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评论分析文章： 《崇祯：勤政的亡国君》一书据称在中国大陆被要求全面下架。时评作家长平认为，假如明朝统治者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机遇，世袭专制王朝那样的“国”也是必然要亡掉的。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开篇就讲了明末崇祯皇帝的故事，然后论述李自成建政之后骄奢淫逸，很快“亡国”。毛泽东要求中共高级干部学习。今天, 崇祯的故事却不让讲了。最近，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被要求全面下架。 据网友查证，这本书其实是2016年出版的《崇祯往事：明帝国最后的图景》（故宫出版社）的更名重印。尽管上海文汇出版社称下架原因为“印刷问题”，但是更为可信的说法是遭遇了新时代的“文字狱”,尤其是新版书名以及封面推广语让人浮想联翩：“勤政的亡国君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 “亡国之君”亡掉的到底是什么？ 该书作者为已故明史专家陈梧桐。据报道，他的另外一本著作、河南文艺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的《崇祯传》也受到牵连，被迫下架。 据悉，近年来已有多篇谈论崇祯的文章遭到审查删除，进入“404档案馆”。 作为一个投机文人，郭沫若的历史考证不够严谨，但是他对崇祯皇帝的看法和陈梧桐先生大体一致：虽然他勤于政事，厉行反腐，但是独断专横，治国无能，昏招频出，最终葬送了大明江山，砍杀多名家人之后，自缢于皇宫后面的煤山（今北京景山）
题记：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好大喜功、眼高手低，这样一个人当皇帝，亡国几乎是必然的。
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的历史地位和评价还真不低，比起夏桀商纣周幽隋炀好多了。李自成在《登极诏》里就评价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崇祯帝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崇祯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崇祯的性格相当复杂，《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崇祯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所以，崇祯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监。与此同时，崇祯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故而，崇祯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崇祯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可见，直到死，崇祯也没有认知到自己施政方面的缺失、失误、错误。
历代学者们对明朝灭亡进行了诸多分析、研究，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点：
第一，最高领导层都是只懂得权斗阴谋诡计，不懂得治国安邦。
崇祯当上了皇帝，很快就雷厉风行地清除了宦官专政，被当作聪明有为的中兴之主。但除了内斗内行，擅长权谋之术外，之后治理国家、内政外交真的是一塌糊涂。每一次重大决策都错，好心人为他解脱说那是判断失误。
第二，整个统治阶级都被自我吹嘘所陶醉，以自大狂的心理描绘现实，处理危机就左支右绌，动辄得咎。
仔细看看明史，可以看出，明朝其实是有很多次机会和关外的女真、李自成的义军达成协议和平共处的，但最终都没有成功，甚至对方求和也不许，结果只能不断找打，被打得落花流水。
明明打不过别人，可别人要求和称臣还不同意，这其中的逻辑真是奇哉怪也。
其实，也好理解，崇祯不敢和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整个统治阶级的自大狂心理，让不敢负责任的皇帝犹豫不决，最终坐失良机。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以自大狂为标志的所谓爱国主义，让他们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就是卖国贼，死无葬身之地。这才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三，做官只为稻粱谋，自己的名利地位比国家兴亡更重要。
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懂得，文人无行是国家灭亡的必备条件，甚至是先决条件。明末的文人官僚阶级，内斗人才济济，办事却找不到人。所谓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真的没有人才吗？不是，逆淘汰的制度环境下，不干事就不会招致祸害。全力以赴、忠君爱国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这样的官场风气，不灭亡就没有天理了。
人民被官逼民反了，不去解决人民的问题，只想着武力镇压。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死了高闯王，还有李闯王，而且越闯越有料，直取了皇帝的老窝，皇帝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
清军作为少数民族，占领中国后为什么能够很快就稳定了统治呢？在明朝无能的官僚阶层，怎么就能很好的为外族统治者服务呢？不断造反的老百姓，怎么就能在外族统治下老老实实过日子呢？这些问题，到现在仍有很多人想不通。
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有吃有喝，谁就是好家伙，光喊那些假大空的口号没有用，唬不了几天。
既然管不好，那就不要事事独揽，一天一个注意，出事了又全怪下面，死要面子，能不折腾完吗？
长平评论分析文章：
《崇祯：勤政的亡国君》一书据称在中国大陆被要求全面下架。时评作家长平认为，假如明朝统治者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机遇，世袭专制王朝那样的“国”也是必然要亡掉的。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开篇就讲了明末崇祯皇帝的故事，然后论述李自成建政之后骄奢淫逸，很快“亡国”。毛泽东要求中共高级干部学习。今天, 崇祯的故事却不让讲了。最近，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被要求全面下架。
据网友查证，这本书其实是2016年出版的《崇祯往事：明帝国最后的图景》（故宫出版社）的更名重印。尽管上海文汇出版社称下架原因为“印刷问题”，但是更为可信的说法是遭遇了新时代的“文字狱”,尤其是新版书名以及封面推广语让人浮想联翩：“勤政的亡国君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
“亡国之君”亡掉的到底是什么？
