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个先进文明征服，是你的幸运而不是悲剧！（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贸易、文明、福音） 前一篇谈到欧洲清教徒对北美大陆的征服，造就了伟大的美国，让人类几次摆脱黑暗的美国；让人类走向光明、奔向火星的美国。直到今天仍然是人类的灯塔之一，是各类各样的独裁者、狂妄自大的神经病的恐惧所在。
今天我们谈谈英法两国如何打开中国，这个东方古老国度的大门，让文明的曙光照进来，让上帝的福音传进来，让这个自诩为天朝的国度摆脱几千年黑暗的徘徊，逐渐与世界文明接轨的事情。
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一种是“一个弱智、贪婪、自负和顽固等特点达到奇妙程度的民族。……这个奇特的民族一直奉行的政策，是把他们自己和属于他们的一切都神秘地不可思议地封闭起来……表现出全面的排外精神”。 但是在另外一些西方外交官和开拓者的眼中中国老百姓是这样的： “在这些勤劳的人民中，我常常看到的是他们彬彬有礼，或者说他们对受到的侮辱和粗鲁无礼的对待很少有情绪化的反应，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们更斯文和温和的人民。他们盼望把他们从中国当局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告诉皇帝——接受这一点，要不就忍受它的不良后果 ！事情就这么容易……我预料不会牺牲一个人，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中国人十分想和我们做生意。假如充分了解英国商人在中国受到的冤屈，中国的民众“没准会盼望这样一支军队的到来，来把他们从最专制的压迫制度下解放出来……可以肯定，把他们抓在我们的手里，是一个仁慈的行动，而且不是什么难事”。
到底多少中国老百姓是第一类的，我想不少，否则不会发生义和团运动，杀洋人，除教民，触发了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了；但是第二类的中国人也不少，否则不会有在英军攻打广州城的时候，广州老百姓箪食壶浆迎王师的情景发生，就没有攻打北京、天津最英勇的“华勇营”（在延伸一下，就没有了香港。香港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安置“华勇营”的官兵。），就没有北京老百姓帮助八国联军扶梯子攻打北京城的现象。
19世纪下半叶，作为中国统治阶级的清政府已经由盛转衰。外有列强诸国的虎视眈眈，割地赔款条约连绵不断；内有各地战乱四起，太平军已攻占半壁江山。 国情如此，可谓内忧外患，爱新觉罗氏随时面临王朝崩溃的“历史怪圈”。 可说来也奇怪，自打1860年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从北京撤出，重回紫禁城的清王室不仅在很快的时间里平定内乱（太平天国叛乱。），还大兴改革，一度甚至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来得以迈进新世纪。
大清得以续命半个多世纪最大的功劳者是谁？是号称“裱糊匠”的李中堂，还是慈禧太后的铁腕专制？亦或是外国列强？这其中有着诸多的因素，可以在历史中探知一二。
首先我们来谈经济和政治，在中共的教科书里，通常这样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在中国倾销鸦片，通过一二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致使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沦为外国列强生产原材料的基地，加重了中国老百姓受到的剥削和压迫。”。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英国是不是简单地就为了倾销鸦片呢？ 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观念“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当时清政府是同意和外夷进行通商的，但通商的方式就是只设立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外商还不准进入广州城。），外商的进出口买卖还必须通过官办的十三行进行，而且进口关税高达57%。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国有贸易公司一样。
这样的贸易方式英国生产的纺织品、呢绒、工业品根本无法以廉价的价格被中国老百姓接受。就像当初的德国大众汽车桑塔纳进入中国市场，大众规定市场零售价为八万人民币，却被中国官方加税，以及人为定价为50万人民币的天价，如此怎么会有大的销量呢！ 不过当时英国商人发现只有一样货品受到中国市场欢迎，那就是鸦片（注意啊鸦片直到1971年才被英国政府列为毒品.）。在这之前一直是合法的商品、药品，而且鸦片也是通过官办的十三行进口的。 到底谁在消费鸦片？而且是官办的商行经营。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清朝的中上层，官僚和八旗子弟，他们需要廉价的鸦片，他们每天无所事事，而且有资金消费这等商品，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的流出国门。
于是出现了林则徐这个所谓清朝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物，就是怂恿政府禁鸦片、销毁鸦片，逮捕英国鸦片商人，触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那么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是怎样的情形呢？按照中共教科书的描述，由于鸦片的合法经销，清政府应该更加破败不堪，更加虚弱。 事实恰恰是相反，战后通商口岸增加使中国的对外贸易迅速上升。以中国的出口农产品茶和丝为例从1840年开始中国的茶和丝的出口量迅速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多万斤；丝的出口由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 清政府并没有由于鸦片的合法销售，造成国库更加空虚，反而是对英国的贸易继续处于出超的地位。
