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 出身于名门，年青时学习历史和文学，在拉德克里夫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二十多岁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婚后在家相夫教子，直至44岁时开始写作，一鸣惊人，凭借《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度斩获普利策奖，之后受邀担任多所大学的荣誉教授。
巴巴拉.W.塔奇曼的作品对美国影响有多大？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两大阵营剑拔弩张，核战争一触即发。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在美国总统肯尼迪身上，他的抉择将决定其国家走向，乃至全人类的命运。此时，肯尼迪的案头，除了核密码箱还有巴巴拉.W.塔奇曼的作品。“我肯定会做出更好的选择”，他在最后关头沉住气，步步施压，既达成了政治意图，又避免了将世界陷入末日般的核战。事后，肯尼迪把巴巴拉.W.塔奇曼书当成国礼，寄给了英国首相，希望对方牢记英美两国的特殊友谊，并且“对现代文明及其敌人，保有最深刻的反思与警惕”。
十年之后的1972年，中美两国都被笼罩在苏联核威慑的阴影之下，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世界为之瞠目——这是1949年之后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尼克松也像肯尼迪一样，将这位巴巴拉.W.塔奇曼的书赠送给中国时任领导人，中方则以鲁迅作品回赠之。
作为“笃信宗教的战前一代”，巴巴拉.W.塔奇曼坚信“正义和理性最终会获得胜利”。她讴歌美国独立革命、以色列卫国战争---“以色列的战斗是雄狮的战斗，这是该地区最伟大的战役，在危难时刻挽救了美国，也暴露了俄国……雄狮也会流泪，他们不仅为同胞流泪，也为被杀的敌人流泪……炫目的胜利过后，他们没有游行欢庆，而是对死者哀悼纪念。”（《圣经与利剑》）。
塔奇曼不醉心于政治年表、科技进步，她甚至不关心经济竞争，她关心的是“社会温度”——“各国的好战情绪，是如何沸腾起来的？当社会的温度越来越高，民众越发激进，权力越发傲慢；人们一边渴望对外复仇和扩张，一边寻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骄傲之塔》）
她的研究和写作，始终致力于减少战争，她期待的世界是这个样子---“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是多么美好，腐败的机构一扫而光，人们获得自由，并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善良。”（《骄傲之塔》）。
在哲学家、历史学家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20世纪，见识、知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掌握,作为他发出声音的工具。“所谓优秀的历史作品，就是读者明明早就知道结局，仍然对悬念迭起的文字欲罢不能。” 巴巴拉.W.塔奇曼的文字还原了历史的史诗感。在巴巴拉看来，写作的难度、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研究。因此，好的作家，一定是位艺术家，让文字具有脱离作家掌控的魔力。“在我写书时，我常感觉自己是个艺术家。”
在史学界，无论通俗写作，还是历史研究，长期存在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很多史观正充满历史洞见、文字淋漓畅快的作品，存在断章取义、以立场筛选史实、甚至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巴巴拉坦言，自己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因为“那只有时钟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写每个字的时候，都在警示自己，不能做一个价值先行者。
虽说获奖作品是《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但学界公认最能代表其写作水准以及她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骄傲之塔》。
