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被批斗
2025年8月12日
1968年1月2日晚,在西安交大无线电系东二楼的一个小教室里,戴宁生所在的计算51班召开了第一次批斗戴宁生的批斗会,重点是批判戴宁生的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血气方刚的戴宁生走进教室,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坚定和伟大和这班同学们的猥琐和渺小。几个人轮番站起来,义愤填膺地说了一些空话。戴宁生和他们没有过来往,没有和他们交谈过,他们不可能知道戴宁生有些什么言论和思想,他们除了说一些誓死捍卫圣人等套话之外,实在没多少可以说的。
可是,让戴宁生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在这个班上与他最为要好的同学肖展祥站了起来。大家有目共睹的是,肖展祥自1965年入学以来就是戴宁生最要好的好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交谈交换思想。戴宁生这时才回想起来,近来,肖展祥一直躲避着他,没有像往日一样打个招呼,说上几句。眼下,肖展祥站在那里,低着头,避开了戴宁生的眼睛,像一个被击垮和摧毁了的人,开始发言了。他说话的声音比平常小了一点,腔调也有点不自然。
他说:“戴宁生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江青和陈伯达。他说江青水平不高,处理问题处理得不对,不适合做领袖。”
“你说过这话没有?”班上的几个人质问道。
“说过。但我的意思是她提的文攻武卫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党的事业不好。”幼稚的戴宁生理直气壮地一口承认了。其实,他只对肖展祥一个人说过自己的这个看法,他完全可以否认抵赖掉。他接着说:“我也认为她在首都联动和西城纠察队的处理上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唐雪英站起来,把手攥成拳头向空中打去,领着大家喊道:“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到谁!”
肖展祥接着念他手上拿着的一张稿纸:“戴宁生还说,陈伯达作为《红旗》杂志的主编,对其刊登的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要负责任。”
“你说过这话没有?”
“说过。但我的意思是8月1日《红旗》杂志的《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把文革弄到部队里去对党的事业不好。”幼稚的戴宁生又理直气壮地一口承认了。其实,他只对肖展祥一个人说过自己的这个看法。他完全可以抵赖掉不承认。
唐雪英又站了起来,把手攥成拳头向空中打去,领着大家喊道:“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到谁!”
肖展祥接着念到:“戴宁生还说过《论共产党员修养》不好批判。”
“你说过这话没有?为什不可以批判?”
“说过。但我的意思不是’不可以’,我说的’不好’批判是’不容易’批判的意思。那本书里句子又臭又长,空洞无物,一派陈词滥调,所以批判起来会有困难。”幼稚的戴宁又是理直气壮地一口承认了。其实,他只对肖展祥一个人说过自己的这个看法。他完全可以抵赖掉不承认。让他伤心的是,肖展祥应该知道他所说的“不好”是“不容易”不是“不可以”的意思。
唐雪英站起来,把手攥成拳头向空中打去,领着大家喊道:“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肖展祥念完了手上的稿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坐了下来。他没有把戴宁生和他说过的所有话都抖落出来。比如对近来出现的抓叛徒的高潮,戴宁生就对他说过:原来,帮助圣人打下天下的都是些叛徒;帮助圣人建设他的“共和国”的都是些反对他的人。也许是肖展祥不记得了,也许是他觉得揭发了上面几条已经足够应付了。
***
其后,戴宁生因为书写“反动标语”罪以及散布反动言论以及思想反动等罪名而被隔离、批斗、坐牢、劳改。他总算幸运,没有像后来说了类似言论的机械系的学生袁亮那样被判了15年徒刑。五年后,他走出了牢房的两年之后,终于又和肖展祥联系上并收到了肖展祥的回信。
“宁生:
来信已收到二天,信到周口已有二十天,但当时我去武汉出差,在前几天才回来。这封意想不到的信,确实使我感到惊讶,几乎不能相信,拜读再三,往事历历。自觉心痛有余,惭愧万分,没想到你还愿意给我写信。
