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当年一别司徒雷登，到八十年代重新开放，再到今天紧紧追到美国身后，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例。这算不算个“奇迹”，尚有争论。经济学上对此解释无力是没争论的。回首这七十多年的道路，内部和外部的人看法有明显差异。中国之外的看法就是比较笼统，作为一个延续的历史现象对待。称为奇迹往往是对比当年列强离开中国的时间，比如1937年或1949年时的“东亚病夫”印象。中国内部的人多是感觉割裂的，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开始于改革开放，基于对比“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1976年文革印象。数据似乎也证明这一点：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率持续了二十年在10% 以上。但这两年，已经下降到6%-7%，这个增长率水平，已经和“国民经济崩溃”的文革十年时期持平了。
今天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占世界的比重，远非当年可比。可以预期越来越大就会越来越慢。当然，6.5% 的年增长率水平，也是欧美这几年数据的三到四倍了。所以这6.5%依然了不起，因为依然在改变着世界格局，再持续几年就全球第一了。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反思，为什么必须说或会如此说文革中的7% 年增长率，就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究竟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成分多一些呢？文革时，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文革后，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两个口号，有什么不同呢？若是“抓革命”不灵，“改开”是不是一抓就灵呢？“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一种制度革命，是不是抓对了“某种革命”就一定能促生产了呢？
自进入近代工业化始，地区或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进步速度的差异迅速变大，也更难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究竟是什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探索和思考正是刺激现代经济学出现的主要因素之一。既然工业革命出现在欧洲，所以最早的解释是人种差异，白人的智力优越。但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连续性的支持。后来有一种改头换面：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还是主要说是热带人懒惰，从智力优越变成文化优越。这种说法同时遇到了一个极大的例外：特别勤劳的中国人。所以会一时“黄祸论”流行。另外屡屡还有把上帝拉进来的，比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尽管我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是一个纯物质的过程，可我们心中总是认定有物质以外的东西在起着决定性地作用。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的三种现象：生产组织方式；产品分配形式；和总体经济制度设计就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究竟谁决定谁，他们之间如何互相影响，有多大影响，如何起作用等，一直是热门话题并争吵不休。我所了解的比较专门的研究是制度学派。但制度学派用交易成本作为分析工具，局限了其偏重微观分析。因为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学中，“成本”概念的含义和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微观到宏观还有“惊险地一跳”。而这一跳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用交易成本差异去解释宏观经济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差异时，一致性和普适性并不是很好。
但我认为制度学派的研究是一种经济学自身的进步，因为这种研究是符合“去价值观化”学术方向的。经济学不是科学，它的产生，是带着强烈的价值观倾向，又与政治纠缠不清的。二十世纪，是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最严重的世纪，经济学被政治绑架了。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上的公有制对私有制，组织形式上的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等。双方都把经济发展的快慢作为制度的优越性证明，双方也各有得意和失意的时候。在这种接近的狂热氛围中，经济学常年被用来为政治作注脚。逐渐地在普通大众（非经济学界）建立起政治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潜意识。今天美国选民，也都自然地觉得经济不好要怪总统。而部分中国人，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几乎是出于一种宗教般地盲信，认为今天的一切都是“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没有想过那些一直“开放着”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显灵；对以往的经济发展选择性遗忘，不加思考地重复“文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破灭了“抓革命促生产”，却坚信“改开”一抓就灵。
二十世纪是各种主义，各种制度，各种混搭，各种革命的大试验和实践时代。但是，一个世纪折腾下来，政治格局改变良多，但基本经济格局没有变。无论采用哪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富国还是富国，弱国仍是弱国。也许只有中国在或快或慢地崛起。即使在资本和技术都可以自由流动的圈子里，也没有发生过赶超现象。经济学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还设了诺贝尔奖。但迄今为止，理论上既没有说清楚，开出的药方也没有灵验的。可见经济学不仅仅是对“中国现象”失灵。我认为，思想被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先天性影响和扭曲了，阻碍了我们去认识简单的真相。