巴巴拉在这部作品中将视线集中于“一战”爆发前25年的西方社会，以艺术家般的手法再现了彼时的思潮与理想，遽变与纷争：“八月炮火”轰响之前，英国的贵族世界开始倾塌，权力转向新的阶层，热血的无政府主义者畅想着一个和谐世界，帝国主义情绪爬上新大陆，美国海军悄然崛起，德雷福斯事件掀起一场法国人内部的激烈对峙，施特劳斯的音乐与尼采的思想影响着德国……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旧世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摘录《骄傲之塔》段落，初探巴巴拉.W.塔奇曼的文字魅力。
---- 其实，我起意写《骄傲之塔》就是因为一些模糊的感知。最初的冲动是我在《八月炮火》中引用的一句话，说话的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诗人埃米尔·凡尔哈伦。他一生都是和平主义者，献身于摒弃民族分界的社会、人道理念，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开始憎恨德国侵略军时，他一生的信仰开始坍塌。但是，他又写道：“当此仇恨满胸，良知不存的时候，我把这几页的内容，连同最深的情感，献给从前的那个我。”
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的自白对我来说是那么心酸，那么强有力地唤起我对一个时代、一种心境的遐想，所以它促使我去找回那个空白的时代。它贯穿了《骄傲之塔》直至最后一章，直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饶勒斯预见性地说，“我召唤活着的，哀悼已死的”，直至他被暗杀，完成了那本书完美又戏剧化的结尾——既是编年上的结尾，也是象征意义上的结尾。
---- 正是感知真相——把真相从不相干的环境中抽取出，然后传递给书的读者或画作的观者——造就了艺术家。艺术家具有独到的眼光（extravision）和内省的眼光（innervision），以及表达出它们的能力。他们提供一种没有他们创造性眼光的帮助、读者就无法得到的观点或理解。
这是就莫奈用倒映出杨树的粼粼波光带给我们的，艾尔·格列柯用托莱多雷鸣电闪的天空带给我们的，简·奥斯汀把社会万象压缩进班纳特夫妇、凯瑟琳夫人、达西等角色之后带给我们的。我们现实作家——至少是希望写出文学作品的现实作家——做的是同一件事。
----《知识分子的抗议》初登场时，获得104人签名，一个月内增加到3000人，支持者包括安德烈·纪德、查尔斯·佩吉、爱理塞·邵可侣、加布里尔·莫诺等学者、诗人、哲学家、医生、教授，还有一位画家——克劳德·莫奈，因为同情克里孟梭而加入。这是莫奈一生中唯一一次政治行动，结果得罪了德加，两人吵了一架后多年都没说话。此时的德加几乎失明，常叫人在早晨读《自由言论》给他听，并对共和国时代的暴发户充满鄙视。“在我的那个年代，没有人那么不择手段”，他轻蔑地说。 不过，艺术家和音乐家总的来说不怎么关心政治，就算关心也是支持民族主义阵营的更多。德彪西与莱昂·都德的小圈子一起在皇家大道的韦伯咖啡馆聚会。画家比维·德·沙畹也是民族主义的同情者。
---- 5年来，他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理念存在于所有人的脑海；现在，他将从那扇门中走出来，而他们将看到拉撒路。一分钟过去了，又是一分钟，在场的观众凝神屏气，沉默令人痛苦，“一群人身上从未降临过这样的沉默”。 门打开了，先看见两个看守；他们中间的是个瘦小、衰弱、无精打采的身影，只剩一丁点儿奇怪的人气，看起来既不老又不年轻，皱缩的脸，干燥到枯竭的皮肤，身体几乎都被掏空了，但还是直挺挺地站着，似乎是想坚持着从门口走到证人席的几米路程中不跌倒。唯一不变的是人们从照片上熟知的夹鼻眼镜。“恐怖和怜悯”一下子席卷了在场的人，比加的命运因为德雷福斯而遭到无可挽回的改变，此时他投给徳雷福斯的目光异常尖锐，刺痛了在场的其他人。还有一些人的事业也因为德雷福斯而改变了轨迹或者破产，比如克列孟梭和卡韦纳，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四年半来，德雷福斯几乎没说过话，也没听别人对他说过话。疾病、高烧、热带的烈日使他身心衰弱，法国走向疯狂的景象也反映在他的狱卒身上，他们用铁链捆绑他，残忍地虐待他，使他的状况火上浇油。他已经不怎么能说话了，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对方的话。他在登上讲台的三个台阶时晃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身子，敬了一个礼，表情令人费解。