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外国人享有特权、国人中下层反而是“贱民阶层”：优待日本战犯、“仅限外宾”的“友谊商店”、劳苦人民招待尼克松与西哈努克及更多案例
而同样可以戳破“毛泽东/中共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再受外国欺负了”谎言的，还有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饥寒交迫、饱受迫害同时，外国人却享受特权的真实情形。
第一重要例子，就是中共政权对待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犯下极多罪行的日本战犯，可谓优宠备至。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情况最具典型。这里关押着包括参与甚至主导731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南京大屠杀、华北“三光”政策的日本各层级军官，可谓个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如铃木启久、藤田茂等。中共为拉拢日本、争取人心，在极度贫困、老百姓缺衣少食、解放军也生活困苦、只能吃粗粮（如玉米面）情况下，却让日军每餐都吃细粮（如白面馒头）、还有肉食，日常还开辟网球场等供战犯们娱乐。
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情况，中共官媒和反对派人士都有记述，在此摘抄一部分信息：
“中共对被关押的日军战犯给以高规格的优待，他们最低的待遇（注意最低两字）是每天四角多钱的伙食费，这在当时可以买一斤猪肉和一斤优质大米（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才四两肉的定量票），这个标准远远超过七十年代解放军战士每天0.42元（七十年代比五十年代物价高很多）的标准。日军战犯不仅吃得好，并且玩得也好，有体育场、俱乐部、阅览室、露天舞台、浴池等。住宿也十分整洁而宽敞。战犯们一日三餐全是细粮，而当时所有管教人员吃的往往都是粗粮和黑窝窝头。
这些日军战犯中，有在中国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有制造多次血腥惨案的日军59师团中将团长藤田茂，有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旅团长（后任日军14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木…… 。
还有一个看管日军战犯的战士居然在这里认出了强奸他亲姐姐并杀了他全家七口人的刽子手，他愤怒地从厨房里拎出一把菜刀追那个日军战犯，其他中共管教干部硬是拦住这位战士，把菜刀夺了下来，在场的战士们无不憋屈得流泪。
国军战俘除了病号可以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食得很好，而且不用劳动，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内的三角形地坝上打网球。上村的妻子也在中国大陆。中共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以方便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国军战俘邱行湘也同日本战犯关在一起，虽然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都吃了大亏，邱行湘却梦想狱中再来一次国共合作抗日，他好继续抗日，修理一下日本人，现实却让邱行湘困惑，他问上村：“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上村笑道：“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多生小孩有好处。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我一个人的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中国政府和官媒对优待日本战犯是承认的、也大肆宣扬其“人道主义”的（内容取自《抚顺战犯改造纪实》，相关、相似的内容在搜狐、新浪、新华社、中新网、央视网等平台都可搜到）：
为了让战犯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改造条件，中国政府在战争、自然灾害不断的艰难时期，投资近400亿元（旧币，折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监舍、购置锅炉把以前用于取暖改取为暖气，将原来的玻璃窗加大以保证监舍的进光量；让战犯洗上热水澡，有音乐和娱乐的场所。管理所内浴室、理发室、医务室、露天舞台等应有尽有，保证了战犯的日常学习、治疗不出门，生活无忧。
