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晚年写了《回忆我的姑母》，原来杨绛的三姑是杨荫榆——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曾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 。在文章中杨绛一字不提鲁迅，她写她姑姑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成了一条‘落水狗’，她姑姑是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在河里的。 “落水狗”是鲁迅的名言，她隐喻了鲁迅，但就是不提鲁迅名字。杨绛的这种行文风格极似钱锺书。 在“女师大风潮” 中，杨荫榆因开除了几个热衷政治运动的女大学生，引起公愤。被开除的女学生中有鲁迅的学生刘和珍和许广平。鲁迅开骂杨荫榆，公愤里加了私货。 鲁迅的文章，只能证明那个年代太自由，舆论比现在开明多了。换了现在这些学生早就坐进铁牢。 钱锺书是一个作家也是文学评论家，他对同时代的中国作家极少正面评价。钱钟书贬低《阿Q正传》，他认为阿Q不是原创的人物，阿Q精神在文学作品《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都能找到。钱锺书曾说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 钱钟书杨绛相濡以沫的爱情被传为佳话，也是夫唱妇随的模范，但钱锺书对鲁迅的看法，可能受到杨绛的影响。还有一位也可能影响他的是他父亲——国学大家钱基博，他瞧不起鲁迅的学风。 和鲁迅一样，钱锺书善于讽刺，这是他文字中最突出的风格，可以说是民国第一毒舌，至少可以和鲁迅比肩。鲁迅的毒主要是针对敌人，他针对所有人。钱钟书的狂傲，在民国是出了名的。他才气大，名气大，架子更大。他恃才傲物，对同时代的文化名人看不顺眼，或不放在眼里。事实上，钱钟书看不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讥讽自己的老师吴宓“太笨”；说冯友兰“出卖朋友”，“坑人使妻小俱死”，冯友兰之女宗璞曾写小说影射他和杨绛；他在 《谈艺录》里说王国维“笔弱词糜”；写《管锥编》说陈寅恪“不知即用首楞语，当面错过矣”；写《围城》也不忘调侃苏曼殊诗里的日本味儿，浓得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气；他说林语堂的幽默文学，只是文人卖搞笑，上不了幽默的境界；在《猫》里他讽刺林徽因、沈从文、周作人、赵元任、朱光潜等民国文化界名人。 钱钟书说“为人本该宽容，但为文不妨刻薄，唯有刻薄之人才有入微的观察”。显然他做到了，他就是一个在文章里毒舌，在现实生活中不失为温和的人。 有一个女人（还有一只猫）钱钟书不嘲讽，那就是他的爱人。他说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对鲁迅他不敢太毒，除了前面提到的简评之外，他一生尽量避谈鲁迅——在中国鲁迅被过度神话，是一个被当权者利用的棋子。一来他怕引起诸多非议，惹上麻烦，二来在心里他看不起鲁迅，对一个人的漠视和鄙夷，就是不评价不提及。当然也逃不开文人相轻。 鲁迅忧国忧民，有着对旧中国社会的痛切体验，对民族爱之深痛之切，他用一把解剖刀挖开中国的胸膛，撕裂给人看，他用显微镜诊断出了时代的病根。鲁迅的精神是批判的精神，他批判的是当政者，以权谋私牟利的人。鲁迅有为民请命的胆识。 钱钟书没有鲁迅的这些特质。钱钟书用望远镜看见了人性的缺陷，冷嘲热讽诸如自私、怯懦、虚伪等人性通病。他的作品有辛辣的讽刺，但没有雄浑的人文主义关怀。 钱钟书用玩世不恭，嬉笑怒骂的游戏之笔写小说，语言诙谐、戏谑、幽默，有时尖酸刻薄。学者小说《围城》是一种玩票性质的写作，秉承了钱钟书的一贯风格，小说里充满机智的比喻，以黑色幽默揭露社会百态，讽刺入木三分，也就是夏志清欣赏的所谓“超越了《儒林外史》的讽刺”。它写出了一类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自私和软弱，人物形象生动丰富。 钱钟书学贯中西，他著有《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被称为国学大师。夏志清说《谈艺录》“徒见钱钟书广征博引，卖弄学问，而看不到他诗论精深之处。” 这句话同样适合 《围城》，《围城》有不少段落给人的感觉是在卖弄学问，并无见识。都说钱钟书幽默，字里行间都透着幽默。但过犹不及，山珍海味吃多了会腻味，文章也一样。他在《围城》里幽默机智过了头，和卖弄学识一样，成了小说的污点。真是应了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小说《围城》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但看不见抗战的硝烟战火，似乎故事可以发生在民国的任何时期，没有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祖国的苦难。 钱锺书小说创作还有一个局限，他没有想象力，缺乏凭空虚构故事的能力，像很多女性作家，只能写身边的故事。 钱钟书身上透出知识分子的清高，世故，他不是不问世事，而是深谙世事，钱钟书后来以翻译毛选为耻，老了之后更不愿意谈及此事。 钱钟书的文以嘲讽见长，却不懂自嘲，很难说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钱钟书最幽默的话是：“你吃了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的话，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 我发觉这句话不是原创，可能源自普鲁斯特的“酒好喝就行，管它装在什么瓶子里。”