在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人，大清朝第一位清官，他叫赫德，英国人，是第二任总税务司。其在任的四十八年时间里，总税务司成了清朝所有政府机构中最廉洁的部门，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当然也是最赚钱的。
清朝后期的海关被称为总税务司，最初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影响，清朝无法掌控上海等地海关，于是便在1854年和英、法、美建立合作关系。由洋人来主持上海的税收，当然了名义上还是清朝管理。最初其职权范围仅限于上海，但几年下来颇有成效，而且对于列强来说，是个捞钱的好地方，于是在列强的要求下。清政府便于1859年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掌全国关税行政及海关人员任免。 1961年，这个机构正式挂牌，而各口税务司及海关高级职员，均由外国人担任。首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李泰国。自此，清朝海关，开启了洋人时代。
你还别说，这个洋人主持下的大清海关，远比清朝自己来要更加的有效率。 “税钞大有起色，按年比较，银数倍增” 这一点我们可以用数据说明：总税务司成立之前，清朝四大海关收入不足500万两；1865年，清朝海关税收830万两；1875年清朝海关税收1200万两。19世纪70年代末，清朝海关税收更是达到3000万两，一度占到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并且还是清政府最重要、最稳定、最可靠的收入来源。国家当时重要的发展项目，如修建船厂、兵工厂、铁路等急需资金，均由海关提供。 在那个内外交困，国库空虚的时代，洋人掌管下的清朝海关，成为了大清朝的经济支柱。
晚清时期，贪腐成风，偌大的清王朝，海关年税收不过几百万两。 “每年不下六七万两，从前原系丁役私收入己”——两广总督苏昌（1763上奏） 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上奏称，经粤海关管辖的地域仅白糖冰糖每年就进口不下五六千万斤，但在当时粤海关的记录上，仅得一千五六百万斤。
赫德在成为海关税务司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必须时刻牢记，海关是中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我们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围绕中国的利益开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国，或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为了践行他说的话，赫德上任之后，对海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抓腐败，抓贪污，总税务司和之前的大清海关俨然天差地别。其实赫德采取的办法很简单，无非就两个： 第一，高薪养廉。 总税务司的雇员是当时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其待遇极高。海关薪酬水平比清朝其他部门要高得多，高级职员一年能拿到9000两白银。 这些稳定且正当的收入，使得雇员们，不愿意冒风险去贪污。
第二，严查严办。 如果说高薪养廉是让雇员们不想贪，严查严办则是让其不敢贪。赫德在税收的各个环节都建立起了严格的监督审查制度，让职员互相制约，无机可乘。这是严查；而同时赫德对于那些违反制度的人，绝不姑息。 因为在海关的出色政绩，赫德在清朝也是颇受重视，成为了当时的风云人物之一。 1911年9月20日，赫德带着对中国的深深依恋，在住所寿终正寝，虚龄77岁。为表彰赫德为大清作出的功绩，清廷曾下诏授予其二等第一双龙宝星勋章、正一品顶戴花翎、三代正一品封典，去世后又追封赫德为太子太保。此等殊荣，莫说是洋人，就是清朝重臣都很少获得。在获得清廷封赏之余，英国政府也授予他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最高级勋位爵士，国王后来又封他为男爵，英国外交部甚至多次聘请他出任驻中国、朝鲜大使。 以上赫德的事迹可以看出一个先进的文明对一个腐败落后的文明的影响。
另外政治的影响：
一、收疆复域，汉臣崛起
不论是汉唐还是宋明，中国历史上曾经鼎盛一时的封建帝国，在其统治末期无不王权旁落、佞臣横行，但这些对于王朝寿命只剩下几十年的清政府来说却是个例外。
1864年，清军攻破天京，曾经令清王室如鲠在喉的太平天国就此覆灭。而在这长达13年的平乱过程中，为清廷立下不世之功的不再是当初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的八旗铁骑，而是曾国藩所组建的团练武装—湘军。
太平天国虽然被镇压下来了，但清廷的安稳日子并没有到来。中亚军事头目阿古柏利用清朝中土内乱趁机盘踞新疆，建立“洪福汗国”，随后沙俄又侵占伊犁。
在此危难之际，与曾国藩同为汉臣的左宗棠站了出来，他领军西征，收复了乌鲁木齐与南疆，而后更是抬棺上阵逼迫沙俄归还了伊犁。 满清自开国以来，汉臣一直备受压制，但王朝晚期的危机让统治者不得不重用有能力的汉臣。除了曾国藩与左宗棠外，大败法军的老将冯子才、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与张之洞等均构成了晚清的支柱。 二、同光中兴 慈禧的掌权立刻消除了可能出现的王权旁落的不稳定因素。在行政方面，她多次采纳汉臣提出的意见，允许群臣批评实事、严赏罚以整顿吏治。
当然，这些事对于一些勤政的君主来说算是家常便饭。慈禧对于晚清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对“洋务运动”的支持。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
