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篇本人早早年出国前的旧作，算是小说吧。贴上来纪念母亲节，致敬所有坚强勇敢忍苦耐劳的中国母亲们，and lest forget。
《别了，童年》
（１）
爸爸有三个礼拜没回家了，真想他。晚上在床上听他讲福尔莫斯探案，是我的最爱，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听很多遍，可是每个都听不到结尾。
周末，妈妈带回一包爸爸换洗的衣服，她低着头在水盆里搓洗。我看见一件衬衣上面血迹斑斑，就怯怯问：“爸爸好吗”？妈妈头低着，没吱声，但搓衣的手停下了。一滴泪珠默默爬上她的鼻尖，滴入水盆。
“爸爸又给打了”，妈妈最后抬头看了看我，脸上盖满泪水。
爸爸是一家无线电厂的技术员，给单位里的造反派抓去关了“牛棚”(牛棚指私自拘禁“牛鬼蛇神”的牢房），因为“他太喜欢说话”，妈妈这样告诉我。
（２）
天很黑，风很冷，象以往一样，我站在弄堂口等妈妈下班回家。路灯昏黄，一堆堆落叶哗哗扫着路面。老远看见妈妈骑自行车的身影，车后还驮着一个人，是爸爸，我狂喜地奔了上去。
走近了才大失所望，车后带着的不是爸爸，而是一个大男孩，头发很乱很长。
“这是小龙哥哥”，妈妈对我说，“他要在我们家住几天”。
小龙十五岁，上初三，我妈是他中学的数学老师兼做他的班主任。以前听妈说过，小龙爸犯了现行反革命罪，几个月前给判了二十年刑，小龙妈便离了婚，跟一个军宣队代表回了部队驻地。失去父母的小龙和在生产组糊纸盒的奶奶一起过，生活相当艰辛。前几天，小龙随附近流氓团伙打群架，给民兵抓到民兵指挥部，四个大汉在黑屋里把他揍到胃出血，是妈妈去把他保释出来的。为了让他和流氓团伙疏远，妈打算让他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妈对他说：如果你再给抓进“庙”里（本地小混混们把那种治安机构称作庙），没人可救，你就等着去劳教吧。
在我睡的小亭子间里，妈给小龙打了个地铺，每周除一两天上他奶奶那里睡，他就基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很快，我俩就象兄弟一样了。混熟了，我觉得小龙根本不象那些在街头逞凶霸道打架滋事的流氓，尽管，他的书包里有把很长的磨得亮亮的螺丝刀，只要我妈不在，他就会拿出来把玩，敏捷做着各种穿刺动作，神气得很。
小龙肚子里有很多故事，梅花党啊，绿色尸体啊，自然而然，他就取代了晚上父亲给我讲故事的角色。我照样听不到故事结尾，但多半倒不是因为我睡着了，而是他经常莫名其妙半途打住，然后就象魂灵漂到了另一个世界，自言自语，喊他也不应。夜里，我常会被他在梦中的大喊大叫惊醒，吓得我马上想起尸体还魂之类的可怕情节，也跟着大叫起来。妈妈说，他一定在思念父母了。
（３）
周末母亲去“牛棚”探望父亲，小龙带我爬上墙，隔壁是个大院子，它的资本家房东给扫地出门了，房子瓜分给了五六户新房客，院里有棵枇杷树靠墙种着，我们攀上去，坐在树叉上聊天，暖洋洋的，没人管我们。
小龙说他很喜欢吃枇杷，以前每到初夏枇杷上市，他爸一定会秤几斤枇杷回家。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手飞快地转动着螺丝刀，匪模匪样。
“想你爸吗”？我们间几乎已无话不谈。
“想，他对我太好了”，他很干脆，螺丝刀在手里转着，“他看很多书，还弹一手好吉他，要不是我爷爷是地主成份，他还会当一个工人吗？妈待我也不错，她很美，如果你见了就知道了。其实我不恨她，一点都不恨，我只恨……”，他停顿了一下，“这个运动”，运动当然是指文革，连小孩都知道。他说了一句极其危险的话，但我太小了，意识不到。
“我也恨”，我随口附和，“你说我爸会给判刑吗？”我最怕这事。
但小龙的思路又飘远了，嘴里嘟嘟囔囔一阵，猛然，他挥手把螺丝刀插入树干里，用力之大，几乎让他失去平衡从树上掉下去。
