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
当然，我最初起意记录文革，除了文革是史上千年难得一遇的奇事，也想为我和我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留一个记录。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我家就受到冲击，数次被抄家。我们全家人在文革中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许多歧视和苦难。不过，我要留这个记录不是为了个人复仇，而是希望人们从这种苦难中找出发生苦难的原因，吸取一点教训，这才不枉我们经历了这么一段苦难岁月。过去中共一直煽动人们要“不忘阶级仇，牢记血泪恨”。我对此甚是鄙视。我认为在任何社会，人总是有贫富之分的，但贫富之分不等于就是善恶之分，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我还认为：任何社会，人虽有贫富之分，社会地位有高低之别，但只有合作才能成为一个社会，也只有合作，才能彼此都生存下去。因此，所谓的“阶级仇”，客观上确实有一点，但很大程度上是被人为夸大、煽动起来的。煽动阶级仇恨，挑拨人们相互斗争，不过是野心家让别人为他火中取栗，和统治者对百姓分而治之的伎俩。
为实现记录文革这个愿望，我做过一些准备工作。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社会上有很多红卫兵和学生组织散发的传单，大多是记录“中央首长”的讲话，或中央文革、国务院接待站某负责人接待某个群众团体时所说的话。这些传单大都由各地红卫兵、学生组织转抄、油印、散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意图、部署，也就通过这些传单散布出去，传达到基层。六六年底和六七年的上半年，一些比较大的红卫兵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始自己办报或编写大批判专刊。这些报刊不仅反映了该组织的政治观点、也反映了各地文革的动态，还常常披露一些“党内机密”。这些报刊很多是铅印的，印刷也颇精良。发行单位除了派人沿街售卖，在我们上海地区这种刊物邮局也有代售，价格从几分钱到几角钱不等，只是收回一点工本费。因此有一段时间我还天天跑邮局去买。这种资料我曾收集不少，可惜文革结束后我去了香港，家人以为这些都过时无用了，当废纸卖了。我至今还保存极少量残存的一些资料，其中有一本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言论”的专刊，对研究刘少奇思想颇有帮助，当时定价人民币七角，是我所买各种资料中价格最贵的一本。
在大陆这种环境中，记录历史真相起一个愿望比较容易，真要付诸行动有许多实际困难和顾忌。在那个年代，生活在大陆的人几乎个个没有私人秘密可言，即使是私人的信件、日记，只要有人奉了“组织”和“革命”之名，想拆就可拆，想看就可看。政府鼓励告密。文字狱盛行。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都立刻会有成为“现行反革命”的可能。尤其我们这种住在单位集体宿舍的人，一举一动都避不开别人的眼睛，想做这样的文字记录而又不被人发现是不可能的。我没有胆量去冒险，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赌运气，于是只能默默地等待时机。后来文革结束了，而且我离开了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去了当时还由英国人管治的香港，这才觉得机会来了。
在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中，我第一次见到国民党领导的民国政府及其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抵抗日寇，奋勇作战的资料。这些资料有文字，有图片，有数字，有战争经过的详细记录，不由人不信。当时我内心十分震撼。真是闻所未闻啊！不是说国民党不抵抗吗？不是说国民党军队见了日寇就“闻风而逃”，抗战都是八路军、新四军打的吗？由此，我对过去接受的历史知识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我不知道中共对历史还撒了多少谎，那些所谓的“史书”、“史料”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蓄意歪曲、伪造的？同时，我也开始审视我以前对文革形成的观点是否都符合实际、是否正确产生怀疑。俗话兼听则明，我开始借助我所见到的、当时香港社会上各种书刊提供的资料，整理、修正自己的观点。
当时文革结束没有几年，而我却已发觉有不少对文革的描述、评论，已经远离我所亲历的文革了。看得出来，有些所谓的记录、评论之不真实，不单纯是因为作者不明真相或囿于一方之见，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它们有的故意混淆是非，有的颠倒黑白，有的则对某些事实故意忽略不提，同时对一些无关大局的细节却大肆渲染。这些东西不是历史资料，而是政治宣传。那时还有一种“伤痕文学”，反映文革中普通人，特别是那些地、富、反、坏、右、资家庭“贱民”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对中共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感。但就在此时，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禁律。中共党内的一批左派发起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重新祭起了“舆论一律”的戒条，收紧了言论自由的幅度。接着邓小平又说话，说对文革的研究要“宜粗不宜细”。实际是不准人们认真地探讨文革的真相和教训。慢慢地，研究和反映文革真相成了不可触碰的政治禁区。在这种氛围下，距大陆最近的香港成了研究文革最方便的地方。记得八十年代初期，一次我去大陆探亲后回香港，在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遇到一个大连海运学院的教师，他可能因我衣着与内地青年有所不同，主动与我攀谈，问我哪里人。我一一告诉他。他说我运气好，说像我这样有机会走出国门去到香港、国外的，一万个人中也没有一个。我默算了一下确实如此。那时大陆人出国潮还没有开始，我申请去香港时，全县有四十多万人而差不多同时期申请出境获批准的人，据我所知一共只有两个。因此更觉自己能离开大陆来到言论自由的香港，实是上天赐予我的机会，也是上天赋予我的使命，我应该好好把握，利用，尽我之力，完成我的愿望。
