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回北京時，鄰居家還在用這種爐子。
冬天的腳步越來越近了，這些天來淒風苦雨，整個禮拜都鮮見陽光，遂想起當年在北京的日子，這個時候就是家家戶戶裝煤爐子的時節啦。當然，假如在北京能住在有暖氣供應的樓房，就不會體會到我們住在胡同里的四合院異趣。
住在四合院，春夏秋三季確是很舒服，但寒冬臘月，傳統古舊的四合院沒有供暖設備，是很難度過漫長的冬天的，所以每年都要安裝爐子及煙筒。有人會問，何必每年拆了裝、裝了拆，放在那裡不動它，不是免去很多麻煩嗎？這就是沒在北京生活過的人問的傻問題。
其實答案也不複雜，北京住宅用的煤塊含有許多雜質，燒了一冬之後，爐膛和煙筒裡會留下厚厚的一層煙灰，不清理的話，下一年便很難再用。曾聽過有的人家硬是不“信邪”，燒了一年，第二年再接著燒，結果引起煤氣中毒-----因毒氣（一氧化碳）排不出煙筒之故。
幼時，家裡用的是那種大約四尺高的洋爐子，中間一大截，直徑約一尺，猶如砲彈般圓圓滾滾，底座是一個有三隻腳的鑄鐵支撐架，架上面有一扇小鐵門，專門為排出燒盡的煤灰，而“砲彈”頂上則是爐口-----為傾倒煤塊而設。
這種洋爐子“吃”煤極多，但釋出的熱量也大。記得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坐在房間裡，聽著爐膛裡傳出嗶嗶啵啵的煤塊燃燒的聲響，心裡便有一種很靜謐的溫暖感。後來，革命就革到這大洋爐子上來了，倒不是洋爐子抗拒革命，而是這大傢伙吃煤太多，北京當年的煤緊俏得很，怎抵得它如此“胡吃海塞”？
於是，北京一位科學家冥思苦想之後，終於發明了一種省煤的火爐，因它既可供暖又可供煮食，老百姓贈名----兩用爐。兩用爐的樣子不那麼英俊，矮矮胖胖的，只有兩尺高，爐台方方正正，取暖當然不如高大的洋爐子，但勝在“兩用”。這實用的爐子，並不用燒煤塊，而是燒蜂窩煤。這蜂窩煤是為兩用爐應運而生的，呈圓桶狀，直徑半尺，高約四寸，從上至下有16個孔洞，每次生爐子需用兩個到三個蜂窩煤。不過蜂窩煤的質地卻並非全煤，而是煤粉與黃土的混合。
這兩用爐和蜂窩煤的發明，確實為國家省了不少的優質煤，但這偉大的發明人卻在文革中被整肅致死，想起便令人唏噓。
記得當年為香港朋友解釋北京這特殊的民俗-----生爐子，曾費了不知多少唇舌，他們依然雲裡霧裡，一知半解。這生爐子的叫法為北京獨有，意即開始先將易燃物（報紙或木柴）在爐膛中點燃，之後將煤塊或蜂窩煤借火引燃，最後是把火種留在爐膛內燃燒，這一過程被稱生爐子。
光是一個爐子也就罷了，但除了爐子，還有少不了的煙筒。煙筒乃鐵皮捲成，表面看起來猶如圓紙筒，其實一頭大一頭小，純是為煙筒與煙筒之間連接契合時的方便。北京人大多十分節儉，一節煙筒起碼要用幾年，每年拆下來，會將其內裡清洗一番，並放於陽光下晾曬，包以舊報紙儲存，留待下一年使用。
至於爐子的清潔也很有講究，除了拭去表面的灰塵外，還需用豬皮將爐台、爐身、爐門仔細擦拭，豬皮上的豬油擦在鑄鐵的爐具上，不僅防止生鏽，次年使用時依然錚亮如新。當時資訊不發達，這種口口相傳的技巧，不知幫了多少人家。
記得在北京的時候，十月中便須安爐子了，“安”即安裝之意，以備寒流突然來臨。“安爐子”，即，將爐子移入房間，並把十幾節煙筒一節節契合起來，與爐子的出煙口連成一體，最後將煙筒尾部“送”出窗外，以便燒煤產生的煙霧可順煙筒飄出房外。為免煙筒在空中搖擺不定，還需以鐵絲固定之；又為免些微的煤氣由煙筒接縫處溢出，需以紙條將接縫處用漿糊封住。
