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党宣言》的评述（2）
蒋闻铭
关于第一部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评论
第一点： 所谓“阶级对立”的理论，显然受到了黑格尔辩证法这种荒唐哲学的启发，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斗争即正义”和“万物由对立而生”。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对立，确实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但人类社会的分层远比简单的对立两极复杂得多。
人类历史的主要斗争，其实是围绕如何组织社会，以更好地适应和促进当时物质生产方式而展开的。核心问题自古至今，始终是如何调和个体利益冲突，使一群个体得以和平共处并进行协作，而协作恰恰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基础。社会分层是现实可行的社会组织自然衍生的结果，而随着社会阶级的形成，阶级对立便不可避免，但这种对立往往又受限于社会协作的必要性而保持平衡。
被压迫阶级的斗争，除非与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密切相关，否则更多不过是促使统治阶级作出妥协与改良的手段，这种改良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稍微改善被压迫者的处境而已。
过度强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残酷斗争的重要性与“正义性”，并以“被压迫阶级”的名义鼓吹这种斗争，无异于鼓励社会内部充满恶意、残忍与毁灭性的冲突。这套所谓阶级对立的理论，或许正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恶劣、最极端的部分。
第二点： 如果把那些没有生产工具、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定义为“无产阶级”，那么“社会大多数最终将沦为无产阶级”这一预言基本成立。但所谓“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论断，却是极其错误的。
把现代工业生产力的来源归功于“劳动分工”，显然受亚当·斯密影响极深。虽然劳动分工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将其视为现代工业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是误导。宣言的作者似乎也相信，随着工业力量的不断发展，劳动分工愈发精细，生产过程对工人的技能要求将趋于最低，因而无产阶级的劳动价值最终只能等同于维持最基本生存的成本。这种对“绝对贫困”的预期，结合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劳动价格等于维持生理再生产的成本，便自然推导出无产阶级日益贫困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预测，宣言的作者才痛心疾首地鼓吹共产主义。但这一预言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相去甚远。
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宣言作者强调了“私有制原则”与“自由竞争原则”，却基本无视“政治平等权原则”（民主），甚至只字未提。而从后来发展的眼光回看，恰恰是“政治平等权”这一原则，使得温和改革成为可能，从而避免了激进革命——这一条在宣言作者眼中似乎从未存在的选项。
现代工业的起源与驱动力，其实是现代科学及其伴随的技术创新。真正把这些创新转化为惊人生产力果实的，是熊彼特意义下的“产业企业家”，即资产阶级。这正是他们之所以成为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力量的原因。
第三点： 人类社会必须解决的两大根本问题是：生产问题与分配问题。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主要任务无疑是解放现代科学技术所催生出的新生产力，使之不再受制于封建制度的社会框架，而建立一种能让新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社会秩序。分配问题当时并未凸显，或至少远不如后来生产力爆发式增长后的严重程度。
当分配问题显现后，确实呼唤认真对待与解决。而宣言作者显然认为，在坚持私有制为核心原则的社会框架下，资产阶级社会无法找到可行的分配方案。然而，历史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把资产阶级社会初生阶段的“阵痛”误判为垂死病态，误把其巅峰尚未到来的社会，视作已经穷途末路的衰败体系。
第四点： 马克思主义者自夸，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言，并非乌托邦式幻想，而是对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推断。这一必然性，据说是通过对现存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社会经济力量的互动与未来发展的分析所得出的逻辑结论。然而，这种分析，本质上不过是德国伪哲学（黑格尔）与错误的英国经济理论（李嘉图）的杂交体。
即使假设上述二者正确，他们的推理也只能得出一条结论：单靠“私有产权”与“自由贸易”原则建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终将失败。即便再进一步假设，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决定废除私有产权并尝试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宣言的作者依然未能提供任何论据，说明这样一个新社会将如何真正为人类所用。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意识到这个逻辑缺环？当然。但他们对此的回应薄弱至极，索性在《宣言》中全然避而不谈。但这恰恰是他们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而这些回答另见于其他文本。以下为恩格斯《共产主义信仰告白草案》（1847年6月9日）所述：
