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的青年时代（一）我高中年代（2）
我读高一的时候，我的身材突然一下子往上长高了许多，进入了班级里高个子同学的行列，坐在班级最后的一排。觉得增加了我不少的自由度，可以在认为不重要的历史课上偷偷的去完成数、理、化的作业，赢得的时间可以去玩或设法把肚子填的饱一些。
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物质资源一下子变得十分的匮乏，粮油等副食品都实行了全面的定量供应。据说我们上海地区周围还算幸运，即使老是感觉肚子饿，但还没有到吃草根和树皮的地步。据当时的传说，北方的许多地方的百姓都吃过草根和树皮；北方的学生的粮油定量也比我们少，以至于在北京的大学里，在物质条件缺乏的情况下，以所谓的精神食粮—娱乐活动来弥补，于是在许多大学里提倡在课余时间里跳交谊舞。这正好也符合当时这些学生的心理需求，据说起到了一定的效用。但是又据说使当时相当一部分同学上了瘾，娱乐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们的思想已经提前放飞到了翩翩起舞的现场。这样的安排一直延长到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确实也影响了学生的一些学习，我们学校在北大等学校读书的少数同学因此而留了级。
当时上海市由柯庆施市长执政，上海市的大学一律不准跳舞，更不允许谈恋爱，只允许适度的增加看电影，以减少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即使学生中也有留级或让辍学回家的现象，乃完全是学校治校严谨所致，在绝对数量上还是比北方少。但不管怎样那个时候对我们的学习和成长都是有着影响，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有这样的记忆。
在这段时间期间，我们正是长身体和长知识的时期。我们坐在最后一排又相处的比较好的同学有我和黄亚忠、薛仁、钱惠生等人，高个子都比较喜欢打篮球，照理在课余时间里我们可以尽情的玩篮球。可是我们经常一起在晚自修时间里去城里饭店排队买年糕汤喝。尽管年糕汤里仅仅只有几片年糕和几片菜叶；其余的都是上面漂着几点油花的汤。但是还要排长队等时间才能吃到。十分珍惜这碗来之不易的年糕汤，大家都把它喝的干干净净，如被洗过一般。
有时我们还一起去黄亚忠的住处，他借住在校外的一家私人家的房子里。但他与房东的一家人关系处的非常融洽，就连我们去那里对我们也很客气。正巧房东家的两个女孩正在读初中，我们经常与黄亚忠开玩笑说，是否女房东看中了你这位未来的女婿，才对他那么好的？常常说的他脸红而赤，但他心里还是乐滋滋的。尽管可能完全没有那回事，但至少她们都对他很好。允许他随便使用他们的厨房，让我们也沾了光。所以有时黄亚忠从南门港对面的横沙岛的家里带来一些米，在我们实在饿的慌的时候，他会慷慨地借用房东家的锅灶为我们煮一大锅能照人的粥，让大家喝个饱。有时我们在镇上买些芹菜等其他蔬菜去那里只放些盐煮来吃，也感觉十分的满足。
当时我们每天早晨在食堂里吃早饭的时候，发现总有几个同学顾不上自己的尊严，在饭后把每只粥桶都刮的干干净净的，几乎把粥桶的木屑都刮了出来。大家见了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们太吝惜了，只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勇气。至少他们在上课时会不觉得饿。
不过，也许是崇明县从一九五八年年底划入上海市的缘故，大约一年以后，虽然许多东西还是实行定量供应，但我们已经不再一直为肚子饿而操心了，似乎一切都慢慢的归于正常。
我又开始喜欢在课余时间里与合得来的同学一起玩了。不过，也许与我们的成长有关，我又一下子喜欢上看电影了。可是在我要好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一个爱看电影的。有一次，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提议晚上一起去看电影，他们可能难却我的提议，晚饭后一起去了电影院，看了一毛钱一张电影票的价格时，他们都犹豫起来了，有的推说这个电影没有什么看头，大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当时我心里有些不快，但我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因为当时的一毛钱可以买一支牙膏，可以使用数个月；买一块肥皂可以洗许多次的衣服；他们的父亲争这一毛钱更不容易，所以最终还是没有看成。从那时起我基本上不再在他们面前提起看电影的事了。坦率地说我的条件要比他们好些，我父亲每月给我寄来基本上能满足我需求的固定的生活费，我为了能看上几部好看的电影，在零食上节省了许多。可是独自去电影院看电影似乎很不习惯，仅有的一次使我觉得很难堪，仿佛我是个被抛弃的人似的，从此我再也没有单独的去看过一场电影。
于是我开始在同学中物色一位爱看电影的同学，终于一位我素未谋面的同学进入了我的视野，他叫王兴国。他借宿在校外他表姐的家里，每天独来独往的来上课，几乎不与任何同学交往，脸上总是流露着永远没有睡醒的样子，见了同学他只是怪怪的一笑。同学在暗底里为他起个绰号“隔夜面孔”，几乎都认为他是班级里最默默无闻的人。
然而我从他的穿着和一次在腋下夹着的书籍中有一本“大众电影”杂志证明，他是个有思想和内涵的人。当时我们农村学生几乎都穿着自己母亲做的布鞋来上学的，可是他穿起了皮鞋。尽管不是锃亮的那种皮鞋，而是一种驼色的翻毛皮鞋，走起路来发着咯咯咯的有点盛气凌人的响声。当时许多同学连花一毛钱看一场电影都要考虑良久，而他已经订阅起“大众电影”杂志来了。一本电影杂志对于现代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当时对我们农村学生来讲是件非同小可的事。首先家里的经济条件一定比较优渥，其次对电影特别的喜爱。而我与他比较，我充其量只是喜欢看电影而已。但我就凭着喜欢看电影这一点，后来我们成为了最要好的同学。