一九九七以前的香港，人们赞叹这是一颗英国皇冠上的璀璨的东方明珠。她虽孤悬在中国大陆这只大母鸡的腹下，但这是大中华地区唯一有充分言论自由的地方。按理，我可以解除顾虑，放胆去实现我的愿望了。可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下不了决心。我仍摆脱不了中共暴政在我心里留下的阴影。尽管我已在香港，但我的母亲，我的好多亲人还生活在大陆。我害怕他们会因我而受到不利影响。而且，我总还要回大陆去探亲吧？一九五八年我父亲回乡探亲，因为回港证件被当地政府扣押，担忧回不了香港，寝食不安，足足担了二个月的心。此事在我脑海留下深刻印象。在我离开大陆的最初十多年中，我经常做梦回乡探亲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仍滞留大陆回不了香港，惊醒后才知是做梦。我告诉我太太，她说她也很多次做过这样的梦。可见中共的统治给我们留下了多么深远的恐惧！再后来，因为惧怕“一九九七”，我又去了美国。与香港一样，那里也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但无论在香港还是美国，我都必须努力工作来赚钱养家。这些工作劳作时间长，辛苦一天下来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做其它事情了。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要怪自己勤奋不够，努力不够。生活安定易生懈怠，这是许多人的通病，我也不例外。就这样岁月蹉跎，年复一年，一直到我退休后，我才真正决心拿起笔来。
即使下了决心，对我而言也是困难重重。最主要是学识不够。我受过的学校教育不多，连三年初中上的也不是正规的学校。因此，到真动笔时才明白自己其实“不是那块料”，不仅缺乏写作训练，学识也深感不足。还有，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前几年还生过一场大病。为此，我写写停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直到最近才大致完成了初稿。写得自然是很不成样子的，但我真的尽了我的力了。我挑战了我自己，最终完成了我的心愿，在我而言那就是成功！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政治运动，立场不同看法也必然会有不同。我对文革自然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中首先的一个，就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的看法。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为了解决接班人危机；另一个是企图创建一套“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实践这套理论的具体办法，从而树立起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继马克思和列宁之后第三位“导师”的伟大地位。
毛泽东野心勃勃，但不完全是妄想者。我认为他之所以有要比肩马克思、列宁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基于他对自己的自信以及所具备的基本条件的估计。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开始，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艰苦历程，最终在地球东方的一个大国取得胜利。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他创造了“人民战争”这样的概念，发明了 “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战略。这样的功绩在世界各国共产党领袖中是不多见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虽然开启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但发生在冬宫的斗争严格说来只是一次小规模的、有武装配合的宫廷政变而已，对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不具典型的指导意义。因此，毛泽东自信他的革命实践，是真正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开辟了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均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毛泽东引以为自傲的资本，也是他认为自己可以站到与马克思、列宁并肩的历史地位的第一块重要基石。
第二块重要基石是毛泽东认为他领导的、反对以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总结出了一套识别、防止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并通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第一手的实践经验，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又一个贡献。毛泽东晚年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将国民党赶到了一个小岛上，也就是武装夺取了政权，还有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见毛泽东对他的这两大“功勋”的重视程度，和对这两大“功勋”历史评介的期许。
当然，由于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虽美好、但无法实现的理想；由于这种理想违背人性，也由于实现这种主义的手段太过残酷、血腥，以及这种残酷、血腥手段本身就与这种理想相悖，因而这种主义终究要被大多数人抛弃，终究不能成功。因此，毛泽东的希望也必定要落空。事实上，当文革还在开始时他就哀叹过：“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到他生命将至终点前，他又一次哀叹：“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说明毛泽东自己也预感到：不仅仅是文革，包括整个共产革命或许都将失败的结果。
川普现在在美国搞的就是美国文革，带领美国体制外人士对体制内人士的一次冲击。彻底推翻体制内人士的一切做法。
