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当时正值“红八月”，整个北京城陷入一种狂热与肃杀交织的氛围。在那天下午，文联大院里，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被当众批斗，数小时后，沉入太平湖中，再未醒来。
这位作家，正是老舍。
而记录这一过程的，是另一位作家林斤澜。他没有渲染控诉，也没有故作悲情，只是写下了当日亲眼所见的人与景。阅读这篇文章，仿佛置身现场：大院、红袖章、牛皮纸牌子、沉默与尖叫交错……每一句都像是拍打在时代脸上的回声。
文章出处｜林斤澜《批斗老舍现场记》 作者｜林斤澜 选自｜《林斤澜散文》
1966年8月23日，北京市文联的院子里，发生了一场震动人心的事件。
彼时，距离新中国成立不过十七年，全国正处于一股狂热而压抑的浪潮中。就在这一天，一位在文艺界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被当众斗争，最终含冤离世，鲜血染红了文联的土地。
那段日子，文联大院内人来人往，场面看似热闹，却并无买卖。更像是一场展览，或者说是一处随时更新的大字报展，空荡而肃杀，仿佛灵堂。
所有的办公室大门敞开，不论是机关单位、学校，还是街道组织的人，都能随意出入，大多数人也确实无事可做，便以“串场”方式参与其中。
一位来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带着几名同伴，自称“进驻”文联。按当时的说法，是为了“接管”权力。虽然当时的革委会不称其为“夺权”，但行动上已毫无顾忌。
他站在会议室里训话，指着一位年轻作家说：“你放毒，我受过你的毒害。”那青年低头不语。他又转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说：“曹靖华比你们资格老，头发、眉毛、胡子都白了，我们叫他‘曹三白’。”接着命令他举起脖子上的“牛鬼蛇神”牌子。对方不敢不从，举了起来，又被要求举得更高，举过头顶。
那位学生接连拨打电话，召集更多人来文联“观战”。很快，一群十几岁的女学生陆续抵达，穿着拼凑的绿军装，头发在脑后扎着两把刷子般的小辫，一律腰间束着宽带，铜扣闪亮。
中午时分，她们开始“出手”。军用皮带被解下变成了鞭子，铜扣击打在人身上，立刻见血，毫不手软。
那个北大学生，看似激进，实则情绪极端。有人说，如果当时有人当面叫他“阿Q”，他当场可能就要动手。
可让人意外的是，这人革了几天“命”，很快就消失无踪。据传是个出身特殊的“干部子弟”，结果一夜之间被打成了“狗崽子”，身份转瞬即变，成了被清算的对象。
文联的作家们在风向突变中各自“站队”：有的干脆进入革委会，有的戴起了红袖章，有的组织起所谓“战斗小组”，也有人索性选择保持沉默、不表态。
到了8月23日这天，已有一半文艺工作者被打入“黑帮”行列。到了9月，大多数人都被揪出来“接受群众监督”。剩下的几个，也因“斗争焦点”转移到了更高层的军政人物身上，才算勉强避过风头。毕竟文艺界，只是个开场用的“引子”。
在这场风暴彻底来临前，许多作家也曾贴出大字报——内容或是揭发旧事，或是表态立场，有的纯粹是“奉命交代”。大多数人还未走到公开“认罪”的地步。
唯独有一人显得特别。他叫骆宾基，贴出的大字报不长，但字迹被称作“画符体”，像符咒一般，笔画古怪，风格鲜明。大字报的标题引用鲁迅的话——“谩骂决不是战斗！”
贴的位置在走廊转角处，光线昏暗，却格外醒目。有人停下抄写，有人默读许久，也有人忍不住破口大骂。
