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是中共早期活动家，农民运动领导人，在1929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遗属一家又遭到空前的灾难。他的九十多岁老母被监禁，儿子彭洪被抓走后杀害，侄子彭科被砍头示众，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亲属也相继遇害。
这一惨剧实际开始于“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彭湃的母亲周凤就被批斗过，后来由于对彭湃的高度评价，他们一家作为革命烈士遗属受到中央的关怀。彭湃的儿子彭洪曾任海丰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1957年在批判地方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被撤销县长职务，一年后重新启用。1964年，基于他的申请，被调动往广州，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很快，四清运动开始了。在这一运动中，“革命母亲”周凤被打为“地主婆”。时任海丰县海城镇“四清”分团团长、党委书记孙某当时在海丰煽动说，“海丰碰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海丰是毛泽东思想的天，还是彭老太太（指周凤）的天？是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彭老太太的话？”、“不砍倒周凤这面黑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并攻击彭湃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1966年6月19日，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被加上利用职权提高彭湃，贬低毛主席；抬高海陆丰农民运动，贬低井冈山；反对毛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地方主义”，反对“三面红旗”，招降纳叛等种种罪名，被长期批斗百余天，返回广州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
1967年，“反彭分子”在海丰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月26日，他们操纵一些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电报，声称“维护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破坏“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于是各公社组织了一支5千人的队伍，持枪武力围剿。被围剿的干部群众上山躲避，澎湃侄儿彭科也在内，但在29日被对方发现。一个姓洪的大喊“我要报仇！”，将彭科头颅砍下。之后，澎湃的堂弟彭劲、堂侄彭株也相继遇害。
以后这些杀人者继续官居高位，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这一冤案才被平反，被害人员得到昭雪。
以上事情经过可见1979年2月12日《人民日报》。但是看过这些报道的人都会发生疑问，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和彭湃及其亲属有那么大的仇，姓洪的要报的是什么仇以至于砍头才能泄愤？
我们考察事情发生背景。《海丰大事记》的叙述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海丰的‘四清’运动转入‘文革’，‘四清’工作团诬指原县长彭洪等一大批地方老干部为‘提高彭湃、贬抵毛主席’的‘黑帮’。海丰的‘四清’运动被转移为反彭湃的宗派斗争，并发展为反革命政治事件。6月，红宫文物陈列室被封闭。撤销海丰县革命文物管理委员会。6月11日，90多岁的彭湃烈士母亲周凤被封锁软禁，一个所谓‘声讨反党分子’彭洪、黎连平等地方老干部的‘群众运动’开始了。”
“8月底，‘四清’工作团撤销了彭洪、张顺等一批原县委地方领导干部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交群众进行批斗。”
“9月l～11日，分别在海城、汕尾、捷胜、梅陇、公平和陆丰东海等六处召开群众大会，对彭洪、黎连平、张顺等老干部进行批斗。”
这是文革开始时期的运动状况，和广东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是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延续，即批判“地方主义”，将斗争矛头指向原来做地下工作的老干部。
再看1967年：“县内部分群众分别组成‘人总’（人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维护彭湃烈士英名为宗旨）和‘左委’（革命左派造反委员会坚持反彭观点）两个派别，通过大字报和游行示威等方式展开派系斗争。”
按照文革一般规律，所说的“人总”应当是造反派，“左委”应当是保守派。但是《海丰大事记》忌讳造反派保守派这些词。
再看下面：“8月26日，由于支左部队公开支持‘左委’压制‘人总’派，海丰县发生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全县93名干部群众被杀害，3000多人被打伤，其中400多人被打成重伤或残废。彭湃烈士的亲属彭科惨遭杀害。在这次事件中，非法动用国家资金6.6万多元，粮食55吨，布匹3000多米，给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时称‘八·二六’事件。是年冬，改组后的县军管会和支左部队表面作态支持‘人总’派，大批群众从‘左委’退出另组‘红旗’派；‘左委’也改称‘东风’派。次年‘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又大搞所谓‘群众专政’，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被揪斗和监禁1948人，非正常死亡367人，其中中共党员41名，彭湃烈士亲属6人，老赤卫队员12人。”
支左部队公开支持保守派“左委”也是合乎规律的事。所以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后台就是支左部队。但是，是年冬，为什么“改组后的县军管会和支左部队表面作态支持‘人总’派”呢？
原因是广东的大形势。“从八月十四日到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等在北京先后十四次接见广东群众组织的代表。其中有五次单独接见红旗派的代表。在多数场合下，周恩来的神情、语言都明显偏向红旗派。”（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因而广州军区也不得不改而支持造反派红旗派，至少“表面作态”如此。
