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严庆祥先生邂逅的一件趣事
徐家祯
(下)
我是一九八 0 年二月初离开上海去的美国。一九八三年的二月初， 我离开美国直接到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来走马上任，期间，已经整整 三年没有回过中国了。那三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上海的家，我的 父母。但是，那时，我在美国是学生签证，要是离开，就又要重办签证了， 于是，不敢回国。到了澳洲，虽然我那时拿的还是中国护照，仍是中国公 民，而且我当时也还没有澳洲的永久居留身份，在大学也还没有得到永久 教职，但是，我至少与大学有六年的工作合同，也有澳大利亚进出自由的 四年签证，所以，我就打算等八三年年底大学放暑假时回国一次。那时， 我离开中国就已经快整整四年了呢!当时，我真是归心似箭呀!
大学十一月底结束大考，到十二月中，考卷改完，分数结算好，一 年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我打算那时回国，住到第二年的一月底才回澳做 开学的准备工作。于是，就在那年的九、十月订好了十二月中回沪的飞机 票。谁知，那年十月，国内就开始了一场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什么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呢?那可得从更早几年说起。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就提倡要“拨乱反正”，在 一九七八年开展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和“实 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后，就开启了一九八 0 年开始的“新启蒙运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正式宣布了“改革开 放”政策。由于政治思想上的松动，就在全国带来了文艺界、思想界和理 论界的相对自由。
在文艺界，作家白桦写了小说《苦恋》，并拍成电影，提出了“你爱 祖国，可祖国爱你吗”这个大问号。在新闻界，《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带 头开展了对“党性”和“人民性”的讨论。他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 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等主张。在理论界，周扬提出了 “异化”和“人道主义”的主张。在社会上，开始流行邓丽君的歌曲，也出现 留长发、穿喇叭裤的风气。针对这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各种现象，党内的 保守派就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批判。其实，早在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就发表 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于是，不久，就先后开始了对小说 《苦恋》的批判，对胡绩伟“人民性”的批判和对周扬“异化”和“人道主义” 的批判。社会上也开始批判邓丽君的歌曲，说是“靡靡之音”。一九八三年 十月，党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与会者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 定》，会上陈云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于是，所谓的“清除精神 污染”运动就正式开展起来了。除了对理论上的批判之外，连留长发、穿 牛仔裤、跳迪斯科舞、听邓丽君歌曲，都被当作“精神污染”来批判。再加 上，结合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严重治安问题，公安系统在全国范围开始 了“严打”运动，于是社会上风声鹤唳，大家一时紧张起来，甚至产生了“改 革开放是否还会坚持下去”、“第二次‘文革’会不会重来”的疑问。不过，到 了十一月，赵紫阳和胡耀邦就发表讲话，提出要限制“精神污染”的范围， 于是，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前后据说只延续了二 十七天而已。但是，对于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已成惊弓之鸟的人民 大众来说，这场运动对他们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到中国还没有直达航班。我从阿德莱德回上海， 要先飞墨尔本，再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飞上海。在香港，我住在 我上海时就认识的朱姓朋友家。而那位朱姓朋友，因为生意上的来往，认 识了当时已经在香港定居的严庆祥先生的儿子严达，于是我就有了邂逅严 庆祥老先生的机会。
记得那是一天晚上，吃过晚饭，我的朋友说有事要去见严达，问我 有没有兴趣一起去见见，大家认识认识。我在香港反正没有正经事要办， 只是想回上海前休息几天而已，就答应同朋友一起去见严达。
严达的住处离我朋友家不近，要坐车才能到。那是一栋香港比比皆 是的高层公寓房子里的一套公寓。到了严达家才知道，原来他父亲严庆祥 老先生也正在香港，就住在严达家，于是，我就第一次见到了严老先生。
那天，我们四人是在严达家的客厅里谈话的。客厅不大，灯光也不 明亮，只记得厅里放着很多东西，不很整齐。墙上有没有挂什么字画也已 经毫无印象了。客厅中间有一张小圆桌，我们四人就围坐着这张圆桌谈话。
我见到严老先生时，他已经是八十四岁高龄了。只见他个子不高， 很清癯瘦削，但精神还是十分矍铄，留着几根长须，看上去更加清朗儒雅。 介绍以后，我就称严老先生为“严老伯”，这是上海人对老者的一般称呼。 那天，我朋友主要跟严达谈生意上的事，我就跟严老先生聊聊家常。
我就从我上海住在哪里聊起，说我与严老先生本来就是几十年的“老 邻居”了，我经常走过他家门口，也知道他就住在那里。严老先生就问我 家庭情况，他好像说知道我的三叔祖礼耕先生和我的八姑夫沈祖棫先生， 至于熟不熟，我现在已经忘记。谈话中，他当然也问我在澳洲做什么，这 次为什么回上海去，于是，我就告诉了他我父母亲对我这次回国探亲的担 忧。严老先生马上用上海话回答我:
“唔没关系格。回上海去，勿会出不来的。”(意思是“没有关系的。 回上海去，不会出不来的。”)说完，再思考了一会，他就说:
“我拨侬一样物事，假使海关真格勿尼昂侬出来，侬乃拨伊看，保侬 唔没事体!”(意思是:“我给你一样东西，要是海关真的不让你出来，你 拿给他看，担保你没事!”)