文联主席老舍，从会议室踱步出来，走到了走廊拐角。他站在一张贴有“谩骂决不是战斗！”的大字报前，神情凝重，似乎想说点什么。但这些天，周围人见了他，不是避而不见，就是轻哼一声迅速走开。
他回头望了眼台阶边的花坛，一个青年作家正站在那里舒展筋骨。老舍缓缓走过去，也站上花坛。他不会想到，几个小时后，自己会在这里带血倒下。
此时，一位刚进革委会的工人诗人从廊道经过，见到老舍和青年作家居然在门口交谈，连忙停步、转身，像是怕被牵连。转身一刻，他忍不住露出一个微笑——那是那个时代已极少见的人性光芒，值得一记。
午间，酷暑正烈，几名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闯入会议室。她们穿着拼凑的绿军装，扎着“刷子头”，看到长短不一的紫皮沙发，欢呼一声就躺了上去。本在沙发上“学习”的几位作家，只好默默让出座位。
不久，一位农民出身的革委会成员也走进来，看到她们霸占沙发，忧心安全问题，当即喝令：“都起来！这里要锁门，不准随便进！”可女学生不理，有人还讥讽：“紫皮沙发是修正主义，我们这是躺着革革命。”
小说家愤然无奈，只能转身离去。走到门口，他忽然冲着廊道高喊一声：
“开会！”
没人响应。他自己也知道没会可开，更不是开会能解决的问题。但那声“开会”，在当时的氛围下，仍有一笔之值。
吼完，他愤愤地离开了。
那天中午，老舍原本有专车接送，可司机因故停了车。他只得自己出门，到院子对面的小铺买了个芝麻大烧饼。肩膀微弯，两指拎着烧饼，默默穿过院子返回会议室。
周围人依旧冷眼旁观，没人搭理，却都从眼角打量他。
下午三点，院子那头突然喧闹起来。文化局与文联共处一院，一个在东门，一个在西门，内廊相通。起初只是叫喊脚步声，随后是呼口号、点名、推搡、拳脚交加，混乱如潮水涌来。
会议室里的人一动不动，有人侧身往窗外偷看，立刻有人提醒：“别看，坐下，别惹眼。”像极了战时警报下的暗自防空。
院外传来喊声：“揪荀慧生！”老舍脸部抽动了一下，摇了摇手，低声啧了几声，起身走了几步，又回头坐下，神情木然。
突然，文联这边的廊道也响起急促脚步，仿佛失火，又似洪水泄闸。会议室的双门猛然打开，几人高喊：“出来，出来——”
众人鱼贯而出。院内人头攒动，不再像白日市集，更像戏台下的一场乱局。毒日高悬，空气却仿佛凝滞，回忆中只觉昏暗如烟雾。
东侧角落，围起了三层人墙。不是卖艺也非斗殴，而是围攻一位“盗墓匪”。那是老作家萧军，早年从文学转去考古，曾自嘲“盗墓”。今日，正好被扣上帽子。
萧老练过武术，自称“短刀一把，双拳分厢”，风骨尚在。这时他站得笔直，不低头、不弯腰。文化局造反派知他不易对付，起初还只是绕着说话。
但一个扎着刷子头的女红卫兵忽然怒气上头，猛地解下铜扣腰带，带着几人一拥而上，劈头盖脸地抽打。萧军终究年迈，终于被打倒在地。
人群中忽然传来一句大喊：
“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口号，本该振聋发聩。可话音未落，四周便投来几道冷冷的目光。
有人动作更快，一把将这名中年作家从前排扯到人群后头。也正是这位作家，在这场风暴中竟奇迹般地未被“揪出”，实属罕见。他虽已年过中年，臂上却戴着红袖标，另一位同龄人看到后，还曾赞一句：“保家卫国。”
围攻还在继续。几人试图将萧军拉起，命他低头认罪。萧老稳稳站定，双脚叉开、双手收于腹前，语气平静但坚定：
“服打，不服罪。”
就在此时，文化局大门口又传来一阵动静。一批“被点名”的人被押解而出，胸前悬着各种大小不一的白底黑字牌子，交错着画有红叉。他们被列队带入院中，站成一排，正对北边。
局长体形魁梧，神情木讷低头垂手。其余人或惊惶失措，或面无血色。周围红袖标们高喊“打倒”，吆喝声中划出中间一块空地，仿佛变成一场现场“示众”的表演台。