我们俩常在晚修习时间去看电影，看完以后还很有介事的议论起电影来，譬如电影的剧情、演员的演技，特别对当时的电影明星的评论相当的热烈。后来他坦诚地告诉我，他曾经给当时的电影明星赵丹，谢芳写过多封信，可是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他们的回信。我听了后不但没有讥讽他，反而更加尊敬和崇拜他，他对于电影的热爱和理解完全高出我一个层次。
在读高二时，我们班突然来了从宝鸡转学来的崔公煜和崔美昭叔侄俩，前者是叔叔，后者是侄女。一个随着自己的哥哥和嫂子，一个随着自己父母在铁路事业上辗转东西最终到了宝鸡。她的父母逝去后才回老家崇明来。崔公煜的堂兄崔公烈早年曾留学日本，学成后回国，现在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凭着这层关系，读高二时转学来到了我们学校我们的高一乙班。他们俩都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当时普通话还未普及，我们农村的学生对于讲普通话的人总是怀有点崇拜和神秘感。觉得他们是曾见过世面的人，他们的见识、心胸要比我们开阔的多。
我和王兴国因为我们的父亲都在上海工作，我们俩都有机会利用假期去呆过，或多或少的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所以我们与崔公煜几乎一见如故，很快成了要好同学。
崔家原是崇明县城里的一家名门望族，他常邀我们到他家里玩，他家拥有一套木结构的前、中、后套式的街面房子，显得很宽敞。用餐时用的全是象牙筷子，从一只金属汽车标牌可知，他家曾拥有过汽车。他的另外两个侄女至今还侨居在海外。那个时候，他的家庭成分属于我们敌对的范畴。但我们俩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所谓的阶级界限的观念，我们只是觉得他很大方、坦诚，相处在一起很愉快。
当时我们经常在课余时间被邀请到他家去，当然我们也经常看到他的侄女崔美昭，她常在家里复习功课或在看小说或忙着其他的事。她毕竟是城市里长大的女孩，见了我们显得很落落大方、谈吐举止也很得体，流露着城市女孩的机灵、活泼和大方。不久后与我们都熟悉了，常常与我们一起天南海北的议论各种的事，当然也议论电影、小说。
在后来我们四人相处的时间里，我们议论的主题慢慢的转移到了小说和电影上来，显然王兴国和崔美昭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兴国的神情、谈吐举止慢慢地告诉我，他已经喜欢上了崔美昭，至少对她很好感。崔美昭虽然年龄比我们小2-3岁些，但她毕竟在城市里长大，履历比我们丰富，长的亭亭玉立，为人机灵而落落大方，从她的神态里也流露出对他的敬慕。没有多久我们发现他俩在夏天的徬晚，在长江岸边散步了。这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很大绯闻，但我们一直为他们保守着这个秘密。如今，我们都已经散发着老年人腐朽气息的时候了，想必都不会介意这个秘密的揭秘，把它作为我们当年青年时代的朦胧情感生活里的一丝涟漪，却把我们又一次带回了风华正茂的中学时代。
当时，我们毕竟已经读高二了。又我们农村的上学年龄比较晚，一般比城市的要晚1-3年，因此，相对我们农村的学生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比较成熟了些。但是，由于农村的思想比较保守，特别男女生之间的原本应有的一些正常交往也很少。但也有少数同学正在冲破这保守思想的牢笼，开始表示出对异性的兴趣，这里当然我指的是我们中间的一些少数男生，他们开始讲究起自己的穿着和谈吐举止来了，并一改以前井水不犯河水的保守、拘泥、做作的姿态，开始在女同学面前装的落落大方的侃侃而谈，尽管还有些笨拙。却会遭来其他一些同学的非议。我在他人对我传送这些非议时，我总是半开玩笑的对他说：“你的心里有时何尝不是也这么想过？“还算坦诚的他红着脸跟着我一起笑了起来。
在我读高二时的某个晚自修时间，我获悉县电影院正在放映一部香港影片“垃圾千金”，据说比较搞笑，我想拖着王兴国一起去看，而且根据我往常的经验，他正能会跟我一起去看。于是我去了他住在学校附近的表姐家找他。我去时，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部小说，他知道我的来意后，却一反常态的并不理会我的邀请，继续看他的小说。我便夺过他手中的小说说：“小说有什么好看？一起去看电影。”，他看了我一眼，第一次神情严肃地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本小说丢在我的眼前的写字台上说：“你拿回去试着看看吧。”，我看着丢在写字台上小说，是言情小说家冯玉琪的著作“红窗绿影”。我当然不熟悉这位作家，更不了解这部作品，我只是看着这部小说的封面而知。但我被他第一次那么严肃的态度镇住了。心想：“小说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吗？”我犹豫地看了他一眼，他的神情依然那么严肃，态度还是那么坚决，我便拿起这部小说书悄悄地走了。
那时晚自修还刚刚开始，但教室里已经坐着许多同学在复习着功课，我拿着小说悄悄地走进教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旁边座位的同学叫黄亚忠，也是借住校外的一家私人家的房子里，一般不来上晚自修。），神秘又有些激动地打开小说，聚精会神的似乎在探索一本小说的奥秘看了起来。当我看完第一章节时，我的思想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开始被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思想，情感所感染，与之一起悲欢、憧憬着未来。同时开始崇拜起这位作家来，赞叹着在他的笔下描写出如此精彩生动的故事来；人物的形象和内心情感，描写得着如此的细腻、惟妙惟肖、如此的感人。我几乎一口气看完了这部小说。