（４）
这两天，外面风声又紧了，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一卡车一卡车的造反队工人，戴着藤条帽，握着钢制长矛，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人们在传说，哪里哪里在夺权了，什么什么司令部和什么什么战线打得凶，死了多少人，机枪和土制装甲车都用上了。大人疯了，学校却象庙堂一样了无生气，每天除了对毛主席象请示汇报，听老师自我批评，就是传达敌情通报，有阶级敌人把毛主席语录丢在公共汽车地板上让人踩，也有阶级敌人利用月黑风高夜在街上毁坏毛主席宝像，大家要提高警惕，看见可疑人员马上报告云云。
放学路上，我和同学边玩“斗老缰”边走回家，我们各捡起一片梧桐树叶，把叶茎相互套着，然后用力一拉，谁的叶茎断了就算谁输。我的心情挺好，前两天小龙去他奶奶家睡了，今晚他又要回来和我在一起了，我可不愿一个人在晚上听着窗外尖啸的风声，想着他故事里种种毛骨悚然的情节。
走近弄堂口时，我惊讶地看见几辆绿色军用吉普停在路边，一大群路人和街坊围在那里探头探脑往弄堂里看。突然有种不详的感觉袭上心头，我拔腿就往家里奔去。
（５）
家门大开。
一些穿绿色制服的人出出进进，有军人也有公安人员，房里另一些人在翻箱倒柜。妈妈站在角落，眼睛下有一块淤青，见我进门，她一把把我拉入怀里。
时不时，有人过来询问妈妈什么，口气很凶，我听不懂，但吓坏了，嘴唇直抖索，妈妈要给抓走了，妈妈要给抓走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一直到天黑，那些人才折腾完毕，临走前，妈妈把小龙的漱洗用品放入一个口袋交给他们。谢天谢地，他们没把妈妈带走。
（６）
“小龙出事了”，妈妈把门窗关好，拉上窗帘后对我说。
“他又打群架了吗？他要去劳教了吗？”我惊魂未定。
“不，严重多了，他们说他破坏毛主席像。好了，你不要再问了”，妈妈接着提醒我：“如果有人问你任何有关小龙哥哥的问题，你就老实说不知道，啊？”
直到很久后，我才对这事的细节有所了解。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多月里，街上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接二连三地给人破坏了，都是在晚上，都是用尖利的铁器划的。虽然全市各派还在互斗，但谁也不敢对此事有所怠慢，它被列为全市第一大要案进行侦破，群众战争的威力被发挥出来了，大量人员被派去各处有可能作案的地方潜伏。那个晚上，小龙去和奶奶住，但他在夜半溜出来，带着螺丝刀来到一处毛主席画像前，迅速在上面划了几道，就这样，他给潜伏守候的当场抓住了。一顿暴打后，他全招了，那几次破坏都是他干的，理由再简单不过，他恨，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夺走了他的双亲，他要发泄。
专政机器全面开动，要查出小龙的幕后黑手，妈妈也给专案组传唤去好几次，幸亏妈学校的工宣队头头，一位还算正直的老工人为妈妈书面担保，她才最后没受到牵连。两个月后结案了，没有查出小龙有什么后台。
（７）
这期间，我爸从牛棚里放出来，转交给街道群众专政队监管，他被发配去和其他“坏份子”一起挖防空洞，虽然活很累，但终于可以每晚回家了。记得他回家第一天，我兴奋得不行，但妈妈却没什么笑颜，她把一个纸包打开给爸爸看，里面是件爸爸的血衣，妈对爸说：“我给你收着，以免你以后再乱讲话，什么时候老毛病要犯，看看这件血衣清醒一下头脑”。
妈去看守所看过小龙两次，回家伤心地说：小龙案件的性质太严重了，尽管他只有十五岁，但看来长期徒刑是逃不掉的了。“他怎么会楞到这个地步，我怎么当初没看出什么苗头呢？”妈对爸说。
