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知道，我需要向你介绍，伍斯特在哪里，她是什么样子的。
在我看来，伍斯特是沉默的。此刻的窗外，她静静地矗立在早春的细雨里，不言不语。她的沉默，是由于我的沉默吗？我不敢这么自负地假设。但是，人们告诉我，在沉默中承受痛苦，在寂静中咬牙坚持，是不太必要的。我们应该花点时间，将我们的苦痛说出来，说给其他一些人听，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或者说，寻求一种来自接受者的“哦，原来是这样啊”的认可。而无论这样的倾诉能带来一些什么，总比什么也没有的现状要好，不是吗。
可是，我确定需要使用痛苦这个词吗，是不是有点儿言过其实了？
难道只有用“痛苦”这么厉害的一个词，才能准确地形容它吗？形容那些在伍斯特发生的事？它的肩上，需要替我去背负如此沉重的负担吗？我想，如果它能说话，大概率是不愿意被这么形容的吧。伍斯特应该不会同意我，痛苦是它应得的唯一的标签。毕竟，这人世间的所有事，除了痛苦，总会夹杂着一丁点儿零星的幸福和甜蜜----那应该是相当肯定的一件事。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我想，主要是为了要吸引你的目光吧。彷佛不使用这样一个恶狠狠的词，就不能表达我内心里，那些缓缓蠕动的熔岩。其实我明白，在不同的目光里，于不同的心境中，事物总会折射出不同的角度，和解读。到底是痛苦，还是幸福，其实两者之间并无实在的差别。
我口中的“它”，是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这被强制性按下了暂停键的一年，这难以磨灭、如今却又似乎无处追寻的一年，2020。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中国国内完成了医学教育。因为家庭因素，我飘洋过海，于本世纪初来到了美国。在实验室工作几年之后，我被分派到伍斯特，开始接受住院医师训练。伍斯特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中部的一个城市，是此间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波士顿。三年训练期结束后，我留在了这里，开始做一名内科住院部医生，距今已有六七年了。
我充数的工作岗位，叫做hospitalist。
Hospital，英文单词，意思是医院。“-ist”这个词根，作为名词后缀时，可以意指某种主义者，或某种信仰者。比如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乐观主义者，optimist，和平主义者，pacifist。也用来表示从事某种职业或研究的人，与某事物有关的人。比如说，地质学家，geologist，视光学师，optometrist。在医院这个词之后加上-ist，就构成了我所从事的岗位名称，在医院住院部工作的内科医生。
与医院有关的人。
在2020年，谁会希望与医院有扯不断的关系呢？我从不曾如此希望，也不曾如此预料。
不过，我个人的这些感受和经历，会不会因为单个个体体验所难以避免的偏差，给你带来一些错误的印象呢？坦白说，我很惶恐。沉默中的伍斯特，必然不会希望我替她发出的声音，错得太过离谱。我唯一能做到的，是忠实于我自己，忠实于我内心中那些真实的情绪。即便是带有巨大的偏差，那也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
一切真实的，便是值得絮叨的，不是吗。
这是我首先想要对你说的话。也谢谢你，能来听我说这些话。
（二）
当我身处其中、慢慢地捱过2020的时候，时间给我的感觉几乎是静止的。一天又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它的双脚陷进稠厚的柏油里，举步维艰。它踩着缓慢而沉重的步伐，拖沓地，滴滴答答，钝刀割肉，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细碎的脚步。黑夜替换白昼，白昼迎来黑夜，终于，它慢吞吞地来到了12月17日那一天。
我想，我会一直记得这一年的12月17日。我在日历上画过一个大号的五角星。
那一天我在急诊室，做住院部的调度。急诊科医生需要将某位病人收治入院的时候，便会找到这个调度组，与组长商量，是否同意该病人入院。如果同意，下一步是等待床位。而在床位尚未被分配到之前，患者会停留在等待区。调度组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保证患者在这个等待区的等待时间内，继续保持呼吸，继续存在心跳。
玩笑话虽然可以这么说，又谈何容易呢。调度组只能算病人的临时医生，但病人所有应当接受的治疗，都要照常进行。可是，上一个病人的情况尚未摸透，下一个病人又已经被孜孜不倦的急诊科流水般送来。在不熟悉的情况下，想要给予等待区的患者同样质量的治疗是困难的。双拳难敌四手，一会儿就头晕眼花，手忙脚乱。所以，一旦有了机会，我们便要将等待区的病人尽快分配给正式的治疗组。越重的病人，越要快地分出去。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个过程快不起来，因为没有床位。
我的预约是上午十一点半。还有五分钟。
我抬头看了看电子屏幕，和往常一样，住院部二百五十多张床，几乎全是满的。没有床位，也就意味着等待区的患者没有正式治疗组。走钢丝的感觉，实在让人焦虑。
我又看了一下时间，告诉身旁的同事，我需要离开二十分钟，有事随时找我。