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坐在爐火正旺的爐子旁，聽著爐子上“哼哼”叫的水壺，聞著爐台上烤白薯的香味，抱一本小說入神地讀，忘掉了外面北風吹雪花飄，也暫時忘掉了貼在大門外已經被風吹得乾咧的大字報。
星轉月移幾十年後，定居加拿大，再也不用為安爐子生爐子費心，每家都有供暖設備，只需一個手指便可將室溫調至所需，除此，我家還裝有壁爐，燒煤氣的，用遙控器輕輕一按就燃出熊熊火焰，無懼屋外風雨交加，坐在暖暖的家中，將遙遠記憶中的北京“爐情”，敲打成文字，為走過那個時代的朋友們提供一個註腳。
（全文完）
岂止是住家，工作场所都是。
从煤块到煤球，再到蜂窝煤。煤球最初是靠手工摇，摇煤球的多是唐山人，北京人称他们为“老唐（第三声）儿”，后来才改为机器模具压制。煤球也是煤粉加黄土。
火力越来越差。
我也就5、6岁。我们家本住楼房，有暖气的。那时候，正好家家都在楼后空地盖小房，我们家也盖一个。
平时，有时白天我们在小房玩，但晚上那里从不住人。有天晚上，不怎么我、我哥和我奶，就去那里去睡。我和我哥就觉得难受，只是难受，也不知道是什么中毒，就是哭闹，要回楼上。我奶拗不过我们，只好和我们一起回去。一出小房的门，一见风，我和我哥都晕了，好像是还吐了。我奶好像还没咋地。
不过不是小煤炉，是火炕。
像砖头那样， 便于存放。 烧的时候， 劈成小块， 像煤球那样用。
四合院改造，太不容易。要保留原有味道，又要有完整現在設備。傷透腦筋！
加了上下水，有了抽水马桶。
怎么可能保留“原有味道”
如果不是我起来开门上厕所，我们室内的三人恐怕是一起遇难了。我们当时是在做一个有关北京的国计民生的项目，结果煤气中毒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很大，张百发就责令有关部门两天之内给我们装好土暖气，不在室内生炉子取暖。
如果不是我起来开门上厕所，我们室内的三人恐怕是一起遇难了。我们当时是在做一个有关北京市的国计民生的项目，结果煤气中毒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很大，张百发就责令有关部门两天之内给我们装好土暖气，不在室内生炉子取暖。
楼主说的是“当年”
不用每天生炉子，又节省了煤。
楼主说的是“當年”，不是“当年”，怪谁
我幼年在天津和石家庄都经历过，唯独北京的姥姥家是有暖气的。其实石家庄的奶奶家房子也是有暖气管道的，被造反派砸了拆了去。在奶奶家的时候我还帮着大人运煤，做蜂窝煤。八十年代初期把暖气管子重新装上了，但是原有的浴室供水和下水并没有复原，人们仍然去公共浴室，文革让物质生活的文明程度后退了几十年，本来房子五几年盖的这些东西都有。后来回到北京，小学初中的教室都烧炉子，那都八十年代了！反而姥姥家的房子是五六十年代盖的有暖气和煤气。无论如何冬天有取暖还是幸福的，南方是没有，大学时看见上海的女同学手指头像胡萝卜一样难看，当时不知道还有不让取暖这一说？中国人啊，其实五十年代的时候生活挺接近现代化的，一文革，停滞后退四十年五十年。我在北京住过几次五十年代的房子都是有厨房卫浴的，七十年代的全没有。
