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 Pottinger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中国的记者，在中国工作7年。 结束了记者生涯回到美国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派驻阿富汗几年。现任美国国安顾问。 第一次听到他的完整中文演讲。对中国近代史非常了解。
刚才看到 已经有全部的中文翻译了。 贴在下面。
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精神——2020 年 5 月 4 日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的评论 大家，早安。 我是 Matt Pottinger，副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与您讲话。我带来我的上 司，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 Donald J. Trump 向大家的热情致意。
今天我们在线聚集了几千个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人，因为传染病大流行使我们没有办法相 聚。 但通过因特网的奇迹，我们聚集的规模反而更大。作为美国人、作为中国人、作为 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大家都各尽所能，发挥着从“宏大”到“小巧”的创造力，克服 困难，保护社区。
人类创造力的“宏大”包括利用生物技术和数据分析来开发治疗方法和疫苗。同时，创造 力的“小巧” 包括生活中的细微之处，比如，待在家里学习相互剪剪头发。我的妻子是 个有经验的病毒学家，她今天也在，不过从我的头，您可能发现作为家庭理发师，她还是 个新手。
这是我第二次有幸在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与听众交谈。 约十年前，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后，我应邀在米勒中心发言，内容是我从兵役中学到的知识，还有军队与公民的关系。 从那以后，我始终记得米勒中心主任 Jerry Baliles 的热情和睿智，但他不幸在去年 10 月去 世。他曾为弗吉尼亚和我们国家的公共利益，而服务终生。 我们感谢像 Jerry 这样的人。 今天，我受 Harry Harding(何汉理)教授和林夏如(Shirley Lin)教授的邀请，同大家分享关于 美中关系的一些想法。 林教授告诉我，这次活动恰好是在 “五四”一百零一周年之际。 我知道，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来展开从美国的视角讨论关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1919 年的“五四”，一次大战结束，北京数千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中国在巴 黎和会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西方国家为了安抚日本帝国，将德国在山东半岛 “权益” 转让日本。
游行到天安门的学生高喊：“还我山东！” “拒签《凡尔赛条约》！”等口号，警察强 力驱散示威人士。正如政府关闭和平表达的途径后经常会发生的那样，一些学生诉诸暴 力，抗议升级。 意识到民怨沸腾，中国政府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 2 三年以后，在美国的帮助和调停下，1922 年在华盛顿海军会议达成协议，中国收回了山 东。然而，一百零一年前的今天，学生们发起的运动，意义远远超越了对不平等条约的民 族主义的愤慨。它激励了对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探索。 正如 John Pomfret（潘文）所描述 的美中关系历史中提到，“五四”运动在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赛先生”和“德先生”是那次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口号。 有人称运动为“中国的启蒙运 动”。 Vera Schwarcz（舒衡哲）教授以此为题目，写了本关于“五四”的很有见地的 书。 实际上，关于“五四”有很多极好的研究。 今天至少有两位著名的当代中国历史学 家应邀参加会议：牛津大学的 Rana Mitter 和弗吉尼亚大学的 John Israel。探讨“五四”的 历史和意义，我建议请教这些专家。
