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柱，陆仰山两个家庭的妻子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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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柱，苏北盐城人，黄埔六期，41年殉国。1938年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期间曾任第五战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特种团第三总团少将团长。1939年9月，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的委任其为第四纵队少将司令。1941年6月初，日伪军兵分5路，包剿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抗日队伍，其主要矛头对着四纵队。6月5日凌晨，他在率领部队突围时，身中6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5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曾为陈中柱召开过隆重的追悼会，并追赠陈中柱为中将军衔，妻子和子女享受烈属待遇，在台湾台北忠烈祠堂有其牌位和事迹展览。1987年终于得到了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陈中柱的遗体也由泰州迁葬到盐城市烈士陵园，在新建的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有陈中柱的名字。
陈妻王志芳回忆，“解放后我坐了4年牢呢！说我是国民党军官的老婆 哎！光复以后，国民党政府把我当烈士遗属，蒋介石亲自给我批的抚恤金，5万大洋，解放以后这全都是罪状呐！老头子给我留的四座小洋楼，在三牌楼的文德坊， 全都给没收了。文化大革命时候，大儿子没得学上，只好到新疆，大女儿在新疆嘛。”大儿子陈志是1966年南京支援新疆建设兵团的原5中学生。
1962年陈的二女陈琪因夫妻团聚移居国外，自1980年后，妻子王志芳和儿子陈志一家先后移民澳大利亚，长女陈璞也在退休后来澳洲团聚，她的大女儿和儿子移民后，接着第三代纷纷而来，现在又有了第四代，现有7个孙男女，6个重孙，在各自的事业上、学习上俱各有所成，没有辱没祖先的威名。春节聚在一起，四代同堂，是一个热闹的大家族了。
200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陈妻王志芳90岁高龄，“我作为在海外的烈士家属，受到祖国人民的盛情邀请，来北京参加了各项纪念活动。看到祖国这些年来欣欣向荣和巨大的建设成就，我无比欣慰和自豪！我当教育儿孙们要永远热爱祖国，为增进中澳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作出贡献。”
陆仰山（又名陆进、陆俊），1903年生，原江苏省南通县金沙人。1925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南通后，即在金沙区范围内开展党领导的革命工作，参加农民运动。1929年冬至1930年秋，担任共产党金沙区委书记，参加红十四军金沙游击队的领导工作。1930年冬，南通东乡红十四军游击运动失败，陆仰山调到上海工作。1931年陆仰山在上海英租界因受其它案件牵连被捕。1937年出狱后，在山东鲁南一带组织抗日游击队，起初只有十余人，后发展到一千多人，活动在贾汪煤矿以东之崮岘及运河南北两岸，番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三总团第二分团当团长（陈中柱为一团团长），此间经常与郭子化联系，配合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多次在津浦路伏击鬼子火车，拦截鬼子军用物资，当时陆仰山部下最得力干将有闻立徵（共产党员）、邵剑秋、薛明才、王默卿等。后来罗荣恒115师成立运河支队（即铁道游击队前身），大部分人马原来就是陆仰山部下：邵剑秋（副支队长）、文立徵（副政委）、翁剑秋、薛明才、王默卿等人。
1939年9月受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之命，撤回苏北进行休整，将陈中柱、陆仰山部整编为第四纵队（共有9个纵队），任命陈中柱为纵队司令，陆仰山为副司令，二人在鲁南游击战争中相识配 合行动，相互有了解，关系也不错，陆仰山成为副司令是陈中柱力举的。陆由于与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后投敌成为汪伪）不和，拒任四纵副司令，后来由新四军季方指挥的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派往俞福基部任参谋长，1941年2月被李长江的人杀害，时年38岁。
