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教学点在花场裕附近的长城脚下，抗战时期这里有一个八路军的办事处，我们来此进行地质教学和革命传统教育。来回路程七十余华里，我们拂晓出发，走过二十余华里后，沿着一条季节石河徒步进山。长城的遗迹随处可见，大部分城墙和烽火台已经坍塌，只有在一些关口处的烽火台还算完好。这里地势十分险要，河道两边林立着张牙舞爪的奇峰怪石，十分壮观。花场裕坐落于山谷中的河边，四面围绕着千峰百嶂，进去的道路只有一线天。一路都是打伏击的用武之地，可以想象当年日军进山讨伐之艰难。在村边的空地上，当地的老民兵和干部给我们讲述抗战时期在这里发生的战斗故事。
当天下午开始教学，教学点在山上一烽火台下面。我们从南坡向上爬，天气酷热，没有一丝风，同学们个个汗如雨下，气喘吁吁。山坡很陡，为了减小攀爬的坡度，必须以“之”字形迂回向上。带我们班的陈奇老师年近半百，做过胃切除手术，可是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望尘莫及。他瞻前顾后，左提右挈，不断提醒大家要“四脚着地”。经过千辛万苦，大家纷纷到达烽火台下。教学完毕，我们攀上烽火台。山脊上又是一番风光，一阵阵的微风，大家仿佛在窒息中得到新鲜的氧气，顿时心旷神怡，忘却疲劳。
坐在长城的残砖碎石上，望着连绵不断的燕山山脉，残破的万里长城沿着陡峭的山脊蜿蜒起伏，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上。长城外面北坡的坡度更大，山崖陡峭，乱石林立，险要之处令人胆战心惊。这里大部队根本无法展开，游牧民族的骑兵更是无法作战，即使是步兵，带着兵器爬到城墙根下，恐怕也精疲力尽、毫无战斗力了。我从一处烽火台向西走到下一个，城墙随着山脊起起伏伏，在高差变化剧烈的地段，即便徒手攀爬也很难通过。每一处都是易守难攻，在冷兵器时代，从这里进攻破城绝无可能。
坐在亿万年前的海底上，思绪万千，大地起起伏伏，埋没在海底的大山不甘寂寞，终于破水而出，直上云霄。看到长城如此巨大的工程，可以想象当年边患之深重，中原政权保卫家园之决心。北方彪悍的游牧民族在南进和互相厮杀中不断分崩整合，最后盛极而衰，有些民族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不由想起“六尺巷”的故事，“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人间的天翻地覆，轰轰烈烈，改朝换代，最后都是过眼烟云，史书上的几行文字而已。然而，大自然里的大山大岭仍然巍然屹立，承载着长城的遗迹，覆盖着人类的历史。同大自然相比，人类的那点事儿显得微不足道，个人的荣辱成败更不足挂齿。再跟太阳系、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相比，地球连球都算不上，只不过是一粒飘浮的尘埃而已。
在城墙上看到大块的城砖和条石，下山时心里一直在想，如此陡坡，那么大的筑墙材料是怎么运送到悬崖峭壁上的？后来有机会问当地的村民，他们说城砖是用山羊驮上去的，一只羊的背上绑两块城砖，一边一块。绑好城砖后，劳役们赶着成群结队的羊上山。条石要利用杠杆、绞车、滑轮、滚柱等工具一点一点地运上去。村民们说这些都是听老人讲的，千百年口口相传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古人的智慧。
我认为人类的智慧一直在进化中退化，或两极分化，少数精英的智慧不断提高，通过技术将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从而绝大多数人不再思考和学习，导致人类整体的智力或能力不断下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更加剧了这种趋势。比如，数学上的开平方，开始时用笔算，有了电算器后，再没有人用笔算开方了，也没有几个人会笔算的方法。也许若干年后，离了电算器，许多人连四则运算都不会了。
在回驻地的路上，有一位同学为了抄近路，从田间穿过踩倒了玉米苗。一位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大发雷霆，吼了一声冲将过去，抡起锄头要打这位同学。带队的孟老师见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抱住这位农民连声道歉：“大爷！大爷！我是负责的，都是我的错，要打打我，别打同学！”硬是从高高举起的锄头下救出这位同学。孟老师是我来学校见到的第一位老师，他思维敏捷、口才过人、精明强干，待同学亲如手足，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是个人才。几年后提拔青年干部时，尽管有人拿他在文革时当过广播员说事，他还是当上了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后来调任西安地院一把手，几年后任国土部地调局局长。
我们每天累计要翻山越岭几十里地，当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时，太阳已经落山。大家又饥又渴，队伍拖拖拉拉，像一群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这时想起《打靶归来》那首歌，小时候雄赳赳、气昂昂地走队列，还起头唱这首歌。可是，此时威风不再，没有心情去欣赏“日落西山红霞飞”，那金灿灿的晚霞似乎不属于地质人；也没有“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只有唉声叹气和沉重的脚步声。
晚饭后要整理一天的笔记和岩石标本，第二天拂晓还要出发。这样长年累月锤炼出来的地质人，吃苦耐劳，对生活的要求最低；心胸开阔，对人生理想追求的境界最高。他们踏遍千山万水，虽不是名胜风景，但无论多么美丽壮观的美景，都难以激发他们前往一游的冲动。他们看过太多的大自然神来之笔，美仑美奂的地质构造，梦幻般的奇峰绝石，栩栩如生的古生物化石。正可谓：曾经寒武难为景，除却侏罗不是美。