“开场”后，开始轮流喊人名。每被点到一人，便会自己走进空地，站入人群中的那一排，自觉低头垂手。随后就有红袖标上前，将写着“罪名”的牌子挂在其脖颈上，这一挂，便是“定案”。
令人惊异的是——无论胆大或胆小，被点名者几乎无人反抗。没有人拒绝、申辩、逃离，甚至没有半点推搡、混乱。他们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自动站上去，俨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后人或许难以理解，但那一刻的人，或许早已无法抗拒那种氛围。
一开始，文化局与文联交替点人，一对一。可到了后来，两边“库存”不同，有的排不上，有的则连叫数人。
喊名者多藏身人群之中，只“炸”出一句姓名，却不现身。偏偏这些声音，听者一听便知是谁，皆是同一院中混饭多年之人，彼此熟识，知根知底。
至于点谁不点谁，背后是否有过协商或安排？外人无从得知，唯有感受到，那一刻整个过程像极了“点将台”，只差没有生死簿。
谁喊名，谁就算数。没有表决、没有程序，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命运的分界点。
被点名的人依次上台，文联第一个喊出的名字，正是老舍。紧随其后的是骆宾基——那个写下“谩骂决不是战斗”大字报的人。老舍脖子上挂的牌子写着“反动文人”，连“走资派”都算不上，仿佛身份都被抹去。
场面刚沉静，一辆帆布大卡车驶入院子，像一艘“贼船”缓缓靠岸。被押者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文艺界人物，在吆喝声中，被塞进车厢，有的还得拎着胸前的牌子攀上车尾，踉跄登车，像被吞入黑洞。
车开往“国子监”旧址，那里堆满了戏装盔甲，金银线绣、绫罗绸缎——是京剧行当的珍贵行头。被当作“封建遗毒”的这些物件被点火焚烧，旁边跪着一圈“黑帮分子”，身后红袖标挥舞腰带抽打。这就是那场令人震撼的“破四旧”现场。
傍晚，卡车又载着人回到文联。下车的众人早已不复原样，脸色乌青、发焦衣破、神情恍惚，宛如从人间炼狱走出。围观群众一时噤声，自觉让开一条路。这些“头面人物”排队回屋，没有一个发声，连咳嗽都没有，像是影子般退场。
老舍被单独带入自己的办公室，交由女秘书照看。屋里空旷，他头缠白绸水袖，布上还有血迹，后脑也隐隐渗血。没有人命令他做什么，他却主动不坐桌前，也不上沙发，而是背靠沙发蹲到地上。
他本患寒腿，这样的姿势更是难熬。窗边，女秘书低头装作忙碌，不敢说话，更不敢看他。那一刻，这位曾描摹老北京风情的作家，像极了他笔下拉车的、卖茶的、唱戏的老人——孤零零地蹲在墙根，只不过，这次没有阳光。
他低头沉默，没有命令，没有规矩，是他自己选择了蹲下。
夜幕悄然降临，文联院内的灯光早早亮起，照亮那些还未离去的人群。白日喧嚣仿佛该告一段落了。
忽然，院内一声呼喊，人群迅速聚拢——有人带头点名，要对老舍进行当众“揭发批判”。革委会成员这时还在里屋商议“明日安排”，等他们反应过来时，老舍已被人带到门前的花坛上，几名女学生模样的人围在他身边，高声喊口号。
但场面很快冷下来——这几位女红袖标显得生疏，喊口号有些无力，连“老舍是干什么的”“他写过什么有害作品”都答不上来。批斗，变成了尴尬的沉默。
这时，为“救场”，一位女作家站出来，语声高亢：“我揭发——他拿过美金，把作品卖给美国！”几名红袖标立刻响应，口号声骤然高涨。
老舍这时，却不再沉默了。他抬头、睁眼，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我靠写作为生……不但拿过美金，还拿过英镑……那是解放前的事。”