《海丰大事记》也反映了当时的海丰的文革已纳入广东省的两派斗争，所以两派分别改称“红旗”派和“东风”派。
但是到了1968年，风向再变。“4月9日，海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55名委员组成。设常委15人。主任边同印，副主任黄迎、王凤翥、陈星明、甘赛梅。接着，县直属单位和各公社都分别成立革命委员会。8、9月间，红宫、红场受严重破坏，面目全非，红宫改名为‘阶级斗争展览馆’，红场改为‘人民公园’。”
所以，从广东省文革的发展和两派斗争的历史来看，不难对彭湃亲属被害事件做出解读。简单地说，就是保守派在部队支持下屠杀造反派。这不是仅仅发生在海丰一地的事情，而是血雨腥风遍及全广东省。
海外学者苏扬《文革中的大屠杀：对湖北、广东和广西三省的研究》中利用地方志统计了57个县中有28个发生过集体屠杀事件，有6个县屠杀人数超过1千，最严重的阳春县在1968年8-10月共屠杀了2600人。广东的屠杀属于两类，即针对“四类分子”和政治迫害型即针对造反派。海丰的八二六事件虽然发生事件较早，也应属于两者，因为杀害对象是后来属于红旗派的造反派，也因为彭湃的亲属的家庭成分可能偏高。
这一冤案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平反，杀人凶手长期得到重用，真相被长期掩盖，原因就是杀人的是军队支持的保守派，被杀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造反派。这一冤案之所以终被平反，杀人者得到处理，是因为彭湃的名声太大。广东省的其余被杀者就没有那样幸运了。
当然这里面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在两派斗争中，未必是一派完全正确，特别是他们在得势的时候。姓洪的要报什么仇？未必是在算彭湃当年的帐。此外，四清里说彭湃是“左倾”未必错。熟悉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徐向前就委婉地说过：“……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这个彭湃居然给农会积极分子规定杀人数额和指标（投名状）。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这里面想有不少是冤冤相报的。
有人总结这样的规律值得我们深思：“……‘文革’中，越是瑞金、兴国、于都这样昔日的‘苏区’，杀人的事件越是蔓延难止，越是暴戾成风，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走火入魔，民间性的血色狂欢。”（《当代江西简史》，转引自姚蜀平《文革中江西瑞金的“民办枪毙”》）
彭湃尚有次子彭仕禄，留苏毕业生，曾任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船舶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造船工业部、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总负责人，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第二主任，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优秀总设计师奖，应该说是功劳很大的了。但是另一知情人孟戈非在他的《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中对这位彭某提出了不少批评。其中谁是谁非，我们圈外人当然无法评判。
彭湃，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民国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的“农民运动大王”，2009年还被中共评为“100位为中（共）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然而，他不长的一生中却杀人如麻，宛若土匪在世。
1896年10月22日，彭湃出生在中国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0岁时父亲病逝，由母亲抚养成人。1917年，他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因参加反对日本瓜分侵略中国的集会游行被日本警察殴伤并被列入黑名单。后来，他接受马列思想，成为一名社会主义革命者。
1921年，25岁的彭湃回国，之后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经人推荐出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次年，因组织学生高举写有“赤化”的红旗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而被免职。他认为土地和农民问题是当时的根本问题，因此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会。由于彭湃以身示范，将自家祖传田契烧毁，并将自家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还帮助佃农解决债务和土地纠纷等，而得到了无地农民的支持。彭湃的“事迹”后被写入大陆小学课本，感动了“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几代人。
1923年元旦，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当时会员达2万户，人口有10万人，约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彭湃还加入了中共。海丰农会发展迅速，并扩大至惠州地区及广东全省，同年5月广东省农会成立，彭湃被推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长。
1924年，由于农会与国共两党愈宜密切的关系及越发明显的政治倾向，广东军阀陈炯明最终下令解散农会并禁止其活动。于是，彭湃到广州投奔已经与陈炯明反目的孙中山，并接受共产国际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图谋发展。彭湃出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并在新成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讲授课程，煽动农民革命，其演讲后汇成《海丰农民运动》。
当国民党意识到中共“借壳”发展的策略后，国民党右派于1927年开始“分共”和“清党”，中共随即发动武装暴动。彭湃参与领导了南昌暴动，失败后随军南下广东。10月，又领导发动海陆丰暴动，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形成割据势力。