现在我想花几分钟，来回顾几个张扬了“五四”精神的中国人。
很自然，胡适是“五四”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此前，他已经是个为中国现代化 而努力的重要思想家。出生在安徽省的胡适，同鲁迅和许多成名作家一样，当时到国外留 过学。在康奈尔大学他从学农业，转向学习哲学。胡适曾在美国教育家 John Dewey 的指 导下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胡适贡献给中国人最伟大的礼物是语言。之前，中国的书面语言“文言文”几个世纪以来 基本上没有变化。许多研究证明，文言文与白话的距离，不亚于拉丁文同现代意大利语。 书面语言的艰深，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设置了鸿沟——这是问题的关键。 文言文， 还有识字本身，主要由少数政治精英和读书人掌握，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中举”，读书不 是为了普罗大众。
与此相反，胡适认为文字应该反映人民的声音，而不只是记录先贤。“是什么时代的人, 说什么时代的话!” 他推广白话文，确信文字要普及。他对中文语言的发展起了关键作 用。 事后看来，胡适推广白话文的意义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很容易忘记，这在当时是 革命性的想法，曾引起过极大的争议。
北京大学的儒家学者和西方文学教授辜鸿铭，嘲笑扫盲。 他在 1919 年 8 月写道：“想想 四万万人，九成识字，结果是什么。 想一想，在北京，苦力、马夫、司机、剃头匠、店 小二、小商贩、猎人、懒汉，流浪汉都有文化，同大学生一样，都想参与政治，我们的美 妙处境会怎样呢？”
这种精英沙文主义一直阻碍了“五四”所拥护的民主理想。 胡适运用他所推广的白话， 巧妙地反驳了反对全民社会契约的论点。 胡适说：“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政府是 一门手艺，需要实践。 胡适根本不在乎精英主义。
但“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经常受到各方指责，政府官员或御用文人曾经指责，“五四”运 动偏袒西方，中国气息不够，甚至不爱国。
但学者张彭春的生平事迹，驳斥了“五四”不够“中国化”的观点。同样是‘五四’一 代，像好友胡适一样，张彭春拿到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出于对戏剧的爱好，他第一个把 “花木兰”改变成为舞台剧。他把西方话剧介绍到兄长资助的南开大学；再把名旦梅兰芳 3 邀请到美国演出西化的京剧。中国的传统道德修养和严格的教育理念中，张彭春看到了可 以与西方思想相结合而形成新事物的优势。
这最终彰显了张彭春的最高成就：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决定性贡献。 这份宣言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由罗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主持的国际专家小组起草的。代表中国 的资深外交官张彭春是该小组的成员。 《宣言》的目的是通过道义上的要求，使政府尊 重基本人权来防止专制和战争。1948 年宣言中规定的人权包括生命、自由、安全、不被 奴役或遭受酷刑、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
John Pomfret 曾写道：“把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 张彭春促成了 一份所有国家适用的普世宣言。张彭春认为，《人权宣言》不仅仅是关于个人权利，也同 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有关。
张彭春的传记作家，斯德哥尔摩大学的 Hans Ingvar Roth 强调了他对《世界人权宣言》的 贡献，他说：“如今宣言中最有意义的所有方面，比如宣言的普世性、宗教中立性、对个 人基本需求和尊严的强调，张彭春都有关键贡献。”
《宣言》在联合国通过后的短短几年，对中国缺乏民主感到沮丧，张彭春辞去了外交官职 务。不难发现，张彭春对政府缺乏民主的判断并不来自于古希腊哲学，而是中国传统思想 中对领导的品德要求。张彭春和胡适都知道“中国人不适和民主” 不过是一派胡言，是 最不爱国的论调。今天的台湾就是鲜活的证据。