接着，我一发不可收拾地看了三十年代许多著名作家的许多文集和小说。当时的巴金、茅盾、郁达夫、柔石、冯玉琪等作家都成为了我所崇拜的偶像。他们小说里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更羡慕、崇拜他们的写作技巧和丰富的履历。并且开始模仿着练习起写作来，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当时所谓的日记，其实就是一篇习作。到了读高三时，我的作文成绩有了显著提高，从原来的六、七十分一下子提高到八十几分，最高一次得九十二分，曾老师常把我的作文作为范作来让同学们学习，使我受到了极大地鼓舞，使我练习写作的习惯一直坚持到大三。
我们在读高三上学期时，在我们学校再次举行县学生运动会，因为我在上一次运动会取得过100米和100米X4的接力比赛的良好成绩。体育老师管老师要我在参加100米和100米X4的接力比赛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三级跳远的项目。其实，我只是觉得这些体育项目有点好玩，但根本没有想过在这些体育项目上要怎样？你们可以从我喜欢的这些项目中看出，没有一个考验我耐力的项目—200米以上的项目，都可以凭着我的兴趣和爆发力能完成的项目，明显我是个比较怕艰苦的人。通过上一次运动会管老师已经知道我有这么个弱点，所以在运动员早晨集训时仍不要我参加。但在这一次的运动会期间，我又以12.5秒的成绩获得了100米第一名和100米X4接力获得了第一名；三级跳远获得第二名的成绩。不过我对于这些所谓的成绩从来就没有当回事，只是把它作为在我的人生中的一个经历或体验而已。
我在读高中期间，我要好同学不仅于上述所谈及的这些，还有一个同学的性格、特点几乎与我完全不同的，竟然让我时时记着他，他叫邱善逑。他的性格极其内向脸上总是带着羞涩表情的，当然他也是个最不善言辞的人，未曾开口脸先红了起了，一脸的尴尬表情，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很优秀。他从来不闻窗外事，只顾自己读好书。极少与同学接触交流，一旦与之交流，显得十分认真，一脸的认真劲。在班级里，我是与他接触交流最多的一个，我曾经与他交流过学习，探讨、争论过一些难解的数学题。我也会常善意地逗他开心，他被逗的开心的时候，他那脸上表情显得更尴尬，于是我为他提了个绰号“尴尬”，他并不生气，还是尴尬地笑着，这个绰号一直流传至今。如果我有机会与他聚会时，还会叫他这个绰号。这个称呼已经成为昵称，亲切而情深。我没有一点丝毫的恶意，只是他脸上的永久尴尬表情使我感到很可爱和怜悯。希望着以后的世人都不要因此而欺负他，他是个真正的好人。
我们刚刚读完高二课程时，我们的班主任曾让老师就开始抓我们的复习迎考。在晚自修时间里几乎每天来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对于后进同学给于鼓励，对班上十来个成绩比较优秀的同学总是鼓励他们报考上全国重点大学。其他老师也特别的关心我们的复习迎考，他们根据多年来的教学经验，为我们编制了各个科目的许多复习资料及试题。因为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一九六一年的高考形势是最严峻的一年之一。因此同学们也都纷纷开始三五成群地自动组成复习小组；也有结伙复习迎考的；当然也有始终坚持独立复习迎考的。一般对自己考试不太自信的同学很想找个成绩优异的同学结伴复习，对高考有所帮助。对于成绩比较优秀的同学对此倒是无所谓，一旦有同学有求于他，一般都乐于帮助·他人·。唯独我们少数几个比较自信而又喜欢自由、又没有他们那么“拼”的，很少有人愿意与我们结伴复习，害怕反而会影响他们的复习。当时崔美昭同学属于比较喜欢结伴复习的一个典型。其实她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只是因为家庭出身有些问题，使她缺乏了自信，和当时班级里成绩比较优异的顾宝昌同学结伴复习，而当时王兴国的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他确实没有顾宝昌那么“拼”，崔美昭选择顾宝昌是理所当然的事。最后实践证明，他们的结伴复习是成功的，一个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一个考取了华东化工学院，两所都是国内很不错的大学。遗憾的是在他们的毕业分配时，因为崔美昭的家庭出身问题又活生生的把他们拆散了。
正在我们热火朝天的积极投入复习迎考期间，突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次，突然由部队来学校招收空军飞行员，这是当时年轻人都非常向往的一个理想，使我们男同学很振奋不已，我也不例外。而且我几乎被公认的最有希望被录取的人之一，我在大家的感召下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许多项目的检查，在几乎胜利在望的时候，在测试我的平衡器官时被淘汰掉。在做旋转试验，转速还没有增加多少，就感觉头昏目眩，直想呕吐。感到这个崇高而神圣的职业是可想而不可及的。最后我们学校竟没有一个被录取的。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瞬间的失落。
没有多久又传来了报送军校的消息，在我们平静了的心里又起了波澜。因为报送军校是许多同学梦寐以求的事，军校一出来就是少尉军官，威风凛凛的前途无量。而且这届高考的形势又那么的严峻，被报送上去就可以避开了残酷的高考。因此许多同学都盼望着自己能被报送军校。但这并不是自己报名就能成功的，完全是由学校挑选的。挑选的条件无非是家庭出身和现实表现，因为是上军校而不是上军队，当然学习成绩也是一个条件。许多同学可能已经在审视自己了，有个别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很过硬的可能已经在暗暗窃喜了。我倒有点自知之明，虽然我的家庭出身不在地、富、反、坏、右之列，但我也不在根红苗正之中，况且报送的名额也一定不会很多，还是自己老老实实的参加复习迎考吧。于是我几乎没有受此影响。