陆仰山死后，解放后长期被冠以叛徒，国民党CC特务。文革中，陆仰山的“叛徒”罪名株连到妻子、儿子身上，妻子龚雅修为了还丈夫陆仰山历史清白曾不停的申诉，在这次运动中给她戴上了为“叛徒翻案”的罪名。又因龚雅修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作为地下交通员的她在一执行任务时，被敌伪抓捕，当天被释放，犯有通敌嫌疑，于是她所在的南通县最大的国营企业“南通县八一染织厂”造反派将她押上了批判台，在毛主席像前双膝跪碎砖、瓦片，接受批斗，并关进职工宿舍楼底层一间被废弃的不到六平方米的厕所间。如此凌辱，折磨了近二年后，也许是老天开眼、命不该绝，一九七O年间上海市红卫兵小将，先后来了三次，找到龚雅修要她谈一谈陆仰山的政治经历及去向，当知陆仰山早已被害时，这伙人中间发出叹息声：如果陆仰山活到现在肯定是中央委员了……。在旁一名厂方造反派队员听后不知所措，连忙将他们带进了办公室，至于他们跟厂方造反派头头说了些什么，龚雅修是不清楚的，她也无权了解，因此笔者也无法介绍。
同年济南军区某旅旅长回通探亲，寻龚雅修叙旧（她后来对儿子说，他来得正是时候，不然长上一万张嘴也说不清，将被他们逼死无疑）。那位旅长知道龚雅修处境后，便向造反派较详细地讲述了龚雅修在担任地下交通员期间被抓那次的经历和过程：当时敌我斗争非常残酷，敌人抓到共产党人、抗日分子后不是将其活埋，就是砍头、分尸示众。地下党组织曾把龚雅修母子住的三间稻草房作为碰头地点，龚雅修当上了地下交通员，一次党组织安排她送一封信给骑岸镇伪镇长，要伪军认清形势，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继续跟着日本人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大意）。伪军查阅后，将她捆在树上拷问了大半天，要她交出写信人的姓名、住址。由于龚雅修的机智对答，说自己是上街卖菜，半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给了她钱，托她送信来的。伪镇长见她确是农妇，且不在拘捕名单之列，当天将她放了，她回去后立即将经过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报告，地下党此时提醒龚雅修注意安全，不能再住在自己家里了。此后伪军每次下乡，都在追寻龚雅修的踪影。原来那次放她走，是敌人玩弄放长线钓大鱼的把戏。不久，地下党组织安排她去了拼茶，到顾况予同志任校长的南通中学（又称四联中学）干部学习班学习。一九四七年四月地下党组织又安排她担任三和乡小校校长，以办学为名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一直到全国解放。龚雅修当时待遇是：担任交通员每月发30斤元麦，担任校长时发50斤元麦，她离休工龄计算是以1947年4月起计算，交通员是不计工龄的。
经过上述两个方向不速之客到访之后，该厂的造反派对龚雅修放松了管制，除白天在车间劳动外不再挨批斗，不再受体罚，有时还允许她请短假外出，不过仍住在那间废弃的厕所间。
1973年11月人事局批准了她退休的申请，批了三间瓦房材料计划，补贴三个月的工资，让其回乡养老。
1975年人事局通过商调，将她的儿子人湖南省调回本县，安排在水利局工作，从此，母子得到团圆。
1979年3月28日南通县革命委员会工业局发出一份“关于龚雅修同志的复查结论”文件。（详见附件）
龚雅修接到此件后，表现沉默、木呆，似乎在追忆、思索着什么，文革中她所在这个厂的造反派头头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也就是说，陆仰山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被捕时他们还未出世，龚雅修在1945年当地下交通员时，这帮人也最多是毛孩子，文革前都称呼她“老龚”，而且对她这把年纪的人能熟背“老三篇”都很佩服。知道陆仰山和她经历的人只有和她年纪相仿在1961年被她状告因追求她没有达到目的的，而遭栽赃迫害她那个领导了。她真想趴在陆仰山坟前大哭一场，但陆仰山的坟墓连同祖坟在她挨批斗、儿子列入黑五类子女期间被挖平了。
龚雅修以为这个“复查”结论重新给了她话语权，于是在1979年10月1日再次向县民政部门提交“为陆仰山追认为烈士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笔者在她遗物中发现的，在报告的下面还盖着所在生产队，生产大队革委会的红印，表示支持。显然这是一份民政部门没有接受或被打回的报告。
中央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时任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分别于1987年7月19日、1987年10月25日两次给龚雅修回信证明了陆仰山在1941年2月14日为营救启东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顾民元（烈士）遭俞福基杀害的事实。