有一个教学点在花场裕附近的长城脚下，抗战时期这里有一个八路军的办事处，我们来此进行地质教学和革命传统教育。来回路程七十余华里，我们拂晓出发，走过二十余华里后，沿着一条季节石河徒步进山。长城的遗迹随处可见，大部分城墙和烽火台已经坍塌，只有在一些关口处的烽火台还算完好。这里地势十分险要，河道两边林立着张牙舞爪的奇峰怪石，十分壮观。花场裕坐落于山谷中的河边，四面围绕着千峰百嶂，进去的道路只有一线天。一路都是打伏击的用武之地，可以想象当年日军进山讨伐之艰难。在村边的空地上，当地的老民兵和干部给我们讲述抗战时期在这里发生的战斗故事。
当天下午开始教学，教学点在山上一烽火台下面。我们从南坡向上爬，天气酷热，没有一丝风，同学们个个汗如雨下，气喘吁吁。山坡很陡，为了减小攀爬的坡度，必须以“之”字形迂回向上。带我们班的陈奇老师年近半百，做过胃切除手术，可是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望尘莫及。他瞻前顾后，左提右挈，不断提醒大家要“四脚着地”。经过千辛万苦，大家纷纷到达烽火台下。教学完毕，我们攀上烽火台。山脊上又是一番风光，一阵阵的微风，大家仿佛在窒息中得到新鲜的氧气，顿时心旷神怡，忘却疲劳。
坐在长城的残砖碎石上，望着连绵不断的燕山山脉，残破的万里长城沿着陡峭的山脊蜿蜒起伏，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上。长城外面北坡的坡度更大，山崖陡峭，乱石林立，险要之处令人胆战心惊。这里大部队根本无法展开，游牧民族的骑兵更是无法作战，即使是步兵，带着兵器爬到城墙根下，恐怕也精疲力尽、毫无战斗力了。我从一处烽火台向西走到下一个，城墙随着山脊起起伏伏，在高差变化剧烈的地段，即便徒手攀爬也很难通过。每一处都是易守难攻，在冷兵器时代，从这里进攻破城绝无可能。
坐在亿万年前的海底上，思绪万千，大地起起伏伏，埋没在海底的大山不甘寂寞，终于破水而出，直上云霄。看到长城如此巨大的工程，可以想象当年边患之深重，中原政权保卫家园之决心。北方彪悍的游牧民族在南进和互相厮杀中不断分崩整合，最后盛极而衰，有些民族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不由想起“六尺巷”的故事，“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人间的天翻地覆，轰轰烈烈，改朝换代，最后都是过眼烟云，史书上的几行文字而已。然而，大自然里的大山大岭仍然巍然屹立，承载着长城的遗迹，覆盖着人类的历史。同大自然相比，人类的那点事儿显得微不足道，个人的荣辱成败更不足挂齿。再跟太阳系、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相比，地球连球都算不上，只不过是一粒飘浮的尘埃而已。
在城墙上看到大块的城砖和条石，下山时心里一直在想，如此陡坡，那么大的筑墙材料是怎么运送到悬崖峭壁上的？后来有机会问当地的村民，他们说城砖是用山羊驮上去的，一只羊的背上绑两块城砖，一边一块。绑好城砖后，劳役们赶着成群结队的羊上山。条石要利用杠杆、绞车、滑轮、滚柱等工具一点一点地运上去。村民们说这些都是听老人讲的，千百年口口相传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古人的智慧。
我认为人类的智慧一直在进化中退化，或两极分化，少数精英的智慧不断提高，通过技术将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从而绝大多数人不再思考和学习，导致人类整体的智力或能力不断下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更加剧了这种趋势。比如，数学上的开平方，开始时用笔算，有了电算器后，再没有人用笔算开方了，也没有几个人会笔算的方法。也许若干年后，离了电算器，许多人连四则运算都不会了。
在回驻地的路上，有一位同学为了抄近路，从田间穿过踩倒了玉米苗。一位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大发雷霆，吼了一声冲将过去，抡起锄头要打这位同学。带队的孟老师见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抱住这位农民连声道歉：“大爷！大爷！我是负责的，都是我的错，要打打我，别打同学！”硬是从高高举起的锄头下救出这位同学。孟老师是我来学校见到的第一位老师，他思维敏捷、口才过人、精明强干，待同学亲如手足，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是个人才。几年后提拔青年干部时，尽管有人拿他在文革时当过广播员说事，他还是当上了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后来调任西安地院一把手，几年后任国土部地调局局长。
我们每天累计要翻山越岭几十里地，当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时，太阳已经落山。大家又饥又渴，队伍拖拖拉拉，像一群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这时想起《打靶归来》那首歌，小时候雄赳赳、气昂昂地走队列，还起头唱这首歌。可是，此时威风不再，没有心情去欣赏“日落西山红霞飞”，那金灿灿的晚霞似乎不属于地质人；也没有“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只有唉声叹气和沉重的脚步声。
晚饭后要整理一天的笔记和岩石标本，第二天拂晓还要出发。这样长年累月锤炼出来的地质人，吃苦耐劳，对生活的要求最低；心胸开阔，对人生理想追求的境界最高。他们踏遍千山万水，虽不是名胜风景，但无论多么美丽壮观的美景，都难以激发他们前往一游的冲动。他们看过太多的大自然神来之笔，美仑美奂的地质构造，梦幻般的奇峰绝石，栩栩如生的古生物化石。正可谓：曾经寒武难为景，除却侏罗不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