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通行于今的全球历史（体系）的起源或滥觞，可追溯到1600年左右法国的神职学者斯卡利杰（Joseph J. Scaliger）——被称为西方“编年史之父”。并且，据说在西方“历史”及历史学的世俗化（去神化）上，斯卡利杰也起到了先锋的作用。[4]
然而，几位学者揭露：“斯卡利杰通过他写的《时间校正篇》（1583年）和《年代学宝典》（1606年），伪造出来‘古代世界编年史’。”[5]芝加哥大学教授拉赫（Donald F. Lach, 1917—2000）进一步指出：斯卡利杰按照中国编年史及其年代计算方法，[6]设计出的“圣经编年”和它的“子系统”，包括“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和巴比伦等。
西方“世界历史”是中国史的畸变
——文献实录与神话演义的交锋与交织
诸玄识
欧美文明从何而来？是西方自己传下来的吗？这就要看它有没有组成文明史的三要素：以人为本（人的有为）、古今编年（活的历史）和表意概念（文明媒介）？鉴于这三要素都是“西学中源”（下文详述），合乎逻辑的推断是，西方文明及“文明史”的源头来自中国。后者是本文的主题。
一般来说，通行于今的全球历史（体系）的起源或滥觞，可追溯到1600年左右法国的神职学者斯卡利杰（Joseph J. Scaliger）——被称为西方“编年史之父”。并且，据说在西方“历史”及历史学的世俗化（去神化）上，斯卡利杰也起到了先锋的作用。[4]
然而，几位学者揭露：“斯卡利杰通过他写的《时间校正篇》（1583年）和《年代学宝典》（1606年），伪造出来‘古代世界编年史’。”[5]芝加哥大学教授拉赫（Donald F. Lach, 1917—2000）进一步指出：斯卡利杰按照中国编年史及其年代计算方法，[6]设计出的“圣经编年”和它的“子系统”，包括“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和巴比伦等。
但最要紧的则是，“斯卡利杰编年史”（Scaligerian chronology）在时空上和内容上都属于宗教神话的范畴（“创世纪”的展开），而与“人”的文明史基本上是无关的。正如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教授罗西（Paolo Rossi）所说：“《圣经》所叙述的‘无数年’情景，并没有包括真实的历史事件。”[7]而伏尔泰则批评所谓的“古埃及文明”乃胡编乱造，充满了奇谈怪论的神话。[8]
再说，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字主要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源于亚美尼亚语），不能表达真实自然与现世知识。而西方的语言文字，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则仅在其摄取汉字“表意”（概念）之后，才能被用于书写文明及文明史。这就是为何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 1709—1784）如是说：
“将语言从宗教领域拯救出来，是近代科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9]；“汉字是艺术与科学的生动的符号系统”；“表意文字的演变是人类书面语言的主轴”。[10]
因此，严格来说，“斯卡利杰编年史”只能算西方历史学的前驱，而不是它的本身。后者则诞生于下个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实现了从“神的社会”向“人的社会”的转型。
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西方依靠中国实录（古籍）——主要是从伏羲到夏朝这个阶段——作为其“编年基准”，虚构了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整个过程一直是依照中国历史，精准模仿，反复比对，层累搭建。当如此空中楼阁达到干云蔽日的时候，西方就把它的中国式的辅助架构与深层结构都清理或掩盖了；与此同时，西方则学艺灭师、盗憎主人——肆无忌惮地贬低和污蔑中华文明，包括通过里应外合来腰斩中国历史。
概括起来，中国式的西方“世界历史”的形成，经过了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否定之否定”的三阶段：
“圣经普世历史”〔抄袭和消融中国〕→
“启蒙世界历史”〔推崇和师从中国〕→
“通行世界历史”〔贬低和污蔑中国〕
在欧洲“世俗化、文明化”的过程中，中国历史（编年史）起着关键作用。正如当时的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1677）所感叹：“由于中国的真正古老，她的编年史具有如此的非凡意义；以致欧洲人“发现”它，堪比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航海创举。”[19]
可以说，中国历史在近代欧洲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奇迹——产生或催生了西方文明与“文明史”。
“启蒙世界历史”乃根盘蒂结和影响深远，以致“后启蒙”的反动和基督教的“复辟”、以及两者所点燃的西方中心论之炽热，也都未能撼动它。例如，西方中心论代表人物黑格尔（1770－1831）一方面叫嚣“把中国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它）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20]
就连教会也口服心服，而坦承中国历史使“圣经时空”相形见绌。例如1861年英国浸信会杂志写道：
对于那些对远古时代感兴趣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喜欢了解洪水之后的最早的民族状况的人来说，如果探索持续进步和发展的民族，那么，没有哪个领域会比中国更值得关注了。在他们的古代历史记录中，许多是他们的亲身经历的证据，……存在着丰富的史料可供调查。……中国最早时代的实录，与“摩西故事”形成令人惊叹的对照。……古代中国把神秘传奇拒于历史之门外，他们不相信文字发明之前和系统实录之外的传说故事。我们（西方）热衷于那被幻想所扭曲的“创世神话”和洪水故事。但在中国，……所有的可信的事实与神圣的篇章是和谐的。[21]
然而，在其持续了100多年后（即19世纪后期），“启蒙世界历史”终于被西方中心论所发动的一连串“造史战役”（“考古十字军”）所攻陷。