那么，如今中国“五四”精神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现在“五四”的继承人，就是有公 民意识的中国公民，其表现在于他们做出的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李文亮医生就是这样的 人。 李医生并不是寻求拯救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个眼科医生，年轻的父亲。他先是 做出了小小的勇敢行动，然后才是更大的英勇举措。 十二月下旬，他最初是通过微信向 几名医学院同学传递警告，说武汉医院发现严重的冠状病毒病例，敦促朋友们保护自己和 家人。
他的警示，没想到，在网上被广为传播，李医生感到不安。不安是有充分理由的。 医院 主管迅速告诫他，不要透露冠状病毒病例的消息。 然后，李医生，因“在互联网上发表 虚假评论”，受到警察的“训诫”，被迫签字承认“造谣”，被威胁诉讼。如果有人怀 疑，这只是地方警察的过激行为，那么官方动用中央电视台对李医生所谓“谣传”大肆宣 传，会消除任何疑问。
然后，李医生做了一件大胆的英勇举措。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在派出所的遭遇， 附上了警察的警告信。全世界都密切关注。 那时李医生已经感染了冠状病毒。他在二月 七日的去世使全世界人民感觉像失去了亲人一样。李医生告诉记者：“我认为，健康的社 会，应该有多个声音，我不赞成公权力的过度干预。” 李医生使用的是胡适的“大白 话”。
在今天的中国, 见记者， 或当记者都需要勇气。如今在中国，连找到国内外的调查记者都 难上加难。一些试图揭露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失踪了，包括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 最 4 近几个月，被驱逐出境的外国记者人数超过了几十年中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人数。 李文亮 的医生同事艾芬医生也对武汉的疫情提出了警告。据报道，艾芬医生在接受采访后再也不 能露面了。
当政府压制有点勇气的普通行为时，往往招致更大胆的英勇行为。
过去的几个月中，有许多人表现出道德和行动上的勇气，都在追求一个世纪前胡适、张彭 春后几代人的共同理想。他们中有政治人物、有人把生命献给了信仰，也有人遵循中国传 统的良心学者，很多是普通公民。许章润、任志强，许志勇、伊力哈木、方方、20 位拒 绝上帝服从共产党的天主教神父，以及去年数百万为法治—法律的统治—而和平示威的 香港市民。这些还只是少数。
今天， 五四运动进入它第二个世纪。它的最终遗产将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中国人民 才能回答啊。 五四运动属于他们。“五四”的民主愿望还会等到下一世纪吗？“五四” 的核心思想会不会每次都被官方的审查而抹掉？ 今天仍然坚信这一主张的人会被称为 “不爱国”、“亲美”有“颠覆性”吗？我们知道共产党会尽量这样做的。 毕竟，毛泽 东对“五四”英雄中少数仍被官方承认的最著名作家鲁迅的宽容度也是有限的。1957 年，官员罗稷南问毛泽东：“鲁迅今天还活着会怎样？” 毛泽东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那些有志在中国寻求真理、说真话的人可能会感到安慰，鲁迅写道：“墨写的谎说，决掩 不住血写的真实。”
最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胡适以解决问题而不在乎抽象政治理论著称。 但是，让我打 破他“少谈主义”的规则，试问今天的中国是否能从少一些民族主义和多一些平民主义中 受益。平民主义民主较少关注左与右，而是关注上与下。 就是说，少数人需要得到多数 人的同意。 当掌握特权的人脱离群众、变得狭隘和自私，平民主义能使他们退缩或出局 。这是一种动力。 它推动了 2015 年的英国脱欧；2016 年特朗普总统胜选；推动了贵校 的创始人 1776 年参与签署《独立宣言》。它能提醒国家权贵记住他们应该为谁工作：“ 美国优先”！
类似的想法不也在“五四”精神中存在吗？ 胡适的白话文难道不是针对自觉了不起的贵 族吗？难道不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宣战吗？不是要在中国建立“民为重”的政府，而不是 “打江山坐江山”吗？世界将等待中国人民最终提供的答案。
感谢大家！
当年他是带着任务去中国的，中文说的好只是为了找出华人社会的弱点。一居心叵测之人这个时候跳出来颠倒黑白，实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大家清楚，五四的宗旨是“反帝反封建", 而绝不是其它！新中国成立以来年年纪念五四，我清楚的经历了5、60年的纪念活动。曾几何时有美国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站出来纪念一次？为什么身居敌视中国的最大势力总统的安全顾问突然站出来假惺惺要告诉中国人怎样纪念五四？就是为了混淆视听，指鹿为马！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中国的需要，就像中国人就喜欢用筷子吃饭，有他的合理性；西方人用刀叉吃饭是有他们的需要。为什么西方的一些势力整天要对华人指手画脚呢？就是让华人做他们的奴隶！说用刀叉才是卫生的，用筷子是封建习惯。一是为了打击华人自信，二是误导世人。
