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回头去看一段有些艰难的时光，会有一种隔着时空距离的笃定和轻松感，甚至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忘记当初那种不知前方会如何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巨大的焦虑？抑或是，一开始的那种难以自控的忐忑不安，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无端地慢慢变成一种似乎没有依据的安全感？这样的情绪，到底是因为疲惫，还是因为脱敏？
我还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每次下班回家，我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在车库里整理消毒我的工作用品，洗换衣物，用紫外小灯消毒车厢。虽然这些努力，有些后来被证明是不太必要的，有些则提高了我的个人卫生习惯。现在还继续坚持着。但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我放弃了。
归根结底，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这不是一次冲刺型的短跑。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双焦虑的目光集中到了口罩上。一月底，我给国内的同学和家人寄了些口罩。三月中，他们又纷纷给我寄来各式口罩。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五只N95，绕着地球飞了一整圈，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中。后来，我将它们赠送给了一位有需要的同事。得到他的赠言，“愚兄痴长数载，心内十分感激”云云----其实说起来，不过是很小的事。
可能当时，在那个情境中的我们，很容易就动用感情吧。如今想起来，觉得很温暖。
某一天上班路上，我带着烦乱的心情，坐在车流里闷闷不乐。对未来的担忧，很让人抓狂。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叮咚作响，是我的大学校友燕子打来的电话。我想了想，没有接。我猜她一定是要问我，孩子们该不该继续到学校去上学？那时我真的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在逃避着它。关心则乱。并不因为所谓科学数据的分析，就能让身为父母的我们做出感到心安的选择。
接着，我收到了一条她发来的手机短讯。
“小乐，你大约在忙。今天我们去给你Fedex了一百只工业用N95口罩，是上个月在家得宝抢到的。你在工作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愣住了。感激和惭愧，一下子涌上心头。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在同城一家儿童医院工作的晓华，当时刚从国内探亲回来。她说起国内的疫情，说起她健康欠佳的父亲，心情十分黯淡。她的一位女同事闻言，想要给她一个拥抱，她推辞了。对方说，“不要紧，我不怕”。然后，坚持着给了她一个拥抱。
晓华说，那个拥抱，给了她很多温暖的力量，她很感激。
有一天她说起，她们医院阳性医护的数量，已经是阳性患者的几倍。儿童相对来说不容易被感染，这是全世界都觉得庆幸的一件事。晓华说，她也定了口罩，包裹到加州了。两天后她要上班，她预算着应该可以抵达。我深知她的为人，不到为难处，绝不轻易朝人开口。
于是我说，不能指望邮包。我进城一趟，给她送些口罩。
她说，你邮寄几个给我吧。本城应该可以第二天到达。
我说，我已经出门了。比起自己跑一趟，去邮局我更担心安全。
一路很顺利，车很少。君爸嘱咐我，要调成车内空气循环（笑）。
到了晓华住处的楼下，她早已等在路边。我提前告诉过她，我那几天上班很小心，自觉没有症状，我也戴了口罩。给她准备的包裹，我是带着手套操作的。
我打开车窗，将包裹递给她。她快速递给我一幅她画的水彩。然后她匆忙说到，她已有三周没有出门，没有见过任何人。
我笑，“从今往后，先确认彼此是否有感染的可能，是与朋友见面的先决条件了。”
我朝她挥挥手，倒车离开。
我拿起那副水彩看了一眼，是一丛热烈的向日葵。
下方写着一行小字，《等待夏日》，送给小乐，2020年4月。
手机短信进来。有一行话，
“My life is secured. Safe drive.”