正当他们昂首期盼的时候，学校报送军校的名单出来了。出人意外的是，全校报送军校的名额几乎全给我们班级占据了，我们班级成绩中等偏上的八位同学榜上有名，只有高三丁班有一个报送的名额。引起了众多的议论纷纷，议论最多的认为，可能是秦校长曾担任过我们班主任的缘故。其中有我要好的同学黄亚造和薛仁，他们将赴西安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校，毕业出来就是一名少尉军官，真是前途无量啊！但我一点也不妒忌他们，包括其他同学，而真心的祝贺他们。因为我在事前就有了这种思想准备。
当时我们农村学生即使读了高中，但基本上都是家里第一代的高中生，对于大学里的一切几乎都一无所知。尽管在报考大学之前，学校也为我们介绍了许多大学的情况，但对于如何选择、填报专业还是显得有点茫然。幸亏与我们朝夕相处了的班主任曾让老师最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品行和兴趣爱好，他为我们班上十来个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填报志愿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根据了他提出的建议，报考了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船舶动力装置专业。
尽管那年的高考形势是那么的严峻，但在老师们的辛勤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学校的高考升学率达到80%以上。我如愿以偿的录取了第一志愿，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船舶动力装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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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参加高考人数570万,录取27万人,录取率5%。
1978年参加高考610万人,录取40.2万人,录取率7%。
1979年参加高腔搜州考468万人,录取28万人,录取率6%。
1980年参加高考333万人,录取28万人,录取率8%。
1981年参加高考259万人,录取28万人,录取率11%。
1982年参加高考187万人,录取32万人,录取率17%。
1983年参加高考167万人,录取39万人,录取率23%。
1984年参加高考164万人,录取48万人,录取率29%。
1985年参加高考172万人,录取62万人,录取率35%。
1986年参加高考191万人,录取57万人,录取率30%。
1987年参加高考228万人,录取62万人,录取率27%。
1988年参加高考272万人,录取67万人,录取率25%。
1989年参加高考266万人,录取60万人,录取率23%。
1990年参加高考283万人,录取61万人,录取率22%。
1991年参加高考296万人,录取62万人,录取率21%。
1992年参加高考303万人,录取75万人,录取率25%。
1993年参加高考286万人,录取98万人,录取率34%。
1994年参加高考251万人,录取90万人,录取率36%。
1995年参加高考253万人,录取93万人,录取率37%。
1996年参加高考241万人,录取97万人漏渣,录取率40%。
1997年参加高考278万人,录取100万人,录取率36%。这一年是历史上首次录取人数达到百万人,以后每年递增。说明中国开始加快了发展速度。
1998年参考320万人,录取108万人,录取率34%。
1999年参考288万人,录取160万人,录取率56%。这一年突破了百分之五十的录取率,中国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面前,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步伐。
2000年参考375万人,录取221万人,录取率59%。
2001年参考454万人,录取268万人,录取率59%。
2002年参考510万人,录取320万人,录取率63%。
2003年参考613万人,录取382万人,录取率62%。
2004年参考729万人,录取447万人,录取率61%。
2005年参考877万人,录取504万人,录取率57%。
2006年参考950万人,录取546万人,录取率57%。
2007年参考人数首次突破千万人,达到1010万人,录取566万人,录取率56%。
2008年参考1050万人,录取599万人,录取率57%。
2009年参考1020万人,录取629万人,录取率62%。
2010年参考946万人,录取657万人,录取率69%。
2011年参考933万人,录取675万人,录取率72%。
2012年参考915万人,录取685万人,录取率75%。
2013年参考912万人,录取694万人,录取率76%。
2014年参考939万人,录取698万人,录取率74.3%。
2015年参考942万人,录取700万人,录取率74.3%。
2016年参考940万人,录取705万人,录取率75%。
2017年参考940万人,录取700万人,录取率74.46%。
2018年参考975万人,录取715万人,录取率73%。
2019年参考1031万人,录取820万人,录取率79.53%。
2020年参考1071万人,录取967.5万人,录取率89.75%。
六 我的青年时代（一）我高中年代（2）