把两位头号毒舌联系到现实生活中，还真接得上地气，也有趣：）
是不是有点忘本
说刻薄，其实心怀善意，知道大节。
的出处。请教你。
钱杨的治学和个性是典型的江南书香世家的传人，非江浙人不懂，鲁迅和他们只能说是吃大蒜的和喝咖啡的不同，你要是觉得这样的比喻对鲁迅不公那是你心中不自觉的崇洋媚外而已，其实咖啡是非洲产的，但研磨方法是欧洲的，因此他们互相看不惯是人之常情，李敖就留给痞子王朔去骂好了。大蒜和咖啡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最八卦的钱赵之恋，我相信赵对于钱是求而不得，但也只是当年的青春的茶壶里的风暴而已，谁又没年轻过呢。但是，假定钱赵相合，那么看看赵的脾气或者所谓勇气后来给自己和被自己找回来的人的伤害，我们只能为钱当年的“不得”而感到庆幸。这就是下面的最后一句总结：
说钱杨卖弄的人不懂钱杨做人的分寸，人家已经点到为止，在那个乱世里算是大慈大悲了。
不同意“小说《围城》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但看不见抗战的硝烟战火，似乎故事可以发生在民国的任何时期，没有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祖国的苦难。“ 小说写那些知识分子要离开上海到内地一所小学校谋生，一路辛苦。即是反映站时的颠沛流离，民生艰难。
不同意“钱钟书的文以嘲讽见长，却不懂自嘲，很难说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在方鸿渐身上，也可以看出钱的一点儿影子。 但是钱一个人无法养家，还要靠杨绛当家教。为了谋生，两个人也有分居。小说最后，方没有了婚姻，也没有了工作，在那时的上海，前路也是茫然。作者难道没有感怀身世的无奈，自嘲与同情？
有人作学问是构建大理论框架，有人以小见大。只要有真知灼见，都可以启人心智。岂能一概而论。
张钟俊1940年回国去了四川乐山武汉大学， 辛一心1940年从英国回国去了陕西城固西北工学院， 卢鹤绂1941年从美国回国去了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
围城估计是游戏之作，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讽刺。我曾经拿路遥和他做对比。文学素养，知识水平，天上地下。可一百年后围城能算什么？可平凡世界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尽管他的文字并不好。
杨绛晚年写了《回忆我的姑母》，原来杨绛的三姑是杨荫榆——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曾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 。在文章中杨绛一字不提鲁迅，她写她姑姑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成了一条‘落水狗’，她姑姑是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在河里的。 “落水狗”是鲁迅的名言，她隐喻了鲁迅，但就是不提鲁迅名字。杨绛的这种行文风格极似钱锺书。
在“女师大风潮” 中，杨荫榆因开除了几个热衷政治运动的女大学生，引起公愤。被开除的女学生中有鲁迅的学生刘和珍和许广平。鲁迅开骂杨荫榆，公愤里加了私货。 鲁迅的文章，只能证明那个年代太自由，舆论比现在开明多了。换了现在这些学生早就坐进铁牢。
钱锺书是一个作家也是文学评论家，他对同时代的中国作家极少正面评价。钱钟书贬低《阿Q正传》，他认为阿Q不是原创的人物，阿Q精神在文学作品《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都能找到。钱锺书曾说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
钱钟书杨绛相濡以沫的爱情被传为佳话，也是夫唱妇随的模范，但钱锺书对鲁迅的看法，可能受到杨绛的影响。还有一位也可能影响他的是他父亲——国学大家钱基博，他瞧不起鲁迅的学风。
和鲁迅一样，钱锺书善于讽刺，这是他文字中最突出的风格，可以说是民国第一毒舌，至少可以和鲁迅比肩。鲁迅的毒主要是针对敌人，他针对所有人。钱钟书的狂傲，在民国是出了名的。他才气大，名气大，架子更大。他恃才傲物，对同时代的文化名人看不顺眼，或不放在眼里。事实上，钱钟书看不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讥讽自己的老师吴宓“太笨”；说冯友兰“出卖朋友”，“坑人使妻小俱死”，冯友兰之女宗璞曾写小说影射他和杨绛；他在 《谈艺录》里说王国维“笔弱词糜”；写《管锥编》说陈寅恪“不知即用首楞语，当面错过矣”；写《围城》也不忘调侃苏曼殊诗里的日本味儿，浓得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气；他说林语堂的幽默文学，只是文人卖搞笑，上不了幽默的境界；在《猫》里他讽刺林徽因、沈从文、周作人、赵元任、朱光潜等民国文化界名人。
钱钟书说“为人本该宽容，但为文不妨刻薄，唯有刻薄之人才有入微的观察”。显然他做到了，他就是一个在文章里毒舌，在现实生活中不失为温和的人。