口罩后的那张脸，目光晶莹，带着微微的笑。
“小乐，祝你好运。”
“谢谢，祝我们大家都好运。”
注射台设立在会议大厅里。
据说需要零下八十度储存。那么，低温冰箱会被搬来这里吗？随着人流排队的时候，我默默地想。
前一个周四，在院内简报上，院长与那台低温冰箱合了影。一个红剌剌的大号箭头，指向了那台冰箱。简报上写着，一旦FDA授权通过，疫苗将会从原产地经由快速通道，直接运送抵达那台冰箱。
第二天，12月11日的晚上，辉瑞疫苗获得了紧急授权。
12月14日，它如期搭上了飞机。
12月17日，第一批疫苗注射开始。
“近期有无发热、上呼吸道感染、旅行史、病毒检测阳性史？”
我摇摇头，依次回答没有。
电脑后的女孩将一张卡片递给我，写着疫苗的批次。我在桌边坐下时才看到，疫苗是已经浑悬好了的，可以室温保存几小时。它们躺在一只只小巧的注射器里，整齐地卧成一排。护士拿起其中一只，问我，左臂还是右臂？我想了想，选了左边。我不是左撇子，需要用右手劳动。
酒精棉球擦在手臂上，冰凉。进针，推注，她在卡片上签字。
我几乎没有感觉，这就打好了吗？
“你打了吗？”我轻声问她。
“还没有。先给你们打，你们是一线。”
我感到有点儿愧疚。或许，我不该提这个问题。
接着，需要在大厅里坐上十五分钟观察。每个椅子很规矩地距离着彼此六英尺。一眼望去，都是熟人的面孔。戴着口罩的面孔。
每一双眼睛里，都含着与平时不一样的光。
坐在我左后方的，是感染科霍尔医生。
我朝他笑笑，感喟了一声，“真让人激动啊。”
“是啊，终于，能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亮了”，他声如洪钟。
隧道尽头传来的光，虽然微弱，但已经刺破了眼前的黑暗，不是吗。
我握住自己的双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回忆里的那一天，有很多笑容。克制的，淡淡的笑容。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愉悦，让人难忘。霍尔医生的那句话，虽然以前也常常在不同场合听到，那一次，它给了我极为深刻的感触。我好像是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它的涵义。
说到这里，我已经率先把这段故事的结尾告诉了你，确定好了这是一个多少带着点儿微笑的结局，这样会让你稍微安心一些吗？那么现在，请准许我坐下来，靠到椅背上，翻开我的回忆，来说一说这个故事的最初。
（三）
2020年2月2日。
早晨经过护士站的时候，海瑟护士对我说，
“小乐，你知道吗？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你看啊，02022020，一千年重复一次的对称日。”
我想了想称是。
“今天是星期天，我带了自己烤的点心，吃一块吧。”她朝我努努嘴，示意护士站后面的台子。我走过去，抓起一块烤得黑乎乎的法奇糖，丢进了嘴里，毫无意外的甜。每个周日，同事们会带一些自己烤的点心来，一起分享。惭愧的是，我常常是只吃不带的那一个。我实在不太会烤点心。
感染科夏玛医生从护士站前走过，我喊住了她。
“夏玛医生，请问您知不知道，有关于那个病毒的事？”
她点了点头，“听说了，目前还不知道我们这里会不会有。小乐，你在中国的家人怎么样？”
“他们就在武汉。情况还好，全家人严格地呆在家里。幸亏是春节假期，家里储存了很多食物。”
“不容易啊。希望他们平安。”
“谢谢您，夏玛医生。”
我朝一床的老太太微笑。“您感觉怎么样？”
“肚子不太舒服。”
我将手掌放在她的腹部，轻柔地在四周按压，触手温热。她忽然瑟缩了一下。
“怎么，疼吗？”我问她。
“不疼，是您的手有点凉。”她朝我微笑。
“啊，不好意思。”
我将双手用力地对搓了几下，继续给她体检。
我记得这些小事，是因为在那天之后不久的将来，一直到今天写下这些话，或许会持续到我职业生涯结束的那一天，我再也没有过不戴手套和患者直接接触、让她得知我的手太过冰凉。我也再也没有吃到过我那些可爱的女同事们带来的甜得发齁的法奇糖。我们每一个人之间，不得不树立起一个适当的距离。所谓的安全社交距离。
那天下午，传来这样的消息。从美东时间2月2日下午5时起，美国禁止过去14天内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除外----入境。来自中国的航班只能在纽约等七个机场入境，以便对旅客进行甄别。
我去问夏玛医生，
“这个病毒是通过空气气溶胶传播的，对吗？需要象治疗结核病人那样，戴N95，使用负压病房吗？我们的设备会不会不够？”
“等待CDC疾控中心的指导条例吧。小乐，说到底它只是一种冠状病毒而已啊。我们都知道冠状病毒的特性，对不对？只需要象预防流感那样，戴外科口罩，进行飞沫传染的预防措施就行了。别担心，不会有事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当然好。可是在武汉，医护人员的隔离要严密得多啊。”
我有些着急，将手机里国内医护人员穿戴封闭式防护服的录像展示给夏玛医生看。
“乐医生，我明白你的担忧。这得要看每个医院到时候有多少防护设备了。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
我惊诧地看着夏玛医生的眼睛，难以接受这样的答案。
回忆就是有这样的便利，可以加上后来众所周知的事实来揭示谜底，毫无悬念可言。是的，需要N95。是的，需要负压病房。所有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都住在负压病房里。阴性患者住在普通病房里。疑似患者检测阴性的话，也会回到普通病房。
