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留学之梦，我人生的第三个转折点
上世纪80年代初，当贫困的噩梦渐渐苏醒，上海迎来了最早的留学热潮。任何海外关系都被视作一根救命稻草，一线通往世界的希望。一时间，托福和GRE培训班门庭若市，成为有出国梦想的人们必经的备考之路。然而，如果追溯至祖辈，我家没有任何海外关系，亲朋好友中也鲜有海外背景。面对现实，我从未奢望过出国，甚至不敢做这样的梦，因此也从未参加过任何培训班，更没有考过一次托福或GRE。谁都无法相信，没有这些成绩，我竟然能踏上赴美留学的旅程。那么，这段出国的篇章，就从我的研究生考试说起吧。
（一）以“终身卖身契”为代价的豪赌
1982年，国家统一分配制度的不公引发了上海1347名应届毕业生的抗争，我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次建国以来极为罕见的大规模学生抗争。最终，上海市政府试图在学生期望和国家安排之间寻找平衡，对部分表现突出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毕业生，重新调整岗位或允许留在城市。直到1984年前后，大部分抗争者才重新获得工作。而我，带着“不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深深政治烙印，结束了在家待业一年半的煎熬，于1984年4月被重新分配到上海长阳生化制药厂。
虽然我被“平反”并分配在市区，但按照共产党的惯例，我虽落实了政策但仍被“戴上了尾巴”。我去的长阳生化制药厂，是上海市农场局牛奶公司下属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员工仅两百人左右，是上海最小、最差的制药厂。
这个厂建立于文革后期，上海牛奶公司第九牧场的几位“老三届”工人，凭着一篇文献，从牧场废物小公牛的胸腺里提取出DNA，并利用酶水解获得脱氧核苷酸单体，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从最初的糖浆剂到注射剂再到冻干粉针剂，直到广受欢迎的片剂。这使得脱氧核苷酸钠的市场需求在其问世后的四五年间有了几何级数的增长。随着市场扩大，原料从小牛胸腺换成了更丰富的鲑鱼鱼精，但采购和运输成本也随之增加。作为文革时期的仓促产物，其药品未经严谨的科学认证和双盲临床试验，加上派系内斗留下的复杂历史问题，长阳生化制药厂开始走下坡路。
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的两位77级大学生H和L同学比我先到，H同学被聘为技术副厂长；我是第三个，不久也被聘为技术股副股长。但我们都感觉自己像是被摆放在此的花瓶，仅供人观赏，毫无实用价值。由于历史原因，工厂各级重要部门几乎全部被来自牧场的老三届元老控制，他们掌握实权，也主宰着我们的命运。
那时，在职职工考研究生需要单位证明，而牛奶公司组织处明文规定，公司内所有大学生不准考研或调离。在多数人眼中，考研究生是一种“不务正业”的行为，民意和社会认同度极低。我们几人如同跳入一潭死水，感觉终将被慢慢窒息。H和L同学多次争取考研无果后放弃了。好在不久后，他们先后参加了牛奶公司和丹麦的重大合作项目，获得去丹麦培训一年的机会。三个大学生，只剩下孤身一人的我，越发感到无助。
我骨子里有一种坚持不懈的倔强，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考研究生。天无绝人之路，1986年，随着老三届H厂长的调离，我的命运也出现转机。新调来的Z厂长是位工人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但朴实、有担当，讲江湖义气。他见我整日因考研之事和他纠缠，也无心工作，无奈之下说：“公司组织处有规定，不允许任何大学生考研。这次我来承担所有责任，私下盖章同意你报考，但你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你考上，我为你高兴，公司怪罪下来我来担着；如果你考不上，就得老老实实在这里待一辈子，不准再提考研和调离。”他笑着半开玩笑：“如果你考不上，就等于跟我签了一张终身的‘卖身契’。”
我欣然接受，接受这场以终身“卖身契”为代价的豪赌，愿赌服输。
1986年12月5日，在报名截止日的最后一天，我拿着单位介绍信，报名参加了198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距离考试（1987年2月13日至15日）仅剩下两个多月。
自1982年毕业，我的学业已荒废了五年。在短短两个多月内，想把大学四年的所有课程，特别是令人生畏的高等数学，全部捡起来，几乎不可能。偶然得知，报考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部）药学系药物化学专业的研究生不考高等数学，主考四大化学加综合化学。我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医科大学。