该书作者为已故明史专家陈梧桐。据报道，他的另外一本著作、河南文艺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的《崇祯传》也受到牵连，被迫下架。
据悉，近年来已有多篇谈论崇祯的文章遭到审查删除，进入“404档案馆”。
作为一个投机文人，郭沫若的历史考证不够严谨，但是他对崇祯皇帝的看法和陈梧桐先生大体一致：虽然他勤于政事，厉行反腐，但是独断专横，治国无能，昏招频出，最终葬送了大明江山，砍杀多名家人之后，自缢于皇宫后面的煤山（今北京景山）
“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崇祯皇帝
题记：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好大喜功、眼高手低，这样一个人当皇帝，亡国几乎是必然的。
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的历史地位和评价还真不低，比起夏桀商纣周幽隋炀好多了。李自成在《登极诏》里就评价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崇祯帝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崇祯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崇祯的性格相当复杂，《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崇祯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所以，崇祯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监。与此同时，崇祯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故而，崇祯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崇祯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可见，直到死，崇祯也没有认知到自己施政方面的缺失、失误、错误。
历代学者们对明朝灭亡进行了诸多分析、研究，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点：
第一，最高领导层都是只懂得权斗阴谋诡计，不懂得治国安邦。
崇祯当上了皇帝，很快就雷厉风行地清除了宦官专政，被当作聪明有为的中兴之主。但除了内斗内行，擅长权谋之术外，之后治理国家、内政外交真的是一塌糊涂。每一次重大决策都错，好心人为他解脱说那是判断失误。
第二，整个统治阶级都被自我吹嘘所陶醉，以自大狂的心理描绘现实，处理危机就左支右绌，动辄得咎。
仔细看看明史，可以看出，明朝其实是有很多次机会和关外的女真、李自成的义军达成协议和平共处的，但最终都没有成功，甚至对方求和也不许，结果只能不断找打，被打得落花流水。
明明打不过别人，可别人要求和称臣还不同意，这其中的逻辑真是奇哉怪也。
其实，也好理解，崇祯不敢和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整个统治阶级的自大狂心理，让不敢负责任的皇帝犹豫不决，最终坐失良机。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以自大狂为标志的所谓爱国主义，让他们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就是卖国贼，死无葬身之地。这才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三，做官只为稻粱谋，自己的名利地位比国家兴亡更重要。
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懂得，文人无行是国家灭亡的必备条件，甚至是先决条件。明末的文人官僚阶级，内斗人才济济，办事却找不到人。所谓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真的没有人才吗？不是，逆淘汰的制度环境下，不干事就不会招致祸害。全力以赴、忠君爱国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这样的官场风气，不灭亡就没有天理了。
人民被官逼民反了，不去解决人民的问题，只想着武力镇压。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死了高闯王，还有李闯王，而且越闯越有料，直取了皇帝的老窝，皇帝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
清军作为少数民族，占领中国后为什么能够很快就稳定了统治呢？在明朝无能的官僚阶层，怎么就能很好的为外族统治者服务呢？不断造反的老百姓，怎么就能在外族统治下老老实实过日子呢？这些问题，到现在仍有很多人想不通。
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有吃有喝，谁就是好家伙，光喊那些假大空的口号没有用，唬不了几天。
既然管不好，那就不要事事独揽，一天一个注意，出事了又全怪下面，死要面子，能不折腾完吗？
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也是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 抗战快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主张 “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陈伯达即在延安发表《评“中国之命运”》文章，痛批了蒋氏的的专制独裁理论，在大后方引起论战。蒋在书中提到“三百年的明室，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清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 ,“党派倾轧，流寇横行”。暗指共产党为流寇。随后，郭沫若在重庆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于崇祯三百年的忌日三月十九日在新华日报发表，连载四天。文章一方面论证了李自成造反崇祯的合理性，同时又指出了李失败的深刻原因。对郭文章的观点和论据，学术界有争论。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多次在会议中提起此文，专门列入”整风”必读文件，军队及各根据地的干部都要学习。围绕蒋的“命运”一书的主张，国共及各方都了参加论战，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提出了 “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口号，这应该是当时公开的“初心”。 整风之时，《甲申三百年祭》传到新四军苏北根据不久，前线剧团据此编排了历史话剧“甲申记”，演出阵容及布景灯光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格外出色，连续上演十多场，数万军民观看，不少人走几十里路连看几场。剧中的几首歌曲脍炙人口，几十年之后都还有人记得。当时的根据地没有电影，戏剧风靡。 江泽民在任时，与各省市党委秘书长座谈，还谈到“甲申记”一剧，当场哼唱其中的“圆圆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