在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存在的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彭湃给当地百姓带来的是“红色恐怖”。推崇列宁“不讲法律、反动的就杀”思想的彭湃也是如此告诉手下的：“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甚至提出要对“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他还要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杀20人。
据悉，在彭湃带来的“红色恐怖”中，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被焚烧”。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而一些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从最初的胆怯变成了杀人连眼都不眨的恶徒，甚至还想出了杀人的新花样，比如将人大卸四块，再煮熟吃掉；将人关在板箱里慢慢锯成一块块。
1928年2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逃至大南山地区。同年10月，受上海的中共中央指令，彭湃离开广东，绕道香港转往上海。第二年8月，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告密，彭湃等人被国民党逮捕，六天后即被枪决。
杀人如麻的彭湃虽然死了，但由于其罪孽深重，其后人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都遭到了成千上万被虐杀之人的后代的复仇。如文革刚开始的1966年6月19日，在几个中共海丰县委常委的支持下，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9月1日被活活打死。
1967年8月26日，5000多人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当年的战友及家属展开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8月29日下午，彭湃的侄儿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马上大声喊道：“我要报仇！”接着举起篾刀，将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害。
文革结束后，彭家后人并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可谓是痛定思痛。只是地下的彭湃能还得起那滔天的血债吗？
不能不谈土豪劣绅使用暴力对农民的压迫的一面。
乡村里土豪就是法律无法无天。彭湃念书回来，发现他父亲抓了几个欠债的农民吊在门上，等家里人拿钱来赎。这个在当地叫吊猴子。他就把这几个人放了。这是他在当地闹革命的开始。
如果能活下去，农民不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造反。
中国古代一直到近代缺乏乡村行政管理，由大户包办，不可避免地出现大户欺压穷人。所以每个朝代一个循环的模式是农民逃到大户下面做庄户寻求庇护，然后土地集中和政府收不上税来。
彭湃是中共早期活动家，农民运动领导人，在1929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遗属一家又遭到空前的灾难。他的九十多岁老母被监禁，儿子彭洪被抓走后杀害，侄子彭科被砍头示众，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亲属也相继遇害。
这一惨剧实际开始于“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彭湃的母亲周凤就被批斗过，后来由于对彭湃的高度评价，他们一家作为革命烈士遗属受到中央的关怀。彭湃的儿子彭洪曾任海丰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1957年在批判地方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被撤销县长职务，一年后重新启用。1964年，基于他的申请，被调动往广州，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很快，四清运动开始了。在这一运动中，“革命母亲”周凤被打为“地主婆”。时任海丰县海城镇“四清”分团团长、党委书记孙某当时在海丰煽动说，“海丰碰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海丰是毛泽东思想的天，还是彭老太太（指周凤）的天？是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彭老太太的话？”、“不砍倒周凤这面黑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并攻击彭湃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1966年6月19日，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被加上利用职权提高彭湃，贬低毛主席；抬高海陆丰农民运动，贬低井冈山；反对毛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地方主义”，反对“三面红旗”，招降纳叛等种种罪名，被长期批斗百余天，返回广州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
1967年，“反彭分子”在海丰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月26日，他们操纵一些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电报，声称“维护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破坏“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于是各公社组织了一支5千人的队伍，持枪武力围剿。被围剿的干部群众上山躲避，澎湃侄儿彭科也在内，但在29日被对方发现。一个姓洪的大喊“我要报仇！”，将彭科头颅砍下。之后，澎湃的堂弟彭劲、堂侄彭株也相继遇害。
以后这些杀人者继续官居高位，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这一冤案才被平反，被害人员得到昭雪。
以上事情经过可见1979年2月12日《人民日报》。但是看过这些报道的人都会发生疑问，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和彭湃及其亲属有那么大的仇，姓洪的要报的是什么仇以至于砍头才能泄愤？