我的文革（2）
当然，我最初起意记录文革，除了文革是史上千年难得一遇的奇事，也想为我和我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留一个记录。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我家就受到冲击，数次被抄家。我们全家人在文革中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许多歧视和苦难。不过，我要留这个记录不是为了个人复仇，而是希望人们从这种苦难中找出发生苦难的原因，吸取一点教训，这才不枉我们经历了这么一段苦难岁月。过去中共一直煽动人们要“不忘阶级仇，牢记血泪恨”。我对此甚是鄙视。我认为在任何社会，人总是有贫富之分的，但贫富之分不等于就是善恶之分，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我还认为：任何社会，人虽有贫富之分，社会地位有高低之别，但只有合作才能成为一个社会，也只有合作，才能彼此都生存下去。因此，所谓的“阶级仇”，客观上确实有一点，但很大程度上是被人为夸大、煽动起来的。煽动阶级仇恨，挑拨人们相互斗争，不过是野心家让别人为他火中取栗，和统治者对百姓分而治之的伎俩。
为实现记录文革这个愿望，我做过一些准备工作。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社会上有很多红卫兵和学生组织散发的传单，大多是记录“中央首长”的讲话，或中央文革、国务院接待站某负责人接待某个群众团体时所说的话。这些传单大都由各地红卫兵、学生组织转抄、油印、散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意图、部署，也就通过这些传单散布出去，传达到基层。六六年底和六七年的上半年，一些比较大的红卫兵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始自己办报或编写大批判专刊。这些报刊不仅反映了该组织的政治观点、也反映了各地文革的动态，还常常披露一些“党内机密”。这些报刊很多是铅印的，印刷也颇精良。发行单位除了派人沿街售卖，在我们上海地区这种刊物邮局也有代售，价格从几分钱到几角钱不等，只是收回一点工本费。因此有一段时间我还天天跑邮局去买。这种资料我曾收集不少，可惜文革结束后我去了香港，家人以为这些都过时无用了，当废纸卖了。我至今还保存极少量残存的一些资料，其中有一本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言论”的专刊，对研究刘少奇思想颇有帮助，当时定价人民币七角，是我所买各种资料中价格最贵的一本。
在大陆这种环境中，记录历史真相起一个愿望比较容易，真要付诸行动有许多实际困难和顾忌。在那个年代，生活在大陆的人几乎个个没有私人秘密可言，即使是私人的信件、日记，只要有人奉了“组织”和“革命”之名，想拆就可拆，想看就可看。政府鼓励告密。文字狱盛行。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都立刻会有成为“现行反革命”的可能。尤其我们这种住在单位集体宿舍的人，一举一动都避不开别人的眼睛，想做这样的文字记录而又不被人发现是不可能的。我没有胆量去冒险，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赌运气，于是只能默默地等待时机。后来文革结束了，而且我离开了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去了当时还由英国人管治的香港，这才觉得机会来了。
在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中，我第一次见到国民党领导的民国政府及其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抵抗日寇，奋勇作战的资料。这些资料有文字，有图片，有数字，有战争经过的详细记录，不由人不信。当时我内心十分震撼。真是闻所未闻啊！不是说国民党不抵抗吗？不是说国民党军队见了日寇就“闻风而逃”，抗战都是八路军、新四军打的吗？由此，我对过去接受的历史知识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我不知道中共对历史还撒了多少谎，那些所谓的“史书”、“史料”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蓄意歪曲、伪造的？同时，我也开始审视我以前对文革形成的观点是否都符合实际、是否正确产生怀疑。俗话兼听则明，我开始借助我所见到的、当时香港社会上各种书刊提供的资料，整理、修正自己的观点。
当时文革结束没有几年，而我却已发觉有不少对文革的描述、评论，已经远离我所亲历的文革了。看得出来，有些所谓的记录、评论之不真实，不单纯是因为作者不明真相或囿于一方之见，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它们有的故意混淆是非，有的颠倒黑白，有的则对某些事实故意忽略不提，同时对一些无关大局的细节却大肆渲染。这些东西不是历史资料，而是政治宣传。那时还有一种“伤痕文学”，反映文革中普通人，特别是那些地、富、反、坏、右、资家庭“贱民”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对中共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感。但就在此时，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禁律。中共党内的一批左派发起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重新祭起了“舆论一律”的戒条，收紧了言论自由的幅度。接着邓小平又说话，说对文革的研究要“宜粗不宜细”。实际是不准人们认真地探讨文革的真相和教训。慢慢地，研究和反映文革真相成了不可触碰的政治禁区。在这种氛围下，距大陆最近的香港成了研究文革最方便的地方。记得八十年代初期，一次我去大陆探亲后回香港，在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遇到一个大连海运学院的教师，他可能因我衣着与内地青年有所不同，主动与我攀谈，问我哪里人。我一一告诉他。他说我运气好，说像我这样有机会走出国门去到香港、国外的，一万个人中也没有一个。我默算了一下确实如此。那时大陆人出国潮还没有开始，我申请去香港时，全县有四十多万人而差不多同时期申请出境获批准的人，据我所知一共只有两个。因此更觉自己能离开大陆来到言论自由的香港，实是上天赐予我的机会，也是上天赋予我的使命，我应该好好把握，利用，尽我之力，完成我的愿望。