他逐条细数——哪年、在哪个国家、哪家出版社、哪部作品、多少稿费，言辞有据，语气坦然。
口号声变得激烈起来：“狡辩！翻案！”而老舍却一再发声：“我有话要说……我没说完……”这是他在这一天沉默屈辱之后，第一次奋力喊出自己的声音。
这时，忽有人大喊：“他竟然没挂牌子！”很快，一块牌子递了过来，被强行套在老舍头上。因为挂绳太短，勒在了耳边，女红袖标使劲拉扯，老舍本能地用手托住，试图缓解压迫，动作间，不小心碰到了对方脸部。
这一碰，场面彻底失控。
有人大喊：“他敢还手！”一位沉默多日的大个子作家此刻突然高声附和：“他打人了！他有问题！”
刹那间，红袖标们一拥而上，拳脚齐下。老舍顿时矮了下去——是跪？是蹲？没人分得清。只见他蜷缩在地，消失在密集人群的包围中。
花坛上的混乱仍在持续。
与此同时，文联深处的革委会成员四处打电话求援。老舍身份特殊，身兼多个文艺界头衔，是人代会代表，也是文联、作协的重要人物。打电话者反复强调：“出了事谁都脱不了干系！”可电话那头不是推诿，就是挂断。
最后，事情推到公安系统，由上而下，一路推给了地方派出所——终于来了两位警察。
这时，革委会几人带头，走上门前台阶，高喊：“将现行反革命分子老舍交给专政机关处理！”后面人群也跟着起哄：“法办！”“有地方收拾他！”场面一时高涨。
两名警察登上花坛，站在老舍左右，像是“接手”，却谁也没有伸手、没有说话，只是站着，表情空洞。老舍仍旧蜷在地上，警察既不搀扶，也不询问。
还是旁边的人出手，把他一把拽起，顺势拉了警察的手，象征性地“交人”。
老舍起身时踉跄，忽地对警察咧嘴一笑——这笑容既僵硬，又令人说不出的难受。懂北京话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让人“瘆得慌”的笑。
此刻，不禁让人想到：他这一生写过那么多“警察”，不论在旧时还是新社会的作品里，笔下的警察总带着一点胡同味、人情味。如今七十岁的他，竟真的由警察“带走”。
临出院门，又一次被围观人群团团围住。幸好革委会几人随行，才得以突围而去。
深夜，派出所通知其家属。夫人赶来接人，带他回了家。
第二天早晨，老舍独自走出家门，向西而行，一路走到太平湖边，坐在湖畔，一直坐到傍晚，走进了湖水里。
那是“红八月”的第24日，亦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页。
23日的动荡终告一段落，虽然已是夜深，但回望那一天，白日不亮，黑夜不暗，全是压抑的灰色回忆。
革委会对仍在会议室里“等通知”的文联人员作出处理，勒令他们当夜回家，要求第二天早晨按时到机关“报到”，不得随意外出、不得私下议论。
据一些后来回忆，那晚还有一番训话和“表态”。多半人点头应付，唯有一位老作家说了句半带讽刺的总结：“把人打得糊里糊涂的。”另一位性格耿直的作家则仍保留着自我辩解：“我哪年哪月做过错事，但我不是那个意思……”
结果，一名青年冲着他一嗓子：“别几几几了，解散！”
十年后，“1966年8月23日”的那一天被正式立案调查，被称为“八二三事件”。但始终未有公开结论。
从中苏友协楼上的窗户可以每天看到不同规模的批斗牛鬼蛇神活动。住在院内曾在解放前夕秘密联络鼓动傅冬菊策反傅作义起义时任市文联秘书长曾平在此期间坠楼自尽。与文联这样的文化单位相比，中苏友协北侧府右街上的水力电力部批斗活动，由于有良乡电力学校后生们的参加则更为血腥暴力。
执政党做过历史决议，否定文革。
老舍有家庭的温暖，应该不会自杀。半夜没回家，无人管。门是否反锁不知道。老舍平反后，妻儿利用老舍的名气大似捞钱备受诟病。这就是真实的社会。