计算机网络的中央处理和分布式处理结果是用中央处理器的效率高很多。这是毋庸置疑的。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体制的，nothing is perfect。 要知道集权社会不等同于独裁社会，西方民主体制不等同于自由社会。他在这里胡言乱语是希望华人为他反对中国出力。让中国人最终都只会用刀叉吃饭，不知有它法。然后说你用刀叉姿势不标准。要跟他学。然后他就可以收 知识产权费，永远作威作福。
所谓的民主是他们的民主，一袋洗衣粉当着全世界的面毁了一个繁荣的伊拉克。不是说好要大家可以说话才是民主的吗？伊拉克说话有人听吗？美国医疗官福西是医疗专业人士对中国抗疫有正面看法，前任白宫发言人面对事实承认了中国做的好，两个人立马从记者会消失。这是什么民主？吓得如今没有美国人敢对媒体说中国的抗疫方法好，而改口说亚洲的抗疫方法棒。
我们在西方生活了几十年，刚来的时候，洋人好奇，鼓励你学习英文。你的结巴英文总得到“perfect”评价（其实他心里把你当笑话看）；但在几十年后我发现每当我们和洋人的利益冲突时，他们就先用鄙夷我们的英语层次来打击我们的自信，让你意识到你不属于他们上等人的圈子，达到他们的目的。我因为工作关系有几年常陪洋人市长，国会议员吃饭感觉良好。有一天，SUNY的一个系主任为了打击我的自信说，你说英语和大部分华人不一样，但是像印第安人的英语。
鲁迅是我们喜欢的文人，但不是圣人。他为什么不会犯错？他当年发现时弊针砭让人敬佩。如果不是时弊，而是因为个人局限，没有大局观而影响中国的崛起，为什么不可以受处罚。你断章取义只在此删除了上下文来污陷伟大领袖毛泽东，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我们华人们要警醒。
Matt Pottinger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中国的记者，在中国工作7年。 结束了记者生涯回到美国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派驻阿富汗几年。现任美国国安顾问。 第一次听到他的完整中文演讲。对中国近代史非常了解。
刚才看到 已经有全部的中文翻译了。 贴在下面。
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精神——2020 年 5 月 4 日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的评论 大家，早安。 我是 Matt Pottinger，副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与您讲话。我带来我的上 司，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 Donald J. Trump 向大家的热情致意。
今天我们在线聚集了几千个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人，因为传染病大流行使我们没有办法相 聚。 但通过因特网的奇迹，我们聚集的规模反而更大。作为美国人、作为中国人、作为 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大家都各尽所能，发挥着从“宏大”到“小巧”的创造力，克服 困难，保护社区。
人类创造力的“宏大”包括利用生物技术和数据分析来开发治疗方法和疫苗。同时，创造 力的“小巧” 包括生活中的细微之处，比如，待在家里学习相互剪剪头发。我的妻子是 个有经验的病毒学家，她今天也在，不过从我的头，您可能发现作为家庭理发师，她还是 个新手。
这是我第二次有幸在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与听众交谈。 约十年前，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后，我应邀在米勒中心发言，内容是我从兵役中学到的知识，还有军队与公民的关系。 从那以后，我始终记得米勒中心主任 Jerry Baliles 的热情和睿智，但他不幸在去年 10 月去 世。他曾为弗吉尼亚和我们国家的公共利益，而服务终生。 我们感谢像 Jerry 这样的人。