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内乱的清朝，民生凋零。 清朝大批的臣民开始从“天朝上国”的大梦中初醒，其中就有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湘淮集团，也称为“洋务派”。
但此时的朝堂之上仍有不少“顽固派”，他们反对西学，与洋务派相互攻击，斗争十分激烈。然而慈禧明白，如今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满清的统治，唯有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列强赏识的洋务派。
得到慈禧支持的洋务派，在“求富”与“自强”的口号中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除了建立诸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等的近代军工企业外，还创办了新式学堂，使大批学子以官费的形式前往西方留学。
▲清政府向外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另外，洋务派还购置了大批军舰建立了北洋水师，并以军事为配套大兴民用工业。以1872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为例，仅3年之期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多万两的白银。
此时正值同治与光绪两个皇帝在位期间，太平天国、陕甘宁回乱被接连平定，内乱基本结束结束。列强也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获得的通商甜头暂时同清廷达成“和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市井民生开始逐步发展，是为“同光中兴”。 英国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协助洋务派创办船政、邮政、钢铁厂、筹备近代海军。这个时期，江南制造局制造出亚洲第一台蒸汽机、万吨货船，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中共教科书描绘的连个洋钉都不能生产，而是亚洲第一工业强国和军事强国。 我们讲一个在大清灭亡前，巡洋舰队的海圻舰完成了一次环球远航，还前赴加勒比地区完成一次“炮舰外交”的故事。 1910年5月13日凌晨，墨西哥托雷翁城发生了叛乱。叛军45000人和人数只有800名的联邦守军展开激战。随着战斗的进行，联邦军寡不敌众，最后在15日凌晨2~4点间，趁夜撤离托雷翁。 伴随着叛军进城的，还有奔涌而入的4000余暴民，他们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涌入华人商铺集中的商业区，大肆洗劫和破坏商铺，在大街上到处追杀华人，并抢夺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
杀红了眼的暴民和叛军涌入华墨银行时，大屠杀达到高潮。暴民们首先冲进大厅，杀死好几位银行雇员。与此同时，一小队墨西哥骑兵开到城郊，把那里的华人菜农驱赶到附近的一个屠宰场，当场集体枪杀。 大屠杀从凌晨6时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直到叛军首领下令禁止屠杀为止。
在墨西哥暴民和叛军的打劫下，不只华人遭受损失，在墨投资经商的美国、德国、西班牙、阿拉伯、土耳其民众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但远比华人的损失要少。 清政府得知这一骇人听闻之事后，当即向墨西哥政府（叛军获胜，墨政府改组）提出抗议，并聘请国际调查员就屠杀惨案提出赔偿要求。
清政府驻墨西哥代办沈艾孙，向墨西哥政府提起交涉，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保证保护华人并予以经济赔偿，之后沈艾孙提出了墨西哥政府赔偿3000万墨西哥银元的数额，令其政府大惊。此外，他还往国内发送急电，请求派兵保护华人。 海圻舰在古巴停泊的几天里，清政府也向墨西哥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给出一个说法，美国也对大清表示支持。万般无奈之下，墨西哥政府只得答应清朝的要求，向清政府赔礼道歉并惩办凶手，双方也同步开展赔偿数额洽谈事宜。 这是大清朝的远洋水师在大清朝灭亡之际，体现出最后一道荣光。所依靠的就是洋务运动创造的“船坚利炮”。
大清朝水师还有一次荣光，发生在我们的近邻日本长崎港口。 1886年，在日本长崎维修的北洋水师，一度将舰炮褪掉炮衣，对准长崎，大有炮轰日本本土之势。李鸿章也紧急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承五郎表示：随时可以开战。这句话后来被日本视作威胁，这也是大清国最后的硬气 事件起因是清朝购买的四艘庞大的舰艇出现在长崎海域时，日本人内心产生了不小的震撼。他们大概在想，同样被西方列强欺负，为何你们还能这么秀？日本人的嫉妒心理非常明显。 船舰进入船坞以后，舰上的水兵开始放假，好不容易到一趟日本，自然要上岸游玩一番，顺便购买一些纪念品。长崎港附近就是著名的新地唐人街，而唐人街旁边又是日本九州最大的红灯区——寄合町。 年轻人长期飘在海上难免空虚寂寞，于是8月13日晚，几个年轻人喝大了，打坏了酒馆的东西。由于语言不通，最后与老板吵了起来。 老板于是叫来了警察，当时几个喝大了的军大爷也没把日本警察放在眼里，双方打了起来。日本一个警察被刺成重伤，他们抓捕了一个清军水兵。 8月15日这天，大约300名水兵再次登岸。当天傍晚大部分人已经返回，仅有不足百人仍然在岸上喝酒游玩。当晚，中日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不过，这一次日本警察是有备而来，早就增加了当地的巡逻力量。冲突发生以后，水兵返回船舰的道路被切断。当地的一些“居民”也带着武器加入了战斗，有的甚至从二楼朝清朝水兵扔石头。 