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丰《农村十年》序
一段漫长的岁月，一条坎坷的道路。
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写的就是这段岁月的一个侧面、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身影：一位知青的十年插队生涯。作者夏建丰文笔质朴流畅，态度平和宁静，不雕饰，不滥情。跟我读过的其他同类作品比，此作大异其趣，无以名之，只好说是毫不着力地独树一帜。讲故事则娓娓动听，谈民俗则巨细靡遗，阅读时，常让我联想起宋朝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石湖先生是大家，不好跟他比文学上的成就，但就提供史料的丰富、翔实，恐怕要让本书作者出一头地。此作在民俗学、社会学上的价值，也不应忽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已有三十余年，身历者都已渐入老境。当年的环境、经历有差，后来的境遇、地位也不一样，当这些老知青回望来路，难免各有各的解读，各有各的感慨，各有各的领悟。在某些老知青那里，那段岁月给与他们的主要是磨炼，磨炼的收获体现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农村是炼狱，终成正果证明了他们本就在黑暗中闪亮的优秀品质。在另外一些老知青那里，插队是被强加于身的苦难，苦难的影响导致他们的后半生的失意、平庸、乃至困苦。农村是地狱，进去打一个滚再出来，阴森的寒气会纠缠人一生一世。具有上述两种极端看法的老知青，可能不多，但用今天投射昨天，用过往注解当前，是人情之常。所以两端之间自然有个模糊的分界，据说，一边标榜“青春无悔”，另一边则慨叹“不堪回首”。本书对知青历史提供了有异于前二者的视角，是其尤为可贵之处。
其实任何时代，得意的总是少数。就算不下乡，我们这一代人能进大学的也不会多，做官的、发财的，也一样凤毛麟角。祖荫不大会因下乡与否增减。身体会受农村生活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天生的智力，大家本来相差不多，干干农活，不大可能让人变聪明或变傻。对大多数人而言，命运也者，不过是许多偶然的集合。古人说过，人生如花，随风而坠，飘茵落溷，花是做不了主的。运气不好，错过不是过错，无须另找口实。运气好就是运气好，祖荫厚就是祖荫厚，再拉三扯四地给自己锦上添花，不怕刺激跟自己一块儿受过罪的哥们儿、姐们儿吗？
知青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也许是仅见的最自恋的群体。我自己也在这个群体之中，跟本书的作者相仿，也曾插队十年。回忆文章不说了，我自己也写过几篇。单看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绘画、电影、电视剧之外，还有音乐，独唱的、交响的、汇演的、巡演的，从知青回城到现在就没断过。说“自恋”其实并不确切。我们是怕，怕被社会遗忘。王朝建立了，从龙的会论功行赏。革命成功了，革命者会受到尊崇。我们也革过，也苦过，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早早下了岗，几乎全部人都已经退休，除了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人还记得我们这个群体。我们经历了苦难，我们作出了牺牲。姑且把这些苦难和牺牲对个体命运的影响置之弗论，这些苦难本身是否能避免，这些牺牲本身是否有价值？
上世纪66年到68年，正当文化革命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另一狂潮悄悄逼近。“战后婴儿潮”这个说法，我是到美国后才听到的。这潮水在西方涌上海滩，在中国则是惊涛拍岸。从60年代初开始，初中教育在大、中城市开始普及。高中教育也有相应的、但远不成比例的发展。文革中的中学毕业生向何处去？升学，师资、校舍在哪里？就业，刚刚起步的工业如何容纳？海量涌入城市工商业的就业人口，即使收入水平再低，也将吞噬全部工商业积累。在工业化的初期，这样的失衡难以避免。要么是普遍贫困下的停滞，要么是有人做出牺牲。为了牺牲，需要激动人心的口号，同样少不了强制。可以质疑口号所宣称的附加价值，可以谴责强制的正当性，但口号和强制代表的是不得已的抉择。在漫卷的红旗下，在喧天的锣鼓中，知青走向中国工业化的祭坛。从66年到7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平均增长率为7.1%。
这样说来，“青春无悔”和 “不堪回首”岂非一派？二者的前提都是，我们本该是城里人。我们下乡了，小姐落难、书生蒙尘，我们为民族牺牲，我们为国家奉献。告别农村之后，混得好，我们有资格格外骄傲；混不好，我们有权利怨天尤人。因为我们被耽误了。据说，上山下乡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但是且慢，真是“整整一代”吗？知青1700万，当年中国的人口在八至十亿之间，其中约五分之四是农民。也就是说，大约有一亿与我们同龄的农民兄弟姐妹做出过跟我们同样的牺牲、同样的奉献，还要加上他们的父兄！没有人问过他们，青春有悔无悔，往事可堪回首。就算是去问，恐怕他们也顾不上进行如此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思辨，天亮还得下地，土里刨食，通过农业税和剪刀差为工业、科技、教育、国防输血。
