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家在国内住的房子条件还不错，现在经常能在微信中看到“xx路的神韵”，“xx弄的情调＂等描写老家周围这几幢房子的文章。诛不知，文化大革命时发生在那里的抢房子风波是何等的令人难以置信。
那是上海的一幢三层楼房。一楼三房一卫，一个室内阳台，两间厨房；二楼四房两卫，一个室内阳台；三楼四房两卫，一个露天阳台。另外还有一栋和主楼相连的小楼曾是保姆住房及不和主楼相连的二层车库和半个卫生间，车库二楼是司机住房。
文革前我们这幢楼里住着四户人家，都是知识分子。四家共有五个女孩，三个是在这个楼里出生的，包括我。我们年龄不相上下，从小到大就象亲姐妺一样。文化大革命前岁月静好，我们每天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买零食吃，并经常在楼前的花园里追逐嬉戏，在各家的房间里蹦上跑下，过年时还和楼里的男孩和大人们一起开联欢会，自唱自演，不亦乐乎。
文化大革命开始，三户人家受到了冲击。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国民党军官、美国特务等头衔不期而至，抄家轮番进行。
那时我家住三楼，有三房两卫一阳台和主楼外保姆房改成的厨房。后来我们把一个卫生间装了煤气改为厨房，马桶浴缸还在，外面的厨房则弃用了。二楼住一户，他们家房子最大，除了二楼一层还有三楼一房及外面的车库。他们家除了二楼住人，其他全是儲物。一楼住两户，一户是两房加室内阳台，另一户是一房，两家合用卫生间。一楼的两间厨房由一二楼住户共用。
因为二楼那家房子最大，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房管处的造反派首先来光顾。房管处的红卫兵来二楼抄家，在他们家折腾了整整两天，搞了个天翻地覆，把东西扔得滿地都是，并装走了满满几卡车家具、钢琴、冰箱等各种东西。最后的结果是二楼那家的房子被强行没收掉了一大半，只留下两房一卫和室内阳台给他们一家四口用，其他的全没收了。我家弃用的小楼也一并被没收了。
没收的房子先后被五家人家瓜分。住进二楼另两间房的是弄堂对面被扫地出门的一家黑五类，他们原来的家被里弄居委会占据了；住进三楼一间的是一队红卫兵，白天来活动，晚上不来，他们与二楼的黑五类合用卫生间；住进车库上下的是两家红五类，合用半个卫生间；住进另一小楼的也是一家红五类。外面的三家都各自在屋子边上搭出了小厨房。那时的违章建筑是没有人会过问的。
三楼的那一队红卫兵，待了没多久就搬走了，另外搬来了一家红五类。他们原来应该和红卫兵一样去二楼用卫生间，但我家厨房不锁门，他们觉得来我家用更方便，于是硬要到我家的厨房里来用马桶用水。我妈妈没办法，只得让他们来用。他们的厨房原该在一楼和另两家合用，但他们见到三楼公用地方较大，就要求我妈妈把我们原来放杂物的地方腾空出来，在那里装了个煤气灶作厨房，并放了个桌子，吃饭也在公用地方。
一楼的房子是属于男主人单位兼管的。文革中，一楼被强占了一个大房间和室内阳台，那里住进了一批他们单位的单身员工，一大群人和一楼原来两家合用煤卫。房子被占的一家五口只能挤在另一个大房间内。在那剩下的唯一一间房里，他家父母用家具把房间从中间一隔为二，使它成为一个长条的二居室，父母和两个大儿子、一个女儿挤在里面吃饭睡觉。
我家三楼房子也是属于我父亲单位兼管的。那个年头，我们家也逃脱不了房屋被强占的命运。我父亲单位来抄家后，一间房和一个卫生间被没收了。那里搬来了我父亲单位的另一对工程师夫妇。我们父母和三姐弟住剩下的两间房并重新启用厨房里的浴缸，厨房和浴室并用。
因为我们一间卫生间被占，所以就和三楼先前搬来的红五类商量，叫他们和新搬来的工程师一家合用那个卫生间，他们也同意了。本来这样一来，我们家独门独户，他们两家合用卫生间，大家相安无事。可哪知那家红五类素质很差，和我们产生了不少矛盾。有一次，那家女主人出门，钥匙插在门上忘记拿了，回来后硬说我们动过钥匙，开过她家的门了。无论我们怎么向她解释，她都听不进去，只是说东西没少，还好。
