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我和大弟弟在托儿所的生活,随着大饥荒的出现而结束了。不知始于何时,我和眯弟开始相伴着上街闲逛了。有一次我们一起上街闲逛,眯弟拿着个比五分硬币稍大一点儿的小金属盒子,里面装着三四个五分,两分,一分不等的硬币。我问眯弟怎么会有盒子和钱,他说是捡到的。我们走到一个卖山桃的老农跟前,站在老农装满山桃的箩筐前看着,老农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大家什么都没说,眯弟打开小盒子在老农面前晃了一下,老农知道我们有钱后说:
“你们一人可以捡一个桃子。”
我喜欢小东西,开始专心地在老农的箩筐里挑个小且好看的桃子,最后我挑了个最小的,眯弟挑 了个大的,眯弟把盒子里的钱全给了老农,老农接过钱,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们开心地拿着自己挑的桃子离开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购物,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对自己和大弟弟当时的心思和行为依然记忆犹新。此后眯弟没钱了,我们上街不再买东西,而是捡东西了……
我和眯弟离开幼儿园后,虽然没有饿得慌得记忆,但却清楚地记得上小学前,我们不时会一起上街,在菜市场的小摊边逛着瞅着,不时捡些卖菜的人扔掉的带缨子的细小的红萝卜放到嘴里充饥…… 此时我和大弟弟还在托儿所 此时二哥离开托儿所上小学了,我和大弟弟还在托儿所
1960年9月我上小学后,不仅与眯弟一起外出捡东西吃,有时候还与班上的同学一起外出捡东西吃了。记得一年级时班上有个叫易勇的虎头虎脑的小男生,他捡东西吃毫无选择的情形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和眯弟只捡带缨子的小红萝卜吃,易勇捡到什么都往嘴里送。我还亲眼看到其他孩子捡到的别人吃了扔掉的梨骸给他,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往嘴里送……
那时的记忆中,家里吃的饭是用做工粗糙的扁平陶罐蒸出来的,陶罐里的饭是母亲单位食堂发配的,叫罐罐饭。因为米少,为了让饭看起来多,蒸饭时就多放水,所以记忆中的罐罐饭跟稀饭是一样的;那时的记忆中,只有吃饭和睡觉时能看到母亲,我们每天都会眼巴巴地在家里等待母亲回家,因为母亲回家后我们才会有饭吃,母亲回家时会把罐罐饭饭带回家;那时的记忆中,每餐饭母亲都只做一个菜,菜的品种随季节改变着,有时是炒白菜,有时炒红萝卜,有时炒毛豆,有时煮四季豆或豇豆。家里的橱柜里有块白蜡,有个小盐罐,大小不等的几套碗。那时的记忆中,母亲回家后就忙着做菜。我喜欢守在母亲身边看她炒菜,清楚地记得母亲炒菜时,会用白蜡在炒菜锅上划几个来回,把菜放进锅里后撒点儿盐继续翻炒锅里的菜。最后,母亲分会把饭菜分发给她的四个饥不择食的孩子。
那时母亲患有肝腹水和浮肿病,中医曾给母亲开过补药和证明,为此母亲偶尔可以凭医生证明买到一个小小的猪蹄膀。母亲用猪蹄膀炖过几次中药,她总是在安顿好四个5到11岁不等的孩子,让他们吃完饭睡觉后,自己才开始吃中药补食。我因是母亲唯一的女儿,父亲被关押后,我跟母亲睡一张床。母亲吃中药补食时,都会喂我一两口药膳里没有盐味只有奇怪的药味的肉……
那段时期,令我感觉最恐怖和伤心的一件事是:国庆节期间,普定中学食堂的大锅里在熬猪骨头汤,有个学生晚上翻窗户到食堂偷吃骨头,被查夜的人看到,吓得被嘴里含着的骨头卡住喉管瘀死了。那时还年幼的我,被此事吓得一提到啃骨头,就有恐怖感,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位因饥饿偷吃骨头而丧生的可怜的中学生……
在网络彻底打破共产党的信息封锁和谎言的21世纪,我与所有在共产党中国出生成长并接受洗脑教育的亿万中国人一样,在网络搜索中惊恐愤怒地知道了这段历史的真相!才知道大饥荒中死去的,何止一个因饥饿偷吃骨头的中学生!毛泽东为主导致的大饥荒,导致了近四千万中国人因饥饿而丧生!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竟是被毛泽东剥夺迁徙自由权力的中国农民!
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中国发起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无以计数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动力队伍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块。
那时毛政府还在各地农村乡镇成立了人民公社,把50年代初期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全国开展人民公社运动,通过免费的大锅饭吸引上交土地证的农民和城镇游民,大家都只用登记就能免费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许多人把家里用的铁锅都交出,安心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并投身于大炼钢铁的运动中了。家族里受害最深的是父亲的大弟弟,我的二叔......