而清朝水兵毫无防备，又没有带武器，加上人数上的劣势，在冲突中吃了大亏。据事后调查，这次冲突清水兵5人死亡、6人重伤，38人轻伤；日本方面2名巡警死亡，轻重伤员26人。 在国际秩序尚未健全之前，芝麻绿豆大点小事都能引发战争。这次事件导致北洋水师多人伤亡，自然非同小可。舰上的水兵得知消息后，群情激愤，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长崎市区，做好了开战准备。英国总查琅威理也建议对日宣战，以武力解决此事。 但事情发生在日本本土，在协商过程中，日本为了顾及面子扛住了李鸿章的威胁，始终不肯认错。与清朝看不起日本一样，日本人心中也瞧不起清朝。他们以“将来恐致失和”威胁。 越拖下去对清政府越不利，毕竟请律师是按天计费的，加上留在长崎的水兵的费用，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最后驻日公使徐承祖失去了耐心，向李鸿章建议撤使断交，准备武力解决。 其实那时候，只要稍作武力准备日本人就会软下去。但站在李鸿章的层面来看，他虽然语气强硬，但并不希望开战。一是，当时中日有合作抗俄的可能，关系还不算坏，因为这点小事开战不划算。二是中法战争刚结束不久，清政府财政非常困难，难以支持军事行动。
这时候英俄在远东的冲突仍然存在，受威胁最大的还是日本。虽然日本许多官员仍然主张对中国强硬，但得罪中国对他们有害而无益。伊藤博文急于与中国联合抗俄，力排众议，主张和解。 后来由日本天皇亲自主持会议商讨此事，期间英法德居间调停。日本稍微让步，同意德国驻日公使何理本的“伤多恤重”原则，以结束长崎事件。 最终，清日双方协商一致：在抚恤金方面，日本付给中国52500元，中国付给日本15500元；此外中国水兵在长崎的治疗费用2700元由日本垫付。至于事后是否惩处引起事件的元凶，由各国自行决定，互不干涉。 清政府损失了更多的士兵，但赢得了更多抚恤金，可以说是一次惨胜。但谁也未曾料到，这竟成了抗战胜利前，中国在对日交涉上最后一次获胜。 这两件清朝远洋水师的荣光，都是建立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带来的。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不仅仅给大清朝带来了“船坚炮利”，而且带来上帝的福音，大批的天主教牧师进入中国内地，向当地的农民传播西方的宗教文化，兴办学校，讲授现代科学知识，生育知识，让西方现代科学可以进入中国的课堂，使得中国科学文化教育提前了几个世纪，可以和世界文明接轨。 上海、香港、威海、烟台、青岛、济南、武汉等通商口岸的建立，不仅仅是带来先进的市政管理方式（那时候中国的城市连下水道没有，是遍地屎尿的排泄场。），而是一场司法制度的启迪，先进的配审团制度在租界的法庭实施，律师帮助辩护，这都让落后腐败的天朝开了天眼。
在偌大的清朝以及之后的民国历史上，只有租界才有相对公正的法律，以及法治。那时候的共产党都要钻进租界里，躲避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的追杀，因为只有租界有法治。 同时兴起的民间新闻报纸，开创了天朝的舆论风气，让汹汹民意可以直接上达天庭，那时候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至今中国也没有。
不知不觉又写了七千多子了，这里的故事很多，不一一一展开了。 总之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天窗，让文明的曙光照射进来，让大清朝能够延续半个世纪。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列强没有全面殖民中国，致使今日的中国重新堕入几千年梦魇般的循环！
很多结果都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如果强调一个原因往往都是为了特意宣传和拔高某个自己设定的论点。
漏洞百出的文章就不要在茶坛现眼了。
印度自古以来有一门丑恶的习俗，叫做“娑提”(sati)。当时的印度人相信：一个殉葬的妇女，可以上天堂。殉葬者要穿上当新娘时的全套盛装，坐上柴堆，然后再点火，跟死去的丈夫一起烧化。换句话说，就是当你的老公死了，你要跳进火坑，活活烧死你自己。这样做是伟大的、圣洁的。印度自古以来，每天都有妇女自焚殉夫。印度的女人自从出了娘胎，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老公去世，女人要把自己活活烧死，这是作为一个印度女人的光荣义务。直到1829年。1829年，英国殖民者出台法令，禁止“娑提”这种野蛮丑陋的旧习俗。
再看这个：
https://www.sohu.com/a/426277422_484927
同理，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是满族殖民者颁布法令取消，可惜遭到顽固的传统的抵制
因为你已经预设了殖民主义是好的，所以就觉得被殖民也是好的。
中国在历史上没搞过殖民主义，可中华文明也一样影响了周边地区。我不明白，连那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都抛弃了殖民主义论调，忏悔殖民主义罪恶。反倒是你这样的来自曾经半殖民地国家的人却热衷于殖民主义。咄咄怪事啊！
殖民同时也带来了文明。说到非洲，如果没有殖民，现在恐怕还是原始社会。
我哪里在热衷殖民，只是说，殖民不是单一的灾难
承认殖民的消极一面，也看到殖民积极的一面，辩证的看
因为什么事都有好坏一面，等于没说。
我说印度没有殖民会更愚昧，你说大航海。是，那时候欧洲还没有印度文明，但是人家后来居上了，印度退步了，落后了。落后就挨打，历史规律。印度自己不发展就被殖民，不说明殖民是唯一的路，但必须承认，殖民是走向文明的道理之一。当然有代价。
在自身没有发展的情况下，殖民是历史的必然。尊重这个必然。
另，我反对将这个贴打包，茶坛应该大气一点。
破山容易，破心中贼难啊 白人减除了你的父辈，你的脑后的辫子，你心中的辫子难以剪除。 一位黑人拳王确实感谢那些把他父辈带到美国的认，如果不是，他也许和很多黑人青年一样死于战乱，疾病，没有可能成为拳王，获得上亿身家。
被一个先进文明征服，是你的幸运而不是悲剧！（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贸易、文明、福音）