1987年3月21日国家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给南通县党史办庄汉信中指出1931年陆仰山在被捕时没有出卖他，那是个讹传。
1988年4月29日刘部长在自己家中召见了陆仰山的妻子、儿子、儿媳，并带回给“南通市委阅转南通县委、南通县人民政府”的信函，要求公开为陆仰山平反和追认陆仰山为革命烈士的建议。
二十多年过去了，两位老革命家生前为陆仰山的雪冤的心愿，没有得到南通县民政部门的认可，理由是：“个人证明不能作为依据”而不了了之。
陆仰山的妻子龚雅修（离休干部）和儿子陆玑坚称，陆仰山早在1929年～1930年冬担任中共南通金沙区区委书记，后调往上海搞党的地下工作。为此，先后找到原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1987年2月）和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父亲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刘瑞龙（1988年4月）出具书面信函证明陆仰山的地下党员身份及被俘后没有投敌叛变行为，没有给地下党组织带来损失破坏。陆仰山的妻子龚雅修回到南通县后，即递交申诉报告给县民政部门，但民政部门接待人以个人的证明不能作为依据为由不予受理，他们对于刘瑞龙及梁灵光的信视作个人证明至置不理，至今不了了至。 2011年12月的一天，陆仰山的后人被南通市崇川区政府民政部门的副职领导人唤去，将其申诉报告退还，说：“如今是法制社会，个人证明（指刘瑞龙、梁灵光的信及群众证明）是不能作为依据，哪怕是胡锦涛总书记说了也没有用。”在旁被称为这方面专家的女干部说：“没有验尸报告，没有政府确凿材料、记载，个人 证明是报不上去的，还说当时为什么没有开追悼会？”陆仰山的儿子已近八十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听了这番话，感到头昏，无奈只轻声说了一句：刘瑞龙是当 事人，梁灵光是当时的县长而且又是当事人，他们的证明没有用，请问谁的证明有用？ 现在，陆仰山儿子对他的子孙说：“老革命家刘瑞龙、梁灵光已经给陆仰山平反了。对于烈士不烈士，只是个名誉，已不重要了。只是要求将陆仰山悲壮人生，告诉那 些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陆仰山的战士们的后代，你们的父辈跟随的陆仰山是中共地下党员，是抗日战士，希望你们能放宽心态勇敢地面对生活。”
陈中柱，陆仰山这一对老搭档，1937年相识共事与鲁南抗日战场，1941年同年4月，2月先后牺牲于苏北敌后战场。
此后的日子，陈妻王志芳拉扯两女一儿（大女儿6岁，儿子是陈牺牲后才出生的遗腹子），靠着李明扬每月发给两石米的微薄抚恤金，艰难地维持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给予了抚恤，日子好过一点。1949年后，王志芳在三牌楼菜场当过营业员，后来下放到苏北建湖县，靠踏缝纫机，就给人做点针线活，挣点吃的，这样整整过了6年。1977年移民澳洲。
陆仰山被害后，家里只剩下妻子龚雅修和刚满两周岁的儿子。龚雅修担任地下党的交通员，每月发30斤元麦。一九四七年四月地下党组织又安排她担任三和乡小校校长，以办学为名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担任校长时发50斤元麦，一直到全国解放。解放后在南通县八一染织厂工作，文革期间因陆仰山的历史问题遭受迫害。1973年退休，回乡养老。她一生都在为丈夫正名而奔走上访，迄今毫无结果，彻底绝望。
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妇女没有受过教育，很难像现在找个工作养家糊口，更没有对单亲母亲的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一切全靠自己。两位平凡而伟大妻子在生活逆境中表现出的勇气与力量，丝毫不逊色于她们在战场上的英雄丈夫。
如今，国民党陈中柱的后人举家从大陆移民澳洲，变成了海外侨胞，成为了政府的统战对象，座上贵宾。大半辈子的刻骨铭心的大陆生活经历，他们的思想还会被统一吗？
地下党陆仰山的后人身居大陆，没有海外关系（有的话可能就是陈中柱的后人），没有资格成为统战对象，一个小小的区民政部门就可以拒绝承认陆仰山的地下党员身份。衙门口的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肆意妄为，什么世道？官府不是黑社会，哪来的那么多暴戾恣睢之气？
现在台湾的国民党都可以堂而皇之的到大陆旅游，投资经商。一个小小的科级，村级干部就可以贪污上百万，上千万的钱财，追认一名七八十年前的地下党员，需要很大成本和代价吗？过去听说过“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这个却是的“地下党不如国民党”。唉！这世界变化快，实在弄不明白。
陆仰山的后人想移民吗？
希望不要咬牙切齿
整陆妻的人在当地有势力，否则何必举手之劳皆大欢喜的事为什么这么抗拒。小地方，官场亲属关系盘根错节一代一代。
地方上整出个大大的抗日烈士现在说起来都是资源啊。