我呢，开始一段时间对小龙还很牵挂，但爸爸回来了，慢慢我就不常去想他了。这也许只是儿童的潜意识自我保护心理，小龙哥哥其实是很难再从我记忆里抹去了。
元旦过后一个晚上，妈妈很晚还没回家，爸和我都等得非常焦灼。过了九点，妈才回来，她的脸色难看得吓人，两眼通红，一进门就瘫倒了。
“小龙，……, 小龙给定了死刑，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啊”，说完妈就倒在床上嚎啕大哭。
（８）
我吓呆了，与其说是给死刑这消息吓呆的，倒不如说是给大人的反应吓呆的。死对我还是地平线上的烟雾，尽管在那样的年代，我还难以把握它。
以后几天，妈妈疯了似的早出晚归，拖着学校工宣队头儿去公检法说情，那头儿也去区里市里找了熟人，全没用！人家告诉他，这个决定是中央文革一个大人物最后拍的板，不可能更改了。连续破坏领袖像是罪大恶极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公判的日期已经定了，公判后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妈病倒了，咽喉肿得几乎发不出声音。公判前夜，妈和工宣队头儿去监狱见小龙最后一面，我无从得知他们说了什么，妈回家时已经完全失声了。晚上我抖得厉害，不敢关灯，小龙好象在镜子里时隐时显，握着螺丝刀，穿着爸爸的血衣，无声地讲着恐怖故事。
后来我知道那天妈妈去探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监狱给小龙带上一副及其残忍的手铐，那手铐有个齿轮机制，手动作稍微大一点，齿轮就会自动往里收紧一个齿。当时手铐已掐进小龙的肉里，小龙疼得受不了，妈跑去求负责人给小龙松铐，负责人冷漠拒绝了，妈妈不顾一切猛击一下桌子，把桌上堆的高高的卷宗文件都碰翻到了地上：
“你们是人吗！”
她声嘶力竭吼了这一声，嗓子就发不出音了。那负责人楞楞地和妈妈对视了一会，然后转身吩咐给小龙换了一副普通手铐。
（９）
小龙公判那天，妈躺在家里起不来，我也没去上学。
我走出了家门，一个人在马路上晃荡，漫无目的。天空阴沉的很，象一块吸满水的铅灰色海绵悬在头顶，轻轻一碰就会滴下水来。一大群麻雀从灰色的天空飞来，落在头上的树枝上，嘁嘁喳喳。我停下步，抬起头看着它们，感到一个时刻正在来临。
轰地一声，麻雀群冲天而起，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头照样抬着，却只见枝桠交错，把阴沉冰冷的天空割裂得支离破碎。我像一下掉入冰水中，冷得发抖。
回到家，看到一支香正燃着，香下面放着小龙的课本。
（１０）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惧怕上街，街上漂着阴影，死就象阴影一样真实，墨绿色，边界模糊，不断变着形；我们这些孩子却身影虚幻，逃避着它的吞噬。我虽然满怀恐惧，又奇怪地想走进阴影看个究竟，我知道它里面有很多人，他们都不喜欢孩子。
冬天过了，春天也不知不觉临近结束，我忽然注意到，隔壁院子里那棵枇杷树上结出了一些青黄的果子，我迫不及待地爬上去把它们摘了下来。
我把枇杷盛放在一个盘里，摆在小龙哥哥以前放铺位的地方，学着妈妈的样，点燃了一根香。
“小龙哥哥，这枇杷还很涩口，但这是我能给你找到的最甜的东西了”。
看着袅袅而上的烟线，我感到一阵久违而又陌生的轻松。我就要八岁了，童年可以远去。
某人亲”之类的 bullshit
文革结束后不久，教师下班时间，几个教师从校门口跑回来告诉母亲：不得了，你快避一避，校门外一帮流氓等着指明要找你。母亲走到校门口，果然几个凶神恶撒般的人带着墨镜跨在东风摩托车上一字排开，见母亲出来，一个带头的就上来叫我母亲：老师你好。母亲楞了会才认出来，啊，你是某某，怎么，出来啦？某某是母亲以前一个学生，当地流氓团伙头儿，被判了徒刑。某某说：是的，出来了，老师，和你说一声。当年父母都管不了我，只有你老师是真真关心我，没有你我某某可能早就死了。现在这附近的鱼码头我都包下了，老师你要吃鱼跟我说一声就行，送上门来。他所谓包鱼码头其实就是鱼霸，拉一帮兄弟见渔船靠上码头就上去跟船主说这船鱼我们多少钱包下了，当地人都知道这些，母亲吓得忙说：我不太喜欢吃鱼，不太喜欢吃鱼的。
