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在的情况令人担忧。抗疫应该一下子采取严厉措施，彻底解决。而美国开始拖拖拉拉，现在复工，但人们并没有足够重视，很多州有潜在危机，也没有准备好再次爆发。这个疾病不严格防控就控制不住。如果再次爆发还要收拾这个摊子，但越往后复工和经济压力越大，那时将非常麻烦。
新冠肺炎：后新冠时代中国需要什么？
新冠是一场精神病
今天的疫情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异的一场流行病。从来没见过。它早已不仅是一场人类身体的流行疾病，它已经变成人类的一场流行全球的精神病了。而在这次精神病疫情中，世界很乱，美国很乱，中国很安定。我认为中国的安定也是病态的。
一个良性的社会并不是一种绝对的稳定状态。它应该稳定与混乱的平衡。我们今天的政府没有认识到，一个好的社会需要适度的混乱，一个好的社会需要合理的思想与言论的自由。适度的混乱、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以及行为实践的展现有利于社会的改良，更是激发创造力、想象力、优美的思想所必须的。而这些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特点。当然，混乱应该是良性的而不是杂乱和内耗。
美国的文化大革命
60年代的中美值得今天我们回顾。
60年代对于今天世界是极为重要的。那时中美两国都非常混乱。
美国经历了一系列可以称为美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它具有反文化的特点。中国也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反文化的。而那时美国混乱的程度可能是今天的中国人难以相信的。当时不仅有倡导非暴力的维权的人群，其代表是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那个年代美国的暴力革命同样流行。黑人暴力组织，比如著名的黑豹党，都有个个武装，并且公开打砸抢。而由白人富裕中产阶级的孩子组成的气象员更恐怖，他们专搞爆炸。这些人都非常反对资本主义，纷纷要在美国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推翻政府。当然，还有单打独斗的暗杀。当时暗杀非常流行。当然，这样的混乱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国社会自己的问题。无论如何，那时美国非常的混乱。但这是一种良性的混乱。
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混乱中具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想。他们不是万众一心，不是思想一直，高度统一。有人要暴力革命，但也有非常强大的反暴力的和平的声音。还有人根本不参与运动。
第二，在混乱中总统肯尼迪没有采取简单的暴力镇压。而是通过与不同的团体对话，虽然对话根本没有效果，但他依然积极推动改革。因为，问题如果不解决单纯的暴力维稳是没有用的。最后，美国推出了民权法案、选举权法案和平权法令。女权也得到改善。然而，这些法案的出台也没有立刻产生效果，美国之后的暴力活动反而愈演愈烈，持续数年。但是政府在依法维持社会秩序时，始终保持了忍耐，没有进行简单的暴力镇压。所以到了70年代，美国开始回归保守思潮，接下来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国内人权得到改善，自由市场经济得到发展，科学繁荣，随后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
中国文化大革命
对比美国的60年代观看中国的文革。中国文革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它是真正的大民主大自由。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表面上中国在文革中大鸣大方，砸烂公检法，的确是完全自由了。但实际上所有的大鸣大放都单一的思想单一的声音，不能有对运动的反对的声音，不能有对毛和共产党的批评的声音。因此，文革演变成一场灾难。
中国的团结一致和万众一心可以发挥巨大力量，但一个没有独立、自由、理性思想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发展保持稳定的。今天，中国信仰依赖西方现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补救了中国的思想的单一萎弱。
对比美国60年代观看中国六四，最大的教训在于：一方面政府没有足够的自信和耐心，最终采用了简单的暴力镇压的方式，从而为中国带来了长久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另一方面，在六四中的中国人民依然是万众一心，全国人民一个思想，那时尤其缺失强有力的非暴力的思潮和民运。并且，在六四时的群众普遍相信暴力革命。这是党教育的结果。而今天我们的畸形的稳定是六四直接的影响。反观文革，虽然在当时对中国损害极深，但毛泽东没有采取暴力镇压，而是以非暴力的方式结束，这是有意义的。文革经历了十年，但与美国类似，之后社会思潮反动，80年代邓小平开始改革。
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应该认识到：一，适度的混乱并不可怕，政府应该保持耐心，有足够自信。二，暴力以及以暴力获得的绝对稳定对于社会危害更大。
中国人普遍信仰暴力，信仰人民战争、游击战、正义必胜论和以弱胜强。这些都既是党性思维，也是一直以来党的不断自我神话和对公众灌输的结果。