一九九七以前的香港，人们赞叹这是一颗英国皇冠上的璀璨的东方明珠。她虽孤悬在中国大陆这只大母鸡的腹下，但这是大中华地区唯一有充分言论自由的地方。按理，我可以解除顾虑，放胆去实现我的愿望了。可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下不了决心。我仍摆脱不了中共暴政在我心里留下的阴影。尽管我已在香港，但我的母亲，我的好多亲人还生活在大陆。我害怕他们会因我而受到不利影响。而且，我总还要回大陆去探亲吧？一九五八年我父亲回乡探亲，因为回港证件被当地政府扣押，担忧回不了香港，寝食不安，足足担了二个月的心。此事在我脑海留下深刻印象。在我离开大陆的最初十多年中，我经常做梦回乡探亲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仍滞留大陆回不了香港，惊醒后才知是做梦。我告诉我太太，她说她也很多次做过这样的梦。可见中共的统治给我们留下了多么深远的恐惧！再后来，因为惧怕“一九九七”，我又去了美国。与香港一样，那里也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但无论在香港还是美国，我都必须努力工作来赚钱养家。这些工作劳作时间长，辛苦一天下来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做其它事情了。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要怪自己勤奋不够，努力不够。生活安定易生懈怠，这是许多人的通病，我也不例外。就这样岁月蹉跎，年复一年，一直到我退休后，我才真正决心拿起笔来。
即使下了决心，对我而言也是困难重重。最主要是学识不够。我受过的学校教育不多，连三年初中上的也不是正规的学校。因此，到真动笔时才明白自己其实“不是那块料”，不仅缺乏写作训练，学识也深感不足。还有，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前几年还生过一场大病。为此，我写写停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直到最近才大致完成了初稿。写得自然是很不成样子的，但我真的尽了我的力了。我挑战了我自己，最终完成了我的心愿，在我而言那就是成功！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政治运动，立场不同看法也必然会有不同。我对文革自然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中首先的一个，就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的看法。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为了解决接班人危机；另一个是企图创建一套“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实践这套理论的具体办法，从而树立起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继马克思和列宁之后第三位“导师”的伟大地位。
毛泽东野心勃勃，但不完全是妄想者。我认为他之所以有要比肩马克思、列宁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基于他对自己的自信以及所具备的基本条件的估计。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开始，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艰苦历程，最终在地球东方的一个大国取得胜利。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他创造了“人民战争”这样的概念，发明了 “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战略。这样的功绩在世界各国共产党领袖中是不多见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虽然开启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但发生在冬宫的斗争严格说来只是一次小规模的、有武装配合的宫廷政变而已，对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不具典型的指导意义。因此，毛泽东自信他的革命实践，是真正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开辟了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均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毛泽东引以为自傲的资本，也是他认为自己可以站到与马克思、列宁并肩的历史地位的第一块重要基石。
第二块重要基石是毛泽东认为他领导的、反对以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总结出了一套识别、防止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并通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第一手的实践经验，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又一个贡献。毛泽东晚年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将国民党赶到了一个小岛上，也就是武装夺取了政权，还有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见毛泽东对他的这两大“功勋”的重视程度，和对这两大“功勋”历史评介的期许。
当然，由于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虽美好、但无法实现的理想；由于这种理想违背人性，也由于实现这种主义的手段太过残酷、血腥，以及这种残酷、血腥手段本身就与这种理想相悖，因而这种主义终究要被大多数人抛弃，终究不能成功。因此，毛泽东的希望也必定要落空。事实上，当文革还在开始时他就哀叹过：“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到他生命将至终点前，他又一次哀叹：“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说明毛泽东自己也预感到：不仅仅是文革，包括整个共产革命或许都将失败的结果。
川普现在在美国搞的就是美国文革，带领美国体制外人士对体制内人士的一次冲击。彻底推翻体制内人士的一切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