说着，老先生从怀里拿出一张名片。我看见名片上除了正中一行竖 写的三个大字“严庆祥”之外，什么头衔和职称都没有印。
严老先生在把这张名片递给我之前，用圆珠笔在名片的空白处写了 几行字:
“国家是均富为目的，1976 年 10 月后大革新，经建等 等一天快一天，国家欢喜同胞回国看看。一定会让我 弟惊奇进步的快。来日还要快呢!安心回家可也。此 致
徐家祯契弟(注 2) 祥
上海愚园路六九九号
电话五二二六三七号”
写完这些字，严老先生就把名片递给我。我再三向他道谢，就随手 把这张名片放进口袋里，一直保存到现在。
那天我与严庆祥老先生的谈话，大概不过半小时至一小时之久，以 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当然，那次我回国，出国时也没有遇到任 何麻烦，所以，那张名片就没有正式派过用场。我之所以把这张名片保留 了四十多年之久，也只是为了将它作为这次邂逅的一个纪念品而已。
二 0 二五年八月十日
写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
注 2:“契弟”，广东话中有“结拜弟兄”之意。那时，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我却 刚刚四十出头:他长我两辈，而称我为“契弟”，当然是既脱俗又抬举我的意思。
小资本家很可怕。。。。。。
1941年，严庆祥派其子严达参与了抗日人士徐明诚的一个业余经济研究室工作， 秘密联络工商、教育界爱国人士搜集敌伪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消息。
前一段传荣氏家族已经全部移民加拿大，连原来在上海别墅中的家具都打包上船。
与严庆祥先生邂逅的一件趣事
徐家祯
(下)
我是一九八 0 年二月初离开上海去的美国。一九八三年的二月初， 我离开美国直接到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来走马上任，期间，已经整整 三年没有回过中国了。那三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上海的家，我的 父母。但是，那时，我在美国是学生签证，要是离开，就又要重办签证了， 于是，不敢回国。到了澳洲，虽然我那时拿的还是中国护照，仍是中国公 民，而且我当时也还没有澳洲的永久居留身份，在大学也还没有得到永久 教职，但是，我至少与大学有六年的工作合同，也有澳大利亚进出自由的 四年签证，所以，我就打算等八三年年底大学放暑假时回国一次。那时， 我离开中国就已经快整整四年了呢!当时，我真是归心似箭呀!
大学十一月底结束大考，到十二月中，考卷改完，分数结算好，一 年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我打算那时回国，住到第二年的一月底才回澳做 开学的准备工作。于是，就在那年的九、十月订好了十二月中回沪的飞机 票。谁知，那年十月，国内就开始了一场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什么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呢?那可得从更早几年说起。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就提倡要“拨乱反正”，在 一九七八年开展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和“实 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后，就开启了一九八 0 年开始的“新启蒙运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正式宣布了“改革开 放”政策。由于政治思想上的松动，就在全国带来了文艺界、思想界和理 论界的相对自由。
在文艺界，作家白桦写了小说《苦恋》，并拍成电影，提出了“你爱 祖国，可祖国爱你吗”这个大问号。在新闻界，《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带 头开展了对“党性”和“人民性”的讨论。他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 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等主张。在理论界，周扬提出了 “异化”和“人道主义”的主张。在社会上，开始流行邓丽君的歌曲，也出现 留长发、穿喇叭裤的风气。针对这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各种现象，党内的 保守派就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批判。其实，早在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就发表 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于是，不久，就先后开始了对小说 《苦恋》的批判，对胡绩伟“人民性”的批判和对周扬“异化”和“人道主义” 的批判。社会上也开始批判邓丽君的歌曲，说是“靡靡之音”。一九八三年 十月，党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与会者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 定》，会上陈云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于是，所谓的“清除精神 污染”运动就正式开展起来了。除了对理论上的批判之外，连留长发、穿 牛仔裤、跳迪斯科舞、听邓丽君歌曲，都被当作“精神污染”来批判。