而以前日本军人统治的抚顺典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吃的猪狗食，铺的破草席，患病无人治，死了喂狗吃”。经过改造的战犯管理所，更像是一所学校，是一座灵魂的改造工厂。
吃饭是一个令战犯和管教记忆都很深刻的话题。
当了40年管教的退伍干部刘家常回忆说，当个时候日本战犯伙食参照解放军供给标准，按将官、校官、尉官以下分大、中、小三种伙，共管教干部吃的远不如战犯，但大多数执行党的政策却是毫不含糊。
战犯们吃不惯东北的高粱米饭，要米换大米；第二天，管理所就将大米饭端来了；然后，这些战犯们还没有满足：要求吃面条和鱼罐……这些明显过分的要求居然也被同意了。
战犯管理所的炊事员并不懂怎么做这种“鱼罐”，几名战犯就被请去咨询鱼罐的做法，经过几次实验，战犯们居然在监狱吃到了家乡的美食。
崔仁杰说：“这是周总理的命令，要尊重日本的民族饮食习惯。那时候，这亲自动手少由中国人的日本战犯吃的是当时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是看管他们的人，待遇也如他们：面包、鸡蛋、牛奶以及日本的甜不辣、四喜饭，战犯都能吃到。”
日本战犯绥贺好男子告诉本报记者：“我在苏联的时候只有53公斤的样子，体质不好；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不到半年，体重就涨到了63公斤，体质也强壮多了。”
这位80多岁的老人说道：“我的身体要归功于饮食、生活得到改善，使我很快恢复了体力。”
当然，不仅抚顺，全中国各地的日本战犯都受到类似优待。如在山西俘虏的残留日军，犯下杀人、强奸、焚毁中国人家园等罪行，却判处不超过10年徒刑，同样在监狱优待，并相继释放。得到类似优待的日本战犯，全国有至少数千人，以及更多（起码数万人）未经审判和处罚而直接释放回国或加入八路军的日本军官和士兵。
这样的优待，被冠以“人道”、“以德报怨”、“中日友好”之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可这些优待，是对遭受日本侵略者杀害的中国人民的极大不公，其优待的粮食和物质来源，也来自于中国人民劳动的血汗。
而另一个反映更加广泛的外国人特权、中国人反而是低等公民的，是毛时代的“友谊商店”及类似的机构。毛时代一直到邓小平时期，中国各大城市、对外窗口城市，有若干“友谊商店”、“友谊宾馆”及类似性质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共同特点，是只接待外国人或海外华人华侨等境外“贵宾”，有时中共党内权贵也可进入，但中国普通老百姓，包括毛时代被捧得很高的工人、农民、军人，除非得到特殊许可（极少情况），均不得入内。如广州友谊商店门口就挂着“本店接待外宾，无关人员勿进”的标示牌。甚至，外国友人带中国亲戚来“友谊商店”，外国友人可以进，中国亲戚却不行：
“商店的人却出来干涉了，“非外交及华侨不予接待。”换句话说，除归侨外，中国人勿入。堂姐愣住了，半晌才醒悟过来，忙解释道，“她是我的妹妹，陪我来的。”
“不行。”
堂姐又说了，“她不买东西，是我买。我要给她送点小礼物，请她亲自挑选……”
我的堂姐不禁火了。质问道，“这么大的雨，你不让她进去，我忍心让自己的妹妹在外面淋雨，自己却进去买东西？这是哪家规矩？”商店的人这次竟然口不答，表示已无讨论余地。
这下，不光堂姐恼火，我也火了。我火的是这种做法无异于在外国人面前剥光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丢尽中国人的脸。
“这规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堂姐的目光似乎在对我询问，我不禁尴尬地一下脸红到脖根。
不幸这种“小事”层出不穷。另一次，我们外出访友，半道上忽然忘记带照相机，为了按时赴约，我们先抵目的地，然后让车子把堂姐的女儿和我的女儿一起载返宾馆，去取相机。两个年纪相仿的小女孩亲亲热热，手挽着手奔向宾馆。虽然两个小孩都没有证件，外籍女孩毫无障碍地通过了传达室，而我的女儿却给喝住啦，“哪来的？不准进去。”我的外甥女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她是我的亲戚。”然而，不中用，还是斩钉截铁地一句话：
“她不准进去，你可以。”我的外甥女气不过，拉着我的女儿悻悻离开了这比衙门还要严肃的宾馆！
中共经常宣传民国时外国在中国的租界、殖民地，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事实上并无这样的标牌，虽然租界和殖民地对华人种族歧视确实存在），以此批判殖民者的压迫、民国的“软弱无能”，并夸耀是中共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收回租界（虽事实上是国民政府收回租界），让中国人民不受歧视而扬眉吐气。但中共建政后，全国各地的“友谊商店”及类似之招待外宾，或起码外宾优先的各种场合，恰恰是将外国人当成“人上人”，中国人尤其平民百姓则被当成贱民、下等人、“不可接触者”。这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只是这种歧视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共统治集团所为，披上了“国际友谊”、“出口创汇”之类的外衣。