编者：当时正值“红八月”，整个北京城陷入一种狂热与肃杀交织的氛围。在那天下午，文联大院里，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被当众批斗，数小时后，沉入太平湖中，再未醒来。
这位作家，正是老舍。
而记录这一过程的，是另一位作家林斤澜。他没有渲染控诉，也没有故作悲情，只是写下了当日亲眼所见的人与景。阅读这篇文章，仿佛置身现场：大院、红袖章、牛皮纸牌子、沉默与尖叫交错……每一句都像是拍打在时代脸上的回声。
文章出处｜林斤澜《批斗老舍现场记》
作者｜林斤澜
选自｜《林斤澜散文》
1966年8月23日，北京市文联的院子里，发生了一场震动人心的事件。
彼时，距离新中国成立不过十七年，全国正处于一股狂热而压抑的浪潮中。就在这一天，一位在文艺界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被当众斗争，最终含冤离世，鲜血染红了文联的土地。
那段日子，文联大院内人来人往，场面看似热闹，却并无买卖。更像是一场展览，或者说是一处随时更新的大字报展，空荡而肃杀，仿佛灵堂。
所有的办公室大门敞开，不论是机关单位、学校，还是街道组织的人，都能随意出入，大多数人也确实无事可做，便以“串场”方式参与其中。
一位来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带着几名同伴，自称“进驻”文联。按当时的说法，是为了“接管”权力。虽然当时的革委会不称其为“夺权”，但行动上已毫无顾忌。
他站在会议室里训话，指着一位年轻作家说：“你放毒，我受过你的毒害。”那青年低头不语。他又转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说：“曹靖华比你们资格老，头发、眉毛、胡子都白了，我们叫他‘曹三白’。”接着命令他举起脖子上的“牛鬼蛇神”牌子。对方不敢不从，举了起来，又被要求举得更高，举过头顶。
那位学生接连拨打电话，召集更多人来文联“观战”。很快，一群十几岁的女学生陆续抵达，穿着拼凑的绿军装，头发在脑后扎着两把刷子般的小辫，一律腰间束着宽带，铜扣闪亮。
中午时分，她们开始“出手”。军用皮带被解下变成了鞭子，铜扣击打在人身上，立刻见血，毫不手软。
那个北大学生，看似激进，实则情绪极端。有人说，如果当时有人当面叫他“阿Q”，他当场可能就要动手。
可让人意外的是，这人革了几天“命”，很快就消失无踪。据传是个出身特殊的“干部子弟”，结果一夜之间被打成了“狗崽子”，身份转瞬即变，成了被清算的对象。
文联的作家们在风向突变中各自“站队”：有的干脆进入革委会，有的戴起了红袖章，有的组织起所谓“战斗小组”，也有人索性选择保持沉默、不表态。
到了8月23日这天，已有一半文艺工作者被打入“黑帮”行列。到了9月，大多数人都被揪出来“接受群众监督”。剩下的几个，也因“斗争焦点”转移到了更高层的军政人物身上，才算勉强避过风头。毕竟文艺界，只是个开场用的“引子”。
在这场风暴彻底来临前，许多作家也曾贴出大字报——内容或是揭发旧事，或是表态立场，有的纯粹是“奉命交代”。大多数人还未走到公开“认罪”的地步。
唯独有一人显得特别。他叫骆宾基，贴出的大字报不长，但字迹被称作“画符体”，像符咒一般，笔画古怪，风格鲜明。大字报的标题引用鲁迅的话——“谩骂决不是战斗！”
贴的位置在走廊转角处，光线昏暗，却格外醒目。有人停下抄写，有人默读许久，也有人忍不住破口大骂。
文联主席老舍，从会议室踱步出来，走到了走廊拐角。他站在一张贴有“谩骂决不是战斗！”的大字报前，神情凝重，似乎想说点什么。但这些天，周围人见了他，不是避而不见，就是轻哼一声迅速走开。
