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obzhou 于 2021-8-22 21:56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世界新闻报》特约记者/王硕/张旭
自从5月12日中国四川省发生强烈地震以来，陆续有数支国外救援队、医疗队出现在灾区，实施救助。同时，来自全球各地的捐款、物资也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四川。
如今，国际救灾活动在人们眼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几十年前，却并非如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拒绝国际援助，到逐步主动接受外援的数次经历，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开放历程。
三年自然灾害
谢绝美国政府粮食援助
1959-1962年间，中国遭遇了连年自然灾害，引发严重饥荒。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为此，美方制定了援助中国的方案。
1962年2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300-500万吨小麦。美方的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
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就此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王炳南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中方之所以谈到原则问题，是因为肯尼迪的粮食援助计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美国利益，他想略施小恩小惠，以诱逼中国在重大的台湾问题上让步。虽然肯尼迪的希望落空了，但是中国方面对于美国表示的援助之情已然心存感谢，并为尼克松时代中美关系的好转埋下了一个伏笔。
唐山大地震
国际援助被挡在门外
1976年7月28日，里氏7.8级的大地震瞬间将唐山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做出反应，一时间，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的声音很快传到了中国。
7月28日，刚刚接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托马斯·盖茨在给白宫的报告中称，他已原则上同意提供中方所希望的任何帮助。
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时说，联合国将为减少这场灾难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做出努力。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在英国议会下院宣布，他已命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询问援助需求。
7月30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向内阁提出为中国提供救援物资的报告。报告很快获得批准，日本驻华大使告知中国政府，日本已为中国灾区准备好帐篷、药品等各种援助物资，随时可以出发……
然而，因为当时的时局所造成的对国外援助的过度谨慎，使得国际社会的热情未能在受灾严重的中国激起任何涟漪。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各国认识到，中国顾虑重重，可能不想接受国际援助，对此，世界舆论感到很惋惜。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社论中说，“目前的形势显然更需要国际合作，但愿中国能够对此有所认同”。
西方世界的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7月30日，当日本大使转达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愿望时，中国以谢绝日本的方式告知世界，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就这样，在那种特殊的年代中，中国在遭遇几百年未有的特大地震灾害时，错失了很多国际援助。
1980年“南涝北旱”
谨慎接受外来援助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政府对于国际援助的态度，也因此开始朝着更加理性、务实的方向转变。
1980年夏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亿亩农田因缺水几乎绝产。同时，长江流域则因连续暴雨正浸于洪水之中。受到旱涝齐袭的中国急需救援。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首次决定向国际援助敞开大门。当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外交部与民政部联合上报的《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并指出，可以适当争取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
事实上，对于以什么样的态度、接受何种程度的国际援助，当时中国政府仍是偏向谨慎的。尽管中国已表示了接受国际援助的意愿，但却并没有更具体地提出进一步援助要求。比如，在向联合国报告灾情时，中方只说明河北省因旱灾需要援助，而对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同样严重的旱情却没有进一步说明。
在受援渠道方面，中国的决定也有很多谨慎——要求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物资必须经由联合国救灾署发放给中国。在外界舆论看来，在此时中国的思想中，自力更生作为一项“原则”，仍然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然而，从拒绝到有限接受援助，中国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由于联合国救灾署的努力，国际社会在中国1980年旱涝灾害中，共提供了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赈灾物资，这便是中国首次接受的国际援助。借此，中国也向世界发出明确的信息——中国已决心开始接受灾害中的国际援助。
大兴安岭火灾
主动请求国际援助
从1981年底到1987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联合国救灾署多次表示愿意同中国交流灾害和救灾工作情报。每遇较大灾害，一些友好国家也通过中国驻外使馆询问灾情和了解中国对接受救灾援助的意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国际援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导致5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面对灾情，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中国政府成立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受捐赠工作。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次灾难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5月2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捐助500套防火服和油锯等物资、美国驻华使馆代表美国政府还捐赠了 2.5万美元的救灾款；法国政府捐赠了治疗火伤特效针剂6万支；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一个援助额为30万美元的紧急技术合作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捐助8.5万美元；联邦德国政府将向我捐助价值50万西德马克的400台油锯和15 00件烧伤软膏……最终，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大量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为中国的抗灾赈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8年，国务院出台新政策，明确规定如遇重大灾情时，可以主动接受各方面友好国家、地区、组织及个人的捐赠。