时隔三十余年，本书作者仍然记挂着和他共同劳动、生活了十年的农民。
拨开一个个王朝的灰烬，传递文明的薪火；捱过一次次战争和饥荒，保存国家的生机；祖祖辈辈日复一日地艰辛劳作，守护民族复兴的希望；抛家舍业成群结队地走向城市，用血汗为古国的经济腾飞奠基；这就是中国农民。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曾与你们相伴；在那条坎坷的道路上，曾与你们同行——我们终生难忘。
增加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要靠城市化，而不是农村化。农民并不欢迎城市知青,因为农村的土地和粮食产量有限。知青干不了什么事情，还要争资源，口粮，工分。
如果要送知青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就另说了。
认为自己的命天生比农民的命贵，自己是在上，不应该遭那个罪。
不知自好的官员确实有，但远非所有官员。况且我们下乡那个时代，许多官员都自顾不暇，玩不了特权。
知青到农村第一年的补贴和商品粮，城市下放居民还有建房费专用木材，这些农村化需要的资金怎么就说来就来的呀？
这些资金和物力为什么就不能花费在城市化上面，改善市民居住，提高城市的就业。
往好说是毕业学生太多，往不好说就是中国经济根本不行，养活不了当时刚毕业的学生。
说穿了就是共产主义祸国，只能使国家越来越贫穷。改开走了资本主义，农民工都不够用，更别说城里的高中生了。
可惜，共产垃圾有被一个家伙捡回来了，中国又重复当年的路子，只能再上山下乡了啊！
我们那儿父母是军种级、兵团级的，父母一解放，就离开了。父母是工人的，父母一退休，就回去顶替了。我自己是胃溃疡严重了，就病退了，也算个“时机”吧。
实际上知青上山下乡是消灭动乱的萌芽，是统治者无奈的做法。因为不满的人聚集大城市，谁都知道最终结果是什么。
经济不好，失业人太多，再来一次六四，谁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中国经济本来很好，大量农民工都进城找工作了，更别说毕业生了。可是中共新的统治者蠢啊。上台后一系列组合拳把中国经济打的没了气息。现在中国就有点像民国末期，毛泽东刚死时，没有大的政治改变，中国没救！
其实，到67年下半年，联动已销声匿迹，中学红代会已成立，中小学已开始复课。
夏建丰《农村十年》序
一段漫长的岁月，一条坎坷的道路。
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写的就是这段岁月的一个侧面、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身影：一位知青的十年插队生涯。作者夏建丰文笔质朴流畅，态度平和宁静，不雕饰，不滥情。跟我读过的其他同类作品比，此作大异其趣，无以名之，只好说是毫不着力地独树一帜。讲故事则娓娓动听，谈民俗则巨细靡遗，阅读时，常让我联想起宋朝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石湖先生是大家，不好跟他比文学上的成就，但就提供史料的丰富、翔实，恐怕要让本书作者出一头地。此作在民俗学、社会学上的价值，也不应忽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已有三十余年，身历者都已渐入老境。当年的环境、经历有差，后来的境遇、地位也不一样，当这些老知青回望来路，难免各有各的解读，各有各的感慨，各有各的领悟。在某些老知青那里，那段岁月给与他们的主要是磨炼，磨炼的收获体现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农村是炼狱，终成正果证明了他们本就在黑暗中闪亮的优秀品质。在另外一些老知青那里，插队是被强加于身的苦难，苦难的影响导致他们的后半生的失意、平庸、乃至困苦。农村是地狱，进去打一个滚再出来，阴森的寒气会纠缠人一生一世。具有上述两种极端看法的老知青，可能不多，但用今天投射昨天，用过往注解当前，是人情之常。所以两端之间自然有个模糊的分界，据说，一边标榜“青春无悔”，另一边则慨叹“不堪回首”。本书对知青历史提供了有异于前二者的视角，是其尤为可贵之处。
其实任何时代，得意的总是少数。就算不下乡，我们这一代人能进大学的也不会多，做官的、发财的，也一样凤毛麟角。祖荫不大会因下乡与否增减。身体会受农村生活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天生的智力，大家本来相差不多，干干农活，不大可能让人变聪明或变傻。对大多数人而言，命运也者，不过是许多偶然的集合。古人说过，人生如花，随风而坠，飘茵落溷，花是做不了主的。运气不好，错过不是过错，无须另找口实。运气好就是运气好，祖荫厚就是祖荫厚，再拉三扯四地给自己锦上添花，不怕刺激跟自己一块儿受过罪的哥们儿、姐们儿吗？