他回头望了眼台阶边的花坛，一个青年作家正站在那里舒展筋骨。老舍缓缓走过去，也站上花坛。他不会想到，几个小时后，自己会在这里带血倒下。
此时，一位刚进革委会的工人诗人从廊道经过，见到老舍和青年作家居然在门口交谈，连忙停步、转身，像是怕被牵连。转身一刻，他忍不住露出一个微笑——那是那个时代已极少见的人性光芒，值得一记。
午间，酷暑正烈，几名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闯入会议室。她们穿着拼凑的绿军装，扎着“刷子头”，看到长短不一的紫皮沙发，欢呼一声就躺了上去。本在沙发上“学习”的几位作家，只好默默让出座位。
不久，一位农民出身的革委会成员也走进来，看到她们霸占沙发，忧心安全问题，当即喝令：“都起来！这里要锁门，不准随便进！”可女学生不理，有人还讥讽：“紫皮沙发是修正主义，我们这是躺着革革命。”
小说家愤然无奈，只能转身离去。走到门口，他忽然冲着廊道高喊一声：
“开会！”
没人响应。他自己也知道没会可开，更不是开会能解决的问题。但那声“开会”，在当时的氛围下，仍有一笔之值。
吼完，他愤愤地离开了。
那天中午，老舍原本有专车接送，可司机因故停了车。他只得自己出门，到院子对面的小铺买了个芝麻大烧饼。肩膀微弯，两指拎着烧饼，默默穿过院子返回会议室。
周围人依旧冷眼旁观，没人搭理，却都从眼角打量他。
下午三点，院子那头突然喧闹起来。文化局与文联共处一院，一个在东门，一个在西门，内廊相通。起初只是叫喊脚步声，随后是呼口号、点名、推搡、拳脚交加，混乱如潮水涌来。
会议室里的人一动不动，有人侧身往窗外偷看，立刻有人提醒：“别看，坐下，别惹眼。”像极了战时警报下的暗自防空。
院外传来喊声：“揪荀慧生！”老舍脸部抽动了一下，摇了摇手，低声啧了几声，起身走了几步，又回头坐下，神情木然。
突然，文联这边的廊道也响起急促脚步，仿佛失火，又似洪水泄闸。会议室的双门猛然打开，几人高喊：“出来，出来——”
众人鱼贯而出。院内人头攒动，不再像白日市集，更像戏台下的一场乱局。毒日高悬，空气却仿佛凝滞，回忆中只觉昏暗如烟雾。
东侧角落，围起了三层人墙。不是卖艺也非斗殴，而是围攻一位“盗墓匪”。那是老作家萧军，早年从文学转去考古，曾自嘲“盗墓”。今日，正好被扣上帽子。
萧老练过武术，自称“短刀一把，双拳分厢”，风骨尚在。这时他站得笔直，不低头、不弯腰。文化局造反派知他不易对付，起初还只是绕着说话。
但一个扎着刷子头的女红卫兵忽然怒气上头，猛地解下铜扣腰带，带着几人一拥而上，劈头盖脸地抽打。萧军终究年迈，终于被打倒在地。
人群中忽然传来一句大喊：
“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口号，本该振聋发聩。可话音未落，四周便投来几道冷冷的目光。
有人动作更快，一把将这名中年作家从前排扯到人群后头。也正是这位作家，在这场风暴中竟奇迹般地未被“揪出”，实属罕见。他虽已年过中年，臂上却戴着红袖标，另一位同龄人看到后，还曾赞一句：“保家卫国。”
围攻还在继续。几人试图将萧军拉起，命他低头认罪。萧老稳稳站定，双脚叉开、双手收于腹前，语气平静但坚定：
“服打，不服罪。”
就在此时，文化局大门口又传来一阵动静。一批“被点名”的人被押解而出，胸前悬着各种大小不一的白底黑字牌子，交错着画有红叉。他们被列队带入院中，站成一排，正对北边。
局长体形魁梧，神情木讷低头垂手。其余人或惊惶失措，或面无血色。周围红袖标们高喊“打倒”，吆喝声中划出中间一块空地，仿佛变成一场现场“示众”的表演台。
