子。
我想找到一个地洞钻下去。我觉得我是一个杀人凶手，而此刻只有这个战士知道我是罪人。我想追上去，告诉他，我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的连长。我没责任，我没杀人，我只是一个传话的通信员。
难道我真的没责任吗？我连自己也说服不了。
于是我什么话也没说。说什麽都太晚了。
我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方，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一边看著木船来来往往，一边在心里作了种种猜测，臆想了种种假说。也许华强突然决定回上海，和谁也没说；也许他在邻村有一个秘密的女朋友，今晚约会去了；也许华强存心捣蛋，藏了起来，让我们瞎紧张; 也许…
翻来覆去，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剩下的结论只有一个。
突然，贴近江边的人堆里传出一阵骚动，大家开始向渡口的左侧移动。我随著人堆走了过去，我不知应该是快走，还是应该尽量拖延时间。我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过没有人在注意我，因为大家都在看著江面。在离岸边十几米的江面上，立在船首的老乡正在把插入水里的刺鱼杆费劲地提上来。旁边一条木船赶了上去，船上小杜的刺鱼杆也插入水下帮忙。
提著提著，我们都看见了。
一条长长的白色物体浮出了黑水。
那是张华强。
人们把他放到了等在沙滩上的绿帆布担架上。他雪白的脸上缠著几根绿色的水草，白衬衫上的扣子已经被流水冲开了几个。站在他边上的人用手把水草一根根摘除，把鬆了的扣子一个个繫上，用手绢把他脸上的泥沙轻轻地擦掉。这一切动作都做得那么轻，那么静，似乎怕把他吵醒。
他的两个中学同学慢慢抬起了担架。全村人尾随著，把华强送去了大食堂。
郑连长安排了两个知青今晚在食堂门外守夜。他谢了大家后，就让大家回宿舍去休息。
从华强被捞上来的那一刻起，我的两脚就钉在了担架边，寸步不移。周围的人们似乎都不存在，我的双眼盯住了华强的脸，一刻也移不开。
此刻，我第一次感到历史压在我肩上的份量，这副沉重的担子。
从小到大，我不就一直在等待历史的考验吗？而今天，第一次需要我担起这副担子的时候，我就失败了，败得一败涂地。
我无法把眼睛从华强脸上移开。
这天夜晚前的十九年，我的生活就像一场儿戏。哪怕工作再重再苦，我也以为自己还在为今后的战场暖身。曾几何时我会想到，我肩上已经挑上了生活的重负，而我的选择会导致一条生命的存亡？
这天晚上，我一夜没合上眼睛。
这天晚上，我长大成人了。
～
之后的几天里，华强的死不断地在我脑子里徘徊。我早期的反应是责怪：责怪我没有果断地采取行动，责怪郑连长没有担负起领导的责任，甚至责怪华强不该骑在马背上过江。出事后的几天里，我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话，只是在发通知和排岗时才开一下口。郑连长和其他领导为丧事忙得不可开交。县知青办派了两辆吉普车，二十四小时守候在塔河车站，等待华强的父母和全家。等上海知青办的两个干部陪同他们一起到达三合时，我们已经没法让他们看华强了。他的遗体这时已经开始腐败。木棺盖即使钉得紧紧的，还是能闻到气味。葬礼上，华强的妈妈敲打著棺盖，呼唤著他的名字，哭得晕了过去。民兵连持枪列队在打谷场上向华强告别。男知青忍著眼泪，很多女知青哭出了声。
这是三合村第二次给死去的上海知青开追悼会。我来前的几个月，一个知青排长在修水库爆破冻土时，出事故死亡了。这水库本来是准备用来造水利发电站的。修到一半，发现设计上有很多纰漏，整个工程就放弃了。
在等候华强父母的那些日子里，华强被停放在北山背面一个阴冷的山洞里。一天下午，我，刘琴，和潇潇一起去看他的遗体。
去看华强是刘琴的提议。她是七班班长，长年驻在河南新建的向阳村,出事那天她不在三合。昨天她回到村里办事,明天就要回河南去。她想和华强见最后一面。
出事的那天晚上，潇潇在岸边的高地上操作发电机照明，也没有机会走下江滩。
沿著三塔公路，我们一起走了两公里的上坡路，找到了山上的洞穴口。看守洞口的是上海知青大罗。大罗是个壮汉子，人和他的嗓门一样豪爽。他看到我们来了很受感动。尤其是两个和华强并不近乎的女生，居然有胆子来看一个死去的男战友。
大罗说，在我们之前，村里还没有人上山来看过华强。
洞口朝北，阴森森的。为了笼住洞里的寒气，大罗用帆布和树枝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软夹板盖在洞口。大罗把夹板移开，点亮了油灯，我们跟在他身后弯著腰进了山洞。
山洞很深。我们越往里走，洞变得越大。走了十几米后，腰就能挺直了。我心里充满了焦虑。不是我怕死尸，而是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华强。
在上山的公路上，我把那天下午的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刘琴和潇潇。她们安慰我，说不论我怎么做，也来不及把华强救上来。我希望她们是对的。但这样的判断来自我最要好的朋友，使我无法确定，她们是否只是在安慰我，让我心里好受一些。
漆黑的山洞被油灯的灯光照出了一小片可见区。在洞穴尽头的一块平地上，华强躺在一张毯子上，身上覆盖著一条淡蓝色的棉被。
大罗掀起被子的一角，露出了华强的脸。
大罗大声嚷道：“华强，你的朋友来看你了！”
大罗那欢愉的语调让我茫然不解，但我知道，大罗是一个不寻常的汉子。
华强苍白的脸上那种安详的神情，此后我再也没有在任何活人的脸上见到过。我甚至能看到他脸上带著的那一丝不宜觉察的笑容。他表情里没有一点抗争的迹象。看上去，他在离开这世界时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他好像在告诉大家，他对这最后的结局十分满意。
我们在黄色的油灯光下围著华强，低著头，默默地站立著。
过了几分钟，大罗又大声喊道：“华强，他们要说再见了。”
说完他弯下腰去，把被角盖回华强的脸上，然后对我们说：“好了，我们出去吧。”
我们一块儿出洞后，大罗把夹板盖回了洞口，又用干草把缝隙塞严。他转过身来一本正经地谢谢我们来看华强，口气俨然像一个华强的家人。我知道，华强生前与大罗并不是很接近的好友。大罗今天那严肃的样子，和他平常玩世不恭的言行实在不相称。
大概是两位姑娘来看死去同志的勇气把他给感动了吧。
我们沿著公路走下山时，谁也没说一句话。走着走着，潇潇和刘琴都哭出了声。
我没有掉泪。我此刻正与内心的魔鬼一心一意地搏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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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水期那浅浅的水道（右下角）是那天战友身亡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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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当时作者才19岁呀，经历了这么多。那些曾经的磨难，如今再现于笔下时就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