日本人大约在大正中后期（1916年之后）就已经发明了蜂窝煤。到了40年代，蜂窝煤已经在日本的普通家庭普及使用了。
蜂窩煤是50年代末开始普及的。以前是煤球和块煤。摇煤球就是把煤末和黄土混合起來，像摇元宵一样搖成煤球。50年代北京秋天有走街串巷摇煤球的。大多是河北定兴人，操乡音，肩抗板锨，剁铲和大筛子，替有钱人家把去年烧的块煤剩下的碎煤末摇成煤球。穷人家则去煤铺买煤球。
小孩的尿布，大人的臭袜子，都在炉边烘烤，上面端坐着烧水壶。
门窗又是紧闭，屋子里味道不咋地。不过，家家户户如此，大人们称之为“人味儿”。
后来变成烧煤球，又变成烧蜂窝煤。
直到八十年代，南京也还是用类似蜂窝煤饼炉烧饭取暖。蜂窝煤是凭证凭票供应，家里有幼儿老人的，凭居委会和街道开的证明可以多买一些。教研室里经常大家互相帮忙去抢煤饼，因为那里人满为患，排队插队纠纷不断。
教授们拉上推车，斯文扫地，大抢特抢，满载而归。教研室开会讨论教学和政治的时候，往往最热闹的还是大家抢煤的快乐。
后来用煤气罐的时候，煤饼炉送给在昆山当电力科长的知青好友，他老婆是东北银，受不了江南冬季的湿冷，亲自跑到南京高高兴兴把炉子带走。
@2003年回北京時，鄰居家還在用這種爐子。
冬天的腳步越來越近了，這些天來淒風苦雨，整個禮拜都鮮見陽光，遂想起當年在北京的日子，這個時候就是家家戶戶裝煤爐子的時節啦。當然，假如在北京能住在有暖氣供應的樓房，就不會體會到我們住在胡同里的四合院異趣。
住在四合院，春夏秋三季確是很舒服，但寒冬臘月，傳統古舊的四合院沒有供暖設備，是很難度過漫長的冬天的，所以每年都要安裝爐子及煙筒。有人會問，何必每年拆了裝、裝了拆，放在那裡不動它，不是免去很多麻煩嗎？這就是沒在北京生活過的人問的傻問題。
其實答案也不複雜，北京住宅用的煤塊含有許多雜質，燒了一冬之後，爐膛和煙筒裡會留下厚厚的一層煙灰，不清理的話，下一年便很難再用。曾聽過有的人家硬是不“信邪”，燒了一年，第二年再接著燒，結果引起煤氣中毒-----因毒氣（一氧化碳）排不出煙筒之故。
幼時，家裡用的是那種大約四尺高的洋爐子，中間一大截，直徑約一尺，猶如砲彈般圓圓滾滾，底座是一個有三隻腳的鑄鐵支撐架，架上面有一扇小鐵門，專門為排出燒盡的煤灰，而“砲彈”頂上則是爐口-----為傾倒煤塊而設。
這種洋爐子“吃”煤極多，但釋出的熱量也大。記得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坐在房間裡，聽著爐膛裡傳出嗶嗶啵啵的煤塊燃燒的聲響，心裡便有一種很靜謐的溫暖感。後來，革命就革到這大洋爐子上來了，倒不是洋爐子抗拒革命，而是這大傢伙吃煤太多，北京當年的煤緊俏得很，怎抵得它如此“胡吃海塞”？
於是，北京一位科學家冥思苦想之後，終於發明了一種省煤的火爐，因它既可供暖又可供煮食，老百姓贈名----兩用爐。兩用爐的樣子不那麼英俊，矮矮胖胖的，只有兩尺高，爐台方方正正，取暖當然不如高大的洋爐子，但勝在“兩用”。這實用的爐子，並不用燒煤塊，而是燒蜂窩煤。這蜂窩煤是為兩用爐應運而生的，呈圓桶狀，直徑半尺，高約四寸，從上至下有16個孔洞，每次生爐子需用兩個到三個蜂窩煤。不過蜂窩煤的質地卻並非全煤，而是煤粉與黃土的混合。
這兩用爐和蜂窩煤的發明，確實為國家省了不少的優質煤，但這偉大的發明人卻在文革中被整肅致死，想起便令人唏噓。