今天，我受 Harry Harding(何汉理)教授和林夏如(Shirley Lin)教授的邀请，同大家分享关于 美中关系的一些想法。 林教授告诉我，这次活动恰好是在 “五四”一百零一周年之际。 我知道，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来展开从美国的视角讨论关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1919 年的“五四”，一次大战结束，北京数千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中国在巴 黎和会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西方国家为了安抚日本帝国，将德国在山东半岛 “权益” 转让日本。
游行到天安门的学生高喊：“还我山东！” “拒签《凡尔赛条约》！”等口号，警察强 力驱散示威人士。正如政府关闭和平表达的途径后经常会发生的那样，一些学生诉诸暴 力，抗议升级。 意识到民怨沸腾，中国政府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 2 三年以后，在美国的帮助和调停下，1922 年在华盛顿海军会议达成协议，中国收回了山 东。然而，一百零一年前的今天，学生们发起的运动，意义远远超越了对不平等条约的民 族主义的愤慨。它激励了对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探索。 正如 John Pomfret（潘文）所描述 的美中关系历史中提到，“五四”运动在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赛先生”和“德先生”是那次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口号。 有人称运动为“中国的启蒙运 动”。 Vera Schwarcz（舒衡哲）教授以此为题目，写了本关于“五四”的很有见地的 书。 实际上，关于“五四”有很多极好的研究。 今天至少有两位著名的当代中国历史学 家应邀参加会议：牛津大学的 Rana Mitter 和弗吉尼亚大学的 John Israel。探讨“五四”的 历史和意义，我建议请教这些专家。
现在我想花几分钟，来回顾几个张扬了“五四”精神的中国人。
很自然，胡适是“五四”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此前，他已经是个为中国现代化 而努力的重要思想家。出生在安徽省的胡适，同鲁迅和许多成名作家一样，当时到国外留 过学。在康奈尔大学他从学农业，转向学习哲学。胡适曾在美国教育家 John Dewey 的指 导下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胡适贡献给中国人最伟大的礼物是语言。之前，中国的书面语言“文言文”几个世纪以来 基本上没有变化。许多研究证明，文言文与白话的距离，不亚于拉丁文同现代意大利语。 书面语言的艰深，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设置了鸿沟——这是问题的关键。 文言文， 还有识字本身，主要由少数政治精英和读书人掌握，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中举”，读书不 是为了普罗大众。
与此相反，胡适认为文字应该反映人民的声音，而不只是记录先贤。“是什么时代的人, 说什么时代的话!” 他推广白话文，确信文字要普及。他对中文语言的发展起了关键作 用。 事后看来，胡适推广白话文的意义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很容易忘记，这在当时是 革命性的想法，曾引起过极大的争议。
北京大学的儒家学者和西方文学教授辜鸿铭，嘲笑扫盲。 他在 1919 年 8 月写道：“想想 四万万人，九成识字，结果是什么。 想一想，在北京，苦力、马夫、司机、剃头匠、店 小二、小商贩、猎人、懒汉，流浪汉都有文化，同大学生一样，都想参与政治，我们的美 妙处境会怎样呢？”
这种精英沙文主义一直阻碍了“五四”所拥护的民主理想。 胡适运用他所推广的白话， 巧妙地反驳了反对全民社会契约的论点。 胡适说：“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政府是 一门手艺，需要实践。 胡适根本不在乎精英主义。
但“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经常受到各方指责，政府官员或御用文人曾经指责，“五四”运 动偏袒西方，中国气息不够，甚至不爱国。
但学者张彭春的生平事迹，驳斥了“五四”不够“中国化”的观点。同样是‘五四’一 代，像好友胡适一样，张彭春拿到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出于对戏剧的爱好，他第一个把 “花木兰”改变成为舞台剧。他把西方话剧介绍到兄长资助的南开大学；再把名旦梅兰芳 3 邀请到美国演出西化的京剧。中国的传统道德修养和严格的教育理念中，张彭春看到了可 以与西方思想相结合而形成新事物的优势。