共产党既存在深刻持久的权力焦虑，又迷信暴力。这些则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导致的中国的制度缺陷。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
马克思的理论具有合理性和深刻性。然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两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马克思忽视了权力问题。马克思只意识到解决财富问题。人类对于财富的贪婪是资本主义的弊端的根本。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仍然是激发、放纵人的贪婪，以过度消费刺激生产，而通过过度生产获得利润。所以，马克思提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马克思忽视了权力问题。权力是社会制度的本质，制度就是权力的分配。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权力失制。
第二，暴力革命理论。马克思理论的终极目标是要用暴力推翻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为实现目标而使用暴力和以暴力为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上所有能长久流传于世的宗教都是传扬和平博爱、反对暴力的。以暴力为目标和信仰的思想理论最终必然沦入邪教。这里并不是简单的说社会主义是邪教，而是说明这样的思想的偏差为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尽管初衷是好，在建立之初社会主义国家在贫困的条件下也大都经历良好快速的发展，国内获得较之资本主义国家更人道公平的环境，但最终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极权专制的人道灾难。
而出现这样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缺陷导致的政权危机与权力焦虑有直接关系。
权力焦虑
从权力的角度考察人类制度，传统的制度属于神权体系，王权神授。权威掌握政权，安排权力。其政权属于长周期，终身制。这催生阴谋政变和暴力政变的获取权力的非常规方式，导致传统社会的不稳定性，呈现周期性动荡政权更迭。掌权者产生普遍持久的权力焦虑，政权危机。这便形成传统政治的残酷性、暴力化、暗箱性的特点。
而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建立了和平的制度化的政权交替的体制。它的政权是短周期，周期性公开竞争民主选举。这有效的消除了传统社会的权力问题和暴力化以及残酷政治的弊端。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制度具有超稳定性，这是一个不准确的认知。它混淆了制度和国家。国家是制度的载体。如果对比古代其他帝国会发现中国并不特别的稳定，朝代周期性更迭。原因在于，中国历史的制度仍然属于传统的神权体系。新中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没有解决权力的制度化交接的问题。邓小平的隔代指定具体负责，到胡锦涛就差一点引发政变，看见中国制度不仅不稳定，相反政权危机是比较严重的。
同时，因为存在持续的权力焦虑，在今天中美尖锐对立，国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面临压力中国执政有可能趋向严厉和僵化，为中国带来近期风险。
所以，未来中国要想健康持续的发展，权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民主悖论
西方民主并不意味着正义，只是一个公平博弈的平台。而争论通常无法达成共识，相反会更多的是固化各自观点，持续的争论通常会导致矛盾激化和僵化。
对于传统专制政权过于激烈的争论最终需要权威裁决，容易产生权力危机。专治社会普遍抑制言论自由和争论。
西方的民主制度并非找到了有效达成社会共识的途径，而只是通过周期性民选依法争取执政权力，实践各自观点。所以，西方民主的本质是周期性的政变。
中国在当初80年代改革开放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西方民主自由的政变的本质，没有改革权力制度，盲目引进西方民主自由，从而几乎引发政变，国家动乱解体。
总之，西方制度是通过公民享有平等权力，自由言论，民主选举，短周期执政来获得政权稳定，社会活力。但西方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其弊端也已经非常明显，并且它的弊端是难以从根本上改革的。西方制度的固化问题实际上比中国严重。
中国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制度，非常独特。过去对于这一制度的认识比较表浅和概念化的，总是认为国家调控和大政府是中国的优势。我在之后的中美制度比较的文章中将详细探讨。这里只是想指出，中国制度理论上是党权，党权即神权，党在理论上拥有社会一切权力，包括公民的自由和生命权。所以，中国党高于法，而往往最高领导人占有的党权。理清这些关系对于改革中国的权力制度非常重要。西方民主制度中的短周期执政其实非常重要。值得中国考虑。
未来将中国的专制建立在科学极权主义基础上，建立有保障的制度化短周期的权力交接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评议是可能的。如果中国能发挥制度优势和制度创新的创造力，真正建立起科技极权主义的新型社会一定会超越美国的。