他抬起戴手套的手宣誓，除掉帽子，露出过早变白的头发。他像雕像一样站着。他不知道事件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不知道新闻界的争斗，不知道决斗和请愿书，不知道骚乱、街头暴徒、联盟、审判、诽谤起诉、上诉、政变；更不知道修雷尔ー凯斯纳、雷纳克、比加的被捕，左拉的审判，埃斯特哈齐的军事审判，享利上校的自杀，对法国总统的人身攻击。在审讯期间，他并没有给大多数人留下好印象。他严格地控制自己，不显露出任何使人同情的神色，令现场那些准备酒一掬热泪的人十分反感。亨蒂和许多过来的英国人一样，认为徳雷福斯遭到了陷害，但是他走的时候，又表示质疑：“这个人看起来就像个间谍，说起话来也像…如果他真的不是间诛，本来也应该从事这个行当 的。”亨蒂代表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发言，他们以为抽象的概念诸如正义是黑白分明、清楚易辨的，那些表现得奇怪的人就是间谍。
---- 许多代言人都以各种不同的名目表达过斗争之必要。亨利.柏格森谈生命冲动（élan vital），萧伯纳说生命力，尼采的一堆魔幻学说当时正在欧洲传播。尼采意识到宗教已不再是维系人类生活的主要力量了，他的挑战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上帝死了。”他给出的替代品是“超人”，但普通人还是选择了爱国主义。对上帝的信仰让位给了科学的进步，人们心中的空白逐被对国家的热爱所取代。爱国主义吸收了原本属于宗教的力量。曾经为宗教而战的人们现在大概也不会有负国家的期望。冲突的汇集在空气中蔓延。1895年的某个早上，住在巴黎的叶芝从末世景象中惊醒： ……陌生的长矛 猛地在我梦醒的眼前疾驰而过， 然后陌生的军队惨败， 跌落的骑士和哭喊声撞击我的耳膜。
---- 我意识到本书并没能给出最终的结论，只从那个年代丰富的异质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我也知道本书的内容远不是那个年代的全貌。这么说不是出于假意的谦虚，而是因为我痛苦地意识到那些未被包括进来的人和物的存在。写作收尾时，聚集在我周围的便是他们的声音和脸庞。
（资料整理于网络）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 出身于名门，年青时学习历史和文学，在拉德克里夫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二十多岁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婚后在家相夫教子，直至44岁时开始写作，一鸣惊人，凭借《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度斩获普利策奖，之后受邀担任多所大学的荣誉教授。
巴巴拉.W.塔奇曼的作品对美国影响有多大？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两大阵营剑拔弩张，核战争一触即发。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在美国总统肯尼迪身上，他的抉择将决定其国家走向，乃至全人类的命运。此时，肯尼迪的案头，除了核密码箱还有巴巴拉.W.塔奇曼的作品。“我肯定会做出更好的选择”，他在最后关头沉住气，步步施压，既达成了政治意图，又避免了将世界陷入末日般的核战。事后，肯尼迪把巴巴拉.W.塔奇曼书当成国礼，寄给了英国首相，希望对方牢记英美两国的特殊友谊，并且“对现代文明及其敌人，保有最深刻的反思与警惕”。
十年之后的1972年，中美两国都被笼罩在苏联核威慑的阴影之下，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世界为之瞠目——这是1949年之后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尼克松也像肯尼迪一样，将这位巴巴拉.W.塔奇曼的书赠送给中国时任领导人，中方则以鲁迅作品回赠之。
作为“笃信宗教的战前一代”，巴巴拉.W.塔奇曼坚信“正义和理性最终会获得胜利”。她讴歌美国独立革命、以色列卫国战争---“以色列的战斗是雄狮的战斗，这是该地区最伟大的战役，在危难时刻挽救了美国，也暴露了俄国……雄狮也会流泪，他们不仅为同胞流泪，也为被杀的敌人流泪……炫目的胜利过后，他们没有游行欢庆，而是对死者哀悼纪念。”（《圣经与利剑》）。
塔奇曼不醉心于政治年表、科技进步，她甚至不关心经济竞争，她关心的是“社会温度”——“各国的好战情绪，是如何沸腾起来的？当社会的温度越来越高，民众越发激进，权力越发傲慢；人们一边渴望对外复仇和扩张，一边寻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骄傲之塔》）