我读高一的时候，我的身材突然一下子往上长高了许多，进入了班级里高个子同学的行列，坐在班级最后的一排。觉得增加了我不少的自由度，可以在认为不重要的历史课上偷偷的去完成数、理、化的作业，赢得的时间可以去玩或设法把肚子填的饱一些。
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物质资源一下子变得十分的匮乏，粮油等副食品都实行了全面的定量供应。据说我们上海地区周围还算幸运，即使老是感觉肚子饿，但还没有到吃草根和树皮的地步。据当时的传说，北方的许多地方的百姓都吃过草根和树皮；北方的学生的粮油定量也比我们少，以至于在北京的大学里，在物质条件缺乏的情况下，以所谓的精神食粮—娱乐活动来弥补，于是在许多大学里提倡在课余时间里跳交谊舞。这正好也符合当时这些学生的心理需求，据说起到了一定的效用。但是又据说使当时相当一部分同学上了瘾，娱乐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们的思想已经提前放飞到了翩翩起舞的现场。这样的安排一直延长到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确实也影响了学生的一些学习，我们学校在北大等学校读书的少数同学因此而留了级。
当时上海市由柯庆施市长执政，上海市的大学一律不准跳舞，更不允许谈恋爱，只允许适度的增加看电影，以减少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即使学生中也有留级或让辍学回家的现象，乃完全是学校治校严谨所致，在绝对数量上还是比北方少。但不管怎样那个时候对我们的学习和成长都是有着影响，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有这样的记忆。
在这段时间期间，我们正是长身体和长知识的时期。我们坐在最后一排又相处的比较好的同学有我和黄亚忠、薛仁、钱惠生等人，高个子都比较喜欢打篮球，照理在课余时间里我们可以尽情的玩篮球。可是我们经常一起在晚自修时间里去城里饭店排队买年糕汤喝。尽管年糕汤里仅仅只有几片年糕和几片菜叶；其余的都是上面漂着几点油花的汤。但是还要排长队等时间才能吃到。十分珍惜这碗来之不易的年糕汤，大家都把它喝的干干净净，如被洗过一般。
有时我们还一起去黄亚忠的住处，他借住在校外的一家私人家的房子里。但他与房东的一家人关系处的非常融洽，就连我们去那里对我们也很客气。正巧房东家的两个女孩正在读初中，我们经常与黄亚忠开玩笑说，是否女房东看中了你这位未来的女婿，才对他那么好的？常常说的他脸红而赤，但他心里还是乐滋滋的。尽管可能完全没有那回事，但至少她们都对他很好。允许他随便使用他们的厨房，让我们也沾了光。所以有时黄亚忠从南门港对面的横沙岛的家里带来一些米，在我们实在饿的慌的时候，他会慷慨地借用房东家的锅灶为我们煮一大锅能照人的粥，让大家喝个饱。有时我们在镇上买些芹菜等其他蔬菜去那里只放些盐煮来吃，也感觉十分的满足。
当时我们每天早晨在食堂里吃早饭的时候，发现总有几个同学顾不上自己的尊严，在饭后把每只粥桶都刮的干干净净的，几乎把粥桶的木屑都刮了出来。大家见了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们太吝惜了，只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勇气。至少他们在上课时会不觉得饿。
不过，也许是崇明县从一九五八年年底划入上海市的缘故，大约一年以后，虽然许多东西还是实行定量供应，但我们已经不再一直为肚子饿而操心了，似乎一切都慢慢的归于正常。
我又开始喜欢在课余时间里与合得来的同学一起玩了。不过，也许与我们的成长有关，我又一下子喜欢上看电影了。可是在我要好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一个爱看电影的。有一次，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提议晚上一起去看电影，他们可能难却我的提议，晚饭后一起去了电影院，看了一毛钱一张电影票的价格时，他们都犹豫起来了，有的推说这个电影没有什么看头，大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当时我心里有些不快，但我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因为当时的一毛钱可以买一支牙膏，可以使用数个月；买一块肥皂可以洗许多次的衣服；他们的父亲争这一毛钱更不容易，所以最终还是没有看成。从那时起我基本上不再在他们面前提起看电影的事了。坦率地说我的条件要比他们好些，我父亲每月给我寄来基本上能满足我需求的固定的生活费，我为了能看上几部好看的电影，在零食上节省了许多。可是独自去电影院看电影似乎很不习惯，仅有的一次使我觉得很难堪，仿佛我是个被抛弃的人似的，从此我再也没有单独的去看过一场电影。
于是我开始在同学中物色一位爱看电影的同学，终于一位我素未谋面的同学进入了我的视野，他叫王兴国。他借宿在校外他表姐的家里，每天独来独往的来上课，几乎不与任何同学交往，脸上总是流露着永远没有睡醒的样子，见了同学他只是怪怪的一笑。同学在暗底里为他起个绰号“隔夜面孔”，几乎都认为他是班级里最默默无闻的人。
然而我从他的穿着和一次在腋下夹着的书籍中有一本“大众电影”杂志证明，他是个有思想和内涵的人。当时我们农村学生几乎都穿着自己母亲做的布鞋来上学的，可是他穿起了皮鞋。尽管不是锃亮的那种皮鞋，而是一种驼色的翻毛皮鞋，走起路来发着咯咯咯的有点盛气凌人的响声。当时许多同学连花一毛钱看一场电影都要考虑良久，而他已经订阅起“大众电影”杂志来了。一本电影杂志对于现代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当时对我们农村学生来讲是件非同小可的事。首先家里的经济条件一定比较优渥，其次对电影特别的喜爱。而我与他比较，我充其量只是喜欢看电影而已。但我就凭着喜欢看电影这一点，后来我们成为了最要好的同学。