这样的人家我们得躲着走。因为平时家中有人时我们的房门一直是开着的，为了减少和他们的接触，我妈妈在我家自己的走廊和公用地方之间挂了一条毯子，这样我们从自己的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或厨房就不会和他们打照面。天热了，他家男主人嫌毯子挡住了从我家窗口吹进来的穿堂风，有意见了。其实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房门关了，也就根本没有穿堂风了。但他不管，悄悄地用剪刀在毯子上狠狠地剪了一大刀，以示抗议。结果在里弄小组长的干预下，他们才不得不向我们道歉并补好了毯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一幢房子的住户从四户增加到最多时的十户外加一群单身汉，人口从十七人增加到三十五人还不算一楼的十几二十个单身汉。往日友好的邻里关系被七十二家房客的鸡飞狗跳取代了。那真是个可悲的年代。
当时抢房子的事情不仅发生在我们一幢楼里，左邻右舍也同样发生着。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左边的一栋楼里住了一家三口人，他们家上一辈是资本家，有保姆和一个私人三轮车夫住在边上的车间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家人家被扫地出门。整栋房子先是被一队红卫兵占领了，红卫兵走后又有一些部队官员及家属驻扎了进来，再后来部队官员和家属又被另一些人取代了，直到现在那里还驻扎着不知什么办事机构。
右边的一栋房子原来就住了好几户人家，文化大革命中二楼的一大间也被红卫兵占据了。我们能从窗口见到他们经常进进出出，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
我们那幢房子，直到三家都平反后，那些后搬来的住户才先后搬了出去，一楼的那群单身职工则在稍早就全部内迁到单位的外地三线部门去了，但车库上下等外面的三户就一直住在那里了。再后来我们那幢房子里的第二代大部分都来美国了。在美国，我们家家户户独门独院，每家至少有两个卫生间，一个大厨房，一个大车库。令人不堪设想的抢房子的情景就只会出现在噩梦里了。
老家的房子，屋前的大草坪被许多绿植取代，象个小森林了。现在里面只有一楼住了一户第三代。(摄于2019年)
单位分的婚房。就是楼主那个地段，但不是楼主那套。那车库只有一层，我去看过他们。当年结婚的确容易。有一个车库住就可以了。
当然，后来都买了新房，不知道现在这个车库还在不在，算是谁的，干啥用了。
这不就是共产主义的含义么。
我们分到的第一间房子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的房产，其人已经逃去台湾，其母被赶了出去到别处住。老太太还经常溜达过来从门缝往里看，反革命分子复辟之心不死的活证据。
我们也害怕阶级敌人报复，离她远远的。
后来这房拆迁不复存在了。不知道改开统战后，政府最后怎么处理的。
我出生时住的的杜月笙四大金刚之一顾嘉棠的号称嘉庐的私宅老洋房，解放时顾嘉棠随杜月笙去香港，房产被共军接收。
此后，我家住的是原日军机关的房产，抗战胜利后被国军接收，解放时又被共军接收。
几年前，我曾去故地重游，看到现这两处老洋房还在，但是军产房，门口处还挂有军事重地啥的，我进不去，怏怏而归。
差，*****了。
新中国纺织机械制造业之父。他曾在香港变卖全部家产，自美国购买全套纺织机械运回中国，奠定了中国的纺织机械制造业。
等三户人家就一直住在那里了。我们和他们和谐相处。
钥匙开了他们的房门，在他们不在时进了她家，我们能不吵吗？
文革以后，上百万人回城，只能在街道墙边搭棚子安家，持续多年。
不是谁自诩为爱国就动不得了。许多人当年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吐森颇。
以前我家在国内住的房子条件还不错，现在经常能在微信中看到“xx路的神韵”，“xx弄的情调＂等描写老家周围这几幢房子的文章。诛不知，文化大革命时发生在那里的抢房子风波是何等的令人难以置信。