美国感动中国的一面
当然不能盲目排斥民主。更不应该轻视美国制度。相反，今天两国应该虚心的相互学习和借鉴。美国仍然有着巨大的活力，尤其对于我们而言，美国制度仍然有感人的一面。那也是我们需要的。
比如说，当我看到央视报道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回答时出现了混乱的场面。气愤的记者们纷纷在台下自行发言，总统却只能不停的让大家保持安静。看到这样的场面，我感觉非常感动。我觉得央视播放这个新闻的目的当然是要作为抨击美国的材料，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国家里一个记者能当面质疑美国总统，那么这样的国家里就有一种幸福，有一种自由、平等和有尊严的健康的状态。那么，我想在中国是否有记者敢当面打断总书记的话质疑总书记呢？就像在美国纽约医院流传出的走廊里排放着装在袋子里的尸体，央视的报道同样是在说明美国抗击疫情的失败，但是我想我们的观众是否会因此想到为什么我们的武汉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没有流传出一张这样的真实的照片？那时我们的医院肯定也濒临崩溃也在大量的死人。而为什么我们的那些在疫情真相被公开前发消息提醒朋友的几个人都要被约谈警告，并且要在央视公示整个中国？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对这场疫情的报道中始终没有任何关于我们的错误的质疑和批评的报道？为什么甚至连那些真正的灾难和人们受到的损失的报道都没有可见到？我们对于这样一场灾难的报道竟然几乎都是幸福的消息。我们不停的宣扬那些爱国主义的画面，宣扬政府和国家的伟大，人民战争的伟大。不幸的是，我们的观众可能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在潜移默化的接受着这些，而滑稽的是我们的政府仍然处于一种权力的焦虑中，经受着权力的恐惧。我们的这些宣传的确能给我们的国家一种力量，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在美国那些被我们利用的批评甚至是严厉抨击总统的声音也是一种力量，是另一种与我们不同的力量，那里的混乱中仍然有着一种与我们不同的幸福。这些也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一定不能仅仅是追求一件事情，无论是效率、财富或单纯的精神。它应该是一种更加丰富更加平衡的追求。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才不会成为一个奴隶，一个创造财富的动物，或者一个国家和党的工具。一个公民可以公开发表自己言论和观点、能公开平等质疑批评总统、揭示社会真相的社会永远是令人向往的。
今天我们物质生活已经非常丰富。对于我们来说，自由、平等、正义和丰盈的精神世界是更高的幸福。不过，具有反讽的是美国人民也在渐渐忘记这一些。这次疫情暴露出美国的问题甚至多于中国，一个根源便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商业文明过度追求财富，它使人们越来越贪婪、狭隘。在这方面中国其实是世界上受美国的影响最深最像美国的国家。所以，今天中美的冲突其实际上是美国自己的冲突，是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一种内在必然。在中美的竞争中，中国的改革面临因为与美国冲突恶化被美国打击失败的风险，但是如果最终美国失败，那一定是美国自己击败了自己。
但是，如果人类最终局限在现在的这种过于贪婪的商业文明中，那么最终可能没有胜利者。
立 2020/05/02
你对文革的看法，暴露了年龄。
是文革时只有单一声音，还是“改开”后，直到现在，声音更单一？
好家伙的，马克思是说掘墓人，但是他掘墓了会自己跳下去吗？不，不会的。这就要无产阶级毫不留情的把它打倒再推下去。
当年社会主义的暴力解放世界的信念应该是非常肯定的。当然我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不能肯定马到底有没有说过。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关于今天和文革是有本质不同的。这个我一直想写疫情后中国会不会有文革。我认为不会的。就是这个本质不同。
今天的言论自由我认为是暂时的回落，不是永久的改变。而且，如果全面来看，今天中国人的思想的自由度丰富度仍然远好于文革，今天我们可以非常全面的了解世界，这是思想的自由，在文革时没有，今天我们在网络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自由，同时可以自由出国，可以海外留学，今天墙也基本形同虚设，这些都是积极的一面，而且，保证了未来中国会越来越好，而不会越来越原始野蛮。这就是我说的只要中国保持不要内斗失控，然后，保持开放和信仰科学，就会走出来。
而且今天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监督和制约也不可忽视。尽管近期可能和美国对立极端，但总的来说，中国要服从世界的大的规则。况且，今天美国的很多规则本身不公平，中国的反抗有积极的一面。不是完全不讲理的。美国往往更不讲理。
重要的是，今天和文革时的社会结构不同。那时没有市场经济，本质就是一个一神教的社会。其实，西方基本中世纪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一神教社会，伊斯兰也是如此，只有社会主义初期实现了。今天中国的私有化，市场，重商业文化，都非常丰富发达，这导致思想的多样化，以及世俗化，文革是一种宗教的对于异教徒的迫害狂热，任何人要反对打到别人时都要先把他变成异教徒。
而且，那时是国有制也是一个原因。今天那么多私营企业，不可能搞大批评。今天人们的主要工作是赚钱。这是重商带来的稳定。