已经有六年了。历史是多么离奇地给我们开玩笑哪!我自己也一点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荒唐的地步,作为我自己,在对你的问题上,是有罪责的,我经受不住人们的威胁,违背了自己的心愿,可耻地低下了自己的头。虽然自己也常常在鼓励自己要为真理而斗争,而终于还是当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懦夫。朱文章写信的所谓“困难处境”的辩护词,都不过是一些多余的话,归根到底还是自己。
在校时,也曾有过几次关于你的问题的辩讨。然而大多数的先生们都看风使舵,而我呢?说了几次,结果被“左派”先生们以“划不清界线”吓住了,而有些“好心”的人也劝我千万不要自讨苦吃,而且我在当时的班上是已经没有市场的,所以几乎被剥夺了发言权,……。
毕业了,要离开交大了,然而并不留恋,只有悔恨,那几年里自己是当了一个多么不光彩的角色啊!后来在部队农场锻炼,有多少次自己是多么激动啊!我想写信给西安市公安局为你辩护,但一次又一次终于为了怕“连累”自己而沉默了。后来也碰到过一些交大的同学,小心地打听过你的消息,但一无所知。这次春节探亲回家,经上海回来在南京呆了两天。那是三月十四日,我在新街口看见一个人很像你,当时我不知为什么,几乎全身都麻木了,我想追上去,但没有,后来似乎看着这个人上公共汽车去了。当我清醒过来时,我觉得一定要去找一找,我想到南大一定可以知道你的下落,你爸爸和二姐都在南大,但因买了当天回到武汉的船票,所以只好带着万分遗憾的心情离开了南京 ------。我常常在自我解嘲,耿耿于此,何苦来哉?大概是为良心的谴责吧,总想把我满腔忧愁序说一下。就这样,过了六年了。后悔!惭愧!心痛!
心中千言万语,然而乱麻一团不知从何谈起,谴责我吧,我会受之心甘的。
以后再谈吧
祝好
展详
73.6.3.
于周口”
戴宁生读了信,百感交集。他没有任何怪罪肖展祥的地方。他知道,肖展祥当时对唐雪英有暧昧之情。唐雪英虽没正面回应那暧昧之情,但却明示肖展祥:“你首先要和戴宁生划清界限,揭发戴宁生的反动言论和思想!”戴宁生深感愧疚,他连累了自己的好朋友,让自己的好朋难以做人。更何况,他清楚地知道,在他从文革一开始就在班上陷入孤立之后,一年多来肖展祥一直站在他一边,为他辩护伸张。后来毕业分配时,肖展祥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而被分到了农场。
戴宁生不免也想起了他在班上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朱文章。他们两一起在自贡和重庆生活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他们之间谈及的言论和思想应该要多得多。当班文革小组成员孙荣坤要工人家庭出身的朱文章也站出来揭发戴宁生时,朱文章一口回绝了:“戴宁生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他说了些什么,我哪里记得!”
“一句也记不起来?”
“一个字也不记得!”
回想起来,戴宁生聊以自慰的是,无论那以后他的专案组如何威胁利诱他,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和朱文章一起去了自贡和重庆,更没有说过朱文章和肖展祥都对他说过些什么。其实,说实话,他也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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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年级有两位要好的同学甲和乙,文革中他们经常私下谈论一些忧国忧民的问题。
1969年底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乙因为与外文系的一位朋友也经常探讨类似的问题,不巧这位外文系的老兄因为遭别人揭发,被斗。他为了立功,就招出了乙。结果乙就被我们系隔离审查,不断逼供他的言论问题,并要供出同伙。
甲当时惊恐不已,坐立不安。幸运的是,乙没有招供出甲。而甲虽没有被查出最令人恐怖的言论问题,却莫名其妙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
我与甲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于是工宣队专案组就逼问甲,要他供出516的同伙成员,同时也在大小会上向我提示,要我主动坦白等等。甲当然没有供出任何别人,我也算逃过一劫。
毕业后至今,甲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是最要好的朋友。他才干不错,当到某个名大学的校长直到退休。对当年乙没有咬出他,一直感激,所以也不断打听乙的下落。可是乙的经历非常坎坷,毕业后音讯全无。
终于,在进校50周年聚会里,他们才重新见到面,为当年的境遇不胜唏嘘。
又互相声明,我今天在普希金广场没有对任何人发表过任何政治言论。
揭发别人的话, 真要整你,变个法子就是反动言论了!