从报名到考试，只有六十多天。考研的日子一天天迫近，压力也一斤斤加重。疯狂熬夜已是家常便饭，最后二十几天，已32岁的我拼上了“老命”做最后一搏。我甚至利用上班的空余时间复习，却被另外两位老三届同事偷偷打小报告。朱厂长几乎每天来查岗，严词警告我考研不能影响工作。
那时的上海住房紧张，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我借了大姐教书的巨鹿路第四小学的一间小房间自习。上海冬日阴冷，没有暖气，我裹着几层衣服，手还是冻得不听使唤。那时我无暇去畅想成功，也无暇去担心那张“卖身契”。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能在2月13日那天，亲手在考卷上写下自己呕心沥血的点滴，完成人生中唯一一次考研的拼搏。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考研便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纵使前路艰难，也必须咬紧牙关拼命向前。
两个多月的时间飞快过去，2月13日终于来临。上海市招生办为报考外地院校的考生专设一个考场，我是唯一一个报考北医的上海考生。我打开从北京密封寄来的考卷时，顿时傻了眼。医科大学的教学与我们工科大学完全不同，考卷与我按工科内容复习的知识点有很大差异。题目看似简单，但上手很难，做好更难。我在考场里乱了阵脚，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三天考完后，我信心全无，总觉得自己考砸了。导师当年只招两名研究生，我对自己是否能排进前两名完全失去了信心。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报考北医的想法是多么幼稚：首先，信息不对称、不透明，我完全不知道北医的考研信息和考试大纲，几乎没有任何获取渠道；其次，辅导材料，特别是针对性强的复习资料，更是难求；最主要的是，我依靠工科的老教科书复习，这最终证明后患无穷。
考研究生是一场孤军奋战，是一场只有到终点才能见分晓的比赛。在艰难的途中，我没有气馁，也没有放弃。但在终点，我感觉自己败了。我灰溜溜地回到工厂上班，面对同事们异样的眼光。风言风语传来我要被解聘技术股股长、下放到最脏最臭的鱼精粉碎车间。我坦然面对一切，准备咽下自己种下的苦果。
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北医的来函。我以为是未被录取的通知书，打开一看，竟然是复试通知书。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坐火车来到北京，第一次来到首都参加复试。马老师负责面试，第一项是实验技能：让我立刻搭建一套有机合成精馏装置并阐述原理，我只花了几分钟就顺利完成。第二项是专业外语：让我当场翻译一篇英文化学文摘。由于荒废了五年，专业外语都还给了老师，我当场卡住了。马老师耐心地问我，如果给化学词典，能否再试试？这当然没问题，有了词典，我几乎全部翻译准确。就这样，我顺利通过了复试。马老师悄悄告诉我，这次是“一比一”复试，让我回家准备来上学吧。
考研究生是一场考验知识水平和综合能力的马拉松，每一个成功跑到终点的人，除了才华和努力，有时更多靠的是运气。后来我才知道，这次能够被录取，完全是因为运气好。1987年，共有六十多人报考张老师的科研组，争夺两个研究生名额，其中应届和在职考生各占一半。如果按成绩排名，我不可能被录取。但那年，国家教委第一次提出提高录取在职人员比例的倡议，并鼓励应届生保留入学资格，先工作1-3年再入学。北医的两个名额中，有一个必须是录取在职考生，而我恰好是这三十多名在职考生中的第一名。
就这样，1987年，我荣幸地成为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部）的硕士研究生，踏入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著名学府和科学殿堂。这不仅是一次学业上的飞跃，也为我未来几十年的生物医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第一步。
我研究生毕业时，最想去的是一个山沟子，那里科研条件很好，也没有大城市的花花绿绿，就是一门心思做研究；可惜朋友不支持，也就只好留在大城市大院了。
不久前我了解了一下那时期去那里的两、三个学校的研究生，干得最一般的也是正高级技术职称的大校、总装科技委委员，更不用为研究经费发愁；干得比较出色的则是院士将军。
第三章：留学之梦，我人生的第三个转折点