后来，夏玛医生和其他感染科医生一起，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她们成为这家医院抗击病毒的中坚力量。
（四）
据网上的信息，“2020年2月26日，跨国生物技术公司百健在波士顿剑桥总部举行高层会议，有175位全世界各地的高管参加。几天之内，百健高层会议声名远扬——它被确定为马萨诸塞州疫情暴发的中心。截至3月10日晚，该州的92例病毒感染中有70例与这次会议相关，感染者包括百健的员工以及与他们有接触的人”。
3月16日，马萨诸塞州州长颁布了州公共卫生紧急令。
大约是3月中旬的某一天，我收到急诊室的电话，要我去收治第一例病毒疑似患者。那天我们有三名医生轮流收治病人。这第一例疑似，恰好轮到我去收治入院。
我记得那是一个黄昏。斜阳罩在我的身上，我感觉自己被麻醉了，几乎不能动。我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一直想着，伍斯特距离波士顿市中心很远，属于郊区了，病毒不至于这么快就传过来了吧？院内简报早已警告我们，病毒阳性患者将会随时出现在我们的急诊室。但我还是存着几分侥幸。
那段时间，在我的背包里，有一套我在网上订购的封闭式防护服。但是，在其他人只是戴着口罩，穿着一层薄薄的塑料防护服，露着腿脚、头颈、后背和脸上口罩眼罩覆盖不到的地方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穿着自备的全封闭式防护服，在众目睽睽之下，像外星人一样出现在急诊室？我实在是做不到啊。
那段时间，有新闻报道，某地有急诊科医生因为使用自己购置的防护服，被雇主直接开除了。
我该怎么办？
虽然学医是我平生的志愿所在，但是坦白说，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为此承受自己的生命危险啊。原谅我，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和平年代的生活经历，没有给我准备好这方面的训练和素养。
那时的我，一下子想到的，是家中年幼的哥哥和弟弟，我的孩子们。
为什么医院不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的防护设施？
我感到愤怒。恐惧，懦弱，加上愤怒，促使我告诉另外两位同事，
“对不起，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不能去收这个病人。”
同事沉默了。其中一位对我说，
“我不在乎，我可以去收治这个病人。但是小乐，我必须要慎重地告诉你，今天只是这一场漫长旅程刚刚开始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话，你需要找金凯利谈一谈。”
金凯利是我们内科的负责人。
那位同事定定地看着我。我僵着脖子，困难地点点头。
我告诉科里，我的身体不适，第二天不能上班。印度裔医生普丽正好是值班医生，被叫来替我上了一天班。我打电话向她解释了原委，报以歉意。
后来我们得知，那位疑似病例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笑）。
回家后，我问君爸，“如果我不工作三个月，我们能撑得下去吗？”
“应该可以”，他说。可是我自己清楚，经济上会有不少困难。现实生活的压力摆在那里。
我给人力资源部发了一封邮件，“如果我离职的话，需要提前多久告知雇主？”
“120天。”
是的，120天，合同上面明确写着的。
有一项家庭和医疗休假法FMLA，给予雇员12周的工作保护。除掉年休假和每月一天的病假之外，其余时间由短期残障保险支付部分薪水。可能需要自己支付昂贵的家庭医疗保险。
我真的需要因为精神压力过大，申请这12周的“停薪留职”吗？
三个月之后，病毒的事情一定就会顺利过去吗？我真的准备就此不工作了吗？
此外，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的工作日程都已经提前三个月就安排好了。我请一天假，普丽就被叫来顶我的班。这12周时间如果我全都不能上班的话，每次轮到我上班的时候，值班的同事就得一个一个被叫去顶我的班。这也太麻烦别人了吧？虽然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在私心里似乎是比这个理由重要，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生平最怕的事之一，就是给别人带来巨大的麻烦，尤其是给这些共事多年的同事们。将人心，比自己，我怎么能这么做。
“可是，你不害怕吗？”
我轻轻地问自己。我摸了摸弟弟圆圆的脑袋，看着他乌黑而懵懂无知的眼睛，心里很难受。
一句话轻轻地出现在心里。
“为母则刚啊，你忘了吗？”
而且，我需要工作，并不只是为了哥哥和弟弟，也是为了我自己。我自己也需要有房子住，有饭吃。是我自己的意愿，希望为孩子们创造一份稳定的生活。作为一名母亲，我必须要坚强啊。
将来有一天，我怎么跟哥哥和弟弟解释这一切？哦，妈妈因为太害怕了，所以在那个病毒大流行的时候，赶紧躲了起来？躲过了这次的病毒，以后怎么办？超级细菌来的时候怎么办？埃博拉病毒来的时候怎么办？统统躲起来？
当初说服我的这些理由，我曾经以为我忘了，等到提笔才发现，它们如今还清楚地摆在我的心里。是的，请假的那一天，我成功地说服了我自己。所以，等我去看我的家庭医生的时候，我告诉瑞医生，
“昨天我的精神太紧张了，一时难以胜任工作。现在，我已经完全调整好了情绪，明天就销假回去上班。”
那一刻，我隐藏好了内心的孱弱，用一种坚定而愉快的语调告诉他。