我们俩常在晚修习时间去看电影，看完以后还很有介事的议论起电影来，譬如电影的剧情、演员的演技，特别对当时的电影明星的评论相当的热烈。后来他坦诚地告诉我，他曾经给当时的电影明星赵丹，谢芳写过多封信，可是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他们的回信。我听了后不但没有讥讽他，反而更加尊敬和崇拜他，他对于电影的热爱和理解完全高出我一个层次。
在读高二时，我们班突然来了从宝鸡转学来的崔公煜和崔美昭叔侄俩，前者是叔叔，后者是侄女。一个随着自己的哥哥和嫂子，一个随着自己父母在铁路事业上辗转东西最终到了宝鸡。她的父母逝去后才回老家崇明来。崔公煜的堂兄崔公烈早年曾留学日本，学成后回国，现在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凭着这层关系，读高二时转学来到了我们学校我们的高一乙班。他们俩都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当时普通话还未普及，我们农村的学生对于讲普通话的人总是怀有点崇拜和神秘感。觉得他们是曾见过世面的人，他们的见识、心胸要比我们开阔的多。
我和王兴国因为我们的父亲都在上海工作，我们俩都有机会利用假期去呆过，或多或少的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所以我们与崔公煜几乎一见如故，很快成了要好同学。
崔家原是崇明县城里的一家名门望族，他常邀我们到他家里玩，他家拥有一套木结构的前、中、后套式的街面房子，显得很宽敞。用餐时用的全是象牙筷子，从一只金属汽车标牌可知，他家曾拥有过汽车。他的另外两个侄女至今还侨居在海外。那个时候，他的家庭成分属于我们敌对的范畴。但我们俩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所谓的阶级界限的观念，我们只是觉得他很大方、坦诚，相处在一起很愉快。
当时我们经常在课余时间被邀请到他家去，当然我们也经常看到他的侄女崔美昭，她常在家里复习功课或在看小说或忙着其他的事。她毕竟是城市里长大的女孩，见了我们显得很落落大方、谈吐举止也很得体，流露着城市女孩的机灵、活泼和大方。不久后与我们都熟悉了，常常与我们一起天南海北的议论各种的事，当然也议论电影、小说。
在后来我们四人相处的时间里，我们议论的主题慢慢的转移到了小说和电影上来，显然王兴国和崔美昭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兴国的神情、谈吐举止慢慢地告诉我，他已经喜欢上了崔美昭，至少对她很好感。崔美昭虽然年龄比我们小2-3岁些，但她毕竟在城市里长大，履历比我们丰富，长的亭亭玉立，为人机灵而落落大方，从她的神态里也流露出对他的敬慕。没有多久我们发现他俩在夏天的徬晚，在长江岸边散步了。这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很大绯闻，但我们一直为他们保守着这个秘密。如今，我们都已经散发着老年人腐朽气息的时候了，想必都不会介意这个秘密的揭秘，把它作为我们当年青年时代的朦胧情感生活里的一丝涟漪，却把我们又一次带回了风华正茂的中学时代。
当时，我们毕竟已经读高二了。又我们农村的上学年龄比较晚，一般比城市的要晚1-3年，因此，相对我们农村的学生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比较成熟了些。但是，由于农村的思想比较保守，特别男女生之间的原本应有的一些正常交往也很少。但也有少数同学正在冲破这保守思想的牢笼，开始表示出对异性的兴趣，这里当然我指的是我们中间的一些少数男生，他们开始讲究起自己的穿着和谈吐举止来了，并一改以前井水不犯河水的保守、拘泥、做作的姿态，开始在女同学面前装的落落大方的侃侃而谈，尽管还有些笨拙。却会遭来其他一些同学的非议。我在他人对我传送这些非议时，我总是半开玩笑的对他说：“你的心里有时何尝不是也这么想过？“还算坦诚的他红着脸跟着我一起笑了起来。
在我读高二时的某个晚自修时间，我获悉县电影院正在放映一部香港影片“垃圾千金”，据说比较搞笑，我想拖着王兴国一起去看，而且根据我往常的经验，他正能会跟我一起去看。于是我去了他住在学校附近的表姐家找他。我去时，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部小说，他知道我的来意后，却一反常态的并不理会我的邀请，继续看他的小说。我便夺过他手中的小说说：“小说有什么好看？一起去看电影。”，他看了我一眼，第一次神情严肃地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本小说丢在我的眼前的写字台上说：“你拿回去试着看看吧。”，我看着丢在写字台上小说，是言情小说家冯玉琪的著作“红窗绿影”。我当然不熟悉这位作家，更不了解这部作品，我只是看着这部小说的封面而知。但我被他第一次那么严肃的态度镇住了。心想：“小说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吗？”我犹豫地看了他一眼，他的神情依然那么严肃，态度还是那么坚决，我便拿起这部小说书悄悄地走了。
那时晚自修还刚刚开始，但教室里已经坐着许多同学在复习着功课，我拿着小说悄悄地走进教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旁边座位的同学叫黄亚忠，也是借住校外的一家私人家的房子里，一般不来上晚自修。），神秘又有些激动地打开小说，聚精会神的似乎在探索一本小说的奥秘看了起来。当我看完第一章节时，我的思想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开始被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思想，情感所感染，与之一起悲欢、憧憬着未来。同时开始崇拜起这位作家来，赞叹着在他的笔下描写出如此精彩生动的故事来；人物的形象和内心情感，描写得着如此的细腻、惟妙惟肖、如此的感人。我几乎一口气看完了这部小说。