那是上海的一幢三层楼房。一楼三房一卫，一个室内阳台，两间厨房；二楼四房两卫，一个室内阳台；三楼四房两卫，一个露天阳台。另外还有一栋和主楼相连的小楼曾是保姆住房及不和主楼相连的二层车库和半个卫生间，车库二楼是司机住房。
文革前我们这幢楼里住着四户人家，都是知识分子。四家共有五个女孩，三个是在这个楼里出生的，包括我。我们年龄不相上下，从小到大就象亲姐妺一样。文化大革命前岁月静好，我们每天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买零食吃，并经常在楼前的花园里追逐嬉戏，在各家的房间里蹦上跑下，过年时还和楼里的男孩和大人们一起开联欢会，自唱自演，不亦乐乎。
文化大革命开始，三户人家受到了冲击。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国民党军官、美国特务等头衔不期而至，抄家轮番进行。
那时我家住三楼，有三房两卫一阳台和主楼外保姆房改成的厨房。后来我们把一个卫生间装了煤气改为厨房，马桶浴缸还在，外面的厨房则弃用了。二楼住一户，他们家房子最大，除了二楼一层还有三楼一房及外面的车库。他们家除了二楼住人，其他全是儲物。一楼住两户，一户是两房加室内阳台，另一户是一房，两家合用卫生间。一楼的两间厨房由一二楼住户共用。
因为二楼那家房子最大，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房管处的造反派首先来光顾。房管处的红卫兵来二楼抄家，在他们家折腾了整整两天，搞了个天翻地覆，把东西扔得滿地都是，并装走了满满几卡车家具、钢琴、冰箱等各种东西。最后的结果是二楼那家的房子被强行没收掉了一大半，只留下两房一卫和室内阳台给他们一家四口用，其他的全没收了。我家弃用的小楼也一并被没收了。
没收的房子先后被五家人家瓜分。住进二楼另两间房的是弄堂对面被扫地出门的一家黑五类，他们原来的家被里弄居委会占据了；住进三楼一间的是一队红卫兵，白天来活动，晚上不来，他们与二楼的黑五类合用卫生间；住进车库上下的是两家红五类，合用半个卫生间；住进另一小楼的也是一家红五类。外面的三家都各自在屋子边上搭出了小厨房。那时的违章建筑是没有人会过问的。
三楼的那一队红卫兵，待了没多久就搬走了，另外搬来了一家红五类。他们原来应该和红卫兵一样去二楼用卫生间，但我家厨房不锁门，他们觉得来我家用更方便，于是硬要到我家的厨房里来用马桶用水。我妈妈没办法，只得让他们来用。他们的厨房原该在一楼和另两家合用，但他们见到三楼公用地方较大，就要求我妈妈把我们原来放杂物的地方腾空出来，在那里装了个煤气灶作厨房，并放了个桌子，吃饭也在公用地方。
一楼的房子是属于男主人单位兼管的。文革中，一楼被强占了一个大房间和室内阳台，那里住进了一批他们单位的单身员工，一大群人和一楼原来两家合用煤卫。房子被占的一家五口只能挤在另一个大房间内。在那剩下的唯一一间房里，他家父母用家具把房间从中间一隔为二，使它成为一个长条的二居室，父母和两个大儿子、一个女儿挤在里面吃饭睡觉。
我家三楼房子也是属于我父亲单位兼管的。那个年头，我们家也逃脱不了房屋被强占的命运。我父亲单位来抄家后，一间房和一个卫生间被没收了。那里搬来了我父亲单位的另一对工程师夫妇。我们父母和三姐弟住剩下的两间房并重新启用厨房里的浴缸，厨房和浴室并用。
因为我们一间卫生间被占，所以就和三楼先前搬来的红五类商量，叫他们和新搬来的工程师一家合用那个卫生间，他们也同意了。本来这样一来，我们家独门独户，他们两家合用卫生间，大家相安无事。可哪知那家红五类素质很差，和我们产生了不少矛盾。有一次，那家女主人出门，钥匙插在门上忘记拿了，回来后硬说我们动过钥匙，开过她家的门了。无论我们怎么向她解释，她都听不进去，只是说东西没少，还好。