1991年华东水灾
呼吁大规模国际援助
1991年，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这一次，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当年六七月间，各国驻华使馆从中国媒体上看到了水灾情况，纷纷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于是，外交部将及时呼吁国际援助的建议转到民政部。
7月初，民政部综合意见后，将报告送到国务院。中国政府随即果断作出了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决策。7 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会议厅召开，当时的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陈虹的呼吁很快得到了响应。联合国先后收到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新西兰等的捐赠，总额达到5000多万元人民币。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23亿元人民币。此后，中国每逢巨灾大难，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任何争议。(世界新闻报)
世界新闻报：新中国面对国际救援46年_新闻中心_新浪网 (sina.com.cn)
党的方针，刚解放，就是积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重建家园。没几年 毛主席就翻脸。统统收归国有。过几年刘少奇邓小平被打杀。解放几十年。胡闹了几十年。没有一项方针政策为后人造福。后人可以遵循的。
下载地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history_of_international/china/010707108.pdf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1961年4月26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68/4493497.html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1〕，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中 央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关于印发几个重要文件的批示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 张平化同志： 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 主席：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 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四月十六日）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韶山大队因原来包产较高，经社员讨论后提出包产增百分之二，即亩产由原包的五百三十一斤增包至五百四十一点六斤，公社党委已同意，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起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四月十四日
以前上过一门课。老师说，即使外国白送中国粮食，中国也无法靠当时的码头、当时的铁路运送到内地
中国要是缺了粮食，全世界没有国家能救.
武汉发生新冠死了几千人，难道就是全中国每个县市都死这么多？
作者：bobzhou 于 2021-8-22 21:56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林彪被邀请在延安党校讲马列课，大家都准备记录下抗日英雄的教导，许多人都准备了纸笔，可是林彪上来后只说了一句话：“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讲完了”，说完走下讲台，众人目瞪口呆。 在塔山阻击战中，伤亡惨重，程子华向林彪报告损伤情况，林彪听完后，对手下人平静的说：“告诉程子华，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在辽西追歼战中，我军部队建制打乱，指挥不灵，部下向林彪汇报，林彪听完后同样平静的说：“乱不乱我不管，找到廖耀湘就行。” 六十年代，越南领导人向林彪请教如何赢得越南战争的胜利，林彪从嘴里只吐出了一个字：“熬”。越南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对宗教的分析评价最出彩:佛教"修",基督教"信".言简意赅. 他嘱咐叶群：“话要少说，书要多读。不明白的事情，不应该说；真正明白了，就没有必要说了。所以，能说的话大都是无聊的重复。” 他对建国后的解读耐人寻味：“开始打天下，是为了平等、公道、安全。打下天下后，才知道，世界上哪有这些东西。很可笑。”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甚至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16个团的苏联空军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林彪在宴会上拒绝与斯大林碰杯。他曾对毛泽东说；“主席啊，苏联为什么不出兵？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才建国几个月，需要休养生息。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 林彪绝不向毛泽东低头，第三次庐山会议林与毛决裂，但他不写半个字的检查，至死不认错。 林彪曾想到贵州当省长，以避开政治旋涡。 林彪反对“大跃进”，私下里说毛“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唆使林彪给中央写信，反对他。可是，林彪却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还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缺点是有暮气。”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暮气，要他继续革命。从此，林彪才决定大干一场。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泽东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 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的会议，林彪也敢称病不参加；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却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将主席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可见，林彪从内心来说对毛泽东极其反感。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竟然给毛泽东来了个不辞而别……。 但林彪也深刻领悟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道理。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表过态的，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总是把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他还让秘书模仿自己的笔迹批文件，写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他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把“请主席阅”改为“呈主席阅”。 林彪公开里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背地里却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刘少奇和彭真都是有本事的人，拿掉刘没道理。”他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林彪最爱读。 