当我们复习二十世纪经济学的时候，会回忆起许多今天已经被 “全球化”一词无差别覆盖了的“陈旧”经济学概念。稍微认真一点的，不用笼统的“民主”和“市场”来煳弄人的经济学家们，先是用“殖民地经济结构”来解释，这一点比用人种来解释政治上正确多了。但如果讨厌这个概念偏“左”，可以用“国际分工”或“路径依赖”来代替。意思一样，这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已经定型并被强势国家主宰，落后国家的发展选择被现状和结构限制了，很难再有大改变。先后对此开出的主要药方是“进口替代”或“出口替代”发展战略。但这些路径很快遇到了“拉美瓶颈”，失灵的时候远比灵光的时候多。上个世纪末西方一直在等中国进入这个瓶颈，但直等到二十一世纪，似乎中国还没遇到。这不仅进一步增加了解释中国现象的难度，还让很多人有危机感。类似于当年的“黄祸论”，“中国现象”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现行的主流价值观。中国没有套用任何经济学家和专业人士开出的药方，中国是一群泥腿子掌权，自说自话地走了一条与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同的路。那么，什么是中国之路，与其它落后国家的各色各样却鲜有成功的赶超路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一）
否则拿什么私有化。毛时代没有GDP统计，只有工农业产值，现在换算过来估计也不准。只能估计个大概。
经济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只能是事后诸葛亮，而事后诸葛亮能做明白也不容易。
《ZT》
我们知道在前年、去年３０年、６０年的文字中，有个很有意思的变化，０８年改革３０年，那个时候主流的宣传是强调改革前后的剧变，那个时候经常说改革前如何如何糟糕，改革以后就发生了中国奇迹，发生了大的变化，强调这两者之间的断裂，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到了去年，主调是６０年，于是这个主流就变成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也就是前３０年也很好，后３０年更好，这个更好对前３０年是继承，强调这两个３０年之间的连续性。关心中国思想界的人不难发现，其实这两种声音一向都存在，而且彼此之间是有斗争的。大体而言，前一种观点可以被视为官方改革派，也就是体制内改革，认为我们原来这个体制有很大的毛病，现在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创造了奇迹。后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官方左派，更多强调的是连续，就官方左派的主流而言，他们并不否认改革以后是有成就的。我这里要讲的和那个所谓“非主流左派”有所区别，现在有一种“非主流左派”，不认为改革是有什么成就的，而且认为改革是灾难。但是我们的官方左派还是说改革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一般都喜欢说这个成就是毛泽东奠定的基础，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这两个３０年的关系是毛泽东栽树，邓小平乘凉，或者说“毛泽东栽树，邓小平摘桃子”。主要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全力以赴搞建设，大家生活苦一点，但是基础打下来了；到了邓小平时代就在那里吃毛泽东的老本，把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果拿来分化。
其实大家如果眼光再放远一点，就会看到对于两个３０年还有另外两种声音，同样是强调剧变，或者是强调连续，但是这两种声音都是否定的。一种声音是所谓的毛左派的声音，或者是再次文革派，认为中国应该再搞一次文革。这些人他们其实也很强调断裂，但是对这个断裂是否定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很好，搞的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上台是走资派又回来了，颠覆了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说毛泽东当年没有说错，邓小平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改革最近这些年来，的确这个社会出现非常多的弊病，当然有一些人就归结为改革本身，说以前有多好多好，后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光是中国有，当年国际上的一些毛派在中国改革以后也是很失落的，而且早就有了这种言论。江青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帮“毛头派”，曾经专门排演过大型歌剧，就叫《江青》，而且好像有一个华人，当然也是左派艺术家，谱了一个歌，据说还很好听，他也是这种调子。我在美国看到当时毛派有一个组织叫“美国革命共产党”，把中国历史说是４９年到７７年是社会主义，７７年以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陷入了灾难。他们也是强调剧变，但是对这个剧变是否定的。
相反，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激烈的批评共产党的一些言论，比如说海外的无党派人士，他们也很强调连续。但是他们强调的连续也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强调的，他们讲的连续就是一党专政一贯为之，而且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对前３０年、后３０年的批评都很厉害。一讲到前３０年就是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一讲到后３０年就是“六四大屠杀”之类的，好像这６０年都没什么好事。他们讲的也是连续，但是对这个连续基本上是一种抨击。