朋友之间这样的玩笑，因为夸张，因为激动，竟然很有几分动人。
我与晓华的友谊起始于学生时代，说来很是深厚。但是，她来本城进修的这三年间，我们也只见过两次面。手机的便捷，让人几乎觉察不出还有与老友见面对谈的必要。我只在她来此地的第二年，抽空去城里见过她一次，吃饭闲聊。结束时我说，下次我来请。她说好。
第二次，便是这回在车旁的匆匆一瞥了。
再后来，她在疫情期间，毕业找工作，搬去了外州。
于是，我也只能对过去的承诺食言了。
（七）
在回忆里，一开始的那段时光，充斥着如上所述的焦虑和担忧。回头来看，有些情绪似乎是过度而不必要的。只是，当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无从知晓，也无从去把握那样一个合适的度。
What if，是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要问自己的问题。
我和印度裔医生普丽常常一起工作。
有一天她问我，“小乐，我有点想搬出去住。你觉得呢？”
普丽是独生女，和父母一起住，家境优裕。她曾说过，父母向她暗示，希望她休息一年。但是，普丽是一位独立的年轻人，一直继续工作。她唯一担心的，也是害怕自己会将病毒带回家，传给父母。
我告诉她，我和君爸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最后的决定还是让我在休息的时候居家隔离。一个是为了我自己生活的便利，一日三餐、衣食住行都方便许多。一个是为了孩子们，他们还是可以看到我在家里，听到我的声音，有安全感。我曾想过，一旦我出现阳性症状，我会搬出去住。这个提议，老实说我是有些心虚的。携带着病毒去旅馆，传播给他人？这种想法，也太猥琐了一些吧。
我记得当时君爸说的话，让我感到很温暖。
他说，“那怎么行？万一你病重昏迷，在家里我们还能及时发现，送你去医院，在旅馆里你一个人，出了事怎么办？”
所以，我上述那个自私的想法，也只是在心里想想罢了。
普丽告诉我，她知道伍斯特有一家旅馆，专门接待那些有隔离需要的住客，包括一些医护人员，会给我们折扣价。旅馆里不设中央空调，对其他住客的危害应该比较小。
她说，她预定了四月中旬的两周，要搬出去住。
我忧心忡忡地看着她，不知道该给什么样的建议合适。
虽然我马上联想到，在家里我住的房间，我要不要把空调的出风口拿胶布贴起来？最后，我决定不开暖气，避免空气流动，这样心安一些。好在已经是四月多了，天气并不算太冷。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遇见普丽。我问她，你去旅馆住了吗？
她说没有。她说她爸妈采用了同样的理由。怕她一个人在旅馆出事，他们会更坐立不安。
她说，“我也一样，我在家能看着我父母，我自己也放心一些。”
她说，“我和我爸妈，必须彼此生活在彼此的视野里，这样才能各自放心。现在和从前唯一的区别是，晚饭我们不在一起吃，我端回自己的房间吃。有一天，我妈妈抱怨说，她都快记不得我长什么样子了。”
说完她哈哈大笑。
与此同时，普丽是一位积极寻找结婚对象的可爱女性。她总是诙谐地说，
“病毒跟我的八字不合。在我的青春年华逐日逝去的危机里，它给我的约会生涯设置了前所未有的障碍，简直是大萧条时代的再现。”
于是我笑说，
“普丽，快去嫁给现时现刻依然愿意与你见面的第一个人。那人一定值得托付终生。”
（八）
然而在工作中，当时的情况真是让人沮丧。最难过的，是无法面对患者的提问。
有一位患者，在我告知他有病毒肺炎的时候，他平静地问我，
“那么现在，您将会用什么药物给我治疗？我将会有哪些选择？副作用是什么？”
我无言以对。
我感激他那份纯然的信任，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他的问题。
一个在通常情况下，我多多少少总会找到一些答案的问题。
难道我要实话实说----您不看看新闻吗？我们目前没有针对这个病毒的药物。
这样的话我实在说不出口。
在我们接受培训的时候，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是要练习如何去给予患者不好的消息。我们常用的策略，是告诉患者，“很遗憾发生这样的情况。不过，现在发现，比半年后发现要好。而且，这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病情。现在，让我们帮助你，我们一起来面对它。”
这样的话，一般来说，会带给患者一定的安慰。我想，它源自于一百多年前特鲁多医生的那句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可是在2020年的三四月份，在病毒肺炎还没有确定的有效药物时，是很难面对患者那些殷切的目光的。我们所能给予的，只有支持治疗。吸氧、营养、调整水电解质平衡。那些不幸进入重症监护室的患者，他们需要接受更高级别的支持治疗，包括呼吸机。
在精神上，我们所能给予的，只有安慰。
有时，是医疗工作者强作镇定的安慰。
有的时候，我甚至背离了不能给予false assurance----错误保证----的准则。对于相对年轻的患者，我会坚定地对他们说，你一定不会有事的。所有你这个年龄段的患者，全部都康复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有经验。我个人认为，当我们没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时，为什么要让这些身处负压病房正在吸氧的患者，独自去承担那份沉甸甸的担忧呢？担忧那百分之几的恶化的可能性？
不如让他们卸下重担，无缘无故地去相信，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康复。
我不想让概率论成为他们康复道路上的障碍。
我不想让困扰我自己的what if，去困扰这些和我相比处于更加危急境地的无辜的人们。
五月一日，瑞德西韦（remdesivir，昵称“人民的希望”）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病毒肺炎的重症患者。一开始因为药物不够，只能用于每分钟吸氧4升及以上的患者，后来渐渐放宽到所有需要吸氧的患者。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的进展，都让大家感到兴奋。