再加 上，结合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严重治安问题，公安系统在全国范围开始 了“严打”运动，于是社会上风声鹤唳，大家一时紧张起来，甚至产生了“改 革开放是否还会坚持下去”、“第二次‘文革’会不会重来”的疑问。不过，到 了十一月，赵紫阳和胡耀邦就发表讲话，提出要限制“精神污染”的范围， 于是，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前后据说只延续了二 十七天而已。但是，对于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已成惊弓之鸟的人民 大众来说，这场运动对他们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我订好了机票，就马上写信通知我父母我要年底回国探亲的决定。 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真是既开心又担心:开心的当然是因为很快就要看 到四年不见的我了，而担心的是，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形势下，我回国后 再出国是不是会有问题?于是，他们在回信中暗示:要我再三考虑，这个 时候回国妥当不妥当?安全不安全?不过，对于当时已经归心似箭的我来 说，我觉得事态不会发展到如此恶劣的地步，于是就还是照既定计划做: 十二月中回国去探亲。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到中国还没有直达航班。我从阿德莱德回上海， 要先飞墨尔本，再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飞上海。在香港，我住在 我上海时就认识的朱姓朋友家。而那位朱姓朋友，因为生意上的来往，认 识了当时已经在香港定居的严庆祥先生的儿子严达，于是我就有了邂逅严 庆祥老先生的机会。
记得那是一天晚上，吃过晚饭，我的朋友说有事要去见严达，问我 有没有兴趣一起去见见，大家认识认识。我在香港反正没有正经事要办， 只是想回上海前休息几天而已，就答应同朋友一起去见严达。
严达的住处离我朋友家不近，要坐车才能到。那是一栋香港比比皆 是的高层公寓房子里的一套公寓。到了严达家才知道，原来他父亲严庆祥 老先生也正在香港，就住在严达家，于是，我就第一次见到了严老先生。
那天，我们四人是在严达家的客厅里谈话的。客厅不大，灯光也不 明亮，只记得厅里放着很多东西，不很整齐。墙上有没有挂什么字画也已 经毫无印象了。客厅中间有一张小圆桌，我们四人就围坐着这张圆桌谈话。
我见到严老先生时，他已经是八十四岁高龄了。只见他个子不高， 很清癯瘦削，但精神还是十分矍铄，留着几根长须，看上去更加清朗儒雅。 介绍以后，我就称严老先生为“严老伯”，这是上海人对老者的一般称呼。 那天，我朋友主要跟严达谈生意上的事，我就跟严老先生聊聊家常。
我就从我上海住在哪里聊起，说我与严老先生本来就是几十年的“老 邻居”了，我经常走过他家门口，也知道他就住在那里。严老先生就问我 家庭情况，他好像说知道我的三叔祖礼耕先生和我的八姑夫沈祖棫先生， 至于熟不熟，我现在已经忘记。谈话中，他当然也问我在澳洲做什么，这 次为什么回上海去，于是，我就告诉了他我父母亲对我这次回国探亲的担 忧。严老先生马上用上海话回答我:
“唔没关系格。回上海去，勿会出不来的。”(意思是“没有关系的。 回上海去，不会出不来的。”)说完，再思考了一会，他就说:
“我拨侬一样物事，假使海关真格勿尼昂侬出来，侬乃拨伊看，保侬 唔没事体!”(意思是:“我给你一样东西，要是海关真的不让你出来，你 拿给他看，担保你没事!”)
说着，老先生从怀里拿出一张名片。我看见名片上除了正中一行竖 写的三个大字“严庆祥”之外，什么头衔和职称都没有印。
严老先生在把这张名片递给我之前，用圆珠笔在名片的空白处写了 几行字:
“国家是均富为目的，1976 年 10 月后大革新，经建等 等一天快一天，国家欢喜同胞回国看看。一定会让我 弟惊奇进步的快。来日还要快呢!安心回家可也。此 致
徐家祯契弟(注 2) 祥
上海愚园路六九九号
电话五二二六三七号”
写完这些字，严老先生就把名片递给我。我再三向他道谢，就随手 把这张名片放进口袋里，一直保存到现在。
那天我与严庆祥老先生的谈话，大概不过半小时至一小时之久，以 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当然，那次我回国，出国时也没有遇到任 何麻烦，所以，那张名片就没有正式派过用场。我之所以把这张名片保留 了四十多年之久，也只是为了将它作为这次邂逅的一个纪念品而已。
我想，那时，大概也可算是严庆祥老先生一辈子政治地位最高的时 候，老先生天真烂漫地相信，当时他的一张名片居然有吓退海关阻拦我出 国的威力。不过，后来，连荣毅仁都可以当国家(副)主席，那么，与荣 主席经济实力相当的大资本家严庆祥的名片，说不定在那时也确实会有这 么大的威力吧! 可惜我没有机会实地试验过!二 0 二五年八月十日
写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
注 2:“契弟”，广东话中有“结拜弟兄”之意。那时，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我却 刚刚四十出头:他长我两辈，而称我为“契弟”，当然是既脱俗又抬举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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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本家很可怕。。。。。。
1941年，严庆祥派其子严达参与了抗日人士徐明诚的一个业余经济研究室工作， 秘密联络工商、教育界爱国人士搜集敌伪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消息。
前一段传荣氏家族已经全部移民加拿大，连原来在上海别墅中的家具都打包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