这种对外宾优待，改革开放之后仍然得到保留。尤其改革开放前期（1980-1990年代），来自美欧、日本、港台的各种人士在中国都得到“超国民待遇”。而2000年代及之后，外国人特权有明显减少、淡化，但外国人的诉求、投诉，往往仍比国人得到优先考虑和照顾。如武汉警察全城帮日本人找自行车、上海医护疫情期间为美国病人泌尿疾病开绿色通道、外国留学生住单间有空调而中国学生几人挤一间房只有风扇……各种案例和状况，都反映了这样的现实。
毛时代的中共，还强烈鼓吹阶级斗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无论对封建君主帝王还是资本主义美国统治阶层，都大加鞭挞。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1973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访问上海，都得到中共隆重接待。在北京，中共中国总理周恩来组织数十万群众到长城等尼克松准备游览处扫雪，以及其他诸多耗费人力物力的招待活动。在上海，动员许多人和资源为西哈努克准备了山珍海味，以及外人想象不到的复杂周密筹备（摘自凤凰网，中国日报、央广网等亦有相关信息）：
“来上海之前，西哈努克亲王在南京夫子庙逛过，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尝了十二道点心。南市区饮食公司听说此事后，一定要让亲王吃十四道点心，体现上海城隍庙的水平。一声令下，豫园内的各路精英汇聚一堂，整出一套别具风味的点心，共有十四道:一叶小粽子、桂花拉糕、三丝眉毛酥、鸽蛋圆子、酒酿小圆子等。
这一政治任务下达后，公司革委会连夜调档案，查三代，苏帮点心泰斗陆苟度和周金华、谢炽川等一批“苗红根正”的高徒被选派操作。肖建平家庭成分好，也被入选。据他回忆，为了确保质量，做点心的芝麻要一粒一粒拣，糯米要一粒一粒捡，瓜仁大小、薄厚要一致。操作现场还有荷枪实弹的民兵“恭候”。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在豫园内的绮藻堂品尝美点，服务员提着竹篮把点心从桂花厅送到豫园门口，再有人接应到厅堂，最后服务员送上桌，旁边始终有人监控。
肖建平说:“城隍庙为此封了三天三夜，九曲桥边一片寂静。”
为了让西哈努克亲王吃到地道的鸡鸭血汤，要求一碗血汤中的鸡卵达到“三同”标准，即直径相同、色泽相同、形状相同，这下苦了厨师，他们只得三下南翔，杀了108只鸡才找到如此高标准的鸡卵。谁料西哈努克亲王推迟了来豫园的日期，第二天再杀108只鸡。谁想到这天亲王心血来潮，跟莫尼克公主打网球停不下手，烧好的鸡鸭血汤只得倒掉。第三天2月19日，亲王总算大驾光临，对十四道美点大加赞赏，尤其是鸡鸭血汤，吃了一碗不过瘾，又来了一碗。”
无论尼克松还是西哈努克及其他外宾，来到中国不仅得到隆重接待、靡费甚巨，中共还让劳动人民、平民百姓为这样的外国帝王、政要、权贵无微不至的服务，做仆役式工作。这实在与其宣传的东西完全背离。
优待日本战犯、友谊商店只许外宾入内、尼克松和西哈努克来访招待，这三件事都无一例外的、非常鲜明的证明了，中共1949年夺权、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本质，不仅是中共残酷压迫人民、中共权贵强取豪夺，还优待外国人/“洋鬼子”，与其公开宣传的反帝反封建、反抗外国殖民、让中国人免于受外国人欺凌，完全背道而驰。中共也恰恰充当了其公开批判的“二鬼子”、“外国代理人”、“殖民者打手”的角色。当然，以上例子只是中共优待外国人甚至赋予其特权、虐待本国同胞的冰山一角、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实则远比这些更广泛和普遍。还有如阿尔巴尼亚外交官撞死中国工人，中国外交机构反而安抚外交官等事件，也都反映了同样的“洋人命贵、国人命贱”的事实。
同一时期，毛泽东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无权利、无尊严、物质极度贫乏的状态。许多中国人在饥寒交迫中非正常死亡，勉强活着的人们也都在温饱中挣扎，更没有享受和娱乐。农民几乎赤贫，而即便属于中国阶级和生活水平前20%的干部、解放军、工人，除极少数高干外也都是贫困的、权利尊严缺失的、生活捉襟见肘的，与同时期大多数国家（不仅欧美日，还有和亚非拉比较）国民权利和物质精神生活都差太多的。除了少数特权者，当时中国大多数国民都是实实在在严重缺失权利和尊严、没有自主性、任统治者剥削、欺凌、宰割的“贱民”。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优待外国人、苛待治下国民、民族同胞，且往往以牺牲与克扣本国人民的权利、尊严、物质，来换取对外国人的优待，更加显示中共的丑恶、不平等不正义、对人民的残酷。