一个七十年的换了四代的政权，治下的人民还没有基本的表达自由
“争”来的，才是真“自由”。以台湾的经验，虽说是小蒋最后“放手”了， 可还是有民进党的前贤们用血肉之躯在限制小蒋的手。谢历史故事。平安，健康。
现在的孩子们，被屏蔽被遗忘。有的甚至不知道有64，更别说更早之前的。
我大概能理解之前你对香港孩子的态度了，不过像文革老兄说的，天上不会平白掉馅饼，更别说空降自由女神了。
快一年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8千多人非正常死亡，无名碑躺在香港的半山，如果香港有朝一日光复了，我想后人不会忘记他们。
香港的年轻人们，就是我心里的，你故事中的小龙，刻在记忆，一碰就痛的伤痕。
我因为受父母的影响，说话一直比较谨慎。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希特勒和爱娃”，不知真假，印象很深是因为书里将希特勒写得很情圣。就在宿舍里不时提起来。有一回一位姐妹开玩笑说，“你崇拜希特勒！”我当时真是吓到了。不是因为姐妹的话，而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有口难辩什么叫文字狱。。。
我以为他是年龄最小的被国家机器杀死的（那些被红卫兵打死或群众互斗死亡的不算），为这我以前还查过一下网上资料，了解到文革时被枪毙的最小年龄的，是一个农村孩子，才11岁，他失手打碎了一个毛的瓷像。
这是篇本人早早年出国前的旧作，算是小说吧。贴上来纪念母亲节，致敬所有坚强勇敢忍苦耐劳的中国母亲们，and lest forget。
《别了，童年》
（１）
爸爸有三个礼拜没回家了，真想他。晚上在床上听他讲福尔莫斯探案，是我的最爱，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听很多遍，可是每个都听不到结尾。
周末，妈妈带回一包爸爸换洗的衣服，她低着头在水盆里搓洗。我看见一件衬衣上面血迹斑斑，就怯怯问：“爸爸好吗”？妈妈头低着，没吱声，但搓衣的手停下了。一滴泪珠默默爬上她的鼻尖，滴入水盆。
“爸爸又给打了”，妈妈最后抬头看了看我，脸上盖满泪水。
爸爸是一家无线电厂的技术员，给单位里的造反派抓去关了“牛棚”(牛棚指私自拘禁“牛鬼蛇神”的牢房），因为“他太喜欢说话”，妈妈这样告诉我。
（２）
天很黑，风很冷，象以往一样，我站在弄堂口等妈妈下班回家。路灯昏黄，一堆堆落叶哗哗扫着路面。老远看见妈妈骑自行车的身影，车后还驮着一个人，是爸爸，我狂喜地奔了上去。
走近了才大失所望，车后带着的不是爸爸，而是一个大男孩，头发很乱很长。
“这是小龙哥哥”，妈妈对我说，“他要在我们家住几天”。
小龙十五岁，上初三，我妈是他中学的数学老师兼做他的班主任。以前听妈说过，小龙爸犯了现行反革命罪，几个月前给判了二十年刑，小龙妈便离了婚，跟一个军宣队代表回了部队驻地。失去父母的小龙和在生产组糊纸盒的奶奶一起过，生活相当艰辛。前几天，小龙随附近流氓团伙打群架，给民兵抓到民兵指挥部，四个大汉在黑屋里把他揍到胃出血，是妈妈去把他保释出来的。为了让他和流氓团伙疏远，妈打算让他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妈对他说：如果你再给抓进“庙”里（本地小混混们把那种治安机构称作庙），没人可救，你就等着去劳教吧。