如果把断裂和连续作为一个纬度，而把肯定和否定作为另一个纬度，实际上是四种声音。认为断裂的，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认为是继承的，也有肯定的和否定的。如果从一个比较超越的立场看，我觉得这四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某一个方面。但是很奇怪的是，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在讨论６０年的问题上好像都跟他们谈论两个３０年之间的立场有很大的反差。比如说很多强调两个３０年之间连续性的那些人，他们往往都非常否认这个６０年和以前的连续性。他们往往强调６０年和以前有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毛左派，他们经常说改革以后的３０年是继承了前３０年的成果，但是他们往往把前３０年的成果说成好像从天下掉下来一样，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说中国原来是一穷二白，好像中国的工业化是从毛泽东那个时代才开始的，而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他们自己的文章，比如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王绍光先生，自己写的一篇文章，给出的数字是前３０年平均经济增长是６.５％，后３０年平均经济增长是９.９％。当然他说６.５％成就也很伟大了，但是我觉得假如你说９.９％的增长都认为这是一种连续，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变化，那么６.５％的相对缓慢的增长，反而是更大的剧变吗？如果说９.９％这样的增长你都说需要有所继承，那么６.５％这样缓慢的增长，难道就只需要有突变吗？所以这些人的逻辑就是。改革前后皆美景，新旧社会两重天。。在两个３０年之间强调极端的连续，但是在两个６０年之间强调极端的断裂，这在逻辑上好像是很不协调的。
反过来讲，对两个３０年的连续持否定立场的，比如他们都说两个３０年都是一党专政，很糟糕，但是这些人往往又非常突出这６０年和以前的变化。当然他们说这个变化倒过来了，往往说６０年以前，１９４９年以前很好，甚至好的不得了，这个当然在以前是一种非主流的声音，但是有趣的是最近这种声音也变成主流了。因为我们这个主流意识形态逐渐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以前说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开始说五千年的优良传统。万恶的旧社会逐渐也变成很美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变得非常美好。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引用所谓麦迪逊数字，说中国在鸦片战争前GDP就占到全世界３６％，比今天的美国都要牛得多，说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最进步的国家。大家要知道，那是鸦片战争前夕，不是指的周秦汉唐！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那后来中国怎么会自暴自弃到那种程度，的确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
你喜欢毛时代，还是邓时代？
你这么回避我的那个问题啊，现在可以回答了吗？
凡事都想用制度来解释，会很尴尬的。就像你非要问更喜欢哪个时代，而不是问喜欢一个时代的什么事，就是想要一种似是而非的表态，而不是在事实求是的讨论问题。
又不是叫你真回去。喜欢不喜欢多一点少一点而已。如果纠结就比较有意思了。。
井底观天。
(发自我的文学城离线浏览器)
可怜
你更愿意回到贩卖黑奴的时代，还是回到屠杀印第安人的时代？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当年一别司徒雷登，到八十年代重新开放，再到今天紧紧追到美国身后，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例。这算不算个“奇迹”，尚有争论。经济学上对此解释无力是没争论的。回首这七十多年的道路，内部和外部的人看法有明显差异。中国之外的看法就是比较笼统，作为一个延续的历史现象对待。称为奇迹往往是对比当年列强离开中国的时间，比如1937年或1949年时的“东亚病夫”印象。中国内部的人多是感觉割裂的，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开始于改革开放，基于对比“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1976年文革印象。数据似乎也证明这一点：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率持续了二十年在10% 以上。但这两年，已经下降到6%-7%，这个增长率水平，已经和“国民经济崩溃”的文革十年时期持平了。
今天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占世界的比重，远非当年可比。可以预期越来越大就会越来越慢。当然，6.5% 的年增长率水平，也是欧美这几年数据的三到四倍了。所以这6.5%依然了不起，因为依然在改变着世界格局，再持续几年就全球第一了。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反思，为什么必须说或会如此说文革中的7% 年增长率，就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究竟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成分多一些呢？文革时，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文革后，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两个口号，有什么不同呢？若是“抓革命”不灵，“改开”是不是一抓就灵呢？“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一种制度革命，是不是抓对了“某种革命”就一定能促生产了呢？
自进入近代工业化始，地区或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进步速度的差异迅速变大，也更难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究竟是什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探索和思考正是刺激现代经济学出现的主要因素之一。既然工业革命出现在欧洲，所以最早的解释是人种差异，白人的智力优越。但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连续性的支持。后来有一种改头换面：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还是主要说是热带人懒惰，从智力优越变成文化优越。这种说法同时遇到了一个极大的例外：特别勤劳的中国人。所以会一时“黄祸论”流行。另外屡屡还有把上帝拉进来的，比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尽管我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是一个纯物质的过程，可我们心中总是认定有物质以外的东西在起着决定性地作用。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的三种现象：生产组织方式；产品分配形式；和总体经济制度设计就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究竟谁决定谁，他们之间如何互相影响，有多大影响，如何起作用等，一直是热门话题并争吵不休。我所了解的比较专门的研究是制度学派。但制度学派用交易成本作为分析工具，局限了其偏重微观分析。因为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学中，“成本”概念的含义和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微观到宏观还有“惊险地一跳”。而这一跳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用交易成本差异去解释宏观经济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差异时，一致性和普适性并不是很好。