記得當年為香港朋友解釋北京這特殊的民俗-----生爐子，曾費了不知多少唇舌，他們依然雲裡霧裡，一知半解。這生爐子的叫法為北京獨有，意即開始先將易燃物（報紙或木柴）在爐膛中點燃，之後將煤塊或蜂窩煤借火引燃，最後是把火種留在爐膛內燃燒，這一過程被稱生爐子。
光是一個爐子也就罷了，但除了爐子，還有少不了的煙筒。煙筒乃鐵皮捲成，表面看起來猶如圓紙筒，其實一頭大一頭小，純是為煙筒與煙筒之間連接契合時的方便。北京人大多十分節儉，一節煙筒起碼要用幾年，每年拆下來，會將其內裡清洗一番，並放於陽光下晾曬，包以舊報紙儲存，留待下一年使用。
至於爐子的清潔也很有講究，除了拭去表面的灰塵外，還需用豬皮將爐台、爐身、爐門仔細擦拭，豬皮上的豬油擦在鑄鐵的爐具上，不僅防止生鏽，次年使用時依然錚亮如新。當時資訊不發達，這種口口相傳的技巧，不知幫了多少人家。
記得在北京的時候，十月中便須安爐子了，“安”即安裝之意，以備寒流突然來臨。“安爐子”，即，將爐子移入房間，並把十幾節煙筒一節節契合起來，與爐子的出煙口連成一體，最後將煙筒尾部“送”出窗外，以便燒煤產生的煙霧可順煙筒飄出房外。為免煙筒在空中搖擺不定，還需以鐵絲固定之；又為免些微的煤氣由煙筒接縫處溢出，需以紙條將接縫處用漿糊封住。
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坐在爐火正旺的爐子旁，聽著爐子上“哼哼”叫的水壺，聞著爐台上烤白薯的香味，抱一本小說入神地讀，忘掉了外面北風吹雪花飄，也暫時忘掉了貼在大門外已經被風吹得乾咧的大字報。
星轉月移幾十年後，定居加拿大，再也不用為安爐子生爐子費心，每家都有供暖設備，只需一個手指便可將室溫調至所需，除此，我家還裝有壁爐，燒煤氣的，用遙控器輕輕一按就燃出熊熊火焰，無懼屋外風雨交加，坐在暖暖的家中，將遙遠記憶中的北京“爐情”，敲打成文字，為走過那個時代的朋友們提供一個註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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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是住家，工作场所都是。
从煤块到煤球，再到蜂窝煤。煤球最初是靠手工摇，摇煤球的多是唐山人，北京人称他们为“老唐（第三声）儿”，后来才改为机器模具压制。煤球也是煤粉加黄土。
火力越来越差。
我也就5、6岁。我们家本住楼房，有暖气的。那时候，正好家家都在楼后空地盖小房，我们家也盖一个。
平时，有时白天我们在小房玩，但晚上那里从不住人。有天晚上，不怎么我、我哥和我奶，就去那里去睡。我和我哥就觉得难受，只是难受，也不知道是什么中毒，就是哭闹，要回楼上。我奶拗不过我们，只好和我们一起回去。一出小房的门，一见风，我和我哥都晕了，好像是还吐了。我奶好像还没咋地。
不过不是小煤炉，是火炕。
像砖头那样， 便于存放。 烧的时候， 劈成小块， 像煤球那样用。
四合院改造，太不容易。要保留原有味道，又要有完整現在設備。傷透腦筋！
加了上下水，有了抽水马桶。
怎么可能保留“原有味道”
如果不是我起来开门上厕所，我们室内的三人恐怕是一起遇难了。我们当时是在做一个有关北京的国计民生的项目，结果煤气中毒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很大，张百发就责令有关部门两天之内给我们装好土暖气，不在室内生炉子取暖。