再到后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数据，RECOVERY这一临床研究表明，对吸氧患者而言，地塞米松激素疗法，降低了病毒阳性患者的28天死亡率。我们的手中，终于又多了一项武器。
大约是六月里的一天，有两位医生出现在我和普丽常呆的电脑室。电脑室里有一台小小的咖啡机，他们来喝咖啡。其中一位长者，一位年轻人。
我隐约看见了那位长者的名牌。他前不久刚刚因为病毒肺炎，进了重症监护室，上了呼吸机，情况很是危急。看到我们俩，他们便问，临床上情况如何，于是大家很亲切地交谈了几句。
我问那位长者，是否介意告知，当时是如何感染上病毒的。
他说不介意。他说是因为给一位病毒阳性的患者气管插管，估计是因为病毒的浓度比较高，即便戴了N95，手术室里当时有好几位同仁被传染了。他是病得最严重的一个，自己也没想到。
我很想问，那您现在又跑回来上班了？不害怕吗？
但是，看着他的笑脸，这个问题我很难问出口。
他们端着咖啡离开后，普丽对我说，
“你知道他旁边那位年轻医生是谁么？”
“不知道”，我摇摇头。
“他是心脏科的某某，之前也感染了病毒，顺利康复了。很多康复了的医护主动捐血浆给我们的血库，正好他与长者的血型相配，于是他们成为了我们这里第一例实验性输注康复者血浆的案例。”
“并且成功了！”我兴奋地说。
“是的”，普丽也笑。
啊，多好，这些在同一战壕的人们，这是否就是所谓的，过命的交情？
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在这场战斗中人们最终找到的三驾马车，瑞德西韦、地塞米松，和康复者血浆。虽然后来，对于康复者血浆的效用存在着一定的疑问，但对当时的我们，它是很多人的心理支柱之一。包括患者，包括他们的家人，也包括我们。
（九）
大约在四五月份的时候，疫情到达了第一个高峰。我的脑海里有一些场景，挥之不去。
我记起这样一位老人，病情危殆。她的女儿是她的医疗代理人。
我记得这位可敬的女儿对我说，
“我的母亲已是高龄，患有老年痴呆症。我不希望她再继续受苦，也不想她去占用ICU的床位。把那张床留给更需要它的年轻人吧。”
说完，她在电话里小声地哭了起来。临了，她对我说，
“医生，谢谢你为我们大家做的一切。你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千万不要感染到病毒。”
此刻再次想起那个场景，想起那曾听在我的耳朵里来自一位陌生人殷切的嘱咐，很容易将泪意再带回眼里。
记得有另外一位高龄的老人，重病缠身，情况也很危险了。
她很希望能继续接受所有可能的治疗。她对我说，
“我的孙女儿这个夏天将会从法学院毕业，我很想能撑到她毕业的那一天。然后，我便可以安心地走了。”
回想起这些话，怎能不让人泪下？是啊，我们都是人，具备人类的共通情感。无论源自何种种族、信仰或文化。
那段时间，医院禁止任何探视者。除了临终患者，被允许有极短的家庭探视时间。
虽然残酷，实属无奈。
我记得有一位临终的老人，独自躺在病床上。在那个幽静的房间里，亮着一盏小灯。因为疫情，他没有探视者。空气里轻轻回荡着一支悠扬的曲子，是电视里发出的山泉流水声，很宁静，也有些忧伤。老人已经处于深度熟睡中，在药物的帮助下，看不出他有明显的不适。他当时接受的是临终关怀治疗。
我想起之前和他妻子的对话。
他的妻子告诉过我，他是一位成功的父亲，一位慈爱的祖父，一个好叔叔，一个热心的朋友。在电话里，她向我回忆起他的一生。遗憾的是，她和家人无法在他的床边，握着他的手，陪他度过生命里的最后一段旅程。
我走进房间，在床前蹲下，握住了老人的手。他蒲扇般的大手温暖、厚实，他的面容平静。
那一刻，无人能替代他的孤独。
我的心里很难过。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有这样孤独的告别。
出来后，我遇到了他的护士。护士告诉我，她和我做了同样的事。在床前坐着，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也好。在心里，就当作是他的家人在这里陪他吧。
有一天，有另外一位老人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我正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她的女儿这件事，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忽然，我的同事向我警示，说这位老人的病床发生了紧急情况。
“她不行了”，同事看着心电监护，朝我大声喊道。
我的心砰砰直跳，我艰难地朝电话的那一头喃喃道，“对不起，你母亲好像不太好。”
我匆忙挂了电话，冲到病房里。那位老人显然已经是弥留状态了。
老人的愿望是DNR，拒绝心肺复苏术。
我与护士搀扶着她，让IPAD另一头她的女儿能再看看她。她的女儿流着泪，抖抖索索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是不停地喊着Mom。
我问她，你想不想拍一张照片？她点点头，匆忙中按下了按钮，拍了一张照片。
那天晚些时候，老人的侄子要求来看她最后一眼。当他出现的时候，我有些为难地嘱咐那位中年人，“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病毒的事，还请千万担心。”
他神情凝重地点点头。
我再次经过病房门口的时候，看见他戴着口罩，握着老人的手，深深地低着头。
这就是告别了。
千古艰难唯一死。
从此，不再有亲爱的妈妈。不再有亲爱的阿姨。
在伍斯特工作的这几年，我经常遇见拒绝心肺复苏术的老人。
通常我听到的说法大约是这样的，
“我已经拥有了一个漫长而幸福的人生，我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当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希望能自然地离开。我不愿意用机器维持生命，全身插满管子，像一个植物人那样活着。我不愿意用这种挣扎的方式苟活于世，我更希望让大自然去做它需要做的事。让一切顺其自然。”
