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和谢林在这些认识上高度一致：
1. 中国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国家；
2. 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
3. 中国的国家体制、伦理和世俗生活数千年维持不变；
4.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王权社会。
黑格尔得出一个断言：“东方人只知道，一个人（皇帝）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则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我们知道，所有人在其自身就是自由的，即人作为人就是自由的。”
宗教方面，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宗教”和西方人的宗教是两回事：“对我们来说，宗教是精神在自身内的一种内在性，因为精神是在自身内想象着它的最内在的本质。”
黑格尔否认中国人在宗教生活中的“内在性”“独立性”“精神性”等等，认为这同样也是“中国科学”的缺陷，即“缺乏真正的科学兴趣和理论研究”。
黑格尔把中国的书写文字看作是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指出，一门适合哲学的语言应该拥有丰富的逻辑表达式，特别是一些独特的、独立的表达式，来表现思维的规定性，尽可能地把思维的规定性提炼为一些名词和动词，赋予其对象化的形式；而作为一个反例，他断言：“中国的语言在其构造中完全没有，或者只是很贫乏地做到了这一点”。
至于孔子，他在黑格尔心目中的地位很低很低，其任务主要是把对天的祭祀（这是皇帝的专门工作）转化为一种对官员和其他人们都适用的道德生活，并给出各种义务的情况和规定，仅此而已。
黑格尔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民族的性格的标志在于，“远离所有属于精神的东西：自由的道德、伦理、心灵、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
谢林同样认为：
对我们来说，汉语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语言，如果我们要给语言下一个定义，在其他地方语被称为语言的那种意义上，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汉语压根就不是语言，就像中国人压根就不是民族一样。
谢林眼里，中国显然缺乏神话，这就意味着一系列的缺陷；中国社会变成了无神论的“宇宙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天的力量被认同为国家。作为史前人类特征的“僵化、不动、统一，排除了所有的多样性”。则被保留下来。
谢林总结道：“中国人的意识不再是史前状态本身，而是一个死的铭刻，可以说，是它的干尸”
其二，為什麽竟然還有不少中國人對這類東西樂此不彼，如同心理變態。
但想想又不應意外。世上什麽特色的人没有呢？好比有人去偷去搶；那么有人認為去偷去搶没問題就太正常了，起碼他們没有自己親自去做。
他们只能选古希腊哲学中能刺激理性作出长篇大论的话题，而看不到那时真正的智慧之光。
反过来，正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古希腊的智慧，他们的心思才全放在长篇大论上。
而且特别珍惜长篇大论及这种能力。
不幸的是，这些长篇大论及其能力，其实都是空谈。
理性在价值在科学，不在哲学。
而智慧在真正的哲学，不在长篇大论，更不在为此架构的所谓体系中。
一。转述相对客观，优于伪逻辑贴。
二。体现了转述者的欣喜之情，并引起了共鸣，类聚之功特别明显。
三。体现了两位欧洲哲学家的局限性。
四。体现了共鸣者的论证能力。
总之，干得不错，予以严重表扬，希望再接再厉
这种老掉牙的评论的价值有二：一是显示 作者的局限，二是显示转者的某种倾向。
当然，对于一些懵掉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好东西。
不是因为东西好，而是因为有西方两个字。
他们所鄙视的“非逻辑思维”在他们头脑中运行，让他们失去真正运动逻辑分析的能力，所以他们以为凡是西方权威都是对的，都是好的。
中国智慧述而不作。
不是没有能力作，而是智慧让他们知道不必作，作了也没用，不但没有用，反而不如不作。
欧洲蛮族爆发型思考者，热情很高，能量很大，但根本没有机会了解这样的智慧。
结果就是作作作，然后被理性的运动甩甩甩，证明他们引为自负的东西普通又普通。
高山坡的能力，如此而已。
只要有对死亡的恐惧就有就死后以及人生意义的信仰也即宗教。只是宗教的形态与西方不一样。西方也不都是一样。还有印度，也和西方不一样啊。还有伊斯兰。日本的宗教信仰也挺复杂，有寺庙也有神社。
建大系统的哲学家倾向于为了自己的系统把世界简化，削足适履，管中窥豹。社会学家去实地观察一个群体如何运作，往往有些真知灼见。
在政教两者之间，中国始终是专制政权占主导。几千年的官本位。反贪官不反皇帝，反贪官不反官本位体制。看看绵绵不绝的国产剧就清楚。如果谁想从思想上撼动官体制，比如马云，俞敏洪等人自由思想严重，就被当政者忌惮压制了。