中共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其奴役本国民众没有代价而能获得利益，得罪外国人却会面对各种风险和压力、难以控制外国人的维权和报复，而讨好外国人却非常有利于其统治，所以不惜出卖同胞利益和尊严，也要满足外国人各种诉求、安抚外人。中共也从不真正在乎国家、民族、同胞，中共统治集团与人民是割裂与对立的，是没有民族情感、没有做为国民服务者的责任感的。它就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满清政权、满洲贵族和汉族仆从官僚一样，和外国合伙压榨欺凌中国百姓。它越强大，牢笼越牢固，民族更沉沦和悲惨、人民更无法反抗而受更重奴役，而绝不是它声称的“越强大越不受欺负”。
国家本应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国家利益根本上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利益的集合。中共一方面大谈独立自主、反抗帝国主义，一方面却以牺牲本国国民利益来优待外国人，显著的表现了，中共政权及其统治的国家立场、政策、利益，与中国人民权利与利益、中国国家民族真正的利益，都是背道而驰的。这贯穿1949年后中共统治中国的全过程，而毛泽东时代的表现最为鲜明，人民从中受害最严重。
回到日本国内的战犯，并没有忘记在中国接受的改造。他们在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并且组织回国后的战犯们以出版著作和举行活动的形式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忏悔当年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许多人一生奔走于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为恢复中日邦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鲁迅论奴隶与奴才的区别，非常精辟： 奴隶虽然不幸，但心里明白自己应该反抗，“不平着，挣扎着”，以此，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不可救药是奴才：他们“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们希望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日本制，质量真好，先后配了4个镜头，这两架相机一直用到数码时代才退役，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大约是92年，又买了一个带变焦的傻瓜相机，日本部件，菲律宾组装，用了不到三年就坏了。
现在这里的电器五花八门，哪儿的都有。
毛时代外国人享有特权、国人中下层反而是“贱民阶层”：优待日本战犯、“仅限外宾”的“友谊商店”、劳苦人民招待尼克松与西哈努克及更多案例
而同样可以戳破“毛泽东/中共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再受外国欺负了”谎言的，还有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饥寒交迫、饱受迫害同时，外国人却享受特权的真实情形。
第一重要例子，就是中共政权对待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犯下极多罪行的日本战犯，可谓优宠备至。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情况最具典型。这里关押着包括参与甚至主导731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南京大屠杀、华北“三光”政策的日本各层级军官，可谓个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如铃木启久、藤田茂等。中共为拉拢日本、争取人心，在极度贫困、老百姓缺衣少食、解放军也生活困苦、只能吃粗粮（如玉米面）情况下，却让日军每餐都吃细粮（如白面馒头）、还有肉食，日常还开辟网球场等供战犯们娱乐。
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情况，中共官媒和反对派人士都有记述，在此摘抄一部分信息：
“中共对被关押的日军战犯给以高规格的优待，他们最低的待遇（注意最低两字）是每天四角多钱的伙食费，这在当时可以买一斤猪肉和一斤优质大米（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才四两肉的定量票），这个标准远远超过七十年代解放军战士每天0.42元（七十年代比五十年代物价高很多）的标准。日军战犯不仅吃得好，并且玩得也好，有体育场、俱乐部、阅览室、露天舞台、浴池等。住宿也十分整洁而宽敞。战犯们一日三餐全是细粮，而当时所有管教人员吃的往往都是粗粮和黑窝窝头。
这些日军战犯中，有在中国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有制造多次血腥惨案的日军59师团中将团长藤田茂，有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旅团长（后任日军14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木…… 。