他告诉我，其实他也很紧张。他们诊所里没有N95口罩。虽然已经提前对患者做了电话筛答，有呼吸道症状或发热的患者，都不被允许来诊所看病，直接去急诊室做病毒检测。但是，仍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在我之前刚刚走掉的那位患者，上周才去过华盛顿州，探望老人院里的亲戚。
华盛顿州？我们面面相觑。
瑞医生耸肩笑笑，无可奈何的样子。华盛顿州是当时阳性病例数最多的一个州。当然，马萨诸塞州不甘人下，后来者居上，很快冲进了全美第三。这就是后话了（笑）。
（五）
情绪恢复以后，我开始与我的同事们一起，管理了很多病毒阳性患者。
后来我发现，我当初的一些认识也是片面的，如今也作出了修正。是的，我们一直没有使用全封闭式防护服。疑似和阳性患者一直住在负压病房里，减少了空气传播的可能性。加上N95口罩和眼罩，那层塑料防护服虽然没有将我们从头裹到脚，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够用了。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没有医护感染。从三月底之后的每一周，陆陆续续有消息传来，有很多医护人员被传染，包括许多位我的同事和朋友。
在我熟识的同事里，萨瑞拉是第一位被检测为阳性的。当时我给她发了几条短信，也不敢询问太多。很多个月之后，她告诉我，当时她最为担心的，除了害怕传染家人和她的女儿，是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作为医疗工作者，她明白，存在有很小的可能性，她会得重症肺炎，或者血栓相关的风险。亲身经历的感受，显然又与穿着防护用品，在负压病房里照顾患者的感受大大不同。
后来，又陆陆续续有很多位同事得病。看到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和伙伴得病，那种感受，实在一言难尽。好在我所认识的同事们，后来全都顺利康复了。
大约是四月里的一天，我和一名护士聊天，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她告诉我，自从疫情开始，她就把女儿送到了她妈妈家，怕自己会把病毒传给女儿。
“小乐，你知道吗？我已经有一个月没见到我的女儿了。昨天，我直接开车去了我妈妈的住处。我拿了一个大号的垃圾袋，你知道的，就是那种黑色大塑料袋，”她一边说，一边拿手比划，“我把塑料袋往自己头上一套，打开门，磕磕碰碰冲到房间里，一把抱住我的女儿，隔着塑料袋亲她。”
她哽住了声音，无法再继续。
我想给她一个拥抱，但是我不能。最后，我们拿胳膊肘互相轻轻地碰了碰。
她满眼泪花，微笑着说，“我实在是太想她了。”
她的话，让我想起我家的弟弟。
自从我开始管理病毒阳性患者，我在家里，也开始隔离我自己。我与君爸商量了，我住主卧，君爸搬到弟弟的房间。家中的长辈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日三餐，君爸用一次性餐具给我送到房门口的小凳上。我偶尔出门去看哥哥和弟弟的时候，会戴上口罩和手套。
小家伙们看到我出来，会赶紧跑得远远的。
“妈妈，病毒。”他们会连在一起这么说。
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解释，
“妈妈没有感染病毒。但是，你们做的是对的，不要靠近我。”
孩子们比我们大人懂得原则。有时候，他们在家门口的车道上玩，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君爸让他们把口罩拿下来，哥哥会说，不行，外面有病毒。
那段时间，他们两个人都分别问过我和君爸，我们家里，有足够的食物吗？
我有些心疼小小的孩子们所感受到的惶恐，安慰他们说，有的。是的，那段时间，我们在地下室囤积了很多大米，饼干，午餐肉，还有很多卫生纸（笑）。当然，还有很多瓶消毒液。
消毒液吸入肺里的那种刺痛，让人难忘。
隔壁邻居米歇尔也同意。她在短信里告诉我，消毒液让她咳嗽，让她几乎想去检测，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
小区里的妈妈们有一个手机短信群。有时候，我把病毒有关的信息发在群里。她们回复，小乐，谢谢你为我们大家做的一切，你真的很勇敢。我想了想，没有说明我情绪崩溃的那一天（笑）。
还是让她们觉得，医护人员是坚定的吧。这样，或许大家都会更坚定一些。
不过，我也能感觉到，这些妈妈们不太愿意让孩子们和我们家的两位年轻人一起玩了。我也很能理解她们的顾虑。
弟弟有时会忘记规则。跑开之后，又会跑回来找我。
有一天，弟弟看到我出房门，先跑得远远的，然后又折回来问我，
“妈妈，我能摸你一下吗？”
“当然可以啦”。我张开双臂，想给他一个拥抱。
我做好了准备，把头偏向另一边。
他说不是啦，我想摸一下你的皮肤。
他伸出小小的手指，在我裸露的前臂上轻轻地点了一下。
然后，他惊喜地说，“妈妈你看，我没有感染病毒！”
我不禁失笑。
还有一次，弟弟问我，
“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能再在晚上陪我睡觉啊？”
听到五岁的弟弟自发地问出这样的问题，不能不说，我的内心当时是颇为伤感的。
我告诉他，等病毒结束的时候。
不过回想起来，从那个时候起，弟弟学会了独自睡觉，是很好的收获。
小小的他也问过其他他更为关心的问题。比如，“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去旅馆住啊？”
我也同样告诉他，等病毒结束的时候。
是的，等病毒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等待，等着那一天尽快到来。