在我睡的小亭子间里，妈给小龙打了个地铺，每周除一两天上他奶奶那里睡，他就基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很快，我俩就象兄弟一样了。混熟了，我觉得小龙根本不象那些在街头逞凶霸道打架滋事的流氓，尽管，他的书包里有把很长的磨得亮亮的螺丝刀，只要我妈不在，他就会拿出来把玩，敏捷做着各种穿刺动作，神气得很。
小龙肚子里有很多故事，梅花党啊，绿色尸体啊，自然而然，他就取代了晚上父亲给我讲故事的角色。我照样听不到故事结尾，但多半倒不是因为我睡着了，而是他经常莫名其妙半途打住，然后就象魂灵漂到了另一个世界，自言自语，喊他也不应。夜里，我常会被他在梦中的大喊大叫惊醒，吓得我马上想起尸体还魂之类的可怕情节，也跟着大叫起来。妈妈说，他一定在思念父母了。
（３）
周末母亲去“牛棚”探望父亲，小龙带我爬上墙，隔壁是个大院子，它的资本家房东给扫地出门了，房子瓜分给了五六户新房客，院里有棵枇杷树靠墙种着，我们攀上去，坐在树叉上聊天，暖洋洋的，没人管我们。
小龙说他很喜欢吃枇杷，以前每到初夏枇杷上市，他爸一定会秤几斤枇杷回家。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手飞快地转动着螺丝刀，匪模匪样。
“想你爸吗”？我们间几乎已无话不谈。
“想，他对我太好了”，他很干脆，螺丝刀在手里转着，“他看很多书，还弹一手好吉他，要不是我爷爷是地主成份，他还会当一个工人吗？妈待我也不错，她很美，如果你见了就知道了。其实我不恨她，一点都不恨，我只恨……”，他停顿了一下，“这个运动”，运动当然是指文革，连小孩都知道。他说了一句极其危险的话，但我太小了，意识不到。
“我也恨”，我随口附和，“你说我爸会给判刑吗？”我最怕这事。
但小龙的思路又飘远了，嘴里嘟嘟囔囔一阵，猛然，他挥手把螺丝刀插入树干里，用力之大，几乎让他失去平衡从树上掉下去。
（４）
这两天，外面风声又紧了，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一卡车一卡车的造反队工人，戴着藤条帽，握着钢制长矛，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人们在传说，哪里哪里在夺权了，什么什么司令部和什么什么战线打得凶，死了多少人，机枪和土制装甲车都用上了。大人疯了，学校却象庙堂一样了无生气，每天除了对毛主席象请示汇报，听老师自我批评，就是传达敌情通报，有阶级敌人把毛主席语录丢在公共汽车地板上让人踩，也有阶级敌人利用月黑风高夜在街上毁坏毛主席宝像，大家要提高警惕，看见可疑人员马上报告云云。
放学路上，我和同学边玩“斗老缰”边走回家，我们各捡起一片梧桐树叶，把叶茎相互套着，然后用力一拉，谁的叶茎断了就算谁输。我的心情挺好，前两天小龙去他奶奶家睡了，今晚他又要回来和我在一起了，我可不愿一个人在晚上听着窗外尖啸的风声，想着他故事里种种毛骨悚然的情节。
走近弄堂口时，我惊讶地看见几辆绿色军用吉普停在路边，一大群路人和街坊围在那里探头探脑往弄堂里看。突然有种不详的感觉袭上心头，我拔腿就往家里奔去。
（５）
家门大开。
一些穿绿色制服的人出出进进，有军人也有公安人员，房里另一些人在翻箱倒柜。妈妈站在角落，眼睛下有一块淤青，见我进门，她一把把我拉入怀里。
时不时，有人过来询问妈妈什么，口气很凶，我听不懂，但吓坏了，嘴唇直抖索，妈妈要给抓走了，妈妈要给抓走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一直到天黑，那些人才折腾完毕，临走前，妈妈把小龙的漱洗用品放入一个口袋交给他们。谢天谢地，他们没把妈妈带走。
（６）
“小龙出事了”，妈妈把门窗关好，拉上窗帘后对我说。
“他又打群架了吗？他要去劳教了吗？”我惊魂未定。
“不，严重多了，他们说他破坏毛主席像。好了，你不要再问了”，妈妈接着提醒我：“如果有人问你任何有关小龙哥哥的问题，你就老实说不知道，啊？”