她的研究和写作，始终致力于减少战争，她期待的世界是这个样子---“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是多么美好，腐败的机构一扫而光，人们获得自由，并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善良。”（《骄傲之塔》）。
在哲学家、历史学家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20世纪，见识、知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掌握,作为他发出声音的工具。“所谓优秀的历史作品，就是读者明明早就知道结局，仍然对悬念迭起的文字欲罢不能。” 巴巴拉.W.塔奇曼的文字还原了历史的史诗感。在巴巴拉看来，写作的难度、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研究。因此，好的作家，一定是位艺术家，让文字具有脱离作家掌控的魔力。“在我写书时，我常感觉自己是个艺术家。”
在史学界，无论通俗写作，还是历史研究，长期存在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很多史观正充满历史洞见、文字淋漓畅快的作品，存在断章取义、以立场筛选史实、甚至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巴巴拉坦言，自己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因为“那只有时钟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写每个字的时候，都在警示自己，不能做一个价值先行者。
虽说获奖作品是《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但学界公认最能代表其写作水准以及她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骄傲之塔》。
巴巴拉在这部作品中将视线集中于“一战”爆发前25年的西方社会，以艺术家般的手法再现了彼时的思潮与理想，遽变与纷争：“八月炮火”轰响之前，英国的贵族世界开始倾塌，权力转向新的阶层，热血的无政府主义者畅想着一个和谐世界，帝国主义情绪爬上新大陆，美国海军悄然崛起，德雷福斯事件掀起一场法国人内部的激烈对峙，施特劳斯的音乐与尼采的思想影响着德国……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旧世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摘录《骄傲之塔》段落，初探巴巴拉.W.塔奇曼的文字魅力。
---- 其实，我起意写《骄傲之塔》就是因为一些模糊的感知。最初的冲动是我在《八月炮火》中引用的一句话，说话的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诗人埃米尔·凡尔哈伦。他一生都是和平主义者，献身于摒弃民族分界的社会、人道理念，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开始憎恨德国侵略军时，他一生的信仰开始坍塌。但是，他又写道：“当此仇恨满胸，良知不存的时候，我把这几页的内容，连同最深的情感，献给从前的那个我。”
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的自白对我来说是那么心酸，那么强有力地唤起我对一个时代、一种心境的遐想，所以它促使我去找回那个空白的时代。它贯穿了《骄傲之塔》直至最后一章，直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饶勒斯预见性地说，“我召唤活着的，哀悼已死的”，直至他被暗杀，完成了那本书完美又戏剧化的结尾——既是编年上的结尾，也是象征意义上的结尾。
---- 正是感知真相——把真相从不相干的环境中抽取出，然后传递给书的读者或画作的观者——造就了艺术家。艺术家具有独到的眼光（extravision）和内省的眼光（innervision），以及表达出它们的能力。他们提供一种没有他们创造性眼光的帮助、读者就无法得到的观点或理解。
这是就莫奈用倒映出杨树的粼粼波光带给我们的，艾尔·格列柯用托莱多雷鸣电闪的天空带给我们的，简·奥斯汀把社会万象压缩进班纳特夫妇、凯瑟琳夫人、达西等角色之后带给我们的。我们现实作家——至少是希望写出文学作品的现实作家——做的是同一件事。