很多时候，我试图跟这些老人解释，同意采用心肺复苏术，并非等同于愿意使用机器来维持生命。由于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有时候，短期的生命支持疗法是有可能将他们带回到有质量的生存状态的。我希望他们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符合他们自己想法的选择。
是的，在记忆中，有很多感染了病毒的老人，选择的都是DNR。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十分钦佩这些勇敢的灵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十）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同事阿尼莎曾对我说过，
“小乐，如果你那么害怕病毒，我可以帮你管理阳性患者，你就帮我管阴性患者好了。”
阿尼莎是那么温柔敦厚的一个人，总是设身处地，事事为他人着想。我从来没见她和谁红过脸，也从来没有听到她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她总是那么的善解人意，诚实可靠。
可是，六月初，突如其来，我们得知她不幸患了一种严重的疾病。
我一度觉得愤慨，难以接受。
当时我有一位朋友，颇有些“冷酷”地回复我的疑问，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这件事不存在什么好人有好报的法则，纯粹只是几率问题。我们这些没有得病的人，只不过是因为命运暂时的看顾罢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情感上，都不太能接受如此理智而冷静的看法。
七月里的一天，我去阿尼莎家中探望她，她的状态很好。
我记得，我们盘腿坐在她家的沙发上，我听阿尼莎平静地叙说着她的遭遇，和她内心的想法。我们喝着茶，吃着一些松饼。我知道我能做的很少，能听她谈谈话，也仅此而已。她的孩子们将客厅让给了我们，乖乖地呆在隔壁房间。她们和阿尼莎很相似，温柔、腼腆，安静地朝我微笑，客气守礼。临走的时候，我一一拥抱她们，她们回以害羞的拥抱和感激。我想，孩子们多少是知道她们妈妈的情况的。这让人伤感。
八月的一天，我在国内的父亲重病。一开始的时候，医生说，因为老人家心脏血管条件的限制，他不能接受手术治疗。
妈妈在电话里哀哀地说，“那你爸爸就可怜了”。那是说到爸爸无法手术，因为年纪大了，也没有化疗的可能性。实在让人一筹莫展。因为疫情，我也无法回国探望他们。
痛苦之际，我将这件事告诉了阿尼莎，她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安慰，我由衷地感激。
或许是因为这些有些沉重的事，让我渐渐沉默的吧。
我多么希望在我的脑海里，关于这一段的回忆能够翻得快一些。虽然它快不起来。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爸爸妈妈。在梦里，他们那么年轻。我好象还是一个小小的孩子，被妈妈抱在怀里。我坐在妈妈的臂弯，转头向前方看去。随着妈妈的步伐，一晃一晃地向前移动着。
好象这么多年过去，我从未曾长大。
醒来我怅然了很久。
有一天，我在手机上和大学同学聊天。哥哥和弟弟走过来，问我在做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在和我国内的同学说话。
弟弟对我说了一长串的话，我听了很久才听明白。
他说，请我告诉我的朋友，如何当一名医生，然后，我的朋友们就可以教他在中国的外婆我的妈妈，如何当一名医生，然后那个在中国的外婆，就能知道怎样去治好我父亲的病了。
一阵暖暖的感觉，从我心里流过。
哥哥接着问我，“你的父亲病得厉害吗？他会死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孩子这样尖锐的问题。
过了很久，我告诉他，
“外公一定会没事的。等病毒结束之后，我带你们回中国去看他们，好吗？”
孩子们欢呼起来。只是，我心里并不知道，我能否守得住这份承诺。
（后记）
人们常说，一天的时间很长，而一年的时间却很短。在我的回忆里，似乎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细节可供回想，然而此刻，我似乎也抓不住更多鲜明的场景，来向你叙述我在伍斯特所度过这沉默的一年。回忆将每一天的缓慢与拖沓浮光掠影般滤过，只攫取了以上的几帧画面，将其余的一切变成了一个混沌而模糊的快进过程。
12月中旬，医院开始疫苗接种之后，医护人员的感染率迅速下降。但是，因为节假日的到来和疫苗排期问题，全美迎来了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一个高峰。
人们忍不住会想，如果疫苗能早点出现，早点通过，哪怕早两个月，会不会避免这个高峰的出现？可能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疫苗是新生事物。而目前的现状，已经是人们所能获得的最大努力的成果了。
2020年，我在工作中告别的生命，似乎比以往要多。
这是一个让人悲伤的事实，也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从我所见到的这片小小的井空里看出去，我眼中的他们，离开的时候是平静而安详的。
我从这些离去的人们的身上，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
是他们告诉所有活着的人们，以这样的勇气继续前行，继续努力地生活。
转眼之间，又是一年的四月。而这个四月，似乎比上一个四月，要多了很多的希望。
伍斯特，你会同意我以上的叙述吗？
（全文完）
作者说：本文医院场景的节选，后来被编辑发表于某一期的《世界博览》，这里发的是当时的原稿。谢谢阅读。
向疫情中最可爱的人致敬!