前一篇谈到欧洲清教徒对北美大陆的征服，造就了伟大的美国，让人类几次摆脱黑暗的美国；让人类走向光明、奔向火星的美国。直到今天仍然是人类的灯塔之一，是各类各样的独裁者、狂妄自大的神经病的恐惧所在。
今天我们谈谈英法两国如何打开中国，这个东方古老国度的大门，让文明的曙光照进来，让上帝的福音传进来，让这个自诩为天朝的国度摆脱几千年黑暗的徘徊，逐渐与世界文明接轨的事情。
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一种是“一个弱智、贪婪、自负和顽固等特点达到奇妙程度的民族。……这个奇特的民族一直奉行的政策，是把他们自己和属于他们的一切都神秘地不可思议地封闭起来……表现出全面的排外精神”。
但是在另外一些西方外交官和开拓者的眼中中国老百姓是这样的：
“在这些勤劳的人民中，我常常看到的是他们彬彬有礼，或者说他们对受到的侮辱和粗鲁无礼的对待很少有情绪化的反应，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们更斯文和温和的人民。他们盼望把他们从中国当局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告诉皇帝——接受这一点，要不就忍受它的不良后果 ！事情就这么容易……我预料不会牺牲一个人，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中国人十分想和我们做生意。假如充分了解英国商人在中国受到的冤屈，中国的民众“没准会盼望这样一支军队的到来，来把他们从最专制的压迫制度下解放出来……可以肯定，把他们抓在我们的手里，是一个仁慈的行动，而且不是什么难事”。
到底多少中国老百姓是第一类的，我想不少，否则不会发生义和团运动，杀洋人，除教民，触发了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了；但是第二类的中国人也不少，否则不会有在英军攻打广州城的时候，广州老百姓箪食壶浆迎王师的情景发生，就没有攻打北京、天津最英勇的“华勇营”（在延伸一下，就没有了香港。香港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安置“华勇营”的官兵。），就没有北京老百姓帮助八国联军扶梯子攻打北京城的现象。
19世纪下半叶，作为中国统治阶级的清政府已经由盛转衰。外有列强诸国的虎视眈眈，割地赔款条约连绵不断；内有各地战乱四起，太平军已攻占半壁江山。
国情如此，可谓内忧外患，爱新觉罗氏随时面临王朝崩溃的“历史怪圈”。
可说来也奇怪，自打1860年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从北京撤出，重回紫禁城的清王室不仅在很快的时间里平定内乱（太平天国叛乱。），还大兴改革，一度甚至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来得以迈进新世纪。
大清得以续命半个多世纪最大的功劳者是谁？是号称“裱糊匠”的李中堂，还是慈禧太后的铁腕专制？亦或是外国列强？这其中有着诸多的因素，可以在历史中探知一二。
首先我们来谈经济和政治，在中共的教科书里，通常这样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在中国倾销鸦片，通过一二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致使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沦为外国列强生产原材料的基地，加重了中国老百姓受到的剥削和压迫。”。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英国是不是简单地就为了倾销鸦片呢？
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观念“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当时清政府是同意和外夷进行通商的，但通商的方式就是只设立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外商还不准进入广州城。），外商的进出口买卖还必须通过官办的十三行进行，而且进口关税高达57%。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国有贸易公司一样。
这样的贸易方式英国生产的纺织品、呢绒、工业品根本无法以廉价的价格被中国老百姓接受。就像当初的德国大众汽车桑塔纳进入中国市场，大众规定市场零售价为八万人民币，却被中国官方加税，以及人为定价为50万人民币的天价，如此怎么会有大的销量呢！
不过当时英国商人发现只有一样货品受到中国市场欢迎，那就是鸦片（注意啊鸦片直到1971年才被英国政府列为毒品.）。在这之前一直是合法的商品、药品，而且鸦片也是通过官办的十三行进口的。
到底谁在消费鸦片？而且是官办的商行经营。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清朝的中上层，官僚和八旗子弟，他们需要廉价的鸦片，他们每天无所事事，而且有资金消费这等商品，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的流出国门。
于是出现了林则徐这个所谓清朝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物，就是怂恿政府禁鸦片、销毁鸦片，逮捕英国鸦片商人，触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那么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是怎样的情形呢？按照中共教科书的描述，由于鸦片的合法经销，清政府应该更加破败不堪，更加虚弱。
事实恰恰是相反，战后通商口岸增加使中国的对外贸易迅速上升。以中国的出口农产品茶和丝为例从1840年开始中国的茶和丝的出口量迅速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多万斤；丝的出口由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