“开场”后，开始轮流喊人名。每被点到一人，便会自己走进空地，站入人群中的那一排，自觉低头垂手。随后就有红袖标上前，将写着“罪名”的牌子挂在其脖颈上，这一挂，便是“定案”。
令人惊异的是——无论胆大或胆小，被点名者几乎无人反抗。没有人拒绝、申辩、逃离，甚至没有半点推搡、混乱。他们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自动站上去，俨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后人或许难以理解，但那一刻的人，或许早已无法抗拒那种氛围。
一开始，文化局与文联交替点人，一对一。可到了后来，两边“库存”不同，有的排不上，有的则连叫数人。
喊名者多藏身人群之中，只“炸”出一句姓名，却不现身。偏偏这些声音，听者一听便知是谁，皆是同一院中混饭多年之人，彼此熟识，知根知底。
至于点谁不点谁，背后是否有过协商或安排？外人无从得知，唯有感受到，那一刻整个过程像极了“点将台”，只差没有生死簿。
谁喊名，谁就算数。没有表决、没有程序，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命运的分界点。
被点名的人依次上台，文联第一个喊出的名字，正是老舍。紧随其后的是骆宾基——那个写下“谩骂决不是战斗”大字报的人。老舍脖子上挂的牌子写着“反动文人”，连“走资派”都算不上，仿佛身份都被抹去。
场面刚沉静，一辆帆布大卡车驶入院子，像一艘“贼船”缓缓靠岸。被押者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文艺界人物，在吆喝声中，被塞进车厢，有的还得拎着胸前的牌子攀上车尾，踉跄登车，像被吞入黑洞。
车开往“国子监”旧址，那里堆满了戏装盔甲，金银线绣、绫罗绸缎——是京剧行当的珍贵行头。被当作“封建遗毒”的这些物件被点火焚烧，旁边跪着一圈“黑帮分子”，身后红袖标挥舞腰带抽打。这就是那场令人震撼的“破四旧”现场。
傍晚，卡车又载着人回到文联。下车的众人早已不复原样，脸色乌青、发焦衣破、神情恍惚，宛如从人间炼狱走出。围观群众一时噤声，自觉让开一条路。这些“头面人物”排队回屋，没有一个发声，连咳嗽都没有，像是影子般退场。
老舍被单独带入自己的办公室，交由女秘书照看。屋里空旷，他头缠白绸水袖，布上还有血迹，后脑也隐隐渗血。没有人命令他做什么，他却主动不坐桌前，也不上沙发，而是背靠沙发蹲到地上。
他本患寒腿，这样的姿势更是难熬。窗边，女秘书低头装作忙碌，不敢说话，更不敢看他。那一刻，这位曾描摹老北京风情的作家，像极了他笔下拉车的、卖茶的、唱戏的老人——孤零零地蹲在墙根，只不过，这次没有阳光。
他低头沉默，没有命令，没有规矩，是他自己选择了蹲下。
夜幕悄然降临，文联院内的灯光早早亮起，照亮那些还未离去的人群。白日喧嚣仿佛该告一段落了。
忽然，院内一声呼喊，人群迅速聚拢——有人带头点名，要对老舍进行当众“揭发批判”。革委会成员这时还在里屋商议“明日安排”，等他们反应过来时，老舍已被人带到门前的花坛上，几名女学生模样的人围在他身边，高声喊口号。
但场面很快冷下来——这几位女红袖标显得生疏，喊口号有些无力，连“老舍是干什么的”“他写过什么有害作品”都答不上来。批斗，变成了尴尬的沉默。
这时，为“救场”，一位女作家站出来，语声高亢：“我揭发——他拿过美金，把作品卖给美国！”几名红袖标立刻响应，口号声骤然高涨。
老舍这时，却不再沉默了。他抬头、睁眼，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我靠写作为生……不但拿过美金，还拿过英镑……那是解放前的事。”