接着，我一发不可收拾地看了三十年代许多著名作家的许多文集和小说。当时的巴金、茅盾、郁达夫、柔石、冯玉琪等作家都成为了我所崇拜的偶像。他们小说里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更羡慕、崇拜他们的写作技巧和丰富的履历。并且开始模仿着练习起写作来，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当时所谓的日记，其实就是一篇习作。到了读高三时，我的作文成绩有了显著提高，从原来的六、七十分一下子提高到八十几分，最高一次得九十二分，曾老师常把我的作文作为范作来让同学们学习，使我受到了极大地鼓舞，使我练习写作的习惯一直坚持到大三。
我们在读高三上学期时，在我们学校再次举行县学生运动会，因为我在上一次运动会取得过100米和100米X4的接力比赛的良好成绩。体育老师管老师要我在参加100米和100米X4的接力比赛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三级跳远的项目。其实，我只是觉得这些体育项目有点好玩，但根本没有想过在这些体育项目上要怎样？你们可以从我喜欢的这些项目中看出，没有一个考验我耐力的项目—200米以上的项目，都可以凭着我的兴趣和爆发力能完成的项目，明显我是个比较怕艰苦的人。通过上一次运动会管老师已经知道我有这么个弱点，所以在运动员早晨集训时仍不要我参加。但在这一次的运动会期间，我又以12.5秒的成绩获得了100米第一名和100米X4接力获得了第一名；三级跳远获得第二名的成绩。不过我对于这些所谓的成绩从来就没有当回事，只是把它作为在我的人生中的一个经历或体验而已。
我在读高中期间，我要好同学不仅于上述所谈及的这些，还有一个同学的性格、特点几乎与我完全不同的，竟然让我时时记着他，他叫邱善逑。他的性格极其内向脸上总是带着羞涩表情的，当然他也是个最不善言辞的人，未曾开口脸先红了起了，一脸的尴尬表情，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很优秀。他从来不闻窗外事，只顾自己读好书。极少与同学接触交流，一旦与之交流，显得十分认真，一脸的认真劲。在班级里，我是与他接触交流最多的一个，我曾经与他交流过学习，探讨、争论过一些难解的数学题。我也会常善意地逗他开心，他被逗的开心的时候，他那脸上表情显得更尴尬，于是我为他提了个绰号“尴尬”，他并不生气，还是尴尬地笑着，这个绰号一直流传至今。如果我有机会与他聚会时，还会叫他这个绰号。这个称呼已经成为昵称，亲切而情深。我没有一点丝毫的恶意，只是他脸上的永久尴尬表情使我感到很可爱和怜悯。希望着以后的世人都不要因此而欺负他，他是个真正的好人。
我们刚刚读完高二课程时，我们的班主任曾让老师就开始抓我们的复习迎考。在晚自修时间里几乎每天来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对于后进同学给于鼓励，对班上十来个成绩比较优秀的同学总是鼓励他们报考上全国重点大学。其他老师也特别的关心我们的复习迎考，他们根据多年来的教学经验，为我们编制了各个科目的许多复习资料及试题。因为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一九六一年的高考形势是最严峻的一年之一。因此同学们也都纷纷开始三五成群地自动组成复习小组；也有结伙复习迎考的；当然也有始终坚持独立复习迎考的。一般对自己考试不太自信的同学很想找个成绩优异的同学结伴复习，对高考有所帮助。对于成绩比较优秀的同学对此倒是无所谓，一旦有同学有求于他，一般都乐于帮助·他人·。唯独我们少数几个比较自信而又喜欢自由、又没有他们那么“拼”的，很少有人愿意与我们结伴复习，害怕反而会影响他们的复习。当时崔美昭同学属于比较喜欢结伴复习的一个典型。其实她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只是因为家庭出身有些问题，使她缺乏了自信，和当时班级里成绩比较优异的顾宝昌同学结伴复习，而当时王兴国的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他确实没有顾宝昌那么“拼”，崔美昭选择顾宝昌是理所当然的事。最后实践证明，他们的结伴复习是成功的，一个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一个考取了华东化工学院，两所都是国内很不错的大学。遗憾的是在他们的毕业分配时，因为崔美昭的家庭出身问题又活生生的把他们拆散了。
正在我们热火朝天的积极投入复习迎考期间，突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次，突然由部队来学校招收空军飞行员，这是当时年轻人都非常向往的一个理想，使我们男同学很振奋不已，我也不例外。而且我几乎被公认的最有希望被录取的人之一，我在大家的感召下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许多项目的检查，在几乎胜利在望的时候，在测试我的平衡器官时被淘汰掉。在做旋转试验，转速还没有增加多少，就感觉头昏目眩，直想呕吐。感到这个崇高而神圣的职业是可想而不可及的。最后我们学校竟没有一个被录取的。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瞬间的失落。
没有多久又传来了报送军校的消息，在我们平静了的心里又起了波澜。因为报送军校是许多同学梦寐以求的事，军校一出来就是少尉军官，威风凛凛的前途无量。而且这届高考的形势又那么的严峻，被报送上去就可以避开了残酷的高考。因此许多同学都盼望着自己能被报送军校。但这并不是自己报名就能成功的，完全是由学校挑选的。挑选的条件无非是家庭出身和现实表现，因为是上军校而不是上军队，当然学习成绩也是一个条件。许多同学可能已经在审视自己了，有个别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很过硬的可能已经在暗暗窃喜了。我倒有点自知之明，虽然我的家庭出身不在地、富、反、坏、右之列，但我也不在根红苗正之中，况且报送的名额也一定不会很多，还是自己老老实实的参加复习迎考吧。于是我几乎没有受此影响。