有一个女人（还有一只猫）钱钟书不嘲讽，那就是他的爱人。他说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对鲁迅他不敢太毒，除了前面提到的简评之外，他一生尽量避谈鲁迅——在中国鲁迅被过度神话，是一个被当权者利用的棋子。一来他怕引起诸多非议，惹上麻烦，二来在心里他看不起鲁迅，对一个人的漠视和鄙夷，就是不评价不提及。当然也逃不开文人相轻。
鲁迅忧国忧民，有着对旧中国社会的痛切体验，对民族爱之深痛之切，他用一把解剖刀挖开中国的胸膛，撕裂给人看，他用显微镜诊断出了时代的病根。鲁迅的精神是批判的精神，他批判的是当政者，以权谋私牟利的人。鲁迅有为民请命的胆识。
钱钟书没有鲁迅的这些特质。钱钟书用望远镜看见了人性的缺陷，冷嘲热讽诸如自私、怯懦、虚伪等人性通病。他的作品有辛辣的讽刺，但没有雄浑的人文主义关怀。
钱钟书用玩世不恭，嬉笑怒骂的游戏之笔写小说，语言诙谐、戏谑、幽默，有时尖酸刻薄。学者小说《围城》是一种玩票性质的写作，秉承了钱钟书的一贯风格，小说里充满机智的比喻，以黑色幽默揭露社会百态，讽刺入木三分，也就是夏志清欣赏的所谓“超越了《儒林外史》的讽刺”。它写出了一类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自私和软弱，人物形象生动丰富。
钱钟书学贯中西，他著有《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被称为国学大师。夏志清说《谈艺录》“徒见钱钟书广征博引，卖弄学问，而看不到他诗论精深之处。” 这句话同样适合 《围城》，《围城》有不少段落给人的感觉是在卖弄学问，并无见识。都说钱钟书幽默，字里行间都透着幽默。但过犹不及，山珍海味吃多了会腻味，文章也一样。他在《围城》里幽默机智过了头，和卖弄学识一样，成了小说的污点。真是应了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小说《围城》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但看不见抗战的硝烟战火，似乎故事可以发生在民国的任何时期，没有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祖国的苦难。
钱锺书小说创作还有一个局限，他没有想象力，缺乏凭空虚构故事的能力，像很多女性作家，只能写身边的故事。
钱钟书身上透出知识分子的清高，世故，他不是不问世事，而是深谙世事，钱钟书后来以翻译毛选为耻，老了之后更不愿意谈及此事。
钱钟书的文以嘲讽见长，却不懂自嘲，很难说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钱钟书最幽默的话是：“你吃了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的话，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 我发觉这句话不是原创，可能源自普鲁斯特的“酒好喝就行，管它装在什么瓶子里。”
把两位头号毒舌联系到现实生活中，还真接得上地气，也有趣：）
是不是有点忘本
说刻薄，其实心怀善意，知道大节。
的出处。请教你。
钱杨的治学和个性是典型的江南书香世家的传人，非江浙人不懂，鲁迅和他们只能说是吃大蒜的和喝咖啡的不同，你要是觉得这样的比喻对鲁迅不公那是你心中不自觉的崇洋媚外而已，其实咖啡是非洲产的，但研磨方法是欧洲的，因此他们互相看不惯是人之常情，李敖就留给痞子王朔去骂好了。大蒜和咖啡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最八卦的钱赵之恋，我相信赵对于钱是求而不得，但也只是当年的青春的茶壶里的风暴而已，谁又没年轻过呢。但是，假定钱赵相合，那么看看赵的脾气或者所谓勇气后来给自己和被自己找回来的人的伤害，我们只能为钱当年的“不得”而感到庆幸。这就是下面的最后一句总结：
说钱杨卖弄的人不懂钱杨做人的分寸，人家已经点到为止，在那个乱世里算是大慈大悲了。
不同意“小说《围城》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但看不见抗战的硝烟战火，似乎故事可以发生在民国的任何时期，没有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祖国的苦难。“ 小说写那些知识分子要离开上海到内地一所小学校谋生，一路辛苦。即是反映站时的颠沛流离，民生艰难。
不同意“钱钟书的文以嘲讽见长，却不懂自嘲，很难说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在方鸿渐身上，也可以看出钱的一点儿影子。 但是钱一个人无法养家，还要靠杨绛当家教。为了谋生，两个人也有分居。小说最后，方没有了婚姻，也没有了工作，在那时的上海，前路也是茫然。作者难道没有感怀身世的无奈，自嘲与同情？
有人作学问是构建大理论框架，有人以小见大。只要有真知灼见，都可以启人心智。岂能一概而论。
张钟俊1940年回国去了四川乐山武汉大学， 辛一心1940年从英国回国去了陕西城固西北工学院， 卢鹤绂1941年从美国回国去了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
围城估计是游戏之作，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讽刺。我曾经拿路遥和他做对比。文学素养，知识水平，天上地下。可一百年后围城能算什么？可平凡世界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尽管他的文字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