(一）
我知道，我需要向你介绍，伍斯特在哪里，她是什么样子的。
在我看来，伍斯特是沉默的。此刻的窗外，她静静地矗立在早春的细雨里，不言不语。她的沉默，是由于我的沉默吗？我不敢这么自负地假设。但是，人们告诉我，在沉默中承受痛苦，在寂静中咬牙坚持，是不太必要的。我们应该花点时间，将我们的苦痛说出来，说给其他一些人听，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或者说，寻求一种来自接受者的“哦，原来是这样啊”的认可。而无论这样的倾诉能带来一些什么，总比什么也没有的现状要好，不是吗。
可是，我确定需要使用痛苦这个词吗，是不是有点儿言过其实了？
难道只有用“痛苦”这么厉害的一个词，才能准确地形容它吗？形容那些在伍斯特发生的事？它的肩上，需要替我去背负如此沉重的负担吗？我想，如果它能说话，大概率是不愿意被这么形容的吧。伍斯特应该不会同意我，痛苦是它应得的唯一的标签。毕竟，这人世间的所有事，除了痛苦，总会夹杂着一丁点儿零星的幸福和甜蜜----那应该是相当肯定的一件事。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我想，主要是为了要吸引你的目光吧。彷佛不使用这样一个恶狠狠的词，就不能表达我内心里，那些缓缓蠕动的熔岩。其实我明白，在不同的目光里，于不同的心境中，事物总会折射出不同的角度，和解读。到底是痛苦，还是幸福，其实两者之间并无实在的差别。
我口中的“它”，是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这被强制性按下了暂停键的一年，这难以磨灭、如今却又似乎无处追寻的一年，2020。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中国国内完成了医学教育。因为家庭因素，我飘洋过海，于本世纪初来到了美国。在实验室工作几年之后，我被分派到伍斯特，开始接受住院医师训练。伍斯特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中部的一个城市，是此间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波士顿。三年训练期结束后，我留在了这里，开始做一名内科住院部医生，距今已有六七年了。
我充数的工作岗位，叫做hospitalist。
Hospital，英文单词，意思是医院。“-ist”这个词根，作为名词后缀时，可以意指某种主义者，或某种信仰者。比如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乐观主义者，optimist，和平主义者，pacifist。也用来表示从事某种职业或研究的人，与某事物有关的人。比如说，地质学家，geologist，视光学师，optometrist。在医院这个词之后加上-ist，就构成了我所从事的岗位名称，在医院住院部工作的内科医生。
与医院有关的人。
在2020年，谁会希望与医院有扯不断的关系呢？我从不曾如此希望，也不曾如此预料。
不过，我个人的这些感受和经历，会不会因为单个个体体验所难以避免的偏差，给你带来一些错误的印象呢？坦白说，我很惶恐。沉默中的伍斯特，必然不会希望我替她发出的声音，错得太过离谱。我唯一能做到的，是忠实于我自己，忠实于我内心中那些真实的情绪。即便是带有巨大的偏差，那也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
一切真实的，便是值得絮叨的，不是吗。
这是我首先想要对你说的话。也谢谢你，能来听我说这些话。
（二）
当我身处其中、慢慢地捱过2020的时候，时间给我的感觉几乎是静止的。一天又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它的双脚陷进稠厚的柏油里，举步维艰。它踩着缓慢而沉重的步伐，拖沓地，滴滴答答，钝刀割肉，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细碎的脚步。黑夜替换白昼，白昼迎来黑夜，终于，它慢吞吞地来到了12月17日那一天。
我想，我会一直记得这一年的12月17日。我在日历上画过一个大号的五角星。
那一天我在急诊室，做住院部的调度。急诊科医生需要将某位病人收治入院的时候，便会找到这个调度组，与组长商量，是否同意该病人入院。如果同意，下一步是等待床位。而在床位尚未被分配到之前，患者会停留在等待区。调度组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保证患者在这个等待区的等待时间内，继续保持呼吸，继续存在心跳。
玩笑话虽然可以这么说，又谈何容易呢。调度组只能算病人的临时医生，但病人所有应当接受的治疗，都要照常进行。可是，上一个病人的情况尚未摸透，下一个病人又已经被孜孜不倦的急诊科流水般送来。在不熟悉的情况下，想要给予等待区的患者同样质量的治疗是困难的。双拳难敌四手，一会儿就头晕眼花，手忙脚乱。所以，一旦有了机会，我们便要将等待区的病人尽快分配给正式的治疗组。越重的病人，越要快地分出去。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个过程快不起来，因为没有床位。
我的预约是上午十一点半。还有五分钟。
我抬头看了看电子屏幕，和往常一样，住院部二百五十多张床，几乎全是满的。没有床位，也就意味着等待区的患者没有正式治疗组。走钢丝的感觉，实在让人焦虑。
我又看了一下时间，告诉身旁的同事，我需要离开二十分钟，有事随时找我。
口罩后的那张脸，目光晶莹，带着微微的笑。
“小乐，祝你好运。”
“谢谢，祝我们大家都好运。”
注射台设立在会议大厅里。