清政府并没有由于鸦片的合法销售，造成国库更加空虚，反而是对英国的贸易继续处于出超的地位。
在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人，大清朝第一位清官，他叫赫德，英国人，是第二任总税务司。其在任的四十八年时间里，总税务司成了清朝所有政府机构中最廉洁的部门，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当然也是最赚钱的。
清朝后期的海关被称为总税务司，最初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影响，清朝无法掌控上海等地海关，于是便在1854年和英、法、美建立合作关系。由洋人来主持上海的税收，当然了名义上还是清朝管理。最初其职权范围仅限于上海，但几年下来颇有成效，而且对于列强来说，是个捞钱的好地方，于是在列强的要求下。清政府便于1859年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掌全国关税行政及海关人员任免。
1961年，这个机构正式挂牌，而各口税务司及海关高级职员，均由外国人担任。首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李泰国。自此，清朝海关，开启了洋人时代。
你还别说，这个洋人主持下的大清海关，远比清朝自己来要更加的有效率。
“税钞大有起色，按年比较，银数倍增”
这一点我们可以用数据说明：总税务司成立之前，清朝四大海关收入不足500万两；1865年，清朝海关税收830万两；1875年清朝海关税收1200万两。19世纪70年代末，清朝海关税收更是达到3000万两，一度占到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并且还是清政府最重要、最稳定、最可靠的收入来源。国家当时重要的发展项目，如修建船厂、兵工厂、铁路等急需资金，均由海关提供。
在那个内外交困，国库空虚的时代，洋人掌管下的清朝海关，成为了大清朝的经济支柱。
晚清时期，贪腐成风，偌大的清王朝，海关年税收不过几百万两。
“每年不下六七万两，从前原系丁役私收入己”——两广总督苏昌（1763上奏）
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上奏称，经粤海关管辖的地域仅白糖冰糖每年就进口不下五六千万斤，但在当时粤海关的记录上，仅得一千五六百万斤。
赫德在成为海关税务司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必须时刻牢记，海关是中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我们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围绕中国的利益开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国，或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为了践行他说的话，赫德上任之后，对海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抓腐败，抓贪污，总税务司和之前的大清海关俨然天差地别。其实赫德采取的办法很简单，无非就两个：
第一，高薪养廉。
总税务司的雇员是当时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其待遇极高。海关薪酬水平比清朝其他部门要高得多，高级职员一年能拿到9000两白银。
这些稳定且正当的收入，使得雇员们，不愿意冒风险去贪污。
第二，严查严办。
如果说高薪养廉是让雇员们不想贪，严查严办则是让其不敢贪。赫德在税收的各个环节都建立起了严格的监督审查制度，让职员互相制约，无机可乘。这是严查；而同时赫德对于那些违反制度的人，绝不姑息。
因为在海关的出色政绩，赫德在清朝也是颇受重视，成为了当时的风云人物之一。
1911年9月20日，赫德带着对中国的深深依恋，在住所寿终正寝，虚龄77岁。为表彰赫德为大清作出的功绩，清廷曾下诏授予其二等第一双龙宝星勋章、正一品顶戴花翎、三代正一品封典，去世后又追封赫德为太子太保。此等殊荣，莫说是洋人，就是清朝重臣都很少获得。在获得清廷封赏之余，英国政府也授予他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最高级勋位爵士，国王后来又封他为男爵，英国外交部甚至多次聘请他出任驻中国、朝鲜大使。
以上赫德的事迹可以看出一个先进的文明对一个腐败落后的文明的影响。
另外政治的影响：
一、收疆复域，汉臣崛起
不论是汉唐还是宋明，中国历史上曾经鼎盛一时的封建帝国，在其统治末期无不王权旁落、佞臣横行，但这些对于王朝寿命只剩下几十年的清政府来说却是个例外。
1864年，清军攻破天京，曾经令清王室如鲠在喉的太平天国就此覆灭。而在这长达13年的平乱过程中，为清廷立下不世之功的不再是当初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的八旗铁骑，而是曾国藩所组建的团练武装—湘军。
太平天国虽然被镇压下来了，但清廷的安稳日子并没有到来。中亚军事头目阿古柏利用清朝中土内乱趁机盘踞新疆，建立“洪福汗国”，随后沙俄又侵占伊犁。
在此危难之际，与曾国藩同为汉臣的左宗棠站了出来，他领军西征，收复了乌鲁木齐与南疆，而后更是抬棺上阵逼迫沙俄归还了伊犁。
满清自开国以来，汉臣一直备受压制，但王朝晚期的危机让统治者不得不重用有能力的汉臣。除了曾国藩与左宗棠外，大败法军的老将冯子才、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与张之洞等均构成了晚清的支柱。
二、同光中兴
慈禧的掌权立刻消除了可能出现的王权旁落的不稳定因素。在行政方面，她多次采纳汉臣提出的意见，允许群臣批评实事、严赏罚以整顿吏治。
当然，这些事对于一些勤政的君主来说算是家常便饭。慈禧对于晚清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对“洋务运动”的支持。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
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内乱的清朝，民生凋零。