知青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也许是仅见的最自恋的群体。我自己也在这个群体之中，跟本书的作者相仿，也曾插队十年。回忆文章不说了，我自己也写过几篇。单看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绘画、电影、电视剧之外，还有音乐，独唱的、交响的、汇演的、巡演的，从知青回城到现在就没断过。说“自恋”其实并不确切。我们是怕，怕被社会遗忘。王朝建立了，从龙的会论功行赏。革命成功了，革命者会受到尊崇。我们也革过，也苦过，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早早下了岗，几乎全部人都已经退休，除了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人还记得我们这个群体。我们经历了苦难，我们作出了牺牲。姑且把这些苦难和牺牲对个体命运的影响置之弗论，这些苦难本身是否能避免，这些牺牲本身是否有价值？
上世纪66年到68年，正当文化革命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另一狂潮悄悄逼近。“战后婴儿潮”这个说法，我是到美国后才听到的。这潮水在西方涌上海滩，在中国则是惊涛拍岸。从60年代初开始，初中教育在大、中城市开始普及。高中教育也有相应的、但远不成比例的发展。文革中的中学毕业生向何处去？升学，师资、校舍在哪里？就业，刚刚起步的工业如何容纳？海量涌入城市工商业的就业人口，即使收入水平再低，也将吞噬全部工商业积累。在工业化的初期，这样的失衡难以避免。要么是普遍贫困下的停滞，要么是有人做出牺牲。为了牺牲，需要激动人心的口号，同样少不了强制。可以质疑口号所宣称的附加价值，可以谴责强制的正当性，但口号和强制代表的是不得已的抉择。在漫卷的红旗下，在喧天的锣鼓中，知青走向中国工业化的祭坛。从66年到7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平均增长率为7.1%。
这样说来，“青春无悔”和 “不堪回首”岂非一派？二者的前提都是，我们本该是城里人。我们下乡了，小姐落难、书生蒙尘，我们为民族牺牲，我们为国家奉献。告别农村之后，混得好，我们有资格格外骄傲；混不好，我们有权利怨天尤人。因为我们被耽误了。据说，上山下乡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但是且慢，真是“整整一代”吗？知青1700万，当年中国的人口在八至十亿之间，其中约五分之四是农民。也就是说，大约有一亿与我们同龄的农民兄弟姐妹做出过跟我们同样的牺牲、同样的奉献，还要加上他们的父兄！没有人问过他们，青春有悔无悔，往事可堪回首。就算是去问，恐怕他们也顾不上进行如此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思辨，天亮还得下地，土里刨食，通过农业税和剪刀差为工业、科技、教育、国防输血。
时隔三十余年，本书作者仍然记挂着和他共同劳动、生活了十年的农民。
拨开一个个王朝的灰烬，传递文明的薪火；捱过一次次战争和饥荒，保存国家的生机；祖祖辈辈日复一日地艰辛劳作，守护民族复兴的希望；抛家舍业成群结队地走向城市，用血汗为古国的经济腾飞奠基；这就是中国农民。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曾与你们相伴；在那条坎坷的道路上，曾与你们同行——我们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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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送知青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就另说了。
认为自己的命天生比农民的命贵，自己是在上，不应该遭那个罪。
不知自好的官员确实有，但远非所有官员。况且我们下乡那个时代，许多官员都自顾不暇，玩不了特权。
知青到农村第一年的补贴和商品粮，城市下放居民还有建房费专用木材，这些农村化需要的资金怎么就说来就来的呀？
这些资金和物力为什么就不能花费在城市化上面，改善市民居住，提高城市的就业。
往好说是毕业学生太多，往不好说就是中国经济根本不行，养活不了当时刚毕业的学生。
说穿了就是共产主义祸国，只能使国家越来越贫穷。改开走了资本主义，农民工都不够用，更别说城里的高中生了。
可惜，共产垃圾有被一个家伙捡回来了，中国又重复当年的路子，只能再上山下乡了啊！
我们那儿父母是军种级、兵团级的，父母一解放，就离开了。父母是工人的，父母一退休，就回去顶替了。我自己是胃溃疡严重了，就病退了，也算个“时机”吧。
实际上知青上山下乡是消灭动乱的萌芽，是统治者无奈的做法。因为不满的人聚集大城市，谁都知道最终结果是什么。
经济不好，失业人太多，再来一次六四，谁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中国经济本来很好，大量农民工都进城找工作了，更别说毕业生了。可是中共新的统治者蠢啊。上台后一系列组合拳把中国经济打的没了气息。现在中国就有点像民国末期，毛泽东刚死时，没有大的政治改变，中国没救！
其实，到67年下半年，联动已销声匿迹，中学红代会已成立，中小学已开始复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