据说需要零下八十度储存。那么，低温冰箱会被搬来这里吗？随着人流排队的时候，我默默地想。
前一个周四，在院内简报上，院长与那台低温冰箱合了影。一个红剌剌的大号箭头，指向了那台冰箱。简报上写着，一旦FDA授权通过，疫苗将会从原产地经由快速通道，直接运送抵达那台冰箱。
第二天，12月11日的晚上，辉瑞疫苗获得了紧急授权。
12月14日，它如期搭上了飞机。
12月17日，第一批疫苗注射开始。
“近期有无发热、上呼吸道感染、旅行史、病毒检测阳性史？”
我摇摇头，依次回答没有。
电脑后的女孩将一张卡片递给我，写着疫苗的批次。我在桌边坐下时才看到，疫苗是已经浑悬好了的，可以室温保存几小时。它们躺在一只只小巧的注射器里，整齐地卧成一排。护士拿起其中一只，问我，左臂还是右臂？我想了想，选了左边。我不是左撇子，需要用右手劳动。
酒精棉球擦在手臂上，冰凉。进针，推注，她在卡片上签字。
我几乎没有感觉，这就打好了吗？
“你打了吗？”我轻声问她。
“还没有。先给你们打，你们是一线。”
我感到有点儿愧疚。或许，我不该提这个问题。
接着，需要在大厅里坐上十五分钟观察。每个椅子很规矩地距离着彼此六英尺。一眼望去，都是熟人的面孔。戴着口罩的面孔。
每一双眼睛里，都含着与平时不一样的光。
坐在我左后方的，是感染科霍尔医生。
我朝他笑笑，感喟了一声，“真让人激动啊。”
“是啊，终于，能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亮了”，他声如洪钟。
隧道尽头传来的光，虽然微弱，但已经刺破了眼前的黑暗，不是吗。
我握住自己的双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回忆里的那一天，有很多笑容。克制的，淡淡的笑容。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愉悦，让人难忘。霍尔医生的那句话，虽然以前也常常在不同场合听到，那一次，它给了我极为深刻的感触。我好像是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它的涵义。
说到这里，我已经率先把这段故事的结尾告诉了你，确定好了这是一个多少带着点儿微笑的结局，这样会让你稍微安心一些吗？那么现在，请准许我坐下来，靠到椅背上，翻开我的回忆，来说一说这个故事的最初。
（三）
2020年2月2日。
早晨经过护士站的时候，海瑟护士对我说，
“小乐，你知道吗？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你看啊，02022020，一千年重复一次的对称日。”
我想了想称是。
“今天是星期天，我带了自己烤的点心，吃一块吧。”她朝我努努嘴，示意护士站后面的台子。我走过去，抓起一块烤得黑乎乎的法奇糖，丢进了嘴里，毫无意外的甜。每个周日，同事们会带一些自己烤的点心来，一起分享。惭愧的是，我常常是只吃不带的那一个。我实在不太会烤点心。
感染科夏玛医生从护士站前走过，我喊住了她。
“夏玛医生，请问您知不知道，有关于那个病毒的事？”
她点了点头，“听说了，目前还不知道我们这里会不会有。小乐，你在中国的家人怎么样？”
“他们就在武汉。情况还好，全家人严格地呆在家里。幸亏是春节假期，家里储存了很多食物。”
“不容易啊。希望他们平安。”
“谢谢您，夏玛医生。”
我朝一床的老太太微笑。“您感觉怎么样？”
“肚子不太舒服。”
我将手掌放在她的腹部，轻柔地在四周按压，触手温热。她忽然瑟缩了一下。
“怎么，疼吗？”我问她。
“不疼，是您的手有点凉。”她朝我微笑。
“啊，不好意思。”
我将双手用力地对搓了几下，继续给她体检。
我记得这些小事，是因为在那天之后不久的将来，一直到今天写下这些话，或许会持续到我职业生涯结束的那一天，我再也没有过不戴手套和患者直接接触、让她得知我的手太过冰凉。我也再也没有吃到过我那些可爱的女同事们带来的甜得发齁的法奇糖。我们每一个人之间，不得不树立起一个适当的距离。所谓的安全社交距离。
那天下午，传来这样的消息。从美东时间2月2日下午5时起，美国禁止过去14天内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除外----入境。来自中国的航班只能在纽约等七个机场入境，以便对旅客进行甄别。
我去问夏玛医生，
“这个病毒是通过空气气溶胶传播的，对吗？需要象治疗结核病人那样，戴N95，使用负压病房吗？我们的设备会不会不够？”
“等待CDC疾控中心的指导条例吧。小乐，说到底它只是一种冠状病毒而已啊。我们都知道冠状病毒的特性，对不对？只需要象预防流感那样，戴外科口罩，进行飞沫传染的预防措施就行了。别担心，不会有事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当然好。可是在武汉，医护人员的隔离要严密得多啊。”
我有些着急，将手机里国内医护人员穿戴封闭式防护服的录像展示给夏玛医生看。
“乐医生，我明白你的担忧。这得要看每个医院到时候有多少防护设备了。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
我惊诧地看着夏玛医生的眼睛，难以接受这样的答案。
回忆就是有这样的便利，可以加上后来众所周知的事实来揭示谜底，毫无悬念可言。是的，需要N95。是的，需要负压病房。所有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都住在负压病房里。阴性患者住在普通病房里。疑似患者检测阴性的话，也会回到普通病房。
后来，夏玛医生和其他感染科医生一起，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她们成为这家医院抗击病毒的中坚力量。