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极其厌恶，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此事差点气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秘书说：“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却断然拒绝：“不听！”林彪念报告时脸色煞白，头也不抬起来一下，念完报告后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念错了”，可林彪生气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林彪清心寡欲，不讲吃穿，给什么穿什么，量体裁衣，伸胳膊伸腿的，裁缝怎么摆弄怎么是，像个木偶。从未听他说过哪件衣服质地如何了，样子好坏了，合不合身了什么的。还不爱玩，也不会玩，什么嗜好也没有。 林彪狠抓细节，心细如女人。话语金贵的林彪在战术问题上是个“婆婆嘴”，部队进入一线，24小时内到48小时内不等，下至指战员上至纵队司令都必须按照不同要求限期向他汇报。三下江南时，要求下面20分钟内就将敌情报告，一仗下来，6小时内要简报，24小时要详报，逼着总结经验教训。他创立影响深远的“六个战术原则”，把各个时期需要的战术和能体现出这种战术的各种新名词，灌输给他的将军和士兵：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的攻击法。部队行军到达指定地域，第一件事就是向林彪报告当面敌情。连红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后两条，“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也是心细如发的林彪给加上去的。 林彪特别重视总结战术，战后大会、小会四面开花，全面总结经验教训。胜仗不大提，尤其喜欢提败仗，一个败仗讲起来没完，大会讲，小会讲，专门开会讲。1946年9月12日他向军委发出这样的电报：“我们甚盼吸收关内作战经验，望将冀鲁豫及苏北等地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夜战经验在战役，战斗，在技术上的各种办法陆续告我们以便研究吸收。” 对自己的战术不满足，还要吸取其他战区的战术精华。 林彪重视山头。最后四野1个八纵，出10名中央委员。文革中的林彪，全部智慧被政治调动，树毛泽东的权威，搞出“四个伟大”、永远正确，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自成体系。 林彪把人际关系看得很淡，这个淡，其实是建立在“透”字的基础上的，这是林彪一生少有闪失的原因之一，很多人是在被朋友卖了一次又一次，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而林彪一早就醒了。他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并非始自今日，而是由来以久。林彪不尚空谈，不聚堆吹牛，不参加舞会，不出风头，所有这些时间他都呆在私宅读书，思考，策划，写书法，研究中医等等，真个是：我不误时，时亦不误我。林彪的政治结盟非常理智，天衣无缝。林彪这个人是讲究凭实力说话的，他骨子里根本瞧不起那几个玩笔杆子的烂文人，但是，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屑，可见其城府实在太深。我们可见的唯一一次沉不住气是他向江青发大火（那也一定是有非常特别的原因）。它跟叶群的感情不温不火，他曾经深爱的另外两个女人没有一个走进他的生活，但他却为自己和叶群写下脍炙人口的一句话：“生不同床，死后当同穴”，对老婆也算是有情有义，有始有终。文革中，他的女儿林豆豆问他：“如果遇到不可控制的混乱局面该怎么办？”这位曾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在铁血硝烟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无敌元帅只平静地吐出两个字：“离开。”世界新闻报：新中国面对国际救援46年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26日10:30 世界新闻报
《世界新闻报》特约记者/王硕/张旭
自从5月12日中国四川省发生强烈地震以来，陆续有数支国外救援队、医疗队出现在灾区，实施救助。同时，来自全球各地的捐款、物资也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四川。
如今，国际救灾活动在人们眼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几十年前，却并非如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拒绝国际援助，到逐步主动接受外援的数次经历，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开放历程。
三年自然灾害
谢绝美国政府粮食援助
1959-1962年间，中国遭遇了连年自然灾害，引发严重饥荒。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为此，美方制定了援助中国的方案。
1962年2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300-500万吨小麦。美方的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
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就此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王炳南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中方之所以谈到原则问题，是因为肯尼迪的粮食援助计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美国利益，他想略施小恩小惠，以诱逼中国在重大的台湾问题上让步。虽然肯尼迪的希望落空了，但是中国方面对于美国表示的援助之情已然心存感谢，并为尼克松时代中美关系的好转埋下了一个伏笔。
唐山大地震
国际援助被挡在门外
1976年7月28日，里氏7.8级的大地震瞬间将唐山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做出反应，一时间，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的声音很快传到了中国。
7月28日，刚刚接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托马斯·盖茨在给白宫的报告中称，他已原则上同意提供中方所希望的任何帮助。
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时说，联合国将为减少这场灾难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做出努力。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在英国议会下院宣布，他已命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询问援助需求。
7月30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向内阁提出为中国提供救援物资的报告。报告很快获得批准，日本驻华大使告知中国政府，日本已为中国灾区准备好帐篷、药品等各种援助物资，随时可以出发……
然而，因为当时的时局所造成的对国外援助的过度谨慎，使得国际社会的热情未能在受灾严重的中国激起任何涟漪。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各国认识到，中国顾虑重重，可能不想接受国际援助，对此，世界舆论感到很惋惜。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社论中说，“目前的形势显然更需要国际合作，但愿中国能够对此有所认同”。
西方世界的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7月30日，当日本大使转达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愿望时，中国以谢绝日本的方式告知世界，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就这样，在那种特殊的年代中，中国在遭遇几百年未有的特大地震灾害时，错失了很多国际援助。
1980年“南涝北旱”
谨慎接受外来援助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政府对于国际援助的态度，也因此开始朝着更加理性、务实的方向转变。