就是中国现在要搞的显然是专业官员治理社会的形式，排除一般的非专业人士的参与，即大众不参与政治。从西方的理由，个人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这听起来非常动人，但其实是虚的。因为，在一个日益复杂化专业化的时代，治理社会越来越专业，根本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和解决的。比如个人对于自己的健康也应该有决定权，那医疗和生命科研也搞民主民选，显然是荒诞的。
可是，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官僚体制内的专业评议、内部民主和自由、有序、有效的环境，这仍然需要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
同时，其实现在要是给社会一些自由言论的空间，即便想江的时代，社会可以适度批评，对于政权根本没有影响，反而有好处。这反映出从胡锦涛到习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变得僵化，胆怯，关键是没有了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大的格局气度。
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往往特别不能听不同的意见。想当初的老一代革命者，他们似乎更重视民主和言论自由。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不像以前那样认为中国必须持续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现在发展了，有钱了，大家有自信了，但没有持续改革的热情和警惕了。
总之，在一开始暴力革命是必须的。但是，关键当时的人们没有认识到长期宣扬暴力对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同时，也导致了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恐惧，他们也必须革社会主义的命。
其实只有理解这个暴力的问题，才能理解毛泽东。毛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就是要革资本主义的命，而且，毛反经济，反财富。其实，这也是极端的宗教情感。极端的宗教者都是反财富的。
总之，我现在认为只有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角度去看社会主义和新中国，才能深刻理解一些问题。不是简单的什么邪恶正义。而理解资本主义当然要从商业，钱，财富，也不是简单的善恶。
不过，列宁说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也是很深刻的。今天的美国仍然如此。
在精神上，政权如同外族政權，所以對中國人民總有不信任心理。遇到國際問題時没有廣大中國人民在自己背後的安全感。外交部的表現尤其明顯。
這個悖谬和死結的唯一的解是未來開放黨禁，非黨員也可以入政府。
共产党当初的确有一些方向性的错误，但一些提出的思想是好的。比如为人民比如奉献之类的，尽管有虚假的方面，但其实质不是害人们，是好的。所以，再和儒家文明的精华结合起来，当然还有现代文明的要素，好好搞搞变成中国的一种真正的文明的精神支柱，那是非常有意义。
社会主义的反物化，反商业，在今天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些都是中国的精神财富。
当然，现在中国还顾不上怎么多。还要先解决权力的问题。
我认为中共的领导并不傻，相反都是适应这个制度的人精。所以中共的权力斗争激烈残酷而且形成了一个循环，很难解套。
每个人有不同的智慧。所以一味嘲笑中共官员是不明智的。需要理解官场。我们这个坛子里的人可能大部分是读书人，习近平做数学肯定比不了老驴，但如果在官场，老驴那是分分钟的就变成驴肉火烧了给。
我们去了官场根本玩不转。所以，我现在只喜欢探讨中国体制的本质和问题，不敢谈怎么改啊这些问题。因为你要想改，必须首先考虑如何进入这个体制，然后你要生存，然后你可能发现要不停的谋生存了，这时你已经被套住了，过去那些什么这么改那么改说的天花乱坠，其实都是空想。而且，真的实现时还会有各种问题，未必有效。
所以，中国只能非常缓慢的变化，依据科学技术而构建社会的框架。但是，这个制度的权力问题可能需要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改变。
学者一看，当局太残忍，就改议会争取权力了。然而，俄国和中国不同。并且，其实马克思开始的认识是准确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被和平演变。因为，私有制和公有制是不可调和的。所以，那些西方社会的共产党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中國未來的政府文化應該是類似墨家的復興的。儒家本來就在，并不需要特別復興。
搞笑，还要学习习主席的讲话。我觉得加入民主党简直是不要尊严的行为。不过，小谢，正常一些好不好，别再说什么要靠复兴墨家来振兴中国的话来。第一，中国正在振兴。一直在振，而且在兴。第二，那样说真的不好。
所以简单地反暴力，并不能杜绝暴力。因为任何一个政权和社会秩序都是靠暴力维护的。既然是暴力维护的体制，自然需要暴力来打破，但暴力不是唯一选项。如果不通过暴力手段，也能达到革命的政治目的，那当然是最理想的。可不能因为革命使用了暴力手段，就简单地否定革命本身。
美国现在的情况令人担忧。抗疫应该一下子采取严厉措施，彻底解决。而美国开始拖拖拉拉，现在复工，但人们并没有足够重视，很多州有潜在危机，也没有准备好再次爆发。这个疾病不严格防控就控制不住。如果再次爆发还要收拾这个摊子，但越往后复工和经济压力越大，那时将非常麻烦。