陈中柱，陆仰山两个家庭的妻子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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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柱，苏北盐城人，黄埔六期，41年殉国。1938年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期间曾任第五战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特种团第三总团少将团长。1939年9月，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的委任其为第四纵队少将司令。1941年6月初，日伪军兵分5路，包剿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抗日队伍，其主要矛头对着四纵队。6月5日凌晨，他在率领部队突围时，身中6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5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曾为陈中柱召开过隆重的追悼会，并追赠陈中柱为中将军衔，妻子和子女享受烈属待遇，在台湾台北忠烈祠堂有其牌位和事迹展览。1987年终于得到了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陈中柱的遗体也由泰州迁葬到盐城市烈士陵园，在新建的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有陈中柱的名字。
陈妻王志芳回忆，“解放后我坐了4年牢呢！说我是国民党军官的老婆 哎！光复以后，国民党政府把我当烈士遗属，蒋介石亲自给我批的抚恤金，5万大洋，解放以后这全都是罪状呐！老头子给我留的四座小洋楼，在三牌楼的文德坊， 全都给没收了。文化大革命时候，大儿子没得学上，只好到新疆，大女儿在新疆嘛。”大儿子陈志是1966年南京支援新疆建设兵团的原5中学生。
1962年陈的二女陈琪因夫妻团聚移居国外，自1980年后，妻子王志芳和儿子陈志一家先后移民澳大利亚，长女陈璞也在退休后来澳洲团聚，她的大女儿和儿子移民后，接着第三代纷纷而来，现在又有了第四代，现有7个孙男女，6个重孙，在各自的事业上、学习上俱各有所成，没有辱没祖先的威名。春节聚在一起，四代同堂，是一个热闹的大家族了。
200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陈妻王志芳90岁高龄，“我作为在海外的烈士家属，受到祖国人民的盛情邀请，来北京参加了各项纪念活动。看到祖国这些年来欣欣向荣和巨大的建设成就，我无比欣慰和自豪！我当教育儿孙们要永远热爱祖国，为增进中澳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作出贡献。”
陆仰山（又名陆进、陆俊），1903年生，原江苏省南通县金沙人。1925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南通后，即在金沙区范围内开展党领导的革命工作，参加农民运动。1929年冬至1930年秋，担任共产党金沙区委书记，参加红十四军金沙游击队的领导工作。1930年冬，南通东乡红十四军游击运动失败，陆仰山调到上海工作。1931年陆仰山在上海英租界因受其它案件牵连被捕。1937年出狱后，在山东鲁南一带组织抗日游击队，起初只有十余人，后发展到一千多人，活动在贾汪煤矿以东之崮岘及运河南北两岸，番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三总团第二分团当团长（陈中柱为一团团长），此间经常与郭子化联系，配合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多次在津浦路伏击鬼子火车，拦截鬼子军用物资，当时陆仰山部下最得力干将有闻立徵（共产党员）、邵剑秋、薛明才、王默卿等。后来罗荣恒115师成立运河支队（即铁道游击队前身），大部分人马原来就是陆仰山部下：邵剑秋（副支队长）、文立徵（副政委）、翁剑秋、薛明才、王默卿等人。
1939年9月受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之命，撤回苏北进行休整，将陈中柱、陆仰山部整编为第四纵队（共有9个纵队），任命陈中柱为纵队司令，陆仰山为副司令，二人在鲁南游击战争中相识配 合行动，相互有了解，关系也不错，陆仰山成为副司令是陈中柱力举的。陆由于与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后投敌成为汪伪）不和，拒任四纵副司令，后来由新四军季方指挥的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派往俞福基部任参谋长，1941年2月被李长江的人杀害，时年38岁。