我们考察事情发生背景。《海丰大事记》的叙述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海丰的‘四清’运动转入‘文革’，‘四清’工作团诬指原县长彭洪等一大批地方老干部为‘提高彭湃、贬抵毛主席’的‘黑帮’。海丰的‘四清’运动被转移为反彭湃的宗派斗争，并发展为反革命政治事件。6月，红宫文物陈列室被封闭。撤销海丰县革命文物管理委员会。6月11日，90多岁的彭湃烈士母亲周凤被封锁软禁，一个所谓‘声讨反党分子’彭洪、黎连平等地方老干部的‘群众运动’开始了。”
“8月底，‘四清’工作团撤销了彭洪、张顺等一批原县委地方领导干部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交群众进行批斗。”
“9月l～11日，分别在海城、汕尾、捷胜、梅陇、公平和陆丰东海等六处召开群众大会，对彭洪、黎连平、张顺等老干部进行批斗。”
这是文革开始时期的运动状况，和广东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是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延续，即批判“地方主义”，将斗争矛头指向原来做地下工作的老干部。
再看1967年：“县内部分群众分别组成‘人总’（人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维护彭湃烈士英名为宗旨）和‘左委’（革命左派造反委员会坚持反彭观点）两个派别，通过大字报和游行示威等方式展开派系斗争。”
按照文革一般规律，所说的“人总”应当是造反派，“左委”应当是保守派。但是《海丰大事记》忌讳造反派保守派这些词。
再看下面：“8月26日，由于支左部队公开支持‘左委’压制‘人总’派，海丰县发生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全县93名干部群众被杀害，3000多人被打伤，其中400多人被打成重伤或残废。彭湃烈士的亲属彭科惨遭杀害。在这次事件中，非法动用国家资金6.6万多元，粮食55吨，布匹3000多米，给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时称‘八·二六’事件。是年冬，改组后的县军管会和支左部队表面作态支持‘人总’派，大批群众从‘左委’退出另组‘红旗’派；‘左委’也改称‘东风’派。次年‘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又大搞所谓‘群众专政’，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被揪斗和监禁1948人，非正常死亡367人，其中中共党员41名，彭湃烈士亲属6人，老赤卫队员12人。”
支左部队公开支持保守派“左委”也是合乎规律的事。所以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后台就是支左部队。但是，是年冬，为什么“改组后的县军管会和支左部队表面作态支持‘人总’派”呢？
原因是广东的大形势。“从八月十四日到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等在北京先后十四次接见广东群众组织的代表。其中有五次单独接见红旗派的代表。在多数场合下，周恩来的神情、语言都明显偏向红旗派。”（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因而广州军区也不得不改而支持造反派红旗派，至少“表面作态”如此。
《海丰大事记》也反映了当时的海丰的文革已纳入广东省的两派斗争，所以两派分别改称“红旗”派和“东风”派。
但是到了1968年，风向再变。“4月9日，海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55名委员组成。设常委15人。主任边同印，副主任黄迎、王凤翥、陈星明、甘赛梅。接着，县直属单位和各公社都分别成立革命委员会。8、9月间，红宫、红场受严重破坏，面目全非，红宫改名为‘阶级斗争展览馆’，红场改为‘人民公园’。”
所以，从广东省文革的发展和两派斗争的历史来看，不难对彭湃亲属被害事件做出解读。简单地说，就是保守派在部队支持下屠杀造反派。这不是仅仅发生在海丰一地的事情，而是血雨腥风遍及全广东省。
海外学者苏扬《文革中的大屠杀：对湖北、广东和广西三省的研究》中利用地方志统计了57个县中有28个发生过集体屠杀事件，有6个县屠杀人数超过1千，最严重的阳春县在1968年8-10月共屠杀了2600人。广东的屠杀属于两类，即针对“四类分子”和政治迫害型即针对造反派。海丰的八二六事件虽然发生事件较早，也应属于两者，因为杀害对象是后来属于红旗派的造反派，也因为彭湃的亲属的家庭成分可能偏高。
这一冤案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平反，杀人凶手长期得到重用，真相被长期掩盖，原因就是杀人的是军队支持的保守派，被杀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造反派。这一冤案之所以终被平反，杀人者得到处理，是因为彭湃的名声太大。广东省的其余被杀者就没有那样幸运了。
当然这里面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在两派斗争中，未必是一派完全正确，特别是他们在得势的时候。姓洪的要报什么仇？未必是在算彭湃当年的帐。此外，四清里说彭湃是“左倾”未必错。熟悉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徐向前就委婉地说过：“……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这个彭湃居然给农会积极分子规定杀人数额和指标（投名状）。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这里面想有不少是冤冤相报的。
有人总结这样的规律值得我们深思：“……‘文革’中，越是瑞金、兴国、于都这样昔日的‘苏区’，杀人的事件越是蔓延难止，越是暴戾成风，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走火入魔，民间性的血色狂欢。”（《当代江西简史》，转引自姚蜀平《文革中江西瑞金的“民办枪毙”》）
彭湃尚有次子彭仕禄，留苏毕业生，曾任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船舶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造船工业部、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总负责人，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第二主任，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优秀总设计师奖，应该说是功劳很大的了。但是另一知情人孟戈非在他的《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中对这位彭某提出了不少批评。其中谁是谁非，我们圈外人当然无法评判。