50年代后期愚昧至极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59年农村秋收时节无足够人力收藏农作物,可以吃的东西烂在地里,该耕种的没及时耕种,不少土地因被大炼钢铁时建造的高炉和炼出来的废铁块破坏而无法继续耕种;加之人民公社浮夸风和毫无人性和科学性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致使农民不能储备足够的食粮;再有粮食短缺的事实一直被毛政府以拒绝进口粮食接受援助的方式极力掩盖,导致了59年到61年连续三年的大饥荒的出现,中国大地饿殍遍野,全家甚至整村饿死的记录举不胜举。
大饥荒期间,共产党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绝不提谈导致浮肿病发生的原因在于缺粮,农民经过人民公社大锅饭的折腾,家无存粮,政府却把国库存粮外送的事实。
大饥荒后,共产党中国政府一直引导国人把此事看作是战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过关,过一个因天灾(粮食歉收)人祸(苏联逼债)导致的难关。共产党把那段时期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三年困难时期”,不知真相的百姓把那段时期叫做“粮食关”。而这个导致世界最大的以人为因素造成大饥荒的中国共产党,直到21世纪人类有了英特网后,都不愿透露真相和真实的死亡人数!
21世纪英特网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了解了真相,知道那段时期根本不是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关,也不是苏联逼债导致的问题,而是毛泽东时代胡作非为毫无人性导致的人类史上饿死人最多的“大饥荒”了。如今人们还知道,那段时期苏联知道中国缺粮,主动提出援助,却被政治上与苏联闹矛盾的毛政府一口拒绝,毛政府还打开国库把存粮送到拉丁美洲援外,目的在于欺哄蒙骗文明世界,让文明世界认为中国不缺粮......
至少得换个瘦骨嶙峋的吧?
哈
:)
看上去像是白蜡。
羊油味道很腥膻,不好吃,但在食物紧缺的年代里,聊胜于无。
一般都是锅烧得不太热的时候,沿着锅边擦一下,就算用油炒菜廖。
锅烧得太热,太耗油,即便是羊油,也是舍不得滴。
我家也是。
上幼儿园的弟弟妹妹们,可以吃上用杨树花和槐树叶加上少量粮食做成的窝窝头,属于上等食品。
我们十来岁的,只能吃梧桐树叶混上少量地瓜粉做成的树叶团子。吃的时候必须两只手捧着,否则会散成一摊。即便如此,还是只能分到二只,根本吃不饱,人人都浮肿。
小学校每天只上半天课,否则,老师学生撑不住。
经常是,老师讲着课,就饿得跪在地上站不起来。或者是趴在讲台上,挥挥手,叫同学们回家。
十来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整天做梦般滴幻想着有东西吃。
这也是兲朝五零后这批人,即使后来发财,身家亿万,俺所见过的几位,木有一个会浪费食物滴,即使被后代挖苦嘲笑,痴心不改。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些“祖国的花朵”们,这辈子算是被老毛作下病根廖。
经历过那个饿饭时代的中国人,不得不腿肚子发抖:莫不是又要重演当年饿饭的噩梦么?
那时节中国只有6亿多人口要吃饭,尚且把大家饿得俩眼翻白。
今天中国人口可是翻一番还要多,喂饱这么多嘴,可不是吹牛皮放大炮唱高调能够做得到滴。
摊到一个村才几个人。其实大部分都是饥饿导致营养不良然后导致其它病死亡的。
当年粮食生产没少,共产党却饿死人。
(发自我的文学城离线浏览器)
我家扛过那几年(我们叫它“苦日子”)是因为我母亲在幼儿园工作,且家住在幼儿园里。这是县政府办的幼儿园,保证基本供应。一家八口人,爷爷奶奶,小姑姑,母亲和四个孩子,都在幼儿园吃。全家的口粮,则给父亲一人。
三年后统计,全县损失人口百分之三十。也许有一些逃荒的。知道一部分人去了新疆。
http://www7.zzu.edu.cn/udrc/info/1010/1582.htm
《中国统计年鉴》由中共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的第103页,有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数据。数据显示,1959年到1961年,全国人口不但没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人口减少了1,348万。除了那三年,其它时间段,全国人口都呈现明显增长。
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数据。(资料图片)
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是“文革”后的头一次全国性的普查。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可以知道当时全国人口的年龄分布。从官方的统计图上,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年龄缺口(标红圈的地方)。缺口的年龄段在19岁-22岁。这个年龄段对应的出生时间正好是大饥荒时期。
很多农民在大饥荒期间减少生育,但是生育率下降只是年龄断层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大饥荒前后几年的平均死亡率只有1%左右。而1960年的死亡率是2.5%。