清朝大批的臣民开始从“天朝上国”的大梦中初醒，其中就有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湘淮集团，也称为“洋务派”。
但此时的朝堂之上仍有不少“顽固派”，他们反对西学，与洋务派相互攻击，斗争十分激烈。然而慈禧明白，如今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满清的统治，唯有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列强赏识的洋务派。
得到慈禧支持的洋务派，在“求富”与“自强”的口号中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除了建立诸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等的近代军工企业外，还创办了新式学堂，使大批学子以官费的形式前往西方留学。
▲清政府向外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另外，洋务派还购置了大批军舰建立了北洋水师，并以军事为配套大兴民用工业。以1872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为例，仅3年之期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多万两的白银。
此时正值同治与光绪两个皇帝在位期间，太平天国、陕甘宁回乱被接连平定，内乱基本结束结束。列强也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获得的通商甜头暂时同清廷达成“和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市井民生开始逐步发展，是为“同光中兴”。
英国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协助洋务派创办船政、邮政、钢铁厂、筹备近代海军。这个时期，江南制造局制造出亚洲第一台蒸汽机、万吨货船，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中共教科书描绘的连个洋钉都不能生产，而是亚洲第一工业强国和军事强国。
我们讲一个在大清灭亡前，巡洋舰队的海圻舰完成了一次环球远航，还前赴加勒比地区完成一次“炮舰外交”的故事。
1910年5月13日凌晨，墨西哥托雷翁城发生了叛乱。叛军45000人和人数只有800名的联邦守军展开激战。随着战斗的进行，联邦军寡不敌众，最后在15日凌晨2~4点间，趁夜撤离托雷翁。
伴随着叛军进城的，还有奔涌而入的4000余暴民，他们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涌入华人商铺集中的商业区，大肆洗劫和破坏商铺，在大街上到处追杀华人，并抢夺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
杀红了眼的暴民和叛军涌入华墨银行时，大屠杀达到高潮。暴民们首先冲进大厅，杀死好几位银行雇员。与此同时，一小队墨西哥骑兵开到城郊，把那里的华人菜农驱赶到附近的一个屠宰场，当场集体枪杀。
大屠杀从凌晨6时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直到叛军首领下令禁止屠杀为止。
在墨西哥暴民和叛军的打劫下，不只华人遭受损失，在墨投资经商的美国、德国、西班牙、阿拉伯、土耳其民众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但远比华人的损失要少。
清政府得知这一骇人听闻之事后，当即向墨西哥政府（叛军获胜，墨政府改组）提出抗议，并聘请国际调查员就屠杀惨案提出赔偿要求。
清政府驻墨西哥代办沈艾孙，向墨西哥政府提起交涉，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保证保护华人并予以经济赔偿，之后沈艾孙提出了墨西哥政府赔偿3000万墨西哥银元的数额，令其政府大惊。此外，他还往国内发送急电，请求派兵保护华人。
海圻舰在古巴停泊的几天里，清政府也向墨西哥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给出一个说法，美国也对大清表示支持。万般无奈之下，墨西哥政府只得答应清朝的要求，向清政府赔礼道歉并惩办凶手，双方也同步开展赔偿数额洽谈事宜。
这是大清朝的远洋水师在大清朝灭亡之际，体现出最后一道荣光。所依靠的就是洋务运动创造的“船坚利炮”。
大清朝水师还有一次荣光，发生在我们的近邻日本长崎港口。
1886年，在日本长崎维修的北洋水师，一度将舰炮褪掉炮衣，对准长崎，大有炮轰日本本土之势。李鸿章也紧急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承五郎表示：随时可以开战。这句话后来被日本视作威胁，这也是大清国最后的硬气
事件起因是清朝购买的四艘庞大的舰艇出现在长崎海域时，日本人内心产生了不小的震撼。他们大概在想，同样被西方列强欺负，为何你们还能这么秀？日本人的嫉妒心理非常明显。
船舰进入船坞以后，舰上的水兵开始放假，好不容易到一趟日本，自然要上岸游玩一番，顺便购买一些纪念品。长崎港附近就是著名的新地唐人街，而唐人街旁边又是日本九州最大的红灯区——寄合町。
年轻人长期飘在海上难免空虚寂寞，于是8月13日晚，几个年轻人喝大了，打坏了酒馆的东西。由于语言不通，最后与老板吵了起来。
老板于是叫来了警察，当时几个喝大了的军大爷也没把日本警察放在眼里，双方打了起来。日本一个警察被刺成重伤，他们抓捕了一个清军水兵。
8月15日这天，大约300名水兵再次登岸。当天傍晚大部分人已经返回，仅有不足百人仍然在岸上喝酒游玩。当晚，中日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不过，这一次日本警察是有备而来，早就增加了当地的巡逻力量。冲突发生以后，水兵返回船舰的道路被切断。当地的一些“居民”也带着武器加入了战斗，有的甚至从二楼朝清朝水兵扔石头。
而清朝水兵毫无防备，又没有带武器，加上人数上的劣势，在冲突中吃了大亏。据事后调查，这次冲突清水兵5人死亡、6人重伤，38人轻伤；日本方面2名巡警死亡，轻重伤员26人。