我老公的父亲去年病重，在医院去世。因为疫情，医院不允许我老公飞去探望。他和他父亲关系一向深厚，他的难过可想而知。看到医院里类似的例子，真是让我心碎。
（六）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回头去看一段有些艰难的时光，会有一种隔着时空距离的笃定和轻松感，甚至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忘记当初那种不知前方会如何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巨大的焦虑？抑或是，一开始的那种难以自控的忐忑不安，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无端地慢慢变成一种似乎没有依据的安全感？这样的情绪，到底是因为疲惫，还是因为脱敏？
我还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每次下班回家，我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在车库里整理消毒我的工作用品，洗换衣物，用紫外小灯消毒车厢。虽然这些努力，有些后来被证明是不太必要的，有些则提高了我的个人卫生习惯。现在还继续坚持着。但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我放弃了。
归根结底，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这不是一次冲刺型的短跑。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双焦虑的目光集中到了口罩上。一月底，我给国内的同学和家人寄了些口罩。三月中，他们又纷纷给我寄来各式口罩。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五只N95，绕着地球飞了一整圈，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中。后来，我将它们赠送给了一位有需要的同事。得到他的赠言，“愚兄痴长数载，心内十分感激”云云----其实说起来，不过是很小的事。
可能当时，在那个情境中的我们，很容易就动用感情吧。如今想起来，觉得很温暖。
某一天上班路上，我带着烦乱的心情，坐在车流里闷闷不乐。对未来的担忧，很让人抓狂。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叮咚作响，是我的大学校友燕子打来的电话。我想了想，没有接。我猜她一定是要问我，孩子们该不该继续到学校去上学？那时我真的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在逃避着它。关心则乱。并不因为所谓科学数据的分析，就能让身为父母的我们做出感到心安的选择。
接着，我收到了一条她发来的手机短讯。
“小乐，你大约在忙。今天我们去给你Fedex了一百只工业用N95口罩，是上个月在家得宝抢到的。你在工作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愣住了。感激和惭愧，一下子涌上心头。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在同城一家儿童医院工作的晓华，当时刚从国内探亲回来。她说起国内的疫情，说起她健康欠佳的父亲，心情十分黯淡。她的一位女同事闻言，想要给她一个拥抱，她推辞了。对方说，“不要紧，我不怕”。然后，坚持着给了她一个拥抱。
晓华说，那个拥抱，给了她很多温暖的力量，她很感激。
有一天她说起，她们医院阳性医护的数量，已经是阳性患者的几倍。儿童相对来说不容易被感染，这是全世界都觉得庆幸的一件事。晓华说，她也定了口罩，包裹到加州了。两天后她要上班，她预算着应该可以抵达。我深知她的为人，不到为难处，绝不轻易朝人开口。
于是我说，不能指望邮包。我进城一趟，给她送些口罩。
她说，你邮寄几个给我吧。本城应该可以第二天到达。
我说，我已经出门了。比起自己跑一趟，去邮局我更担心安全。
一路很顺利，车很少。君爸嘱咐我，要调成车内空气循环（笑）。
到了晓华住处的楼下，她早已等在路边。我提前告诉过她，我那几天上班很小心，自觉没有症状，我也戴了口罩。给她准备的包裹，我是带着手套操作的。
我打开车窗，将包裹递给她。她快速递给我一幅她画的水彩。然后她匆忙说到，她已有三周没有出门，没有见过任何人。
我笑，“从今往后，先确认彼此是否有感染的可能，是与朋友见面的先决条件了。”
我朝她挥挥手，倒车离开。
我拿起那副水彩看了一眼，是一丛热烈的向日葵。
下方写着一行小字，《等待夏日》，送给小乐，2020年4月。
手机短信进来。有一行话，
“My life is secured. Safe drive.”