他逐条细数——哪年、在哪个国家、哪家出版社、哪部作品、多少稿费，言辞有据，语气坦然。
口号声变得激烈起来：“狡辩！翻案！”而老舍却一再发声：“我有话要说……我没说完……”这是他在这一天沉默屈辱之后，第一次奋力喊出自己的声音。
这时，忽有人大喊：“他竟然没挂牌子！”很快，一块牌子递了过来，被强行套在老舍头上。因为挂绳太短，勒在了耳边，女红袖标使劲拉扯，老舍本能地用手托住，试图缓解压迫，动作间，不小心碰到了对方脸部。
这一碰，场面彻底失控。
有人大喊：“他敢还手！”一位沉默多日的大个子作家此刻突然高声附和：“他打人了！他有问题！”
刹那间，红袖标们一拥而上，拳脚齐下。老舍顿时矮了下去——是跪？是蹲？没人分得清。只见他蜷缩在地，消失在密集人群的包围中。
花坛上的混乱仍在持续。
与此同时，文联深处的革委会成员四处打电话求援。老舍身份特殊，身兼多个文艺界头衔，是人代会代表，也是文联、作协的重要人物。打电话者反复强调：“出了事谁都脱不了干系！”可电话那头不是推诿，就是挂断。
最后，事情推到公安系统，由上而下，一路推给了地方派出所——终于来了两位警察。
这时，革委会几人带头，走上门前台阶，高喊：“将现行反革命分子老舍交给专政机关处理！”后面人群也跟着起哄：“法办！”“有地方收拾他！”场面一时高涨。
两名警察登上花坛，站在老舍左右，像是“接手”，却谁也没有伸手、没有说话，只是站着，表情空洞。老舍仍旧蜷在地上，警察既不搀扶，也不询问。
还是旁边的人出手，把他一把拽起，顺势拉了警察的手，象征性地“交人”。
老舍起身时踉跄，忽地对警察咧嘴一笑——这笑容既僵硬，又令人说不出的难受。懂北京话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让人“瘆得慌”的笑。
此刻，不禁让人想到：他这一生写过那么多“警察”，不论在旧时还是新社会的作品里，笔下的警察总带着一点胡同味、人情味。如今七十岁的他，竟真的由警察“带走”。
临出院门，又一次被围观人群团团围住。幸好革委会几人随行，才得以突围而去。
深夜，派出所通知其家属。夫人赶来接人，带他回了家。
第二天早晨，老舍独自走出家门，向西而行，一路走到太平湖边，坐在湖畔，一直坐到傍晚，走进了湖水里。
那是“红八月”的第24日，亦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页。
23日的动荡终告一段落，虽然已是夜深，但回望那一天，白日不亮，黑夜不暗，全是压抑的灰色回忆。
革委会对仍在会议室里“等通知”的文联人员作出处理，勒令他们当夜回家，要求第二天早晨按时到机关“报到”，不得随意外出、不得私下议论。
据一些后来回忆，那晚还有一番训话和“表态”。多半人点头应付，唯有一位老作家说了句半带讽刺的总结：“把人打得糊里糊涂的。”另一位性格耿直的作家则仍保留着自我辩解：“我哪年哪月做过错事，但我不是那个意思……”
结果，一名青年冲着他一嗓子：“别几几几了，解散！”
十年后，“1966年8月23日”的那一天被正式立案调查，被称为“八二三事件”。但始终未有公开结论。
从中苏友协楼上的窗户可以每天看到不同规模的批斗牛鬼蛇神活动。住在院内曾在解放前夕秘密联络鼓动傅冬菊策反傅作义起义时任市文联秘书长曾平在此期间坠楼自尽。与文联这样的文化单位相比，中苏友协北侧府右街上的水力电力部批斗活动，由于有良乡电力学校后生们的参加则更为血腥暴力。
执政党做过历史决议，否定文革。
老舍有家庭的温暖，应该不会自杀。半夜没回家，无人管。门是否反锁不知道。老舍平反后，妻儿利用老舍的名气大似捞钱备受诟病。这就是真实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