在国际秩序尚未健全之前，芝麻绿豆大点小事都能引发战争。这次事件导致北洋水师多人伤亡，自然非同小可。舰上的水兵得知消息后，群情激愤，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长崎市区，做好了开战准备。英国总查琅威理也建议对日宣战，以武力解决此事。
但事情发生在日本本土，在协商过程中，日本为了顾及面子扛住了李鸿章的威胁，始终不肯认错。与清朝看不起日本一样，日本人心中也瞧不起清朝。他们以“将来恐致失和”威胁。
越拖下去对清政府越不利，毕竟请律师是按天计费的，加上留在长崎的水兵的费用，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最后驻日公使徐承祖失去了耐心，向李鸿章建议撤使断交，准备武力解决。
其实那时候，只要稍作武力准备日本人就会软下去。但站在李鸿章的层面来看，他虽然语气强硬，但并不希望开战。一是，当时中日有合作抗俄的可能，关系还不算坏，因为这点小事开战不划算。二是中法战争刚结束不久，清政府财政非常困难，难以支持军事行动。
这时候英俄在远东的冲突仍然存在，受威胁最大的还是日本。虽然日本许多官员仍然主张对中国强硬，但得罪中国对他们有害而无益。伊藤博文急于与中国联合抗俄，力排众议，主张和解。
后来由日本天皇亲自主持会议商讨此事，期间英法德居间调停。日本稍微让步，同意德国驻日公使何理本的“伤多恤重”原则，以结束长崎事件。
最终，清日双方协商一致：在抚恤金方面，日本付给中国52500元，中国付给日本15500元；此外中国水兵在长崎的治疗费用2700元由日本垫付。至于事后是否惩处引起事件的元凶，由各国自行决定，互不干涉。
清政府损失了更多的士兵，但赢得了更多抚恤金，可以说是一次惨胜。但谁也未曾料到，这竟成了抗战胜利前，中国在对日交涉上最后一次获胜。
这两件清朝远洋水师的荣光，都是建立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带来的。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不仅仅给大清朝带来了“船坚炮利”，而且带来上帝的福音，大批的天主教牧师进入中国内地，向当地的农民传播西方的宗教文化，兴办学校，讲授现代科学知识，生育知识，让西方现代科学可以进入中国的课堂，使得中国科学文化教育提前了几个世纪，可以和世界文明接轨。
上海、香港、威海、烟台、青岛、济南、武汉等通商口岸的建立，不仅仅是带来先进的市政管理方式（那时候中国的城市连下水道没有，是遍地屎尿的排泄场。），而是一场司法制度的启迪，先进的配审团制度在租界的法庭实施，律师帮助辩护，这都让落后腐败的天朝开了天眼。
在偌大的清朝以及之后的民国历史上，只有租界才有相对公正的法律，以及法治。那时候的共产党都要钻进租界里，躲避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的追杀，因为只有租界有法治。
同时兴起的民间新闻报纸，开创了天朝的舆论风气，让汹汹民意可以直接上达天庭，那时候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至今中国也没有。
不知不觉又写了七千多子了，这里的故事很多，不一一一展开了。
总之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天窗，让文明的曙光照射进来，让大清朝能够延续半个世纪。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列强没有全面殖民中国，致使今日的中国重新堕入几千年梦魇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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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结果都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如果强调一个原因往往都是为了特意宣传和拔高某个自己设定的论点。
漏洞百出的文章就不要在茶坛现眼了。
印度自古以来有一门丑恶的习俗，叫做“娑提”(sati)。当时的印度人相信：一个殉葬的妇女，可以上天堂。殉葬者要穿上当新娘时的全套盛装，坐上柴堆，然后再点火，跟死去的丈夫一起烧化。换句话说，就是当你的老公死了，你要跳进火坑，活活烧死你自己。这样做是伟大的、圣洁的。印度自古以来，每天都有妇女自焚殉夫。印度的女人自从出了娘胎，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老公去世，女人要把自己活活烧死，这是作为一个印度女人的光荣义务。直到1829年。1829年，英国殖民者出台法令，禁止“娑提”这种野蛮丑陋的旧习俗。
再看这个：
https://www.sohu.com/a/426277422_484927
同理，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是满族殖民者颁布法令取消，可惜遭到顽固的传统的抵制
因为你已经预设了殖民主义是好的，所以就觉得被殖民也是好的。
中国在历史上没搞过殖民主义，可中华文明也一样影响了周边地区。我不明白，连那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都抛弃了殖民主义论调，忏悔殖民主义罪恶。反倒是你这样的来自曾经半殖民地国家的人却热衷于殖民主义。咄咄怪事啊！
殖民同时也带来了文明。说到非洲，如果没有殖民，现在恐怕还是原始社会。
我哪里在热衷殖民，只是说，殖民不是单一的灾难
承认殖民的消极一面，也看到殖民积极的一面，辩证的看
因为什么事都有好坏一面，等于没说。
我说印度没有殖民会更愚昧，你说大航海。是，那时候欧洲还没有印度文明，但是人家后来居上了，印度退步了，落后了。落后就挨打，历史规律。印度自己不发展就被殖民，不说明殖民是唯一的路，但必须承认，殖民是走向文明的道理之一。当然有代价。
在自身没有发展的情况下，殖民是历史的必然。尊重这个必然。
另，我反对将这个贴打包，茶坛应该大气一点。
破山容易，破心中贼难啊
白人减除了你的父辈，你的脑后的辫子，你心中的辫子难以剪除。
一位黑人拳王确实感谢那些把他父辈带到美国的认，如果不是，他也许和很多黑人青年一样死于战乱，疾病，没有可能成为拳王，获得上亿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