第一次被批斗
2025年8月12日
1968年1月2日晚,在西安交大无线电系东二楼的一个小教室里,戴宁生所在的计算51班召开了第一次批斗戴宁生的批斗会,重点是批判戴宁生的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血气方刚的戴宁生走进教室,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坚定和伟大和这班同学们的猥琐和渺小。几个人轮番站起来,义愤填膺地说了一些空话。戴宁生和他们没有过来往,没有和他们交谈过,他们不可能知道戴宁生有些什么言论和思想,他们除了说一些誓死捍卫圣人等套话之外,实在没多少可以说的。
可是,让戴宁生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在这个班上与他最为要好的同学肖展祥站了起来。大家有目共睹的是,肖展祥自1965年入学以来就是戴宁生最要好的好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交谈交换思想。戴宁生这时才回想起来,近来,肖展祥一直躲避着他,没有像往日一样打个招呼,说上几句。眼下,肖展祥站在那里,低着头,避开了戴宁生的眼睛,像一个被击垮和摧毁了的人,开始发言了。他说话的声音比平常小了一点,腔调也有点不自然。
他说:“戴宁生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江青和陈伯达。他说江青水平不高,处理问题处理得不对,不适合做领袖。”
“你说过这话没有?”班上的几个人质问道。
“说过。但我的意思是她提的文攻武卫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党的事业不好。”幼稚的戴宁生理直气壮地一口承认了。其实,他只对肖展祥一个人说过自己的这个看法,他完全可以否认抵赖掉。他接着说:“我也认为她在首都联动和西城纠察队的处理上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唐雪英站起来,把手攥成拳头向空中打去,领着大家喊道:“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到谁!”
肖展祥接着念他手上拿着的一张稿纸:“戴宁生还说,陈伯达作为《红旗》杂志的主编,对其刊登的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要负责任。”
“你说过这话没有?”
“说过。但我的意思是8月1日《红旗》杂志的《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把文革弄到部队里去对党的事业不好。”幼稚的戴宁生又理直气壮地一口承认了。其实,他只对肖展祥一个人说过自己的这个看法。他完全可以抵赖掉不承认。
唐雪英又站了起来,把手攥成拳头向空中打去,领着大家喊道:“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到谁!”
肖展祥接着念到:“戴宁生还说过《论共产党员修养》不好批判。”
“你说过这话没有?为什不可以批判?”
“说过。但我的意思不是’不可以’,我说的’不好’批判是’不容易’批判的意思。那本书里句子又臭又长,空洞无物,一派陈词滥调,所以批判起来会有困难。”幼稚的戴宁又是理直气壮地一口承认了。其实,他只对肖展祥一个人说过自己的这个看法。他完全可以抵赖掉不承认。让他伤心的是,肖展祥应该知道他所说的“不好”是“不容易”不是“不可以”的意思。
唐雪英站起来,把手攥成拳头向空中打去,领着大家喊道:“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肖展祥念完了手上的稿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坐了下来。他没有把戴宁生和他说过的所有话都抖落出来。比如对近来出现的抓叛徒的高潮,戴宁生就对他说过:原来,帮助圣人打下天下的都是些叛徒;帮助圣人建设他的“共和国”的都是些反对他的人。也许是肖展祥不记得了,也许是他觉得揭发了上面几条已经足够应付了。
***
其后,戴宁生因为书写“反动标语”罪以及散布反动言论以及思想反动等罪名而被隔离、批斗、坐牢、劳改。他总算幸运,没有像后来说了类似言论的机械系的学生袁亮那样被判了15年徒刑。五年后,他走出了牢房的两年之后,终于又和肖展祥联系上并收到了肖展祥的回信。
“宁生:
来信已收到二天,信到周口已有二十天,但当时我去武汉出差,在前几天才回来。这封意想不到的信,确实使我感到惊讶,几乎不能相信,拜读再三,往事历历。自觉心痛有余,惭愧万分,没想到你还愿意给我写信。