直到很久后，我才对这事的细节有所了解。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多月里，街上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接二连三地给人破坏了，都是在晚上，都是用尖利的铁器划的。虽然全市各派还在互斗，但谁也不敢对此事有所怠慢，它被列为全市第一大要案进行侦破，群众战争的威力被发挥出来了，大量人员被派去各处有可能作案的地方潜伏。那个晚上，小龙去和奶奶住，但他在夜半溜出来，带着螺丝刀来到一处毛主席画像前，迅速在上面划了几道，就这样，他给潜伏守候的当场抓住了。一顿暴打后，他全招了，那几次破坏都是他干的，理由再简单不过，他恨，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夺走了他的双亲，他要发泄。
专政机器全面开动，要查出小龙的幕后黑手，妈妈也给专案组传唤去好几次，幸亏妈学校的工宣队头头，一位还算正直的老工人为妈妈书面担保，她才最后没受到牵连。两个月后结案了，没有查出小龙有什么后台。
（７）
这期间，我爸从牛棚里放出来，转交给街道群众专政队监管，他被发配去和其他“坏份子”一起挖防空洞，虽然活很累，但终于可以每晚回家了。记得他回家第一天，我兴奋得不行，但妈妈却没什么笑颜，她把一个纸包打开给爸爸看，里面是件爸爸的血衣，妈对爸说：“我给你收着，以免你以后再乱讲话，什么时候老毛病要犯，看看这件血衣清醒一下头脑”。
妈去看守所看过小龙两次，回家伤心地说：小龙案件的性质太严重了，尽管他只有十五岁，但看来长期徒刑是逃不掉的了。“他怎么会楞到这个地步，我怎么当初没看出什么苗头呢？”妈对爸说。
我呢，开始一段时间对小龙还很牵挂，但爸爸回来了，慢慢我就不常去想他了。这也许只是儿童的潜意识自我保护心理，小龙哥哥其实是很难再从我记忆里抹去了。
元旦过后一个晚上，妈妈很晚还没回家，爸和我都等得非常焦灼。过了九点，妈才回来，她的脸色难看得吓人，两眼通红，一进门就瘫倒了。
“小龙，……, 小龙给定了死刑，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啊”，说完妈就倒在床上嚎啕大哭。
（８）
我吓呆了，与其说是给死刑这消息吓呆的，倒不如说是给大人的反应吓呆的。死对我还是地平线上的烟雾，尽管在那样的年代，我还难以把握它。
以后几天，妈妈疯了似的早出晚归，拖着学校工宣队头儿去公检法说情，那头儿也去区里市里找了熟人，全没用！人家告诉他，这个决定是中央文革一个大人物最后拍的板，不可能更改了。连续破坏领袖像是罪大恶极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公判的日期已经定了，公判后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妈病倒了，咽喉肿得几乎发不出声音。公判前夜，妈和工宣队头儿去监狱见小龙最后一面，我无从得知他们说了什么，妈回家时已经完全失声了。晚上我抖得厉害，不敢关灯，小龙好象在镜子里时隐时显，握着螺丝刀，穿着爸爸的血衣，无声地讲着恐怖故事。
后来我知道那天妈妈去探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监狱给小龙带上一副及其残忍的手铐，那手铐有个齿轮机制，手动作稍微大一点，齿轮就会自动往里收紧一个齿。当时手铐已掐进小龙的肉里，小龙疼得受不了，妈跑去求负责人给小龙松铐，负责人冷漠拒绝了，妈妈不顾一切猛击一下桌子，把桌上堆的高高的卷宗文件都碰翻到了地上：
“你们是人吗！”
她声嘶力竭吼了这一声，嗓子就发不出音了。那负责人楞楞地和妈妈对视了一会，然后转身吩咐给小龙换了一副普通手铐。
（９）
小龙公判那天，妈躺在家里起不来，我也没去上学。
我走出了家门，一个人在马路上晃荡，漫无目的。天空阴沉的很，象一块吸满水的铅灰色海绵悬在头顶，轻轻一碰就会滴下水来。一大群麻雀从灰色的天空飞来，落在头上的树枝上，嘁嘁喳喳。我停下步，抬起头看着它们，感到一个时刻正在来临。