黑格尔和谢林在这些认识上高度一致：
1. 中国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国家；
2. 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
3. 中国的国家体制、伦理和世俗生活数千年维持不变；
4.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王权社会。
黑格尔得出一个断言：“东方人只知道，一个人（皇帝）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则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我们知道，所有人在其自身就是自由的，即人作为人就是自由的。”
宗教方面，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宗教”和西方人的宗教是两回事：“对我们来说，宗教是精神在自身内的一种内在性，因为精神是在自身内想象着它的最内在的本质。”
黑格尔否认中国人在宗教生活中的“内在性”“独立性”“精神性”等等，认为这同样也是“中国科学”的缺陷，即“缺乏真正的科学兴趣和理论研究”。
黑格尔把中国的书写文字看作是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指出，一门适合哲学的语言应该拥有丰富的逻辑表达式，特别是一些独特的、独立的表达式，来表现思维的规定性，尽可能地把思维的规定性提炼为一些名词和动词，赋予其对象化的形式；而作为一个反例，他断言：“中国的语言在其构造中完全没有，或者只是很贫乏地做到了这一点”。
至于孔子，他在黑格尔心目中的地位很低很低，其任务主要是把对天的祭祀（这是皇帝的专门工作）转化为一种对官员和其他人们都适用的道德生活，并给出各种义务的情况和规定，仅此而已。
黑格尔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民族的性格的标志在于，“远离所有属于精神的东西：自由的道德、伦理、心灵、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
谢林同样认为：
对我们来说，汉语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语言，如果我们要给语言下一个定义，在其他地方语被称为语言的那种意义上，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汉语压根就不是语言，就像中国人压根就不是民族一样。
谢林眼里，中国显然缺乏神话，这就意味着一系列的缺陷；中国社会变成了无神论的“宇宙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天的力量被认同为国家。作为史前人类特征的“僵化、不动、统一，排除了所有的多样性”。则被保留下来。
谢林总结道：“中国人的意识不再是史前状态本身，而是一个死的铭刻，可以说，是它的干尸”
其二，為什麽竟然還有不少中國人對這類東西樂此不彼，如同心理變態。
但想想又不應意外。世上什麽特色的人没有呢？好比有人去偷去搶；那么有人認為去偷去搶没問題就太正常了，起碼他們没有自己親自去做。
他们只能选古希腊哲学中能刺激理性作出长篇大论的话题，而看不到那时真正的智慧之光。
反过来，正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古希腊的智慧，他们的心思才全放在长篇大论上。
而且特别珍惜长篇大论及这种能力。
不幸的是，这些长篇大论及其能力，其实都是空谈。
理性在价值在科学，不在哲学。
而智慧在真正的哲学，不在长篇大论，更不在为此架构的所谓体系中。
一。转述相对客观，优于伪逻辑贴。
二。体现了转述者的欣喜之情，并引起了共鸣，类聚之功特别明显。
三。体现了两位欧洲哲学家的局限性。
四。体现了共鸣者的论证能力。
总之，干得不错，予以严重表扬，希望再接再厉
这种老掉牙的评论的价值有二：一是显示 作者的局限，二是显示转者的某种倾向。
当然，对于一些懵掉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好东西。
不是因为东西好，而是因为有西方两个字。
他们所鄙视的“非逻辑思维”在他们头脑中运行，让他们失去真正运动逻辑分析的能力，所以他们以为凡是西方权威都是对的，都是好的。
中国智慧述而不作。
不是没有能力作，而是智慧让他们知道不必作，作了也没用，不但没有用，反而不如不作。
欧洲蛮族爆发型思考者，热情很高，能量很大，但根本没有机会了解这样的智慧。
结果就是作作作，然后被理性的运动甩甩甩，证明他们引为自负的东西普通又普通。
高山坡的能力，如此而已。
只要有对死亡的恐惧就有就死后以及人生意义的信仰也即宗教。只是宗教的形态与西方不一样。西方也不都是一样。还有印度，也和西方不一样啊。还有伊斯兰。日本的宗教信仰也挺复杂，有寺庙也有神社。
建大系统的哲学家倾向于为了自己的系统把世界简化，削足适履，管中窥豹。社会学家去实地观察一个群体如何运作，往往有些真知灼见。
在政教两者之间，中国始终是专制政权占主导。几千年的官本位。反贪官不反皇帝，反贪官不反官本位体制。看看绵绵不绝的国产剧就清楚。如果谁想从思想上撼动官体制，比如马云，俞敏洪等人自由思想严重，就被当政者忌惮压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