已经有六年了。历史是多么离奇地给我们开玩笑哪!我自己也一点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荒唐的地步,作为我自己,在对你的问题上,是有罪责的,我经受不住人们的威胁,违背了自己的心愿,可耻地低下了自己的头。虽然自己也常常在鼓励自己要为真理而斗争,而终于还是当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懦夫。朱文章写信的所谓“困难处境”的辩护词,都不过是一些多余的话,归根到底还是自己。
在校时,也曾有过几次关于你的问题的辩讨。然而大多数的先生们都看风使舵,而我呢?说了几次,结果被“左派”先生们以“划不清界线”吓住了,而有些“好心”的人也劝我千万不要自讨苦吃,而且我在当时的班上是已经没有市场的,所以几乎被剥夺了发言权,……。
毕业了,要离开交大了,然而并不留恋,只有悔恨,那几年里自己是当了一个多么不光彩的角色啊!后来在部队农场锻炼,有多少次自己是多么激动啊!我想写信给西安市公安局为你辩护,但一次又一次终于为了怕“连累”自己而沉默了。后来也碰到过一些交大的同学,小心地打听过你的消息,但一无所知。这次春节探亲回家,经上海回来在南京呆了两天。那是三月十四日,我在新街口看见一个人很像你,当时我不知为什么,几乎全身都麻木了,我想追上去,但没有,后来似乎看着这个人上公共汽车去了。当我清醒过来时,我觉得一定要去找一找,我想到南大一定可以知道你的下落,你爸爸和二姐都在南大,但因买了当天回到武汉的船票,所以只好带着万分遗憾的心情离开了南京 ------。我常常在自我解嘲,耿耿于此,何苦来哉?大概是为良心的谴责吧,总想把我满腔忧愁序说一下。就这样,过了六年了。后悔!惭愧!心痛!
心中千言万语,然而乱麻一团不知从何谈起,谴责我吧,我会受之心甘的。
以后再谈吧
祝好
展详
73.6.3.
于周口”
戴宁生读了信,百感交集。他没有任何怪罪肖展祥的地方。他知道,肖展祥当时对唐雪英有暧昧之情。唐雪英虽没正面回应那暧昧之情,但却明示肖展祥:“你首先要和戴宁生划清界限,揭发戴宁生的反动言论和思想!”戴宁生深感愧疚,他连累了自己的好朋友,让自己的好朋难以做人。更何况,他清楚地知道,在他从文革一开始就在班上陷入孤立之后,一年多来肖展祥一直站在他一边,为他辩护伸张。后来毕业分配时,肖展祥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而被分到了农场。
戴宁生不免也想起了他在班上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朱文章。他们两一起在自贡和重庆生活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他们之间谈及的言论和思想应该要多得多。当班文革小组成员孙荣坤要工人家庭出身的朱文章也站出来揭发戴宁生时,朱文章一口回绝了:“戴宁生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他说了些什么,我哪里记得!”
“一句也记不起来?”
“一个字也不记得!”
回想起来,戴宁生聊以自慰的是,无论那以后他的专案组如何威胁利诱他,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和朱文章一起去了自贡和重庆,更没有说过朱文章和肖展祥都对他说过些什么。其实,说实话,他也记不起来了。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我们年级有两位要好的同学甲和乙,文革中他们经常私下谈论一些忧国忧民的问题。
1969年底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乙因为与外文系的一位朋友也经常探讨类似的问题,不巧这位外文系的老兄因为遭别人揭发,被斗。他为了立功,就招出了乙。结果乙就被我们系隔离审查,不断逼供他的言论问题,并要供出同伙。
甲当时惊恐不已,坐立不安。幸运的是,乙没有招供出甲。而甲虽没有被查出最令人恐怖的言论问题,却莫名其妙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
我与甲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于是工宣队专案组就逼问甲,要他供出516的同伙成员,同时也在大小会上向我提示,要我主动坦白等等。甲当然没有供出任何别人,我也算逃过一劫。
毕业后至今,甲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是最要好的朋友。他才干不错,当到某个名大学的校长直到退休。对当年乙没有咬出他,一直感激,所以也不断打听乙的下落。可是乙的经历非常坎坷,毕业后音讯全无。
终于,在进校50周年聚会里,他们才重新见到面,为当年的境遇不胜唏嘘。
又互相声明,我今天在普希金广场没有对任何人发表过任何政治言论。
揭发别人的话, 真要整你,变个法子就是反动言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