新冠肺炎：后新冠时代中国需要什么？
新冠是一场精神病
今天的疫情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异的一场流行病。从来没见过。它早已不仅是一场人类身体的流行疾病，它已经变成人类的一场流行全球的精神病了。而在这次精神病疫情中，世界很乱，美国很乱，中国很安定。我认为中国的安定也是病态的。
一个良性的社会并不是一种绝对的稳定状态。它应该稳定与混乱的平衡。我们今天的政府没有认识到，一个好的社会需要适度的混乱，一个好的社会需要合理的思想与言论的自由。适度的混乱、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以及行为实践的展现有利于社会的改良，更是激发创造力、想象力、优美的思想所必须的。而这些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特点。当然，混乱应该是良性的而不是杂乱和内耗。
美国的文化大革命
60年代的中美值得今天我们回顾。
60年代对于今天世界是极为重要的。那时中美两国都非常混乱。
美国经历了一系列可以称为美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它具有反文化的特点。中国也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反文化的。而那时美国混乱的程度可能是今天的中国人难以相信的。当时不仅有倡导非暴力的维权的人群，其代表是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那个年代美国的暴力革命同样流行。黑人暴力组织，比如著名的黑豹党，都有个个武装，并且公开打砸抢。而由白人富裕中产阶级的孩子组成的气象员更恐怖，他们专搞爆炸。这些人都非常反对资本主义，纷纷要在美国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推翻政府。当然，还有单打独斗的暗杀。当时暗杀非常流行。当然，这样的混乱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国社会自己的问题。无论如何，那时美国非常的混乱。但这是一种良性的混乱。
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混乱中具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想。他们不是万众一心，不是思想一直，高度统一。有人要暴力革命，但也有非常强大的反暴力的和平的声音。还有人根本不参与运动。
第二，在混乱中总统肯尼迪没有采取简单的暴力镇压。而是通过与不同的团体对话，虽然对话根本没有效果，但他依然积极推动改革。因为，问题如果不解决单纯的暴力维稳是没有用的。最后，美国推出了民权法案、选举权法案和平权法令。女权也得到改善。然而，这些法案的出台也没有立刻产生效果，美国之后的暴力活动反而愈演愈烈，持续数年。但是政府在依法维持社会秩序时，始终保持了忍耐，没有进行简单的暴力镇压。所以到了70年代，美国开始回归保守思潮，接下来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国内人权得到改善，自由市场经济得到发展，科学繁荣，随后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
中国文化大革命
对比美国的60年代观看中国的文革。中国文革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它是真正的大民主大自由。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表面上中国在文革中大鸣大方，砸烂公检法，的确是完全自由了。但实际上所有的大鸣大放都单一的思想单一的声音，不能有对运动的反对的声音，不能有对毛和共产党的批评的声音。因此，文革演变成一场灾难。
中国的团结一致和万众一心可以发挥巨大力量，但一个没有独立、自由、理性思想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发展保持稳定的。今天，中国信仰依赖西方现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补救了中国的思想的单一萎弱。
对比美国60年代观看中国六四，最大的教训在于：一方面政府没有足够的自信和耐心，最终采用了简单的暴力镇压的方式，从而为中国带来了长久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另一方面，在六四中的中国人民依然是万众一心，全国人民一个思想，那时尤其缺失强有力的非暴力的思潮和民运。并且，在六四时的群众普遍相信暴力革命。这是党教育的结果。而今天我们的畸形的稳定是六四直接的影响。反观文革，虽然在当时对中国损害极深，但毛泽东没有采取暴力镇压，而是以非暴力的方式结束，这是有意义的。文革经历了十年，但与美国类似，之后社会思潮反动，80年代邓小平开始改革。
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应该认识到：一，适度的混乱并不可怕，政府应该保持耐心，有足够自信。二，暴力以及以暴力获得的绝对稳定对于社会危害更大。
中国人普遍信仰暴力，信仰人民战争、游击战、正义必胜论和以弱胜强。这些都既是党性思维，也是一直以来党的不断自我神话和对公众灌输的结果。
共产党既存在深刻持久的权力焦虑，又迷信暴力。这些则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导致的中国的制度缺陷。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