问：你们的共有财产主张依据何在？ 答：第一，依据工业、农业、贸易与殖民发展的结果——即大量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出现，以及机器、化学及其他手段所蕴含的无限扩展潜力。第二，依据每个人内心普遍存在的一些不可辩驳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产物，不需论证。
问：这些原则是什么？ 答：譬如说，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体幸福与全体幸福不可分离，诸如此类。
第一个“原则”并不新鲜：个体追求幸福，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始启发。第二个“原则”，则要求所有个体遵循这样的信条：
“个体幸福与全体幸福不可分离，诸如此类。”
姑且不论“诸如此类”，此言表明，在一个高度物质丰富的社会中，人类将被彻底改造，自利本能将不再成立。个体利益冲突将不复存在，或至少自利原则将不再是人类行为的首要驱动，而被“共同利益”（全体幸福）所取代。
但“全体幸福”如何客观定义？若以这种模糊的“共同利益”之名，以所谓“社会正义”为旗号，去否定个体自利原则，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必然是乌托邦。
今日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丰富，早已超越马克思时代最狂妄的梦想。人类为生存而挣扎的时代已成过去，“绝对贫困”已成历史。消费品分配的问题，亦早已通过温和改革与有限财富再分配予以解决。私有产权与自由竞争，依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组织基石。宣言所预言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从未发生，所谓“共产主义乌托邦”更无一例得以实现。
就对未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所作的预测而言，《宣言》的作者完全失算。
现代文明和近代中国 （全书目录链接）
当时的阶级矛盾异常突出，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以及阶级矛盾，当然是对的。后来资本主义在西方左派的推动下，不断改进，才逐步有了人权的概念。即使到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连坐公交的平等权力都没有，在各方面受到白人的欺压，这些是不是事实？
你看政治经济问题，从来没看到大局，喜欢从你看到的局部世界出发来分析，怎么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对《共产党宣言》的评述（2）
蒋闻铭
关于第一部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评论
第一点：
所谓“阶级对立”的理论，显然受到了黑格尔辩证法这种荒唐哲学的启发，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斗争即正义”和“万物由对立而生”。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对立，确实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但人类社会的分层远比简单的对立两极复杂得多。
人类历史的主要斗争，其实是围绕如何组织社会，以更好地适应和促进当时物质生产方式而展开的。核心问题自古至今，始终是如何调和个体利益冲突，使一群个体得以和平共处并进行协作，而协作恰恰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基础。社会分层是现实可行的社会组织自然衍生的结果，而随着社会阶级的形成，阶级对立便不可避免，但这种对立往往又受限于社会协作的必要性而保持平衡。
被压迫阶级的斗争，除非与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密切相关，否则更多不过是促使统治阶级作出妥协与改良的手段，这种改良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稍微改善被压迫者的处境而已。
过度强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残酷斗争的重要性与“正义性”，并以“被压迫阶级”的名义鼓吹这种斗争，无异于鼓励社会内部充满恶意、残忍与毁灭性的冲突。这套所谓阶级对立的理论，或许正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恶劣、最极端的部分。
第二点：
如果把那些没有生产工具、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定义为“无产阶级”，那么“社会大多数最终将沦为无产阶级”这一预言基本成立。但所谓“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论断，却是极其错误的。
把现代工业生产力的来源归功于“劳动分工”，显然受亚当·斯密影响极深。虽然劳动分工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将其视为现代工业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是误导。宣言的作者似乎也相信，随着工业力量的不断发展，劳动分工愈发精细，生产过程对工人的技能要求将趋于最低，因而无产阶级的劳动价值最终只能等同于维持最基本生存的成本。这种对“绝对贫困”的预期，结合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劳动价格等于维持生理再生产的成本，便自然推导出无产阶级日益贫困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预测，宣言的作者才痛心疾首地鼓吹共产主义。但这一预言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相去甚远。