还有一个看管日军战犯的战士居然在这里认出了强奸他亲姐姐并杀了他全家七口人的刽子手，他愤怒地从厨房里拎出一把菜刀追那个日军战犯，其他中共管教干部硬是拦住这位战士，把菜刀夺了下来，在场的战士们无不憋屈得流泪。
国军战俘除了病号可以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食得很好，而且不用劳动，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内的三角形地坝上打网球。上村的妻子也在中国大陆。中共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以方便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国军战俘邱行湘也同日本战犯关在一起，虽然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都吃了大亏，邱行湘却梦想狱中再来一次国共合作抗日，他好继续抗日，修理一下日本人，现实却让邱行湘困惑，他问上村：“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上村笑道：“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多生小孩有好处。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我一个人的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中国政府和官媒对优待日本战犯是承认的、也大肆宣扬其“人道主义”的（内容取自《抚顺战犯改造纪实》，相关、相似的内容在搜狐、新浪、新华社、中新网、央视网等平台都可搜到）：
为了让战犯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改造条件，中国政府在战争、自然灾害不断的艰难时期，投资近400亿元（旧币，折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监舍、购置锅炉把以前用于取暖改取为暖气，将原来的玻璃窗加大以保证监舍的进光量；让战犯洗上热水澡，有音乐和娱乐的场所。管理所内浴室、理发室、医务室、露天舞台等应有尽有，保证了战犯的日常学习、治疗不出门，生活无忧。
而以前日本军人统治的抚顺典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吃的猪狗食，铺的破草席，患病无人治，死了喂狗吃”。经过改造的战犯管理所，更像是一所学校，是一座灵魂的改造工厂。
吃饭是一个令战犯和管教记忆都很深刻的话题。
当了40年管教的退伍干部刘家常回忆说，当个时候日本战犯伙食参照解放军供给标准，按将官、校官、尉官以下分大、中、小三种伙，共管教干部吃的远不如战犯，但大多数执行党的政策却是毫不含糊。
战犯们吃不惯东北的高粱米饭，要米换大米；第二天，管理所就将大米饭端来了；然后，这些战犯们还没有满足：要求吃面条和鱼罐……这些明显过分的要求居然也被同意了。
战犯管理所的炊事员并不懂怎么做这种“鱼罐”，几名战犯就被请去咨询鱼罐的做法，经过几次实验，战犯们居然在监狱吃到了家乡的美食。
崔仁杰说：“这是周总理的命令，要尊重日本的民族饮食习惯。那时候，这亲自动手少由中国人的日本战犯吃的是当时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是看管他们的人，待遇也如他们：面包、鸡蛋、牛奶以及日本的甜不辣、四喜饭，战犯都能吃到。”
日本战犯绥贺好男子告诉本报记者：“我在苏联的时候只有53公斤的样子，体质不好；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不到半年，体重就涨到了63公斤，体质也强壮多了。”
这位80多岁的老人说道：“我的身体要归功于饮食、生活得到改善，使我很快恢复了体力。”
当然，不仅抚顺，全中国各地的日本战犯都受到类似优待。如在山西俘虏的残留日军，犯下杀人、强奸、焚毁中国人家园等罪行，却判处不超过10年徒刑，同样在监狱优待，并相继释放。得到类似优待的日本战犯，全国有至少数千人，以及更多（起码数万人）未经审判和处罚而直接释放回国或加入八路军的日本军官和士兵。
这样的优待，被冠以“人道”、“以德报怨”、“中日友好”之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可这些优待，是对遭受日本侵略者杀害的中国人民的极大不公，其优待的粮食和物质来源，也来自于中国人民劳动的血汗。
而另一个反映更加广泛的外国人特权、中国人反而是低等公民的，是毛时代的“友谊商店”及类似的机构。毛时代一直到邓小平时期，中国各大城市、对外窗口城市，有若干“友谊商店”、“友谊宾馆”及类似性质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共同特点，是只接待外国人或海外华人华侨等境外“贵宾”，有时中共党内权贵也可进入，但中国普通老百姓，包括毛时代被捧得很高的工人、农民、军人，除非得到特殊许可（极少情况），均不得入内。如广州友谊商店门口就挂着“本店接待外宾，无关人员勿进”的标示牌。甚至，外国友人带中国亲戚来“友谊商店”，外国友人可以进，中国亲戚却不行：