上世纪80年代初，当贫困的噩梦渐渐苏醒，上海迎来了最早的留学热潮。任何海外关系都被视作一根救命稻草，一线通往世界的希望。一时间，托福和GRE培训班门庭若市，成为有出国梦想的人们必经的备考之路。然而，如果追溯至祖辈，我家没有任何海外关系，亲朋好友中也鲜有海外背景。面对现实，我从未奢望过出国，甚至不敢做这样的梦，因此也从未参加过任何培训班，更没有考过一次托福或GRE。谁都无法相信，没有这些成绩，我竟然能踏上赴美留学的旅程。那么，这段出国的篇章，就从我的研究生考试说起吧。
（一）以“终身卖身契”为代价的豪赌
1982年，国家统一分配制度的不公引发了上海1347名应届毕业生的抗争，我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次建国以来极为罕见的大规模学生抗争。最终，上海市政府试图在学生期望和国家安排之间寻找平衡，对部分表现突出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毕业生，重新调整岗位或允许留在城市。直到1984年前后，大部分抗争者才重新获得工作。而我，带着“不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深深政治烙印，结束了在家待业一年半的煎熬，于1984年4月被重新分配到上海长阳生化制药厂。
虽然我被“平反”并分配在市区，但按照共产党的惯例，我虽落实了政策但仍被“戴上了尾巴”。我去的长阳生化制药厂，是上海市农场局牛奶公司下属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员工仅两百人左右，是上海最小、最差的制药厂。
这个厂建立于文革后期，上海牛奶公司第九牧场的几位“老三届”工人，凭着一篇文献，从牧场废物小公牛的胸腺里提取出DNA，并利用酶水解获得脱氧核苷酸单体，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从最初的糖浆剂到注射剂再到冻干粉针剂，直到广受欢迎的片剂。这使得脱氧核苷酸钠的市场需求在其问世后的四五年间有了几何级数的增长。随着市场扩大，原料从小牛胸腺换成了更丰富的鲑鱼鱼精，但采购和运输成本也随之增加。作为文革时期的仓促产物，其药品未经严谨的科学认证和双盲临床试验，加上派系内斗留下的复杂历史问题，长阳生化制药厂开始走下坡路。
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的两位77级大学生H和L同学比我先到，H同学被聘为技术副厂长；我是第三个，不久也被聘为技术股副股长。但我们都感觉自己像是被摆放在此的花瓶，仅供人观赏，毫无实用价值。由于历史原因，工厂各级重要部门几乎全部被来自牧场的老三届元老控制，他们掌握实权，也主宰着我们的命运。
那时，在职职工考研究生需要单位证明，而牛奶公司组织处明文规定，公司内所有大学生不准考研或调离。在多数人眼中，考研究生是一种“不务正业”的行为，民意和社会认同度极低。我们几人如同跳入一潭死水，感觉终将被慢慢窒息。H和L同学多次争取考研无果后放弃了。好在不久后，他们先后参加了牛奶公司和丹麦的重大合作项目，获得去丹麦培训一年的机会。三个大学生，只剩下孤身一人的我，越发感到无助。
我骨子里有一种坚持不懈的倔强，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考研究生。天无绝人之路，1986年，随着老三届H厂长的调离，我的命运也出现转机。新调来的Z厂长是位工人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但朴实、有担当，讲江湖义气。他见我整日因考研之事和他纠缠，也无心工作，无奈之下说：“公司组织处有规定，不允许任何大学生考研。这次我来承担所有责任，私下盖章同意你报考，但你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你考上，我为你高兴，公司怪罪下来我来担着；如果你考不上，就得老老实实在这里待一辈子，不准再提考研和调离。”他笑着半开玩笑：“如果你考不上，就等于跟我签了一张终身的‘卖身契’。”
我欣然接受，接受这场以终身“卖身契”为代价的豪赌，愿赌服输。
1986年12月5日，在报名截止日的最后一天，我拿着单位介绍信，报名参加了198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距离考试（1987年2月13日至15日）仅剩下两个多月。
自1982年毕业，我的学业已荒废了五年。在短短两个多月内，想把大学四年的所有课程，特别是令人生畏的高等数学，全部捡起来，几乎不可能。偶然得知，报考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部）药学系药物化学专业的研究生不考高等数学，主考四大化学加综合化学。我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医科大学。