这最终彰显了张彭春的最高成就：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决定性贡献。 这份宣言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由罗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主持的国际专家小组起草的。代表中国 的资深外交官张彭春是该小组的成员。 《宣言》的目的是通过道义上的要求，使政府尊 重基本人权来防止专制和战争。1948 年宣言中规定的人权包括生命、自由、安全、不被 奴役或遭受酷刑、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
John Pomfret 曾写道：“把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 张彭春促成了 一份所有国家适用的普世宣言。张彭春认为，《人权宣言》不仅仅是关于个人权利，也同 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有关。
张彭春的传记作家，斯德哥尔摩大学的 Hans Ingvar Roth 强调了他对《世界人权宣言》的 贡献，他说：“如今宣言中最有意义的所有方面，比如宣言的普世性、宗教中立性、对个 人基本需求和尊严的强调，张彭春都有关键贡献。”
《宣言》在联合国通过后的短短几年，对中国缺乏民主感到沮丧，张彭春辞去了外交官职 务。不难发现，张彭春对政府缺乏民主的判断并不来自于古希腊哲学，而是中国传统思想 中对领导的品德要求。张彭春和胡适都知道“中国人不适和民主” 不过是一派胡言，是 最不爱国的论调。今天的台湾就是鲜活的证据。
那么，如今中国“五四”精神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现在“五四”的继承人，就是有公 民意识的中国公民，其表现在于他们做出的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李文亮医生就是这样的 人。 李医生并不是寻求拯救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个眼科医生，年轻的父亲。他先是 做出了小小的勇敢行动，然后才是更大的英勇举措。 十二月下旬，他最初是通过微信向 几名医学院同学传递警告，说武汉医院发现严重的冠状病毒病例，敦促朋友们保护自己和 家人。
他的警示，没想到，在网上被广为传播，李医生感到不安。不安是有充分理由的。 医院 主管迅速告诫他，不要透露冠状病毒病例的消息。 然后，李医生，因“在互联网上发表 虚假评论”，受到警察的“训诫”，被迫签字承认“造谣”，被威胁诉讼。如果有人怀 疑，这只是地方警察的过激行为，那么官方动用中央电视台对李医生所谓“谣传”大肆宣 传，会消除任何疑问。
然后，李医生做了一件大胆的英勇举措。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在派出所的遭遇， 附上了警察的警告信。全世界都密切关注。 那时李医生已经感染了冠状病毒。他在二月 七日的去世使全世界人民感觉像失去了亲人一样。李医生告诉记者：“我认为，健康的社 会，应该有多个声音，我不赞成公权力的过度干预。” 李医生使用的是胡适的“大白 话”。
在今天的中国, 见记者， 或当记者都需要勇气。如今在中国，连找到国内外的调查记者都 难上加难。一些试图揭露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失踪了，包括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 最 4 近几个月，被驱逐出境的外国记者人数超过了几十年中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人数。 李文亮 的医生同事艾芬医生也对武汉的疫情提出了警告。据报道，艾芬医生在接受采访后再也不 能露面了。
当政府压制有点勇气的普通行为时，往往招致更大胆的英勇行为。
过去的几个月中，有许多人表现出道德和行动上的勇气，都在追求一个世纪前胡适、张彭 春后几代人的共同理想。他们中有政治人物、有人把生命献给了信仰，也有人遵循中国传 统的良心学者，很多是普通公民。许章润、任志强，许志勇、伊力哈木、方方、20 位拒 绝上帝服从共产党的天主教神父，以及去年数百万为法治—法律的统治—而和平示威的 香港市民。这些还只是少数。