朋友之间这样的玩笑，因为夸张，因为激动，竟然很有几分动人。
我与晓华的友谊起始于学生时代，说来很是深厚。但是，她来本城进修的这三年间，我们也只见过两次面。手机的便捷，让人几乎觉察不出还有与老友见面对谈的必要。我只在她来此地的第二年，抽空去城里见过她一次，吃饭闲聊。结束时我说，下次我来请。她说好。
第二次，便是这回在车旁的匆匆一瞥了。
再后来，她在疫情期间，毕业找工作，搬去了外州。
于是，我也只能对过去的承诺食言了。
（七）
在回忆里，一开始的那段时光，充斥着如上所述的焦虑和担忧。回头来看，有些情绪似乎是过度而不必要的。只是，当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无从知晓，也无从去把握那样一个合适的度。
What if，是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要问自己的问题。
我和印度裔医生普丽常常一起工作。
有一天她问我，“小乐，我有点想搬出去住。你觉得呢？”
普丽是独生女，和父母一起住，家境优裕。她曾说过，父母向她暗示，希望她休息一年。但是，普丽是一位独立的年轻人，一直继续工作。她唯一担心的，也是害怕自己会将病毒带回家，传给父母。
我告诉她，我和君爸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最后的决定还是让我在休息的时候居家隔离。一个是为了我自己生活的便利，一日三餐、衣食住行都方便许多。一个是为了孩子们，他们还是可以看到我在家里，听到我的声音，有安全感。我曾想过，一旦我出现阳性症状，我会搬出去住。这个提议，老实说我是有些心虚的。携带着病毒去旅馆，传播给他人？这种想法，也太猥琐了一些吧。
我记得当时君爸说的话，让我感到很温暖。
他说，“那怎么行？万一你病重昏迷，在家里我们还能及时发现，送你去医院，在旅馆里你一个人，出了事怎么办？”
所以，我上述那个自私的想法，也只是在心里想想罢了。
普丽告诉我，她知道伍斯特有一家旅馆，专门接待那些有隔离需要的住客，包括一些医护人员，会给我们折扣价。旅馆里不设中央空调，对其他住客的危害应该比较小。
她说，她预定了四月中旬的两周，要搬出去住。
我忧心忡忡地看着她，不知道该给什么样的建议合适。
虽然我马上联想到，在家里我住的房间，我要不要把空调的出风口拿胶布贴起来？最后，我决定不开暖气，避免空气流动，这样心安一些。好在已经是四月多了，天气并不算太冷。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遇见普丽。我问她，你去旅馆住了吗？
她说没有。她说她爸妈采用了同样的理由。怕她一个人在旅馆出事，他们会更坐立不安。
她说，“我也一样，我在家能看着我父母，我自己也放心一些。”
她说，“我和我爸妈，必须彼此生活在彼此的视野里，这样才能各自放心。现在和从前唯一的区别是，晚饭我们不在一起吃，我端回自己的房间吃。有一天，我妈妈抱怨说，她都快记不得我长什么样子了。”
说完她哈哈大笑。
与此同时，普丽是一位积极寻找结婚对象的可爱女性。她总是诙谐地说，
“病毒跟我的八字不合。在我的青春年华逐日逝去的危机里，它给我的约会生涯设置了前所未有的障碍，简直是大萧条时代的再现。”
于是我笑说，
“普丽，快去嫁给现时现刻依然愿意与你见面的第一个人。那人一定值得托付终生。”
（八）
然而在工作中，当时的情况真是让人沮丧。最难过的，是无法面对患者的提问。
有一位患者，在我告知他有病毒肺炎的时候，他平静地问我，
“那么现在，您将会用什么药物给我治疗？我将会有哪些选择？副作用是什么？”
我无言以对。
我感激他那份纯然的信任，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他的问题。
一个在通常情况下，我多多少少总会找到一些答案的问题。
难道我要实话实说----您不看看新闻吗？我们目前没有针对这个病毒的药物。
这样的话我实在说不出口。
在我们接受培训的时候，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是要练习如何去给予患者不好的消息。我们常用的策略，是告诉患者，“很遗憾发生这样的情况。不过，现在发现，比半年后发现要好。而且，这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病情。现在，让我们帮助你，我们一起来面对它。”
这样的话，一般来说，会带给患者一定的安慰。我想，它源自于一百多年前特鲁多医生的那句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可是在2020年的三四月份，在病毒肺炎还没有确定的有效药物时，是很难面对患者那些殷切的目光的。我们所能给予的，只有支持治疗。吸氧、营养、调整水电解质平衡。那些不幸进入重症监护室的患者，他们需要接受更高级别的支持治疗，包括呼吸机。
在精神上，我们所能给予的，只有安慰。
有时，是医疗工作者强作镇定的安慰。
有的时候，我甚至背离了不能给予false assurance----错误保证----的准则。对于相对年轻的患者，我会坚定地对他们说，你一定不会有事的。所有你这个年龄段的患者，全部都康复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有经验。我个人认为，当我们没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时，为什么要让这些身处负压病房正在吸氧的患者，独自去承担那份沉甸甸的担忧呢？担忧那百分之几的恶化的可能性？
不如让他们卸下重担，无缘无故地去相信，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康复。
我不想让概率论成为他们康复道路上的障碍。
我不想让困扰我自己的what if，去困扰这些和我相比处于更加危急境地的无辜的人们。
五月一日，瑞德西韦（remdesivir，昵称“人民的希望”）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病毒肺炎的重症患者。一开始因为药物不够，只能用于每分钟吸氧4升及以上的患者，后来渐渐放宽到所有需要吸氧的患者。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的进展，都让大家感到兴奋。