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宣言作者强调了“私有制原则”与“自由竞争原则”，却基本无视“政治平等权原则”（民主），甚至只字未提。而从后来发展的眼光回看，恰恰是“政治平等权”这一原则，使得温和改革成为可能，从而避免了激进革命——这一条在宣言作者眼中似乎从未存在的选项。
现代工业的起源与驱动力，其实是现代科学及其伴随的技术创新。真正把这些创新转化为惊人生产力果实的，是熊彼特意义下的“产业企业家”，即资产阶级。这正是他们之所以成为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力量的原因。
第三点：
人类社会必须解决的两大根本问题是：生产问题与分配问题。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主要任务无疑是解放现代科学技术所催生出的新生产力，使之不再受制于封建制度的社会框架，而建立一种能让新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社会秩序。分配问题当时并未凸显，或至少远不如后来生产力爆发式增长后的严重程度。
当分配问题显现后，确实呼唤认真对待与解决。而宣言作者显然认为，在坚持私有制为核心原则的社会框架下，资产阶级社会无法找到可行的分配方案。然而，历史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把资产阶级社会初生阶段的“阵痛”误判为垂死病态，误把其巅峰尚未到来的社会，视作已经穷途末路的衰败体系。
第四点：
马克思主义者自夸，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言，并非乌托邦式幻想，而是对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推断。这一必然性，据说是通过对现存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社会经济力量的互动与未来发展的分析所得出的逻辑结论。然而，这种分析，本质上不过是德国伪哲学（黑格尔）与错误的英国经济理论（李嘉图）的杂交体。
即使假设上述二者正确，他们的推理也只能得出一条结论：单靠“私有产权”与“自由贸易”原则建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终将失败。即便再进一步假设，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决定废除私有产权并尝试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宣言的作者依然未能提供任何论据，说明这样一个新社会将如何真正为人类所用。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意识到这个逻辑缺环？当然。但他们对此的回应薄弱至极，索性在《宣言》中全然避而不谈。但这恰恰是他们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而这些回答另见于其他文本。以下为恩格斯《共产主义信仰告白草案》（1847年6月9日）所述：
问：你们的共有财产主张依据何在？
答：第一，依据工业、农业、贸易与殖民发展的结果——即大量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出现，以及机器、化学及其他手段所蕴含的无限扩展潜力。第二，依据每个人内心普遍存在的一些不可辩驳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产物，不需论证。
问：这些原则是什么？
答：譬如说，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体幸福与全体幸福不可分离，诸如此类。
第一个“原则”并不新鲜：个体追求幸福，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始启发。第二个“原则”，则要求所有个体遵循这样的信条：
“个体幸福与全体幸福不可分离，诸如此类。”
姑且不论“诸如此类”，此言表明，在一个高度物质丰富的社会中，人类将被彻底改造，自利本能将不再成立。个体利益冲突将不复存在，或至少自利原则将不再是人类行为的首要驱动，而被“共同利益”（全体幸福）所取代。
但“全体幸福”如何客观定义？若以这种模糊的“共同利益”之名，以所谓“社会正义”为旗号，去否定个体自利原则，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必然是乌托邦。
今日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丰富，早已超越马克思时代最狂妄的梦想。人类为生存而挣扎的时代已成过去，“绝对贫困”已成历史。消费品分配的问题，亦早已通过温和改革与有限财富再分配予以解决。私有产权与自由竞争，依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组织基石。宣言所预言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从未发生，所谓“共产主义乌托邦”更无一例得以实现。
就对未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所作的预测而言，《宣言》的作者完全失算。
现代文明和近代中国 （全书目录链接）
当时的阶级矛盾异常突出，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以及阶级矛盾，当然是对的。后来资本主义在西方左派的推动下，不断改进，才逐步有了人权的概念。即使到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连坐公交的平等权力都没有，在各方面受到白人的欺压，这些是不是事实？
你看政治经济问题，从来没看到大局，喜欢从你看到的局部世界出发来分析，怎么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