中共国防大学学者丛进在《曲折的岁月》一书中的结论是:“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为6.59亿人,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经历过文革的人必都记得“五七干校”。 中央机关的五七干校多在哪里? 回答:河南。 河南地处中原,历来人口稠密,哪里来那么多的余地办干校? 本人的曾下放河南信阳对外文委干校的父亲在70年代初就悄悄告诉我,河南有地办干校,是因为原来住在那些地方的老百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都饿死了。刚刚去网上随便找了找,马上找到类似记录:
“中央一下令,全国各级机关都赶紧办五七干校。各省在自己的地盘,而中央机关在全国找地方,找来找去,很多都找到了河南。为什么?因为那里有空地。河南本是中原的人口大省,缺地,可1960年前后饿死了不少,腾出了地方,建了些劳改农场。现在把犯人迁往边远地区再给五七干校腾地方。河南的自然条件不错,去东北西北开荒地的苦差事交给犯人们干吧。这些干校又大多集中在信阳地区,因为那里1960年饿死的最多。光我记得在信阳地区的罗山一个县就有一机部,物资部,学部(现在的社科院),团中央的干校。信阳是波状起伏的丘陵地带,干校的房子都建在山包上,离老远就能看见一排排的红砖房,尤其是一机部和物资部干校的大水塔,十里地外就看的见。正好相反,当地老乡的房子都在低处,为的是用水方便,他们可不像干校,水泵一开,水就上了山坡。”
1960年初,我和大弟弟在托儿所的生活,随着大饥荒的出现而结束了。不知始于何时,我和眯弟开始相伴着上街闲逛了。有一次我们一起上街闲逛,眯弟拿着个比五分硬币稍大一点儿的小金属盒子,里面装着三四个五分,两分,一分不等的硬币。我问眯弟怎么会有盒子和钱,他说是捡到的。我们走到一个卖山桃的老农跟前,站在老农装满山桃的箩筐前看着,老农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大家什么都没说,眯弟打开小盒子在老农面前晃了一下,老农知道我们有钱后说:
“你们一人可以捡一个桃子。”
我喜欢小东西,开始专心地在老农的箩筐里挑个小且好看的桃子,最后我挑了个最小的,眯弟挑 了个大的,眯弟把盒子里的钱全给了老农,老农接过钱,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们开心地拿着自己挑的桃子离开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购物,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对自己和大弟弟当时的心思和行为依然记忆犹新。此后眯弟没钱了,我们上街不再买东西,而是捡东西了……
我和眯弟离开幼儿园后,虽然没有饿得慌得记忆,但却清楚地记得上小学前,我们不时会一起上街,在菜市场的小摊边逛着瞅着,不时捡些卖菜的人扔掉的带缨子的细小的红萝卜放到嘴里充饥……
此时我和大弟弟还在托儿所 

此时二哥离开托儿所上小学了,我和大弟弟还在托儿所
1960年9月我上小学后,不仅与眯弟一起外出捡东西吃,有时候还与班上的同学一起外出捡东西吃了。记得一年级时班上有个叫易勇的虎头虎脑的小男生,他捡东西吃毫无选择的情形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和眯弟只捡带缨子的小红萝卜吃,易勇捡到什么都往嘴里送。我还亲眼看到其他孩子捡到的别人吃了扔掉的梨骸给他,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往嘴里送……
那时的记忆中,家里吃的饭是用做工粗糙的扁平陶罐蒸出来的,陶罐里的饭是母亲单位食堂发配的,叫罐罐饭。因为米少,为了让饭看起来多,蒸饭时就多放水,所以记忆中的罐罐饭跟稀饭是一样的;那时的记忆中,只有吃饭和睡觉时能看到母亲,我们每天都会眼巴巴地在家里等待母亲回家,因为母亲回家后我们才会有饭吃,母亲回家时会把罐罐饭饭带回家;那时的记忆中,每餐饭母亲都只做一个菜,菜的品种随季节改变着,有时是炒白菜,有时炒红萝卜,有时炒毛豆,有时煮四季豆或豇豆。家里的橱柜里有块白蜡,有个小盐罐,大小不等的几套碗。那时的记忆中,母亲回家后就忙着做菜。我喜欢守在母亲身边看她炒菜,清楚地记得母亲炒菜时,会用白蜡在炒菜锅上划几个来回,把菜放进锅里后撒点儿盐继续翻炒锅里的菜。最后,母亲分会把饭菜分发给她的四个饥不择食的孩子。
那时母亲患有肝腹水和浮肿病,中医曾给母亲开过补药和证明,为此母亲偶尔可以凭医生证明买到一个小小的猪蹄膀。母亲用猪蹄膀炖过几次中药,她总是在安顿好四个5到11岁不等的孩子,让他们吃完饭睡觉后,自己才开始吃中药补食。我因是母亲唯一的女儿,父亲被关押后,我跟母亲睡一张床。母亲吃中药补食时,都会喂我一两口药膳里没有盐味只有奇怪的药味的肉……
那段时期,令我感觉最恐怖和伤心的一件事是:国庆节期间,普定中学食堂的大锅里在熬猪骨头汤,有个学生晚上翻窗户到食堂偷吃骨头,被查夜的人看到,吓得被嘴里含着的骨头卡住喉管瘀死了。那时还年幼的我,被此事吓得一提到啃骨头,就有恐怖感,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位因饥饿偷吃骨头而丧生的可怜的中学生……
在网络彻底打破共产党的信息封锁和谎言的21世纪,我与所有在共产党中国出生成长并接受洗脑教育的亿万中国人一样,在网络搜索中惊恐愤怒地知道了这段历史的真相!才知道大饥荒中死去的,何止一个因饥饿偷吃骨头的中学生!毛泽东为主导致的大饥荒,导致了近四千万中国人因饥饿而丧生!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竟是被毛泽东剥夺迁徙自由权力的中国农民!