从报名到考试，只有六十多天。考研的日子一天天迫近，压力也一斤斤加重。疯狂熬夜已是家常便饭，最后二十几天，已32岁的我拼上了“老命”做最后一搏。我甚至利用上班的空余时间复习，却被另外两位老三届同事偷偷打小报告。朱厂长几乎每天来查岗，严词警告我考研不能影响工作。
那时的上海住房紧张，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我借了大姐教书的巨鹿路第四小学的一间小房间自习。上海冬日阴冷，没有暖气，我裹着几层衣服，手还是冻得不听使唤。那时我无暇去畅想成功，也无暇去担心那张“卖身契”。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能在2月13日那天，亲手在考卷上写下自己呕心沥血的点滴，完成人生中唯一一次考研的拼搏。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考研便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纵使前路艰难，也必须咬紧牙关拼命向前。
两个多月的时间飞快过去，2月13日终于来临。上海市招生办为报考外地院校的考生专设一个考场，我是唯一一个报考北医的上海考生。我打开从北京密封寄来的考卷时，顿时傻了眼。医科大学的教学与我们工科大学完全不同，考卷与我按工科内容复习的知识点有很大差异。题目看似简单，但上手很难，做好更难。我在考场里乱了阵脚，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三天考完后，我信心全无，总觉得自己考砸了。导师当年只招两名研究生，我对自己是否能排进前两名完全失去了信心。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报考北医的想法是多么幼稚：首先，信息不对称、不透明，我完全不知道北医的考研信息和考试大纲，几乎没有任何获取渠道；其次，辅导材料，特别是针对性强的复习资料，更是难求；最主要的是，我依靠工科的老教科书复习，这最终证明后患无穷。
考研究生是一场孤军奋战，是一场只有到终点才能见分晓的比赛。在艰难的途中，我没有气馁，也没有放弃。但在终点，我感觉自己败了。我灰溜溜地回到工厂上班，面对同事们异样的眼光。风言风语传来我要被解聘技术股股长、下放到最脏最臭的鱼精粉碎车间。我坦然面对一切，准备咽下自己种下的苦果。
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北医的来函。我以为是未被录取的通知书，打开一看，竟然是复试通知书。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坐火车来到北京，第一次来到首都参加复试。马老师负责面试，第一项是实验技能：让我立刻搭建一套有机合成精馏装置并阐述原理，我只花了几分钟就顺利完成。第二项是专业外语：让我当场翻译一篇英文化学文摘。由于荒废了五年，专业外语都还给了老师，我当场卡住了。马老师耐心地问我，如果给化学词典，能否再试试？这当然没问题，有了词典，我几乎全部翻译准确。就这样，我顺利通过了复试。马老师悄悄告诉我，这次是“一比一”复试，让我回家准备来上学吧。
考研究生是一场考验知识水平和综合能力的马拉松，每一个成功跑到终点的人，除了才华和努力，有时更多靠的是运气。后来我才知道，这次能够被录取，完全是因为运气好。1987年，共有六十多人报考张老师的科研组，争夺两个研究生名额，其中应届和在职考生各占一半。如果按成绩排名，我不可能被录取。但那年，国家教委第一次提出提高录取在职人员比例的倡议，并鼓励应届生保留入学资格，先工作1-3年再入学。北医的两个名额中，有一个必须是录取在职考生，而我恰好是这三十多名在职考生中的第一名。
就这样，1987年，我荣幸地成为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部）的硕士研究生，踏入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著名学府和科学殿堂。这不仅是一次学业上的飞跃，也为我未来几十年的生物医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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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了解了一下那时期去那里的两、三个学校的研究生，干得最一般的也是正高级技术职称的大校、总装科技委委员，更不用为研究经费发愁；干得比较出色的则是院士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