马克思的理论具有合理性和深刻性。然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两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马克思忽视了权力问题。马克思只意识到解决财富问题。人类对于财富的贪婪是资本主义的弊端的根本。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仍然是激发、放纵人的贪婪，以过度消费刺激生产，而通过过度生产获得利润。所以，马克思提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马克思忽视了权力问题。权力是社会制度的本质，制度就是权力的分配。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权力失制。
第二，暴力革命理论。马克思理论的终极目标是要用暴力推翻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为实现目标而使用暴力和以暴力为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上所有能长久流传于世的宗教都是传扬和平博爱、反对暴力的。以暴力为目标和信仰的思想理论最终必然沦入邪教。这里并不是简单的说社会主义是邪教，而是说明这样的思想的偏差为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尽管初衷是好，在建立之初社会主义国家在贫困的条件下也大都经历良好快速的发展，国内获得较之资本主义国家更人道公平的环境，但最终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极权专制的人道灾难。
而出现这样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缺陷导致的政权危机与权力焦虑有直接关系。
权力焦虑
从权力的角度考察人类制度，传统的制度属于神权体系，王权神授。权威掌握政权，安排权力。其政权属于长周期，终身制。这催生阴谋政变和暴力政变的获取权力的非常规方式，导致传统社会的不稳定性，呈现周期性动荡政权更迭。掌权者产生普遍持久的权力焦虑，政权危机。这便形成传统政治的残酷性、暴力化、暗箱性的特点。
而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建立了和平的制度化的政权交替的体制。它的政权是短周期，周期性公开竞争民主选举。这有效的消除了传统社会的权力问题和暴力化以及残酷政治的弊端。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制度具有超稳定性，这是一个不准确的认知。它混淆了制度和国家。国家是制度的载体。如果对比古代其他帝国会发现中国并不特别的稳定，朝代周期性更迭。原因在于，中国历史的制度仍然属于传统的神权体系。新中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没有解决权力的制度化交接的问题。邓小平的隔代指定具体负责，到胡锦涛就差一点引发政变，看见中国制度不仅不稳定，相反政权危机是比较严重的。
同时，因为存在持续的权力焦虑，在今天中美尖锐对立，国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面临压力中国执政有可能趋向严厉和僵化，为中国带来近期风险。
所以，未来中国要想健康持续的发展，权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民主悖论
西方民主并不意味着正义，只是一个公平博弈的平台。而争论通常无法达成共识，相反会更多的是固化各自观点，持续的争论通常会导致矛盾激化和僵化。
对于传统专制政权过于激烈的争论最终需要权威裁决，容易产生权力危机。专治社会普遍抑制言论自由和争论。
西方的民主制度并非找到了有效达成社会共识的途径，而只是通过周期性民选依法争取执政权力，实践各自观点。所以，西方民主的本质是周期性的政变。
中国在当初80年代改革开放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西方民主自由的政变的本质，没有改革权力制度，盲目引进西方民主自由，从而几乎引发政变，国家动乱解体。
总之，西方制度是通过公民享有平等权力，自由言论，民主选举，短周期执政来获得政权稳定，社会活力。但西方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其弊端也已经非常明显，并且它的弊端是难以从根本上改革的。西方制度的固化问题实际上比中国严重。
中国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制度，非常独特。过去对于这一制度的认识比较表浅和概念化的，总是认为国家调控和大政府是中国的优势。我在之后的中美制度比较的文章中将详细探讨。这里只是想指出，中国制度理论上是党权，党权即神权，党在理论上拥有社会一切权力，包括公民的自由和生命权。所以，中国党高于法，而往往最高领导人占有的党权。理清这些关系对于改革中国的权力制度非常重要。西方民主制度中的短周期执政其实非常重要。值得中国考虑。
未来将中国的专制建立在科学极权主义基础上，建立有保障的制度化短周期的权力交接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评议是可能的。如果中国能发挥制度优势和制度创新的创造力，真正建立起科技极权主义的新型社会一定会超越美国的。
美国感动中国的一面
当然不能盲目排斥民主。更不应该轻视美国制度。相反，今天两国应该虚心的相互学习和借鉴。美国仍然有着巨大的活力，尤其对于我们而言，美国制度仍然有感人的一面。那也是我们需要的。