（四）
据网上的信息，“2020年2月26日，跨国生物技术公司百健在波士顿剑桥总部举行高层会议，有175位全世界各地的高管参加。几天之内，百健高层会议声名远扬——它被确定为马萨诸塞州疫情暴发的中心。截至3月10日晚，该州的92例病毒感染中有70例与这次会议相关，感染者包括百健的员工以及与他们有接触的人”。
3月16日，马萨诸塞州州长颁布了州公共卫生紧急令。
大约是3月中旬的某一天，我收到急诊室的电话，要我去收治第一例病毒疑似患者。那天我们有三名医生轮流收治病人。这第一例疑似，恰好轮到我去收治入院。
我记得那是一个黄昏。斜阳罩在我的身上，我感觉自己被麻醉了，几乎不能动。我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一直想着，伍斯特距离波士顿市中心很远，属于郊区了，病毒不至于这么快就传过来了吧？院内简报早已警告我们，病毒阳性患者将会随时出现在我们的急诊室。但我还是存着几分侥幸。
那段时间，在我的背包里，有一套我在网上订购的封闭式防护服。但是，在其他人只是戴着口罩，穿着一层薄薄的塑料防护服，露着腿脚、头颈、后背和脸上口罩眼罩覆盖不到的地方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穿着自备的全封闭式防护服，在众目睽睽之下，像外星人一样出现在急诊室？我实在是做不到啊。
那段时间，有新闻报道，某地有急诊科医生因为使用自己购置的防护服，被雇主直接开除了。
我该怎么办？
虽然学医是我平生的志愿所在，但是坦白说，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为此承受自己的生命危险啊。原谅我，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和平年代的生活经历，没有给我准备好这方面的训练和素养。
那时的我，一下子想到的，是家中年幼的哥哥和弟弟，我的孩子们。
为什么医院不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的防护设施？
我感到愤怒。恐惧，懦弱，加上愤怒，促使我告诉另外两位同事，
“对不起，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不能去收这个病人。”
同事沉默了。其中一位对我说，
“我不在乎，我可以去收治这个病人。但是小乐，我必须要慎重地告诉你，今天只是这一场漫长旅程刚刚开始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话，你需要找金凯利谈一谈。”
金凯利是我们内科的负责人。
那位同事定定地看着我。我僵着脖子，困难地点点头。
我告诉科里，我的身体不适，第二天不能上班。印度裔医生普丽正好是值班医生，被叫来替我上了一天班。我打电话向她解释了原委，报以歉意。
后来我们得知，那位疑似病例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笑）。
回家后，我问君爸，“如果我不工作三个月，我们能撑得下去吗？”
“应该可以”，他说。可是我自己清楚，经济上会有不少困难。现实生活的压力摆在那里。
我给人力资源部发了一封邮件，“如果我离职的话，需要提前多久告知雇主？”
“120天。”
是的，120天，合同上面明确写着的。
有一项家庭和医疗休假法FMLA，给予雇员12周的工作保护。除掉年休假和每月一天的病假之外，其余时间由短期残障保险支付部分薪水。可能需要自己支付昂贵的家庭医疗保险。
我真的需要因为精神压力过大，申请这12周的“停薪留职”吗？
三个月之后，病毒的事情一定就会顺利过去吗？我真的准备就此不工作了吗？
此外，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的工作日程都已经提前三个月就安排好了。我请一天假，普丽就被叫来顶我的班。这12周时间如果我全都不能上班的话，每次轮到我上班的时候，值班的同事就得一个一个被叫去顶我的班。这也太麻烦别人了吧？虽然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在私心里似乎是比这个理由重要，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生平最怕的事之一，就是给别人带来巨大的麻烦，尤其是给这些共事多年的同事们。将人心，比自己，我怎么能这么做。
“可是，你不害怕吗？”
我轻轻地问自己。我摸了摸弟弟圆圆的脑袋，看着他乌黑而懵懂无知的眼睛，心里很难受。
一句话轻轻地出现在心里。
“为母则刚啊，你忘了吗？”
而且，我需要工作，并不只是为了哥哥和弟弟，也是为了我自己。我自己也需要有房子住，有饭吃。是我自己的意愿，希望为孩子们创造一份稳定的生活。作为一名母亲，我必须要坚强啊。
将来有一天，我怎么跟哥哥和弟弟解释这一切？哦，妈妈因为太害怕了，所以在那个病毒大流行的时候，赶紧躲了起来？躲过了这次的病毒，以后怎么办？超级细菌来的时候怎么办？埃博拉病毒来的时候怎么办？统统躲起来？
当初说服我的这些理由，我曾经以为我忘了，等到提笔才发现，它们如今还清楚地摆在我的心里。是的，请假的那一天，我成功地说服了我自己。所以，等我去看我的家庭医生的时候，我告诉瑞医生，
“昨天我的精神太紧张了，一时难以胜任工作。现在，我已经完全调整好了情绪，明天就销假回去上班。”
那一刻，我隐藏好了内心的孱弱，用一种坚定而愉快的语调告诉他。
他告诉我，其实他也很紧张。他们诊所里没有N95口罩。虽然已经提前对患者做了电话筛答，有呼吸道症状或发热的患者，都不被允许来诊所看病，直接去急诊室做病毒检测。但是，仍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在我之前刚刚走掉的那位患者，上周才去过华盛顿州，探望老人院里的亲戚。