这样的人家我们得躲着走。因为平时家中有人时我们的房门一直是开着的，为了减少和他们的接触，我妈妈在我家自己的走廊和公用地方之间挂了一条毯子，这样我们从自己的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或厨房就不会和他们打照面。天热了，他家男主人嫌毯子挡住了从我家窗口吹进来的穿堂风，有意见了。其实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房门关了，也就根本没有穿堂风了。但他不管，悄悄地用剪刀在毯子上狠狠地剪了一大刀，以示抗议。结果在里弄小组长的干预下，他们才不得不向我们道歉并补好了毯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一幢房子的住户从四户增加到最多时的十户外加一群单身汉，人口从十七人增加到三十五人还不算一楼的十几二十个单身汉。往日友好的邻里关系被七十二家房客的鸡飞狗跳取代了。那真是个可悲的年代。
当时抢房子的事情不仅发生在我们一幢楼里，左邻右舍也同样发生着。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左边的一栋楼里住了一家三口人，他们家上一辈是资本家，有保姆和一个私人三轮车夫住在边上的车间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家人家被扫地出门。整栋房子先是被一队红卫兵占领了，红卫兵走后又有一些部队官员及家属驻扎了进来，再后来部队官员和家属又被另一些人取代了，直到现在那里还驻扎着不知什么办事机构。
右边的一栋房子原来就住了好几户人家，文化大革命中二楼的一大间也被红卫兵占据了。我们能从窗口见到他们经常进进出出，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
我们那幢房子，直到三家都平反后，那些后搬来的住户才先后搬了出去，一楼的那群单身职工则在稍早就全部内迁到单位的外地三线部门去了，但车库上下等外面的三户就一直住在那里了。再后来我们那幢房子里的第二代大部分都来美国了。在美国，我们家家户户独门独院，每家至少有两个卫生间，一个大厨房，一个大车库。令人不堪设想的抢房子的情景就只会出现在噩梦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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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后来都买了新房，不知道现在这个车库还在不在，算是谁的，干啥用了。
这不就是共产主义的含义么。
我们分到的第一间房子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的房产，其人已经逃去台湾，其母被赶了出去到别处住。老太太还经常溜达过来从门缝往里看，反革命分子复辟之心不死的活证据。
我们也害怕阶级敌人报复，离她远远的。
后来这房拆迁不复存在了。不知道改开统战后，政府最后怎么处理的。
我出生时住的的杜月笙四大金刚之一顾嘉棠的号称嘉庐的私宅老洋房，解放时顾嘉棠随杜月笙去香港，房产被共军接收。
此后，我家住的是原日军机关的房产，抗战胜利后被国军接收，解放时又被共军接收。
几年前，我曾去故地重游，看到现这两处老洋房还在，但是军产房，门口处还挂有军事重地啥的，我进不去，怏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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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纺织机械制造业之父。他曾在香港变卖全部家产，自美国购买全套纺织机械运回中国，奠定了中国的纺织机械制造业。
等三户人家就一直住在那里了。我们和他们和谐相处。
钥匙开了他们的房门，在他们不在时进了她家，我们能不吵吗？
文革以后，上百万人回城，只能在街道墙边搭棚子安家，持续多年。
不是谁自诩为爱国就动不得了。许多人当年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吐森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