----《知识分子的抗议》初登场时，获得104人签名，一个月内增加到3000人，支持者包括安德烈·纪德、查尔斯·佩吉、爱理塞·邵可侣、加布里尔·莫诺等学者、诗人、哲学家、医生、教授，还有一位画家——克劳德·莫奈，因为同情克里孟梭而加入。这是莫奈一生中唯一一次政治行动，结果得罪了德加，两人吵了一架后多年都没说话。此时的德加几乎失明，常叫人在早晨读《自由言论》给他听，并对共和国时代的暴发户充满鄙视。“在我的那个年代，没有人那么不择手段”，他轻蔑地说。 不过，艺术家和音乐家总的来说不怎么关心政治，就算关心也是支持民族主义阵营的更多。德彪西与莱昂·都德的小圈子一起在皇家大道的韦伯咖啡馆聚会。画家比维·德·沙畹也是民族主义的同情者。
---- 5年来，他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理念存在于所有人的脑海；现在，他将从那扇门中走出来，而他们将看到拉撒路。一分钟过去了，又是一分钟，在场的观众凝神屏气，沉默令人痛苦，“一群人身上从未降临过这样的沉默”。 门打开了，先看见两个看守；他们中间的是个瘦小、衰弱、无精打采的身影，只剩一丁点儿奇怪的人气，看起来既不老又不年轻，皱缩的脸，干燥到枯竭的皮肤，身体几乎都被掏空了，但还是直挺挺地站着，似乎是想坚持着从门口走到证人席的几米路程中不跌倒。唯一不变的是人们从照片上熟知的夹鼻眼镜。“恐怖和怜悯”一下子席卷了在场的人，比加的命运因为德雷福斯而遭到无可挽回的改变，此时他投给徳雷福斯的目光异常尖锐，刺痛了在场的其他人。还有一些人的事业也因为德雷福斯而改变了轨迹或者破产，比如克列孟梭和卡韦纳，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四年半来，德雷福斯几乎没说过话，也没听别人对他说过话。疾病、高烧、热带的烈日使他身心衰弱，法国走向疯狂的景象也反映在他的狱卒身上，他们用铁链捆绑他，残忍地虐待他，使他的状况火上浇油。他已经不怎么能说话了，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对方的话。他在登上讲台的三个台阶时晃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身子，敬了一个礼，表情令人费解。他抬起戴手套的手宣誓，除掉帽子，露出过早变白的头发。他像雕像一样站着。他不知道事件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不知道新闻界的争斗，不知道决斗和请愿书，不知道骚乱、街头暴徒、联盟、审判、诽谤起诉、上诉、政变；更不知道修雷尔ー凯斯纳、雷纳克、比加的被捕，左拉的审判，埃斯特哈齐的军事审判，享利上校的自杀，对法国总统的人身攻击。在审讯期间，他并没有给大多数人留下好印象。他严格地控制自己，不显露出任何使人同情的神色，令现场那些准备酒一掬热泪的人十分反感。亨蒂和许多过来的英国人一样，认为徳雷福斯遭到了陷害，但是他走的时候，又表示质疑：“这个人看起来就像个间谍，说起话来也像…如果他真的不是间诛，本来也应该从事这个行当 的。”亨蒂代表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发言，他们以为抽象的概念诸如正义是黑白分明、清楚易辨的，那些表现得奇怪的人就是间谍。
---- 许多代言人都以各种不同的名目表达过斗争之必要。亨利.柏格森谈生命冲动（élan vital），萧伯纳说生命力，尼采的一堆魔幻学说当时正在欧洲传播。尼采意识到宗教已不再是维系人类生活的主要力量了，他的挑战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上帝死了。”他给出的替代品是“超人”，但普通人还是选择了爱国主义。对上帝的信仰让位给了科学的进步，人们心中的空白逐被对国家的热爱所取代。爱国主义吸收了原本属于宗教的力量。曾经为宗教而战的人们现在大概也不会有负国家的期望。冲突的汇集在空气中蔓延。1895年的某个早上，住在巴黎的叶芝从末世景象中惊醒： ……陌生的长矛 猛地在我梦醒的眼前疾驰而过， 然后陌生的军队惨败， 跌落的骑士和哭喊声撞击我的耳膜。
---- 我意识到本书并没能给出最终的结论，只从那个年代丰富的异质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我也知道本书的内容远不是那个年代的全貌。这么说不是出于假意的谦虚，而是因为我痛苦地意识到那些未被包括进来的人和物的存在。写作收尾时，聚集在我周围的便是他们的声音和脸庞。
（资料整理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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