正当他们昂首期盼的时候，学校报送军校的名单出来了。出人意外的是，全校报送军校的名额几乎全给我们班级占据了，我们班级成绩中等偏上的八位同学榜上有名，只有高三丁班有一个报送的名额。引起了众多的议论纷纷，议论最多的认为，可能是秦校长曾担任过我们班主任的缘故。其中有我要好的同学黄亚造和薛仁，他们将赴西安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校，毕业出来就是一名少尉军官，真是前途无量啊！但我一点也不妒忌他们，包括其他同学，而真心的祝贺他们。因为我在事前就有了这种思想准备。
当时我们农村学生即使读了高中，但基本上都是家里第一代的高中生，对于大学里的一切几乎都一无所知。尽管在报考大学之前，学校也为我们介绍了许多大学的情况，但对于如何选择、填报专业还是显得有点茫然。幸亏与我们朝夕相处了的班主任曾让老师最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品行和兴趣爱好，他为我们班上十来个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填报志愿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根据了他提出的建议，报考了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船舶动力装置专业。
尽管那年的高考形势是那么的严峻，但在老师们的辛勤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学校的高考升学率达到80%以上。我如愿以偿的录取了第一志愿，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船舶动力装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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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的青年时代 （一）我的高中年代（1） 五 我的少年时代 （二）我的初中年代（2） 五 我的少年时代（二）我的初中年代 五 舞蹈少年时代（一）我们俩都录取了 四 我的童年（4）中国高考历年录取率 倦鸟依林 2023-06-25 发布于山西 | 2308阅读 | 5转藏
1977年恢复高考,参加高考人数570万,录取27万人,录取率5%。
1978年参加高考610万人,录取40.2万人,录取率7%。
1979年参加高腔搜州考468万人,录取28万人,录取率6%。
1980年参加高考333万人,录取28万人,录取率8%。
1981年参加高考259万人,录取28万人,录取率11%。
1982年参加高考187万人,录取32万人,录取率17%。
1983年参加高考167万人,录取39万人,录取率23%。
1984年参加高考164万人,录取48万人,录取率29%。
1985年参加高考172万人,录取62万人,录取率35%。
1986年参加高考191万人,录取57万人,录取率30%。
1987年参加高考228万人,录取62万人,录取率27%。
1988年参加高考272万人,录取67万人,录取率25%。
1989年参加高考266万人,录取60万人,录取率23%。
1990年参加高考283万人,录取61万人,录取率22%。
1991年参加高考296万人,录取62万人,录取率21%。
1992年参加高考303万人,录取75万人,录取率25%。
1993年参加高考286万人,录取98万人,录取率34%。
1994年参加高考251万人,录取90万人,录取率36%。
1995年参加高考253万人,录取93万人,录取率37%。
1996年参加高考241万人,录取97万人漏渣,录取率40%。
1997年参加高考278万人,录取100万人,录取率36%。这一年是历史上首次录取人数达到百万人,以后每年递增。说明中国开始加快了发展速度。
1998年参考320万人,录取108万人,录取率34%。
1999年参考288万人,录取160万人,录取率56%。这一年突破了百分之五十的录取率,中国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面前,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步伐。
2000年参考375万人,录取221万人,录取率59%。
2001年参考454万人,录取268万人,录取率59%。
2002年参考510万人,录取320万人,录取率63%。
2003年参考613万人,录取382万人,录取率62%。
2004年参考729万人,录取447万人,录取率61%。
2005年参考877万人,录取504万人,录取率57%。
2006年参考950万人,录取546万人,录取率57%。
2007年参考人数首次突破千万人,达到1010万人,录取566万人,录取率56%。
2008年参考1050万人,录取599万人,录取率57%。
2009年参考1020万人,录取629万人,录取率62%。
2010年参考946万人,录取657万人,录取率69%。
2011年参考933万人,录取675万人,录取率72%。
2012年参考915万人,录取685万人,录取率75%。
2013年参考912万人,录取694万人,录取率76%。
2014年参考939万人,录取698万人,录取率74.3%。
2015年参考942万人,录取700万人,录取率74.3%。
2016年参考940万人,录取705万人,录取率75%。
2017年参考940万人,录取700万人,录取率74.46%。
2018年参考975万人,录取715万人,录取率73%。
2019年参考1031万人,录取820万人,录取率79.53%。
2020年参考1071万人,录取967.5万人,录取率8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