比如说，当我看到央视报道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回答时出现了混乱的场面。气愤的记者们纷纷在台下自行发言，总统却只能不停的让大家保持安静。看到这样的场面，我感觉非常感动。我觉得央视播放这个新闻的目的当然是要作为抨击美国的材料，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国家里一个记者能当面质疑美国总统，那么这样的国家里就有一种幸福，有一种自由、平等和有尊严的健康的状态。那么，我想在中国是否有记者敢当面打断总书记的话质疑总书记呢？就像在美国纽约医院流传出的走廊里排放着装在袋子里的尸体，央视的报道同样是在说明美国抗击疫情的失败，但是我想我们的观众是否会因此想到为什么我们的武汉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没有流传出一张这样的真实的照片？那时我们的医院肯定也濒临崩溃也在大量的死人。而为什么我们的那些在疫情真相被公开前发消息提醒朋友的几个人都要被约谈警告，并且要在央视公示整个中国？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对这场疫情的报道中始终没有任何关于我们的错误的质疑和批评的报道？为什么甚至连那些真正的灾难和人们受到的损失的报道都没有可见到？我们对于这样一场灾难的报道竟然几乎都是幸福的消息。我们不停的宣扬那些爱国主义的画面，宣扬政府和国家的伟大，人民战争的伟大。不幸的是，我们的观众可能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在潜移默化的接受着这些，而滑稽的是我们的政府仍然处于一种权力的焦虑中，经受着权力的恐惧。我们的这些宣传的确能给我们的国家一种力量，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在美国那些被我们利用的批评甚至是严厉抨击总统的声音也是一种力量，是另一种与我们不同的力量，那里的混乱中仍然有着一种与我们不同的幸福。这些也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一定不能仅仅是追求一件事情，无论是效率、财富或单纯的精神。它应该是一种更加丰富更加平衡的追求。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才不会成为一个奴隶，一个创造财富的动物，或者一个国家和党的工具。一个公民可以公开发表自己言论和观点、能公开平等质疑批评总统、揭示社会真相的社会永远是令人向往的。
今天我们物质生活已经非常丰富。对于我们来说，自由、平等、正义和丰盈的精神世界是更高的幸福。不过，具有反讽的是美国人民也在渐渐忘记这一些。这次疫情暴露出美国的问题甚至多于中国，一个根源便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商业文明过度追求财富，它使人们越来越贪婪、狭隘。在这方面中国其实是世界上受美国的影响最深最像美国的国家。所以，今天中美的冲突其实际上是美国自己的冲突，是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一种内在必然。在中美的竞争中，中国的改革面临因为与美国冲突恶化被美国打击失败的风险，但是如果最终美国失败，那一定是美国自己击败了自己。
但是，如果人类最终局限在现在的这种过于贪婪的商业文明中，那么最终可能没有胜利者。
立 2020/05/02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新冠肺炎：什么会是疫情后最糟糕的事 新冠肺炎：方方日记和灾难红利 新冠肺炎：从口罩阴谋说习下的一盘大棋 新冠肺炎：后新冠时代中国需要什么？ 新冠肺炎：从口罩说中国真正的抗疫优势
你对文革的看法，暴露了年龄。
是文革时只有单一声音，还是“改开”后，直到现在，声音更单一？
好家伙的，马克思是说掘墓人，但是他掘墓了会自己跳下去吗？不，不会的。这就要无产阶级毫不留情的把它打倒再推下去。
当年社会主义的暴力解放世界的信念应该是非常肯定的。当然我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不能肯定马到底有没有说过。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关于今天和文革是有本质不同的。这个我一直想写疫情后中国会不会有文革。我认为不会的。就是这个本质不同。
今天的言论自由我认为是暂时的回落，不是永久的改变。而且，如果全面来看，今天中国人的思想的自由度丰富度仍然远好于文革，今天我们可以非常全面的了解世界，这是思想的自由，在文革时没有，今天我们在网络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自由，同时可以自由出国，可以海外留学，今天墙也基本形同虚设，这些都是积极的一面，而且，保证了未来中国会越来越好，而不会越来越原始野蛮。这就是我说的只要中国保持不要内斗失控，然后，保持开放和信仰科学，就会走出来。
而且今天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监督和制约也不可忽视。尽管近期可能和美国对立极端，但总的来说，中国要服从世界的大的规则。况且，今天美国的很多规则本身不公平，中国的反抗有积极的一面。不是完全不讲理的。美国往往更不讲理。
重要的是，今天和文革时的社会结构不同。那时没有市场经济，本质就是一个一神教的社会。其实，西方基本中世纪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一神教社会，伊斯兰也是如此，只有社会主义初期实现了。今天中国的私有化，市场，重商业文化，都非常丰富发达，这导致思想的多样化，以及世俗化，文革是一种宗教的对于异教徒的迫害狂热，任何人要反对打到别人时都要先把他变成异教徒。