再到后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数据，RECOVERY这一临床研究表明，对吸氧患者而言，地塞米松激素疗法，降低了病毒阳性患者的28天死亡率。我们的手中，终于又多了一项武器。
大约是六月里的一天，有两位医生出现在我和普丽常呆的电脑室。电脑室里有一台小小的咖啡机，他们来喝咖啡。其中一位长者，一位年轻人。
我隐约看见了那位长者的名牌。他前不久刚刚因为病毒肺炎，进了重症监护室，上了呼吸机，情况很是危急。看到我们俩，他们便问，临床上情况如何，于是大家很亲切地交谈了几句。
我问那位长者，是否介意告知，当时是如何感染上病毒的。
他说不介意。他说是因为给一位病毒阳性的患者气管插管，估计是因为病毒的浓度比较高，即便戴了N95，手术室里当时有好几位同仁被传染了。他是病得最严重的一个，自己也没想到。
我很想问，那您现在又跑回来上班了？不害怕吗？
但是，看着他的笑脸，这个问题我很难问出口。
他们端着咖啡离开后，普丽对我说，
“你知道他旁边那位年轻医生是谁么？”
“不知道”，我摇摇头。
“他是心脏科的某某，之前也感染了病毒，顺利康复了。很多康复了的医护主动捐血浆给我们的血库，正好他与长者的血型相配，于是他们成为了我们这里第一例实验性输注康复者血浆的案例。”
“并且成功了！”我兴奋地说。
“是的”，普丽也笑。
啊，多好，这些在同一战壕的人们，这是否就是所谓的，过命的交情？
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在这场战斗中人们最终找到的三驾马车，瑞德西韦、地塞米松，和康复者血浆。虽然后来，对于康复者血浆的效用存在着一定的疑问，但对当时的我们，它是很多人的心理支柱之一。包括患者，包括他们的家人，也包括我们。
（九）
大约在四五月份的时候，疫情到达了第一个高峰。我的脑海里有一些场景，挥之不去。
我记起这样一位老人，病情危殆。她的女儿是她的医疗代理人。
我记得这位可敬的女儿对我说，
“我的母亲已是高龄，患有老年痴呆症。我不希望她再继续受苦，也不想她去占用ICU的床位。把那张床留给更需要它的年轻人吧。”
说完，她在电话里小声地哭了起来。临了，她对我说，
“医生，谢谢你为我们大家做的一切。你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千万不要感染到病毒。”
此刻再次想起那个场景，想起那曾听在我的耳朵里来自一位陌生人殷切的嘱咐，很容易将泪意再带回眼里。
记得有另外一位高龄的老人，重病缠身，情况也很危险了。
她很希望能继续接受所有可能的治疗。她对我说，
“我的孙女儿这个夏天将会从法学院毕业，我很想能撑到她毕业的那一天。然后，我便可以安心地走了。”
回想起这些话，怎能不让人泪下？是啊，我们都是人，具备人类的共通情感。无论源自何种种族、信仰或文化。
那段时间，医院禁止任何探视者。除了临终患者，被允许有极短的家庭探视时间。
虽然残酷，实属无奈。
我记得有一位临终的老人，独自躺在病床上。在那个幽静的房间里，亮着一盏小灯。因为疫情，他没有探视者。空气里轻轻回荡着一支悠扬的曲子，是电视里发出的山泉流水声，很宁静，也有些忧伤。老人已经处于深度熟睡中，在药物的帮助下，看不出他有明显的不适。他当时接受的是临终关怀治疗。
我想起之前和他妻子的对话。
他的妻子告诉过我，他是一位成功的父亲，一位慈爱的祖父，一个好叔叔，一个热心的朋友。在电话里，她向我回忆起他的一生。遗憾的是，她和家人无法在他的床边，握着他的手，陪他度过生命里的最后一段旅程。
我走进房间，在床前蹲下，握住了老人的手。他蒲扇般的大手温暖、厚实，他的面容平静。
那一刻，无人能替代他的孤独。
我的心里很难过。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有这样孤独的告别。
出来后，我遇到了他的护士。护士告诉我，她和我做了同样的事。在床前坐着，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也好。在心里，就当作是他的家人在这里陪他吧。
有一天，有另外一位老人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我正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她的女儿这件事，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忽然，我的同事向我警示，说这位老人的病床发生了紧急情况。
“她不行了”，同事看着心电监护，朝我大声喊道。
我的心砰砰直跳，我艰难地朝电话的那一头喃喃道，“对不起，你母亲好像不太好。”
我匆忙挂了电话，冲到病房里。那位老人显然已经是弥留状态了。
老人的愿望是DNR，拒绝心肺复苏术。
我与护士搀扶着她，让IPAD另一头她的女儿能再看看她。她的女儿流着泪，抖抖索索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是不停地喊着Mom。
我问她，你想不想拍一张照片？她点点头，匆忙中按下了按钮，拍了一张照片。
那天晚些时候，老人的侄子要求来看她最后一眼。当他出现的时候，我有些为难地嘱咐那位中年人，“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病毒的事，还请千万担心。”
他神情凝重地点点头。
我再次经过病房门口的时候，看见他戴着口罩，握着老人的手，深深地低着头。
这就是告别了。
千古艰难唯一死。
从此，不再有亲爱的妈妈。不再有亲爱的阿姨。
在伍斯特工作的这几年，我经常遇见拒绝心肺复苏术的老人。
通常我听到的说法大约是这样的，
“我已经拥有了一个漫长而幸福的人生，我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当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希望能自然地离开。我不愿意用机器维持生命，全身插满管子，像一个植物人那样活着。我不愿意用这种挣扎的方式苟活于世，我更希望让大自然去做它需要做的事。让一切顺其自然。”