启蒙运动也是历史学的革命，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终结“神”的叙事与叙传。加拿大学者格力高利•布鲁（Gregory Blue）指出：“伏尔泰将中国编年史作为里程碑，以此给荒谬的‘圣经历史’画上句号。”[34]
第二，开启“人”的历史与历程。巴塞罗那大学教授皮耶罗（À. L.Fuster Peiro）指出：“耶稣会士传回的‘中国形象’激发了伏尔泰的思想，也掀起了席卷法国的‘中国热’狂潮；从而形成一种强大话语，……认定远东是最古老的文明与宗教的所在地，亦为人类艺术的摇篮。”[35]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格里菲云（Sander Griffioen）进一步说：
在启蒙运动全盛时期，欧洲人所写的世界历史的开端，不再是亚当与夏娃的天堂，而是“天下文明”的中国，并且这已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人类文明的摇篮被追溯到远东。相比之下，由两个人扮演的“创世纪”，展开于近东某地的犹太部落；如此荒诞不经的神话，被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弃之如敝屣。这一观念上转变的关键，莫过于伏尔泰所起的作用，包括他所著的《风俗论》（1756年）。伏尔泰直截了当地宣称：中国历史比犹太《圣经》“历史”更古老、更文明！……他写的世界历史使得圣经神话变得微不足道。[36]
伏尔泰在为《百科全书》（1757年）所写的“历史”词条中，除了重申“中国是延续至今的最古老的民族”之外，还批评其他许多民族神话般的起源都是“荒谬”，以及古埃及和腓尼基的“编年史”都是“荒诞”。[37]
。。。
把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说得更清楚些，即与“圣经编年”一样，“古埃及”和巴比伦的编年史都是中国历史“融入”的产物。亦即，福修斯说：“凭什么来制作比亚伯拉罕早几个世纪的古埃及各个朝代（编年）呢？最后还是靠中国，因为她的编年史最准确；如果我们遵循它，而将洪水置于摩西之前七、八个世纪，那么，其他较小的问题则都可以迎刃而解了！”[51]
“文艺复兴”是在19世纪中后期被伪造的，通过它，不仅建立了“古今西方”的连接，而且还达成西方宗教与世俗的妥协，从而降低中国式和反神权的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
克罗齐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恰恰是西方版世界历史的特征。大卫·休谟质疑和厌恶“古典西方”，因为对照“古希腊”和“古罗马”与现代英国和法国，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一样。而萨米尔·阿明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是按照其本身的模样或“现代性”，伪造出“古典希腊”。这类似于伦敦大学教授弗雷泽（Hilary Fraser）所说：“历史学家们经常批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的虚构；它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作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想象，塑造出来的。”[57]
美国西切斯特大学教授马洛特（Curry Malott）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对‘古埃及’进行浪漫化的虚构，一如把‘古希腊’打造成一个完美的民主乌托邦。”[58]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方“世界历史”是一种中国历史的“现代高仿版”——现代西方人依靠中国历史编织的“托古神话”。正如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David Porter）所说：“‘中国代表着欧洲文明的另一半’意味着：中华文明既是现代西方的理想境界，又是它的怀旧境界。”[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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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历”中存在太多的“巧合”。随便一想，就有五个“巧合”。
1.自古以来，中国历法从来就是以冬至日来计算确定岁首。现行公历的起始日正是公元前1年岁末的冬至日。
2.公元前1年的冬至日，按照中国最传统而通行的平气法则是12月25日。现行公历恰恰是以平气法12月25日冬至日作为历法计算的起始日（请注意：所谓的公元元年是中国的汉朝平帝元始元年）。
3.自古以来，中国人从来就高度重视冬至日，以其为重要节日。至今，每到冬至日，中国还有北方吃水饺、南方吃汤圆的习俗。
4.真是无巧不成书，偏偏就在这一天，耶诞出生了。
5.偏偏这个冬至日的7天之后，是公元元年的起始日1月1日。
一个不可能，外加五个巧合，必然内幕多多。
显然，俄历、格里历，都只是抄袭了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的表皮，由于学艺不精，无法搞出准确的阴阳合历，只好草草地将一年分为12个月了事。（欲知详情，请点击参阅《论现行西方史中的时间伪史：公元1600年前欧洲无历法》）
第二，俄历、格里历，都与中国传统一致，讲究春夏秋冬。请问，俄罗斯、意大利有显著的一年四季的气候吗？既然没有，却又大谈春夏秋冬，只能是从中国抄过去的。如此不顾本地气候实际的“历法”，是典型的囫囵吞枣的现象。
第三，俄历、格里历，都与中国传统一致，以冬至日为岁首，而且都是中国最传统的冬至日。此外，他们为什么不以夏至日、春分日、秋分日为岁首？俄罗斯冬天寒冷无比，昼短夜长，终日阴云密布，十分不利于冬至日的观测；而夏天正好相反，最利于夏至日观测。罗马也是大同小异，六七月份雨水最少，最利于夏至日观测。
对天文历算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没有持续稳定的三五百年的天文观测数据和理论积累进步，是不可能诞生历法的。由于天文观测时间短暂，无论是理论还是观测数据只能抄袭中国的东西，说好听一点便是：只能全面学习借鉴耶稣会士从中国弄回来的东西。换句话说，所谓的“格里历”只能且必然是全面抄袭自中国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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