“商店的人却出来干涉了，“非外交及华侨不予接待。”换句话说，除归侨外，中国人勿入。堂姐愣住了，半晌才醒悟过来，忙解释道，“她是我的妹妹，陪我来的。”
“不行。”
堂姐又说了，“她不买东西，是我买。我要给她送点小礼物，请她亲自挑选……”
“不行。”
我的堂姐不禁火了。质问道，“这么大的雨，你不让她进去，我忍心让自己的妹妹在外面淋雨，自己却进去买东西？这是哪家规矩？”商店的人这次竟然口不答，表示已无讨论余地。
这下，不光堂姐恼火，我也火了。我火的是这种做法无异于在外国人面前剥光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丢尽中国人的脸。
“这规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堂姐的目光似乎在对我询问，我不禁尴尬地一下脸红到脖根。
不幸这种“小事”层出不穷。另一次，我们外出访友，半道上忽然忘记带照相机，为了按时赴约，我们先抵目的地，然后让车子把堂姐的女儿和我的女儿一起载返宾馆，去取相机。两个年纪相仿的小女孩亲亲热热，手挽着手奔向宾馆。虽然两个小孩都没有证件，外籍女孩毫无障碍地通过了传达室，而我的女儿却给喝住啦，“哪来的？不准进去。”我的外甥女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她是我的亲戚。”然而，不中用，还是斩钉截铁地一句话：
“她不准进去，你可以。”我的外甥女气不过，拉着我的女儿悻悻离开了这比衙门还要严肃的宾馆！
中共经常宣传民国时外国在中国的租界、殖民地，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事实上并无这样的标牌，虽然租界和殖民地对华人种族歧视确实存在），以此批判殖民者的压迫、民国的“软弱无能”，并夸耀是中共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收回租界（虽事实上是国民政府收回租界），让中国人民不受歧视而扬眉吐气。但中共建政后，全国各地的“友谊商店”及类似之招待外宾，或起码外宾优先的各种场合，恰恰是将外国人当成“人上人”，中国人尤其平民百姓则被当成贱民、下等人、“不可接触者”。这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只是这种歧视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共统治集团所为，披上了“国际友谊”、“出口创汇”之类的外衣。
这种对外宾优待，改革开放之后仍然得到保留。尤其改革开放前期（1980-1990年代），来自美欧、日本、港台的各种人士在中国都得到“超国民待遇”。而2000年代及之后，外国人特权有明显减少、淡化，但外国人的诉求、投诉，往往仍比国人得到优先考虑和照顾。如武汉警察全城帮日本人找自行车、上海医护疫情期间为美国病人泌尿疾病开绿色通道、外国留学生住单间有空调而中国学生几人挤一间房只有风扇……各种案例和状况，都反映了这样的现实。
毛时代的中共，还强烈鼓吹阶级斗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无论对封建君主帝王还是资本主义美国统治阶层，都大加鞭挞。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1973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访问上海，都得到中共隆重接待。在北京，中共中国总理周恩来组织数十万群众到长城等尼克松准备游览处扫雪，以及其他诸多耗费人力物力的招待活动。在上海，动员许多人和资源为西哈努克准备了山珍海味，以及外人想象不到的复杂周密筹备（摘自凤凰网，中国日报、央广网等亦有相关信息）：
“来上海之前，西哈努克亲王在南京夫子庙逛过，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尝了十二道点心。南市区饮食公司听说此事后，一定要让亲王吃十四道点心，体现上海城隍庙的水平。一声令下，豫园内的各路精英汇聚一堂，整出一套别具风味的点心，共有十四道:一叶小粽子、桂花拉糕、三丝眉毛酥、鸽蛋圆子、酒酿小圆子等。
这一政治任务下达后，公司革委会连夜调档案，查三代，苏帮点心泰斗陆苟度和周金华、谢炽川等一批“苗红根正”的高徒被选派操作。肖建平家庭成分好，也被入选。据他回忆，为了确保质量，做点心的芝麻要一粒一粒拣，糯米要一粒一粒捡，瓜仁大小、薄厚要一致。操作现场还有荷枪实弹的民兵“恭候”。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在豫园内的绮藻堂品尝美点，服务员提着竹篮把点心从桂花厅送到豫园门口，再有人接应到厅堂，最后服务员送上桌，旁边始终有人监控。
肖建平说:“城隍庙为此封了三天三夜，九曲桥边一片寂静。”
为了让西哈努克亲王吃到地道的鸡鸭血汤，要求一碗血汤中的鸡卵达到“三同”标准，即直径相同、色泽相同、形状相同，这下苦了厨师，他们只得三下南翔，杀了108只鸡才找到如此高标准的鸡卵。谁料西哈努克亲王推迟了来豫园的日期，第二天再杀108只鸡。谁想到这天亲王心血来潮，跟莫尼克公主打网球停不下手，烧好的鸡鸭血汤只得倒掉。第三天2月19日，亲王总算大驾光临，对十四道美点大加赞赏，尤其是鸡鸭血汤，吃了一碗不过瘾，又来了一碗。”