如果不是我起来开门上厕所，我们室内的三人恐怕是一起遇难了。我们当时是在做一个有关北京市的国计民生的项目，结果煤气中毒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很大，张百发就责令有关部门两天之内给我们装好土暖气，不在室内生炉子取暖。
楼主说的是“当年”
其中有一小部分是炭煤，比别的煤薄一点，轻一点，颜色浅一点，是生炉子的时候引火用的，或者在炉子快要熄灭的时候救火用的。 添煤是用一个铁条弯成的架子，一头是个圆环，让夹子有点弹性；另一头是铁条的两端，每端的头上有个倒钩，从蜂窝煤的两个洞中伸进去，用倒钩把煤勾起来，对准炉子里煤的洞洞放下去。 掏炉灰是个脏活儿。因为蜂窝煤里面有土，不能烧干净，要把烧剩的灰取出来倒掉。取灰先用火钩子，从炉底的篦子中间伸进去，把灰捅碎，让灰落到炉门里，再用炉铲铲出来。一不留神就弄得房间里尘土飞扬。冬天家里的垃圾，一半是炉灰。 后面几样，封火，调炉门和烟门，正确使用陶火盖和铁火盖，就是技术性比较强的活儿了。
不用每天生炉子，又节省了煤。
楼主说的是“當年”，不是“当年”，怪谁
我幼年在天津和石家庄都经历过，唯独北京的姥姥家是有暖气的。其实石家庄的奶奶家房子也是有暖气管道的，被造反派砸了拆了去。在奶奶家的时候我还帮着大人运煤，做蜂窝煤。八十年代初期把暖气管子重新装上了，但是原有的浴室供水和下水并没有复原，人们仍然去公共浴室，文革让物质生活的文明程度后退了几十年，本来房子五几年盖的这些东西都有。后来回到北京，小学初中的教室都烧炉子，那都八十年代了！反而姥姥家的房子是五六十年代盖的有暖气和煤气。无论如何冬天有取暖还是幸福的，南方是没有，大学时看见上海的女同学手指头像胡萝卜一样难看，当时不知道还有不让取暖这一说？中国人啊，其实五十年代的时候生活挺接近现代化的，一文革，停滞后退四十年五十年。我在北京住过几次五十年代的房子都是有厨房卫浴的，七十年代的全没有。
日本人大约在大正中后期（1916年之后）就已经发明了蜂窝煤。到了40年代，蜂窝煤已经在日本的普通家庭普及使用了。
蜂窩煤是50年代末开始普及的。以前是煤球和块煤。摇煤球就是把煤末和黄土混合起來，像摇元宵一样搖成煤球。50年代北京秋天有走街串巷摇煤球的。大多是河北定兴人，操乡音，肩抗板锨，剁铲和大筛子，替有钱人家把去年烧的块煤剩下的碎煤末摇成煤球。穷人家则去煤铺买煤球。
小孩的尿布，大人的臭袜子，都在炉边烘烤，上面端坐着烧水壶。
门窗又是紧闭，屋子里味道不咋地。不过，家家户户如此，大人们称之为“人味儿”。
后来变成烧煤球，又变成烧蜂窝煤。
直到八十年代，南京也还是用类似蜂窝煤饼炉烧饭取暖。蜂窝煤是凭证凭票供应，家里有幼儿老人的，凭居委会和街道开的证明可以多买一些。教研室里经常大家互相帮忙去抢煤饼，因为那里人满为患，排队插队纠纷不断。
教授们拉上推车，斯文扫地，大抢特抢，满载而归。教研室开会讨论教学和政治的时候，往往最热闹的还是大家抢煤的快乐。
后来用煤气罐的时候，煤饼炉送给在昆山当电力科长的知青好友，他老婆是东北银，受不了江南冬季的湿冷，亲自跑到南京高高兴兴把炉子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