轰地一声，麻雀群冲天而起，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头照样抬着，却只见枝桠交错，把阴沉冰冷的天空割裂得支离破碎。我像一下掉入冰水中，冷得发抖。
回到家，看到一支香正燃着，香下面放着小龙的课本。
（１０）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惧怕上街，街上漂着阴影，死就象阴影一样真实，墨绿色，边界模糊，不断变着形；我们这些孩子却身影虚幻，逃避着它的吞噬。我虽然满怀恐惧，又奇怪地想走进阴影看个究竟，我知道它里面有很多人，他们都不喜欢孩子。
冬天过了，春天也不知不觉临近结束，我忽然注意到，隔壁院子里那棵枇杷树上结出了一些青黄的果子，我迫不及待地爬上去把它们摘了下来。
我把枇杷盛放在一个盘里，摆在小龙哥哥以前放铺位的地方，学着妈妈的样，点燃了一根香。
“小龙哥哥，这枇杷还很涩口，但这是我能给你找到的最甜的东西了”。
看着袅袅而上的烟线，我感到一阵久违而又陌生的轻松。我就要八岁了，童年可以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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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不久，教师下班时间，几个教师从校门口跑回来告诉母亲：不得了，你快避一避，校门外一帮流氓等着指明要找你。母亲走到校门口，果然几个凶神恶撒般的人带着墨镜跨在东风摩托车上一字排开，见母亲出来，一个带头的就上来叫我母亲：老师你好。母亲楞了会才认出来，啊，你是某某，怎么，出来啦？某某是母亲以前一个学生，当地流氓团伙头儿，被判了徒刑。某某说：是的，出来了，老师，和你说一声。当年父母都管不了我，只有你老师是真真关心我，没有你我某某可能早就死了。现在这附近的鱼码头我都包下了，老师你要吃鱼跟我说一声就行，送上门来。他所谓包鱼码头其实就是鱼霸，拉一帮兄弟见渔船靠上码头就上去跟船主说这船鱼我们多少钱包下了，当地人都知道这些，母亲吓得忙说：我不太喜欢吃鱼，不太喜欢吃鱼的。
一个七十年的换了四代的政权，治下的人民还没有基本的表达自由
“争”来的，才是真“自由”。以台湾的经验，虽说是小蒋最后“放手”了， 可还是有民进党的前贤们用血肉之躯在限制小蒋的手。谢历史故事。平安，健康。
现在的孩子们，被屏蔽被遗忘。有的甚至不知道有64，更别说更早之前的。
我大概能理解之前你对香港孩子的态度了，不过像文革老兄说的，天上不会平白掉馅饼，更别说空降自由女神了。
快一年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8千多人非正常死亡，无名碑躺在香港的半山，如果香港有朝一日光复了，我想后人不会忘记他们。
香港的年轻人们，就是我心里的，你故事中的小龙，刻在记忆，一碰就痛的伤痕。
我因为受父母的影响，说话一直比较谨慎。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希特勒和爱娃”，不知真假，印象很深是因为书里将希特勒写得很情圣。就在宿舍里不时提起来。有一回一位姐妹开玩笑说，“你崇拜希特勒！”我当时真是吓到了。不是因为姐妹的话，而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有口难辩什么叫文字狱。。。
我以为他是年龄最小的被国家机器杀死的（那些被红卫兵打死或群众互斗死亡的不算），为这我以前还查过一下网上资料，了解到文革时被枪毙的最小年龄的，是一个农村孩子，才11岁，他失手打碎了一个毛的瓷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