但我认为制度学派的研究是一种经济学自身的进步，因为这种研究是符合“去价值观化”学术方向的。经济学不是科学，它的产生，是带着强烈的价值观倾向，又与政治纠缠不清的。二十世纪，是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最严重的世纪，经济学被政治绑架了。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上的公有制对私有制，组织形式上的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等。双方都把经济发展的快慢作为制度的优越性证明，双方也各有得意和失意的时候。在这种接近的狂热氛围中，经济学常年被用来为政治作注脚。逐渐地在普通大众（非经济学界）建立起政治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潜意识。今天美国选民，也都自然地觉得经济不好要怪总统。而部分中国人，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几乎是出于一种宗教般地盲信，认为今天的一切都是“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没有想过那些一直“开放着”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显灵；对以往的经济发展选择性遗忘，不加思考地重复“文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破灭了“抓革命促生产”，却坚信“改开”一抓就灵。
二十世纪是各种主义，各种制度，各种混搭，各种革命的大试验和实践时代。但是，一个世纪折腾下来，政治格局改变良多，但基本经济格局没有变。无论采用哪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富国还是富国，弱国仍是弱国。也许只有中国在或快或慢地崛起。即使在资本和技术都可以自由流动的圈子里，也没有发生过赶超现象。经济学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还设了诺贝尔奖。但迄今为止，理论上既没有说清楚，开出的药方也没有灵验的。可见经济学不仅仅是对“中国现象”失灵。我认为，思想被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先天性影响和扭曲了，阻碍了我们去认识简单的真相。
当我们复习二十世纪经济学的时候，会回忆起许多今天已经被 “全球化”一词无差别覆盖了的“陈旧”经济学概念。稍微认真一点的，不用笼统的“民主”和“市场”来煳弄人的经济学家们，先是用“殖民地经济结构”来解释，这一点比用人种来解释政治上正确多了。但如果讨厌这个概念偏“左”，可以用“国际分工”或“路径依赖”来代替。意思一样，这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已经定型并被强势国家主宰，落后国家的发展选择被现状和结构限制了，很难再有大改变。先后对此开出的主要药方是“进口替代”或“出口替代”发展战略。但这些路径很快遇到了“拉美瓶颈”，失灵的时候远比灵光的时候多。上个世纪末西方一直在等中国进入这个瓶颈，但直等到二十一世纪，似乎中国还没遇到。这不仅进一步增加了解释中国现象的难度，还让很多人有危机感。类似于当年的“黄祸论”，“中国现象”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现行的主流价值观。中国没有套用任何经济学家和专业人士开出的药方，中国是一群泥腿子掌权，自说自话地走了一条与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同的路。那么，什么是中国之路，与其它落后国家的各色各样却鲜有成功的赶超路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一）
否则拿什么私有化。毛时代没有GDP统计，只有工农业产值，现在换算过来估计也不准。只能估计个大概。
经济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只能是事后诸葛亮，而事后诸葛亮能做明白也不容易。
《ZT》
我们知道在前年、去年３０年、６０年的文字中，有个很有意思的变化，０８年改革３０年，那个时候主流的宣传是强调改革前后的剧变，那个时候经常说改革前如何如何糟糕，改革以后就发生了中国奇迹，发生了大的变化，强调这两者之间的断裂，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到了去年，主调是６０年，于是这个主流就变成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也就是前３０年也很好，后３０年更好，这个更好对前３０年是继承，强调这两个３０年之间的连续性。关心中国思想界的人不难发现，其实这两种声音一向都存在，而且彼此之间是有斗争的。大体而言，前一种观点可以被视为官方改革派，也就是体制内改革，认为我们原来这个体制有很大的毛病，现在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创造了奇迹。后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官方左派，更多强调的是连续，就官方左派的主流而言，他们并不否认改革以后是有成就的。我这里要讲的和那个所谓“非主流左派”有所区别，现在有一种“非主流左派”，不认为改革是有什么成就的，而且认为改革是灾难。但是我们的官方左派还是说改革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一般都喜欢说这个成就是毛泽东奠定的基础，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这两个３０年的关系是毛泽东栽树，邓小平乘凉，或者说“毛泽东栽树，邓小平摘桃子”。主要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全力以赴搞建设，大家生活苦一点，但是基础打下来了；到了邓小平时代就在那里吃毛泽东的老本，把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果拿来分化。