杀人如麻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 2013-07-07 08:42 来源: 博客 作者: 林辉
彭湃，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民国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的“农民运动大王”，2009年还被中共评为“100位为中（共）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然而，他不长的一生中却杀人如麻，宛若土匪在世。
1896年10月22日，彭湃出生在中国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0岁时父亲病逝，由母亲抚养成人。1917年，他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因参加反对日本瓜分侵略中国的集会游行被日本警察殴伤并被列入黑名单。后来，他接受马列思想，成为一名社会主义革命者。
1921年，25岁的彭湃回国，之后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经人推荐出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次年，因组织学生高举写有“赤化”的红旗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而被免职。他认为土地和农民问题是当时的根本问题，因此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会。由于彭湃以身示范，将自家祖传田契烧毁，并将自家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还帮助佃农解决债务和土地纠纷等，而得到了无地农民的支持。彭湃的“事迹”后被写入大陆小学课本，感动了“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几代人。
1923年元旦，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当时会员达2万户，人口有10万人，约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彭湃还加入了中共。海丰农会发展迅速，并扩大至惠州地区及广东全省，同年5月广东省农会成立，彭湃被推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长。
1924年，由于农会与国共两党愈宜密切的关系及越发明显的政治倾向，广东军阀陈炯明最终下令解散农会并禁止其活动。于是，彭湃到广州投奔已经与陈炯明反目的孙中山，并接受共产国际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图谋发展。彭湃出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并在新成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讲授课程，煽动农民革命，其演讲后汇成《海丰农民运动》。
当国民党意识到中共“借壳”发展的策略后，国民党右派于1927年开始“分共”和“清党”，中共随即发动武装暴动。彭湃参与领导了南昌暴动，失败后随军南下广东。10月，又领导发动海陆丰暴动，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形成割据势力。
在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存在的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彭湃给当地百姓带来的是“红色恐怖”。推崇列宁“不讲法律、反动的就杀”思想的彭湃也是如此告诉手下的：“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甚至提出要对“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他还要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杀20人。
据悉，在彭湃带来的“红色恐怖”中，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被焚烧”。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而一些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从最初的胆怯变成了杀人连眼都不眨的恶徒，甚至还想出了杀人的新花样，比如将人大卸四块，再煮熟吃掉；将人关在板箱里慢慢锯成一块块。
1928年2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逃至大南山地区。同年10月，受上海的中共中央指令，彭湃离开广东，绕道香港转往上海。第二年8月，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告密，彭湃等人被国民党逮捕，六天后即被枪决。
杀人如麻的彭湃虽然死了，但由于其罪孽深重，其后人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都遭到了成千上万被虐杀之人的后代的复仇。如文革刚开始的1966年6月19日，在几个中共海丰县委常委的支持下，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9月1日被活活打死。
1967年8月26日，5000多人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当年的战友及家属展开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8月29日下午，彭湃的侄儿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马上大声喊道：“我要报仇！”接着举起篾刀，将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害。
文革结束后，彭家后人并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可谓是痛定思痛。只是地下的彭湃能还得起那滔天的血债吗？
不能不谈土豪劣绅使用暴力对农民的压迫的一面。
乡村里土豪就是法律无法无天。彭湃念书回来，发现他父亲抓了几个欠债的农民吊在门上，等家里人拿钱来赎。这个在当地叫吊猴子。他就把这几个人放了。这是他在当地闹革命的开始。
如果能活下去，农民不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造反。
中国古代一直到近代缺乏乡村行政管理，由大户包办，不可避免地出现大户欺压穷人。所以每个朝代一个循环的模式是农民逃到大户下面做庄户寻求庇护，然后土地集中和政府收不上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