今天， 五四运动进入它第二个世纪。它的最终遗产将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中国人民 才能回答啊。 五四运动属于他们。“五四”的民主愿望还会等到下一世纪吗？“五四” 的核心思想会不会每次都被官方的审查而抹掉？ 今天仍然坚信这一主张的人会被称为 “不爱国”、“亲美”有“颠覆性”吗？我们知道共产党会尽量这样做的。 毕竟，毛泽 东对“五四”英雄中少数仍被官方承认的最著名作家鲁迅的宽容度也是有限的。1957 年，官员罗稷南问毛泽东：“鲁迅今天还活着会怎样？” 毛泽东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那些有志在中国寻求真理、说真话的人可能会感到安慰，鲁迅写道：“墨写的谎说，决掩 不住血写的真实。”
最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胡适以解决问题而不在乎抽象政治理论著称。 但是，让我打 破他“少谈主义”的规则，试问今天的中国是否能从少一些民族主义和多一些平民主义中 受益。平民主义民主较少关注左与右，而是关注上与下。 就是说，少数人需要得到多数 人的同意。 当掌握特权的人脱离群众、变得狭隘和自私，平民主义能使他们退缩或出局 。这是一种动力。 它推动了 2015 年的英国脱欧；2016 年特朗普总统胜选；推动了贵校 的创始人 1776 年参与签署《独立宣言》。它能提醒国家权贵记住他们应该为谁工作：“ 美国优先”！
类似的想法不也在“五四”精神中存在吗？ 胡适的白话文难道不是针对自觉了不起的贵 族吗？难道不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宣战吗？不是要在中国建立“民为重”的政府，而不是 “打江山坐江山”吗？世界将等待中国人民最终提供的答案。
感谢大家！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世界在逐渐了解中国，中国人也在逐渐了解世界的异性。他们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有的甚至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分子。于是，有些中国人漂洋过海，嫁给了外国男人或者娶了外国女孩。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跨国婚姻的登记数几乎是逐年繁荣昌盛。1982年，中国跨国婚姻登记数为14193对，而到了1997年已达50773对，涉及53个国家和地区。
人们在惊叹这一段段惊世未了情的同时，却忽视了故事背后的酸甜苦辣欢乐痛苦。由于文化的差异的婚姻观念，以及成家的目的各有不同，在婚姻中演绎了一幕幕悲喜剧，跨国婚姻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浪漫，那么甜蜜。来自不同国家的两口子告诫我们，其实与任何一段婚姻一样，跨国婚姻，不仅仅是相爱。
日本男性最愿意娶中国女性
随着中国人逐步走向世界，以工作、学习和生活为目的旅居日本的中国人在逐渐增加。在这些中国人中，一些女性嫁给了日本人为妻。日本政府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随着日本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国际婚姻也在与日俱增，特别是日本男子娶外国女子为妻的越来越多，其中娶中国女子为妻的比例最高。
随着日本人口增长率一年比一年低，40多岁的一般日本男性现在很难找到二三十岁的日本女性为妻，原因是如今日本女性都要求较高的生活水准，而一般的40多岁的日本男人的经济条件大多都达不到她们的要求。于是，这些日本男子尽快解决单身寂寞的最佳办法就是把寻求配偶的目标转向国外。一般日本人都认为，中国人的长相与日本人很像，饮食差异也不大，都使用筷子，都会写汉字，等等。
中澳婚姻温而不热澳大利亚和中国是地球上一南一北两个国家，文化背景十分不同，但是两国间的联姻数量却一直居高不下。这当中，除了经济的吸引和文化的好奇等有利因素之外，也存在许多困难和误解尽管中澳交流年年发展，但是两国婚姻并没有出现过突增或者突降的情况，近几年每年结婚人数比例的增长基本不超过7%，偶尔还有降低。这种平缓增长一方面说明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的生活趋于稳定，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几年中澳婚姻交流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
澳大利亚移民局对中澳婚姻的签证一直控制严格。首先他们要证明双方婚姻关系的真实性和持久性，而且这种考核对申请人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现状，家庭中长辈参与程序和申请人对婚后的安排，并未加以深入考察，而是直接套用澳大利亚的各种观念、行为标准和移民部政策，罗列出一串串申请人未能符合的条件或标准。所以有时候申请人在面试时一个不经意的回答会成为拒签理由之一；有时，申请人在婚姻生活中的矛盾或不和，尽管双方和好如初，但仍然会被移民官抓住把柄赫然成为拒签的重要理由之一。从2002年12月开始，澳大利亚立法规定实施新的结婚证书颁布办法，所有要登记结婚的配偶，可以先谈好彼此的结婚条件，包括离婚时财产如何分配，小孩如何教育，要到什么地方度假，甚至一周做爱几次，等等。