而且，那时是国有制也是一个原因。今天那么多私营企业，不可能搞大批评。今天人们的主要工作是赚钱。这是重商带来的稳定。
就是中国现在要搞的显然是专业官员治理社会的形式，排除一般的非专业人士的参与，即大众不参与政治。从西方的理由，个人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这听起来非常动人，但其实是虚的。因为，在一个日益复杂化专业化的时代，治理社会越来越专业，根本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和解决的。比如个人对于自己的健康也应该有决定权，那医疗和生命科研也搞民主民选，显然是荒诞的。
可是，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官僚体制内的专业评议、内部民主和自由、有序、有效的环境，这仍然需要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
同时，其实现在要是给社会一些自由言论的空间，即便想江的时代，社会可以适度批评，对于政权根本没有影响，反而有好处。这反映出从胡锦涛到习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变得僵化，胆怯，关键是没有了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大的格局气度。
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往往特别不能听不同的意见。想当初的老一代革命者，他们似乎更重视民主和言论自由。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不像以前那样认为中国必须持续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现在发展了，有钱了，大家有自信了，但没有持续改革的热情和警惕了。
总之，在一开始暴力革命是必须的。但是，关键当时的人们没有认识到长期宣扬暴力对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同时，也导致了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恐惧，他们也必须革社会主义的命。
其实只有理解这个暴力的问题，才能理解毛泽东。毛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就是要革资本主义的命，而且，毛反经济，反财富。其实，这也是极端的宗教情感。极端的宗教者都是反财富的。
总之，我现在认为只有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角度去看社会主义和新中国，才能深刻理解一些问题。不是简单的什么邪恶正义。而理解资本主义当然要从商业，钱，财富，也不是简单的善恶。
不过，列宁说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也是很深刻的。今天的美国仍然如此。
在精神上，政权如同外族政權，所以對中國人民總有不信任心理。遇到國際問題時没有廣大中國人民在自己背後的安全感。外交部的表現尤其明顯。
這個悖谬和死結的唯一的解是未來開放黨禁，非黨員也可以入政府。
共产党当初的确有一些方向性的错误，但一些提出的思想是好的。比如为人民比如奉献之类的，尽管有虚假的方面，但其实质不是害人们，是好的。所以，再和儒家文明的精华结合起来，当然还有现代文明的要素，好好搞搞变成中国的一种真正的文明的精神支柱，那是非常有意义。
社会主义的反物化，反商业，在今天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些都是中国的精神财富。
当然，现在中国还顾不上怎么多。还要先解决权力的问题。
我认为中共的领导并不傻，相反都是适应这个制度的人精。所以中共的权力斗争激烈残酷而且形成了一个循环，很难解套。
每个人有不同的智慧。所以一味嘲笑中共官员是不明智的。需要理解官场。我们这个坛子里的人可能大部分是读书人，习近平做数学肯定比不了老驴，但如果在官场，老驴那是分分钟的就变成驴肉火烧了给。
我们去了官场根本玩不转。所以，我现在只喜欢探讨中国体制的本质和问题，不敢谈怎么改啊这些问题。因为你要想改，必须首先考虑如何进入这个体制，然后你要生存，然后你可能发现要不停的谋生存了，这时你已经被套住了，过去那些什么这么改那么改说的天花乱坠，其实都是空想。而且，真的实现时还会有各种问题，未必有效。
所以，中国只能非常缓慢的变化，依据科学技术而构建社会的框架。但是，这个制度的权力问题可能需要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改变。
学者一看，当局太残忍，就改议会争取权力了。然而，俄国和中国不同。并且，其实马克思开始的认识是准确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被和平演变。因为，私有制和公有制是不可调和的。所以，那些西方社会的共产党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中國未來的政府文化應該是類似墨家的復興的。儒家本來就在，并不需要特別復興。
搞笑，还要学习习主席的讲话。我觉得加入民主党简直是不要尊严的行为。不过，小谢，正常一些好不好，别再说什么要靠复兴墨家来振兴中国的话来。第一，中国正在振兴。一直在振，而且在兴。第二，那样说真的不好。
所以简单地反暴力，并不能杜绝暴力。因为任何一个政权和社会秩序都是靠暴力维护的。既然是暴力维护的体制，自然需要暴力来打破，但暴力不是唯一选项。如果不通过暴力手段，也能达到革命的政治目的，那当然是最理想的。可不能因为革命使用了暴力手段，就简单地否定革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