其实大家如果眼光再放远一点，就会看到对于两个３０年还有另外两种声音，同样是强调剧变，或者是强调连续，但是这两种声音都是否定的。一种声音是所谓的毛左派的声音，或者是再次文革派，认为中国应该再搞一次文革。这些人他们其实也很强调断裂，但是对这个断裂是否定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很好，搞的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上台是走资派又回来了，颠覆了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说毛泽东当年没有说错，邓小平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改革最近这些年来，的确这个社会出现非常多的弊病，当然有一些人就归结为改革本身，说以前有多好多好，后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光是中国有，当年国际上的一些毛派在中国改革以后也是很失落的，而且早就有了这种言论。江青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帮“毛头派”，曾经专门排演过大型歌剧，就叫《江青》，而且好像有一个华人，当然也是左派艺术家，谱了一个歌，据说还很好听，他也是这种调子。我在美国看到当时毛派有一个组织叫“美国革命共产党”，把中国历史说是４９年到７７年是社会主义，７７年以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陷入了灾难。他们也是强调剧变，但是对这个剧变是否定的。
相反，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激烈的批评共产党的一些言论，比如说海外的无党派人士，他们也很强调连续。但是他们强调的连续也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强调的，他们讲的连续就是一党专政一贯为之，而且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对前３０年、后３０年的批评都很厉害。一讲到前３０年就是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一讲到后３０年就是“六四大屠杀”之类的，好像这６０年都没什么好事。他们讲的也是连续，但是对这个连续基本上是一种抨击。
如果把断裂和连续作为一个纬度，而把肯定和否定作为另一个纬度，实际上是四种声音。认为断裂的，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认为是继承的，也有肯定的和否定的。如果从一个比较超越的立场看，我觉得这四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某一个方面。但是很奇怪的是，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在讨论６０年的问题上好像都跟他们谈论两个３０年之间的立场有很大的反差。比如说很多强调两个３０年之间连续性的那些人，他们往往都非常否认这个６０年和以前的连续性。他们往往强调６０年和以前有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毛左派，他们经常说改革以后的３０年是继承了前３０年的成果，但是他们往往把前３０年的成果说成好像从天下掉下来一样，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说中国原来是一穷二白，好像中国的工业化是从毛泽东那个时代才开始的，而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他们自己的文章，比如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王绍光先生，自己写的一篇文章，给出的数字是前３０年平均经济增长是６.５％，后３０年平均经济增长是９.９％。当然他说６.５％成就也很伟大了，但是我觉得假如你说９.９％的增长都认为这是一种连续，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变化，那么６.５％的相对缓慢的增长，反而是更大的剧变吗？如果说９.９％这样的增长你都说需要有所继承，那么６.５％这样缓慢的增长，难道就只需要有突变吗？所以这些人的逻辑就是。改革前后皆美景，新旧社会两重天。。在两个３０年之间强调极端的连续，但是在两个６０年之间强调极端的断裂，这在逻辑上好像是很不协调的。
反过来讲，对两个３０年的连续持否定立场的，比如他们都说两个３０年都是一党专政，很糟糕，但是这些人往往又非常突出这６０年和以前的变化。当然他们说这个变化倒过来了，往往说６０年以前，１９４９年以前很好，甚至好的不得了，这个当然在以前是一种非主流的声音，但是有趣的是最近这种声音也变成主流了。因为我们这个主流意识形态逐渐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以前说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开始说五千年的优良传统。万恶的旧社会逐渐也变成很美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变得非常美好。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引用所谓麦迪逊数字，说中国在鸦片战争前GDP就占到全世界３６％，比今天的美国都要牛得多，说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最进步的国家。大家要知道，那是鸦片战争前夕，不是指的周秦汉唐！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那后来中国怎么会自暴自弃到那种程度，的确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
你喜欢毛时代，还是邓时代？
你这么回避我的那个问题啊，现在可以回答了吗？
凡事都想用制度来解释，会很尴尬的。就像你非要问更喜欢哪个时代，而不是问喜欢一个时代的什么事，就是想要一种似是而非的表态，而不是在事实求是的讨论问题。
又不是叫你真回去。喜欢不喜欢多一点少一点而已。如果纠结就比较有意思了。。
井底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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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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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更愿意回到贩卖黑奴的时代，还是回到屠杀印第安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