无论尼克松还是西哈努克及其他外宾，来到中国不仅得到隆重接待、靡费甚巨，中共还让劳动人民、平民百姓为这样的外国帝王、政要、权贵无微不至的服务，做仆役式工作。这实在与其宣传的东西完全背离。
优待日本战犯、友谊商店只许外宾入内、尼克松和西哈努克来访招待，这三件事都无一例外的、非常鲜明的证明了，中共1949年夺权、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本质，不仅是中共残酷压迫人民、中共权贵强取豪夺，还优待外国人/“洋鬼子”，与其公开宣传的反帝反封建、反抗外国殖民、让中国人免于受外国人欺凌，完全背道而驰。中共也恰恰充当了其公开批判的“二鬼子”、“外国代理人”、“殖民者打手”的角色。当然，以上例子只是中共优待外国人甚至赋予其特权、虐待本国同胞的冰山一角、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实则远比这些更广泛和普遍。还有如阿尔巴尼亚外交官撞死中国工人，中国外交机构反而安抚外交官等事件，也都反映了同样的“洋人命贵、国人命贱”的事实。
同一时期，毛泽东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无权利、无尊严、物质极度贫乏的状态。许多中国人在饥寒交迫中非正常死亡，勉强活着的人们也都在温饱中挣扎，更没有享受和娱乐。农民几乎赤贫，而即便属于中国阶级和生活水平前20%的干部、解放军、工人，除极少数高干外也都是贫困的、权利尊严缺失的、生活捉襟见肘的，与同时期大多数国家（不仅欧美日，还有和亚非拉比较）国民权利和物质精神生活都差太多的。除了少数特权者，当时中国大多数国民都是实实在在严重缺失权利和尊严、没有自主性、任统治者剥削、欺凌、宰割的“贱民”。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优待外国人、苛待治下国民、民族同胞，且往往以牺牲与克扣本国人民的权利、尊严、物质，来换取对外国人的优待，更加显示中共的丑恶、不平等不正义、对人民的残酷。
中共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其奴役本国民众没有代价而能获得利益，得罪外国人却会面对各种风险和压力、难以控制外国人的维权和报复，而讨好外国人却非常有利于其统治，所以不惜出卖同胞利益和尊严，也要满足外国人各种诉求、安抚外人。中共也从不真正在乎国家、民族、同胞，中共统治集团与人民是割裂与对立的，是没有民族情感、没有做为国民服务者的责任感的。它就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满清政权、满洲贵族和汉族仆从官僚一样，和外国合伙压榨欺凌中国百姓。它越强大，牢笼越牢固，民族更沉沦和悲惨、人民更无法反抗而受更重奴役，而绝不是它声称的“越强大越不受欺负”。
国家本应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国家利益根本上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利益的集合。中共一方面大谈独立自主、反抗帝国主义，一方面却以牺牲本国国民利益来优待外国人，显著的表现了，中共政权及其统治的国家立场、政策、利益，与中国人民权利与利益、中国国家民族真正的利益，都是背道而驰的。这贯穿1949年后中共统治中国的全过程，而毛泽东时代的表现最为鲜明，人民从中受害最严重。
回到日本国内的战犯，并没有忘记在中国接受的改造。他们在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并且组织回国后的战犯们以出版著作和举行活动的形式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忏悔当年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许多人一生奔走于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为恢复中日邦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鲁迅论奴隶与奴才的区别，非常精辟： 奴隶虽然不幸，但心里明白自己应该反抗，“不平着，挣扎着”，以此，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不可救药是奴才：他们“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们希望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日本制，质量真好，先后配了4个镜头，这两架相机一直用到数码时代才退役，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大约是92年，又买了一个带变焦的傻瓜相机，日本部件，菲律宾组装，用了不到三年就坏了。
现在这里的电器五花八门，哪儿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