陆仰山死后，解放后长期被冠以叛徒，国民党CC特务。文革中，陆仰山的“叛徒”罪名株连到妻子、儿子身上，妻子龚雅修为了还丈夫陆仰山历史清白曾不停的申诉，在这次运动中给她戴上了为“叛徒翻案”的罪名。又因龚雅修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作为地下交通员的她在一执行任务时，被敌伪抓捕，当天被释放，犯有通敌嫌疑，于是她所在的南通县最大的国营企业“南通县八一染织厂”造反派将她押上了批判台，在毛主席像前双膝跪碎砖、瓦片，接受批斗，并关进职工宿舍楼底层一间被废弃的不到六平方米的厕所间。如此凌辱，折磨了近二年后，也许是老天开眼、命不该绝，一九七O年间上海市红卫兵小将，先后来了三次，找到龚雅修要她谈一谈陆仰山的政治经历及去向，当知陆仰山早已被害时，这伙人中间发出叹息声：如果陆仰山活到现在肯定是中央委员了……。在旁一名厂方造反派队员听后不知所措，连忙将他们带进了办公室，至于他们跟厂方造反派头头说了些什么，龚雅修是不清楚的，她也无权了解，因此笔者也无法介绍。
同年济南军区某旅旅长回通探亲，寻龚雅修叙旧（她后来对儿子说，他来得正是时候，不然长上一万张嘴也说不清，将被他们逼死无疑）。那位旅长知道龚雅修处境后，便向造反派较详细地讲述了龚雅修在担任地下交通员期间被抓那次的经历和过程：当时敌我斗争非常残酷，敌人抓到共产党人、抗日分子后不是将其活埋，就是砍头、分尸示众。地下党组织曾把龚雅修母子住的三间稻草房作为碰头地点，龚雅修当上了地下交通员，一次党组织安排她送一封信给骑岸镇伪镇长，要伪军认清形势，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继续跟着日本人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大意）。伪军查阅后，将她捆在树上拷问了大半天，要她交出写信人的姓名、住址。由于龚雅修的机智对答，说自己是上街卖菜，半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给了她钱，托她送信来的。伪镇长见她确是农妇，且不在拘捕名单之列，当天将她放了，她回去后立即将经过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报告，地下党此时提醒龚雅修注意安全，不能再住在自己家里了。此后伪军每次下乡，都在追寻龚雅修的踪影。原来那次放她走，是敌人玩弄放长线钓大鱼的把戏。不久，地下党组织安排她去了拼茶，到顾况予同志任校长的南通中学（又称四联中学）干部学习班学习。一九四七年四月地下党组织又安排她担任三和乡小校校长，以办学为名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一直到全国解放。龚雅修当时待遇是：担任交通员每月发30斤元麦，担任校长时发50斤元麦，她离休工龄计算是以1947年4月起计算，交通员是不计工龄的。
经过上述两个方向不速之客到访之后，该厂的造反派对龚雅修放松了管制，除白天在车间劳动外不再挨批斗，不再受体罚，有时还允许她请短假外出，不过仍住在那间废弃的厕所间。
1973年11月人事局批准了她退休的申请，批了三间瓦房材料计划，补贴三个月的工资，让其回乡养老。
1975年人事局通过商调，将她的儿子人湖南省调回本县，安排在水利局工作，从此，母子得到团圆。
1979年3月28日南通县革命委员会工业局发出一份“关于龚雅修同志的复查结论”文件。（详见附件）
龚雅修接到此件后，表现沉默、木呆，似乎在追忆、思索着什么，文革中她所在这个厂的造反派头头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也就是说，陆仰山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被捕时他们还未出世，龚雅修在1945年当地下交通员时，这帮人也最多是毛孩子，文革前都称呼她“老龚”，而且对她这把年纪的人能熟背“老三篇”都很佩服。知道陆仰山和她经历的人只有和她年纪相仿在1961年被她状告因追求她没有达到目的的，而遭栽赃迫害她那个领导了。她真想趴在陆仰山坟前大哭一场，但陆仰山的坟墓连同祖坟在她挨批斗、儿子列入黑五类子女期间被挖平了。
龚雅修以为这个“复查”结论重新给了她话语权，于是在1979年10月1日再次向县民政部门提交“为陆仰山追认为烈士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笔者在她遗物中发现的，在报告的下面还盖着所在生产队，生产大队革委会的红印，表示支持。显然这是一份民政部门没有接受或被打回的报告。
中央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时任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分别于1987年7月19日、1987年10月25日两次给龚雅修回信证明了陆仰山在1941年2月14日为营救启东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顾民元（烈士）遭俞福基杀害的事实。
1987年3月21日国家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给南通县党史办庄汉信中指出1931年陆仰山在被捕时没有出卖他，那是个讹传。