华盛顿州？我们面面相觑。
瑞医生耸肩笑笑，无可奈何的样子。华盛顿州是当时阳性病例数最多的一个州。当然，马萨诸塞州不甘人下，后来者居上，很快冲进了全美第三。这就是后话了（笑）。
（五）
情绪恢复以后，我开始与我的同事们一起，管理了很多病毒阳性患者。
后来我发现，我当初的一些认识也是片面的，如今也作出了修正。是的，我们一直没有使用全封闭式防护服。疑似和阳性患者一直住在负压病房里，减少了空气传播的可能性。加上N95口罩和眼罩，那层塑料防护服虽然没有将我们从头裹到脚，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够用了。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没有医护感染。从三月底之后的每一周，陆陆续续有消息传来，有很多医护人员被传染，包括许多位我的同事和朋友。
在我熟识的同事里，萨瑞拉是第一位被检测为阳性的。当时我给她发了几条短信，也不敢询问太多。很多个月之后，她告诉我，当时她最为担心的，除了害怕传染家人和她的女儿，是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作为医疗工作者，她明白，存在有很小的可能性，她会得重症肺炎，或者血栓相关的风险。亲身经历的感受，显然又与穿着防护用品，在负压病房里照顾患者的感受大大不同。
后来，又陆陆续续有很多位同事得病。看到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和伙伴得病，那种感受，实在一言难尽。好在我所认识的同事们，后来全都顺利康复了。
大约是四月里的一天，我和一名护士聊天，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她告诉我，自从疫情开始，她就把女儿送到了她妈妈家，怕自己会把病毒传给女儿。
“小乐，你知道吗？我已经有一个月没见到我的女儿了。昨天，我直接开车去了我妈妈的住处。我拿了一个大号的垃圾袋，你知道的，就是那种黑色大塑料袋，”她一边说，一边拿手比划，“我把塑料袋往自己头上一套，打开门，磕磕碰碰冲到房间里，一把抱住我的女儿，隔着塑料袋亲她。”
她哽住了声音，无法再继续。
我想给她一个拥抱，但是我不能。最后，我们拿胳膊肘互相轻轻地碰了碰。
她满眼泪花，微笑着说，“我实在是太想她了。”
她的话，让我想起我家的弟弟。
自从我开始管理病毒阳性患者，我在家里，也开始隔离我自己。我与君爸商量了，我住主卧，君爸搬到弟弟的房间。家中的长辈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日三餐，君爸用一次性餐具给我送到房门口的小凳上。我偶尔出门去看哥哥和弟弟的时候，会戴上口罩和手套。
小家伙们看到我出来，会赶紧跑得远远的。
“妈妈，病毒。”他们会连在一起这么说。
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解释，
“妈妈没有感染病毒。但是，你们做的是对的，不要靠近我。”
孩子们比我们大人懂得原则。有时候，他们在家门口的车道上玩，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君爸让他们把口罩拿下来，哥哥会说，不行，外面有病毒。
那段时间，他们两个人都分别问过我和君爸，我们家里，有足够的食物吗？
我有些心疼小小的孩子们所感受到的惶恐，安慰他们说，有的。是的，那段时间，我们在地下室囤积了很多大米，饼干，午餐肉，还有很多卫生纸（笑）。当然，还有很多瓶消毒液。
消毒液吸入肺里的那种刺痛，让人难忘。
隔壁邻居米歇尔也同意。她在短信里告诉我，消毒液让她咳嗽，让她几乎想去检测，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
小区里的妈妈们有一个手机短信群。有时候，我把病毒有关的信息发在群里。她们回复，小乐，谢谢你为我们大家做的一切，你真的很勇敢。我想了想，没有说明我情绪崩溃的那一天（笑）。
还是让她们觉得，医护人员是坚定的吧。这样，或许大家都会更坚定一些。
不过，我也能感觉到，这些妈妈们不太愿意让孩子们和我们家的两位年轻人一起玩了。我也很能理解她们的顾虑。
弟弟有时会忘记规则。跑开之后，又会跑回来找我。
有一天，弟弟看到我出房门，先跑得远远的，然后又折回来问我，
“妈妈，我能摸你一下吗？”
“当然可以啦”。我张开双臂，想给他一个拥抱。
我做好了准备，把头偏向另一边。
他说不是啦，我想摸一下你的皮肤。
他伸出小小的手指，在我裸露的前臂上轻轻地点了一下。
然后，他惊喜地说，“妈妈你看，我没有感染病毒！”
我不禁失笑。
还有一次，弟弟问我，
“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能再在晚上陪我睡觉啊？”
听到五岁的弟弟自发地问出这样的问题，不能不说，我的内心当时是颇为伤感的。
我告诉他，等病毒结束的时候。
不过回想起来，从那个时候起，弟弟学会了独自睡觉，是很好的收获。
小小的他也问过其他他更为关心的问题。比如，“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去旅馆住啊？”
我也同样告诉他，等病毒结束的时候。
是的，等病毒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等待，等着那一天尽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