很多时候，我试图跟这些老人解释，同意采用心肺复苏术，并非等同于愿意使用机器来维持生命。由于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有时候，短期的生命支持疗法是有可能将他们带回到有质量的生存状态的。我希望他们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符合他们自己想法的选择。
是的，在记忆中，有很多感染了病毒的老人，选择的都是DNR。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十分钦佩这些勇敢的灵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十）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同事阿尼莎曾对我说过，
“小乐，如果你那么害怕病毒，我可以帮你管理阳性患者，你就帮我管阴性患者好了。”
阿尼莎是那么温柔敦厚的一个人，总是设身处地，事事为他人着想。我从来没见她和谁红过脸，也从来没有听到她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她总是那么的善解人意，诚实可靠。
可是，六月初，突如其来，我们得知她不幸患了一种严重的疾病。
我一度觉得愤慨，难以接受。
当时我有一位朋友，颇有些“冷酷”地回复我的疑问，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这件事不存在什么好人有好报的法则，纯粹只是几率问题。我们这些没有得病的人，只不过是因为命运暂时的看顾罢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情感上，都不太能接受如此理智而冷静的看法。
七月里的一天，我去阿尼莎家中探望她，她的状态很好。
我记得，我们盘腿坐在她家的沙发上，我听阿尼莎平静地叙说着她的遭遇，和她内心的想法。我们喝着茶，吃着一些松饼。我知道我能做的很少，能听她谈谈话，也仅此而已。她的孩子们将客厅让给了我们，乖乖地呆在隔壁房间。她们和阿尼莎很相似，温柔、腼腆，安静地朝我微笑，客气守礼。临走的时候，我一一拥抱她们，她们回以害羞的拥抱和感激。我想，孩子们多少是知道她们妈妈的情况的。这让人伤感。
八月的一天，我在国内的父亲重病。一开始的时候，医生说，因为老人家心脏血管条件的限制，他不能接受手术治疗。
妈妈在电话里哀哀地说，“那你爸爸就可怜了”。那是说到爸爸无法手术，因为年纪大了，也没有化疗的可能性。实在让人一筹莫展。因为疫情，我也无法回国探望他们。
痛苦之际，我将这件事告诉了阿尼莎，她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安慰，我由衷地感激。
或许是因为这些有些沉重的事，让我渐渐沉默的吧。
我多么希望在我的脑海里，关于这一段的回忆能够翻得快一些。虽然它快不起来。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爸爸妈妈。在梦里，他们那么年轻。我好象还是一个小小的孩子，被妈妈抱在怀里。我坐在妈妈的臂弯，转头向前方看去。随着妈妈的步伐，一晃一晃地向前移动着。
好象这么多年过去，我从未曾长大。
醒来我怅然了很久。
有一天，我在手机上和大学同学聊天。哥哥和弟弟走过来，问我在做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在和我国内的同学说话。
弟弟对我说了一长串的话，我听了很久才听明白。
他说，请我告诉我的朋友，如何当一名医生，然后，我的朋友们就可以教他在中国的外婆我的妈妈，如何当一名医生，然后那个在中国的外婆，就能知道怎样去治好我父亲的病了。
一阵暖暖的感觉，从我心里流过。
哥哥接着问我，“你的父亲病得厉害吗？他会死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孩子这样尖锐的问题。
过了很久，我告诉他，
“外公一定会没事的。等病毒结束之后，我带你们回中国去看他们，好吗？”
孩子们欢呼起来。只是，我心里并不知道，我能否守得住这份承诺。
（后记）
人们常说，一天的时间很长，而一年的时间却很短。在我的回忆里，似乎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细节可供回想，然而此刻，我似乎也抓不住更多鲜明的场景，来向你叙述我在伍斯特所度过这沉默的一年。回忆将每一天的缓慢与拖沓浮光掠影般滤过，只攫取了以上的几帧画面，将其余的一切变成了一个混沌而模糊的快进过程。
12月中旬，医院开始疫苗接种之后，医护人员的感染率迅速下降。但是，因为节假日的到来和疫苗排期问题，全美迎来了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一个高峰。
人们忍不住会想，如果疫苗能早点出现，早点通过，哪怕早两个月，会不会避免这个高峰的出现？可能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疫苗是新生事物。而目前的现状，已经是人们所能获得的最大努力的成果了。
2020年，我在工作中告别的生命，似乎比以往要多。
这是一个让人悲伤的事实，也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从我所见到的这片小小的井空里看出去，我眼中的他们，离开的时候是平静而安详的。
我从这些离去的人们的身上，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
是他们告诉所有活着的人们，以这样的勇气继续前行，继续努力地生活。
转眼之间，又是一年的四月。而这个四月，似乎比上一个四月，要多了很多的希望。
伍斯特，你会同意我以上的叙述吗？
（全文完）
作者说：本文医院场景的节选，后来被编辑发表于某一期的《世界博览》，这里发的是当时的原稿。谢谢阅读。
向疫情中最可爱的人致敬!
我老公的父亲去年病重，在医院去世。因为疫情，医院不允许我老公飞去探望。他和他父亲关系一向深厚，他的难过可想而知。看到医院里类似的例子，真是让我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