1988年4月29日刘部长在自己家中召见了陆仰山的妻子、儿子、儿媳，并带回给“南通市委阅转南通县委、南通县人民政府”的信函，要求公开为陆仰山平反和追认陆仰山为革命烈士的建议。
二十多年过去了，两位老革命家生前为陆仰山的雪冤的心愿，没有得到南通县民政部门的认可，理由是：“个人证明不能作为依据”而不了了之。
陆仰山的妻子龚雅修（离休干部）和儿子陆玑坚称，陆仰山早在1929年～1930年冬担任中共南通金沙区区委书记，后调往上海搞党的地下工作。为此，先后找到原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1987年2月）和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父亲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刘瑞龙（1988年4月）出具书面信函证明陆仰山的地下党员身份及被俘后没有投敌叛变行为，没有给地下党组织带来损失破坏。陆仰山的妻子龚雅修回到南通县后，即递交申诉报告给县民政部门，但民政部门接待人以个人的证明不能作为依据为由不予受理，他们对于刘瑞龙及梁灵光的信视作个人证明至置不理，至今不了了至。
2011年12月的一天，陆仰山的后人被南通市崇川区政府民政部门的副职领导人唤去，将其申诉报告退还，说：“如今是法制社会，个人证明（指刘瑞龙、梁灵光的信及群众证明）是不能作为依据，哪怕是胡锦涛总书记说了也没有用。”在旁被称为这方面专家的女干部说：“没有验尸报告，没有政府确凿材料、记载，个人 证明是报不上去的，还说当时为什么没有开追悼会？”陆仰山的儿子已近八十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听了这番话，感到头昏，无奈只轻声说了一句：刘瑞龙是当 事人，梁灵光是当时的县长而且又是当事人，他们的证明没有用，请问谁的证明有用？
现在，陆仰山儿子对他的子孙说：“老革命家刘瑞龙、梁灵光已经给陆仰山平反了。对于烈士不烈士，只是个名誉，已不重要了。只是要求将陆仰山悲壮人生，告诉那 些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陆仰山的战士们的后代，你们的父辈跟随的陆仰山是中共地下党员，是抗日战士，希望你们能放宽心态勇敢地面对生活。”
陈中柱，陆仰山这一对老搭档，1937年相识共事与鲁南抗日战场，1941年同年4月，2月先后牺牲于苏北敌后战场。
此后的日子，陈妻王志芳拉扯两女一儿（大女儿6岁，儿子是陈牺牲后才出生的遗腹子），靠着李明扬每月发给两石米的微薄抚恤金，艰难地维持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给予了抚恤，日子好过一点。1949年后，王志芳在三牌楼菜场当过营业员，后来下放到苏北建湖县，靠踏缝纫机，就给人做点针线活，挣点吃的，这样整整过了6年。1977年移民澳洲。
陆仰山被害后，家里只剩下妻子龚雅修和刚满两周岁的儿子。龚雅修担任地下党的交通员，每月发30斤元麦。一九四七年四月地下党组织又安排她担任三和乡小校校长，以办学为名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担任校长时发50斤元麦，一直到全国解放。解放后在南通县八一染织厂工作，文革期间因陆仰山的历史问题遭受迫害。1973年退休，回乡养老。她一生都在为丈夫正名而奔走上访，迄今毫无结果，彻底绝望。
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妇女没有受过教育，很难像现在找个工作养家糊口，更没有对单亲母亲的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一切全靠自己。两位平凡而伟大妻子在生活逆境中表现出的勇气与力量，丝毫不逊色于她们在战场上的英雄丈夫。
如今，国民党陈中柱的后人举家从大陆移民澳洲，变成了海外侨胞，成为了政府的统战对象，座上贵宾。大半辈子的刻骨铭心的大陆生活经历，他们的思想还会被统一吗？
地下党陆仰山的后人身居大陆，没有海外关系（有的话可能就是陈中柱的后人），没有资格成为统战对象，一个小小的区民政部门就可以拒绝承认陆仰山的地下党员身份。衙门口的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肆意妄为，什么世道？官府不是黑社会，哪来的那么多暴戾恣睢之气？
现在台湾的国民党都可以堂而皇之的到大陆旅游，投资经商。一个小小的科级，村级干部就可以贪污上百万，上千万的钱财，追认一名七八十年前的地下党员，需要很大成本和代价吗？过去听说过“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这个却是的“地下党不如国民党”。唉！这世界变化快，实在弄不明白。
陆仰山的后人想移民吗？
希望不要咬牙切齿
整陆妻的人在当地有势力，否则何必举手之劳皆大欢喜的事为什么这么抗拒。小地方，官场亲属关系盘根错节一代一代。
地方上整出个大大的抗日烈士现在说起来都是资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