1980年夏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亿亩农田因缺水几乎绝产。同时，长江流域则因连续暴雨正浸于洪水之中。受到旱涝齐袭的中国急需救援。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首次决定向国际援助敞开大门。当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外交部与民政部联合上报的《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并指出，可以适当争取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
事实上，对于以什么样的态度、接受何种程度的国际援助，当时中国政府仍是偏向谨慎的。尽管中国已表示了接受国际援助的意愿，但却并没有更具体地提出进一步援助要求。比如，在向联合国报告灾情时，中方只说明河北省因旱灾需要援助，而对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同样严重的旱情却没有进一步说明。
在受援渠道方面，中国的决定也有很多谨慎——要求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物资必须经由联合国救灾署发放给中国。在外界舆论看来，在此时中国的思想中，自力更生作为一项“原则”，仍然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然而，从拒绝到有限接受援助，中国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由于联合国救灾署的努力，国际社会在中国1980年旱涝灾害中，共提供了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赈灾物资，这便是中国首次接受的国际援助。借此，中国也向世界发出明确的信息——中国已决心开始接受灾害中的国际援助。
大兴安岭火灾
主动请求国际援助
从1981年底到1987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联合国救灾署多次表示愿意同中国交流灾害和救灾工作情报。每遇较大灾害，一些友好国家也通过中国驻外使馆询问灾情和了解中国对接受救灾援助的意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国际援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导致5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面对灾情，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中国政府成立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受捐赠工作。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次灾难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5月2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捐助500套防火服和油锯等物资、美国驻华使馆代表美国政府还捐赠了 2.5万美元的救灾款；法国政府捐赠了治疗火伤特效针剂6万支；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一个援助额为30万美元的紧急技术合作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捐助8.5万美元；联邦德国政府将向我捐助价值50万西德马克的400台油锯和15 00件烧伤软膏……最终，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大量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为中国的抗灾赈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8年，国务院出台新政策，明确规定如遇重大灾情时，可以主动接受各方面友好国家、地区、组织及个人的捐赠。
1991年华东水灾
呼吁大规模国际援助
1991年，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这一次，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当年六七月间，各国驻华使馆从中国媒体上看到了水灾情况，纷纷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于是，外交部将及时呼吁国际援助的建议转到民政部。
7月初，民政部综合意见后，将报告送到国务院。中国政府随即果断作出了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决策。7 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会议厅召开，当时的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陈虹的呼吁很快得到了响应。联合国先后收到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新西兰等的捐赠，总额达到5000多万元人民币。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23亿元人民币。此后，中国每逢巨灾大难，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任何争议。(世界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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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方针，刚解放，就是积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重建家园。没几年 毛主席就翻脸。统统收归国有。过几年刘少奇邓小平被打杀。解放几十年。胡闹了几十年。没有一项方针政策为后人造福。后人可以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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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history_of_international/china/010707108.pdf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196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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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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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1〕，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中 央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关于印发几个重要文件的批示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
张平化同志：
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
主席：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
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四月十六日）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韶山大队因原来包产较高，经社员讨论后提出包产增百分之二，即亩产由原包的五百三十一斤增包至五百四十一点六斤，公社党委已同意，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起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四月十四日
以前上过一门课。老师说，即使外国白送中国粮食，中国也无法靠当时的码头、当时的铁路运送到内地
中国要是缺了粮食，全世界没有国家能救.
武汉发生新冠死了几千人，难道就是全中国每个县市都死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