许多在悉尼的中国人对此无法理解，但是澳大利亚人对此另有看法，悉尼大学正要结婚的安德森教授就认为，这样很清楚，也是一种互相尊重对方的表现。
中澳跨国婚姻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专家说原因和澳大利亚整体婚姻文化习惯有关。澳大利亚是有名的家庭观念差的国家，在世界各国夫妻离婚率排到前三，第一是美国。40岁以上的澳大利亚男人中，有过离婚记录的占全体总数的40%。所以澳大利亚人把婚姻看得比较淡。
中德联姻喜忧参半
上海的磁浮列车开通了，来自德国慕尼黑的电机商人彼得先生感到非常兴奋。他很清楚，中德两国合作的磁浮列车项目的开始意味着中德两国在上海的合作前途无量，对他个人来说，这绝对有助于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在上海找一个中国媳妇。“两国交流越来越多，中国姑娘对我们越来越不陌生，我在工作中和她们交流越来越容易。”彼得操着生硬的汉语说。据了解，彼得先生身边有这种想法的德国小伙子还有不少。
德国人把婚姻家庭看得很重，这一点和中国人很相似。如此他们认为应当有了一定经济基础才能结婚，否则婚姻会不稳定。也因此，德国人办理跨国结婚的手续非常烦琐。登记结婚的话，首先要把从小到大各种证件能办上的都办上。这些文件必须首先经过中国公证机构公证，再经中国外交部确认，最后由德国驻中国大使馆认证后再邮寄到德国，由在德国注册的翻译公司译成德语，后再递交给婚姻登记处。但最终能否结婚不是由婚姻登记处说了算，所有文件都得送德国各州最高法院由法院决定。一般来说，没四个月这套程序批不下来。乃至有一种说法建议凡欲和德国人结婚者转道丹麦办理，那里三天就够了
当年他是带着任务去中国的，中文说的好只是为了找出华人社会的弱点。一居心叵测之人这个时候跳出来颠倒黑白，实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大家清楚，五四的宗旨是“反帝反封建", 而绝不是其它！新中国成立以来年年纪念五四，我清楚的经历了5、60年的纪念活动。曾几何时有美国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站出来纪念一次？为什么身居敌视中国的最大势力总统的安全顾问突然站出来假惺惺要告诉中国人怎样纪念五四？就是为了混淆视听，指鹿为马！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中国的需要，就像中国人就喜欢用筷子吃饭，有他的合理性；西方人用刀叉吃饭是有他们的需要。为什么西方的一些势力整天要对华人指手画脚呢？就是让华人做他们的奴隶！说用刀叉才是卫生的，用筷子是封建习惯。一是为了打击华人自信，二是误导世人。
计算机网络的中央处理和分布式处理结果是用中央处理器的效率高很多。这是毋庸置疑的。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体制的，nothing is perfect。 要知道集权社会不等同于独裁社会，西方民主体制不等同于自由社会。他在这里胡言乱语是希望华人为他反对中国出力。让中国人最终都只会用刀叉吃饭，不知有它法。然后说你用刀叉姿势不标准。要跟他学。然后他就可以收 知识产权费，永远作威作福。
所谓的民主是他们的民主，一袋洗衣粉当着全世界的面毁了一个繁荣的伊拉克。不是说好要大家可以说话才是民主的吗？伊拉克说话有人听吗？美国医疗官福西是医疗专业人士对中国抗疫有正面看法，前任白宫发言人面对事实承认了中国做的好，两个人立马从记者会消失。这是什么民主？吓得如今没有美国人敢对媒体说中国的抗疫方法好，而改口说亚洲的抗疫方法棒。
我们在西方生活了几十年，刚来的时候，洋人好奇，鼓励你学习英文。你的结巴英文总得到“perfect”评价（其实他心里把你当笑话看）；但在几十年后我发现每当我们和洋人的利益冲突时，他们就先用鄙夷我们的英语层次来打击我们的自信，让你意识到你不属于他们上等人的圈子，达到他们的目的。我因为工作关系有几年常陪洋人市长，国会议员吃饭感觉良好。有一天，SUNY的一个系主任为了打击我的自信说，你说英语和大部分华人不一样，但是像印第安人的英语。
鲁迅是我们喜欢的文人，但不是圣人。他为什么不会犯错？他当年发现时弊针砭让人敬佩。如果不是时弊，而是因为个人局限，没有大局观而影响中国的崛起，为什么不可以受处罚。你断章取义只在此删除了上下文来污陷伟大领袖毛泽东，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我们华人们要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