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中国发起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无以计数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动力队伍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块。
那时毛政府还在各地农村乡镇成立了人民公社,把50年代初期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全国开展人民公社运动,通过免费的大锅饭吸引上交土地证的农民和城镇游民,大家都只用登记就能免费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许多人把家里用的铁锅都交出,安心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并投身于大炼钢铁的运动中了。家族里受害最深的是父亲的大弟弟,我的二叔......
50年代后期愚昧至极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59年农村秋收时节无足够人力收藏农作物,可以吃的东西烂在地里,该耕种的没及时耕种,不少土地因被大炼钢铁时建造的高炉和炼出来的废铁块破坏而无法继续耕种;加之人民公社浮夸风和毫无人性和科学性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致使农民不能储备足够的食粮;再有粮食短缺的事实一直被毛政府以拒绝进口粮食接受援助的方式极力掩盖,导致了59年到61年连续三年的大饥荒的出现,中国大地饿殍遍野,全家甚至整村饿死的记录举不胜举。
大饥荒期间,共产党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绝不提谈导致浮肿病发生的原因在于缺粮,农民经过人民公社大锅饭的折腾,家无存粮,政府却把国库存粮外送的事实。
大饥荒后,共产党中国政府一直引导国人把此事看作是战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过关,过一个因天灾(粮食歉收)人祸(苏联逼债)导致的难关。共产党把那段时期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三年困难时期”,不知真相的百姓把那段时期叫做“粮食关”。而这个导致世界最大的以人为因素造成大饥荒的中国共产党,直到21世纪人类有了英特网后,都不愿透露真相和真实的死亡人数!
21世纪英特网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了解了真相,知道那段时期根本不是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关,也不是苏联逼债导致的问题,而是毛泽东时代胡作非为毫无人性导致的人类史上饿死人最多的“大饥荒”了。如今人们还知道,那段时期苏联知道中国缺粮,主动提出援助,却被政治上与苏联闹矛盾的毛政府一口拒绝,毛政府还打开国库把存粮送到拉丁美洲援外,目的在于欺哄蒙骗文明世界,让文明世界认为中国不缺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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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得换个瘦骨嶙峋的吧?
哈
:)
看上去像是白蜡。
羊油味道很腥膻,不好吃,但在食物紧缺的年代里,聊胜于无。
一般都是锅烧得不太热的时候,沿着锅边擦一下,就算用油炒菜廖。
锅烧得太热,太耗油,即便是羊油,也是舍不得滴。
我家也是。
上幼儿园的弟弟妹妹们,可以吃上用杨树花和槐树叶加上少量粮食做成的窝窝头,属于上等食品。
我们十来岁的,只能吃梧桐树叶混上少量地瓜粉做成的树叶团子。吃的时候必须两只手捧着,否则会散成一摊。即便如此,还是只能分到二只,根本吃不饱,人人都浮肿。
小学校每天只上半天课,否则,老师学生撑不住。
经常是,老师讲着课,就饿得跪在地上站不起来。或者是趴在讲台上,挥挥手,叫同学们回家。
十来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整天做梦般滴幻想着有东西吃。
这也是兲朝五零后这批人,即使后来发财,身家亿万,俺所见过的几位,木有一个会浪费食物滴,即使被后代挖苦嘲笑,痴心不改。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些“祖国的花朵”们,这辈子算是被老毛作下病根廖。
经历过那个饿饭时代的中国人,不得不腿肚子发抖:莫不是又要重演当年饿饭的噩梦么?
那时节中国只有6亿多人口要吃饭,尚且把大家饿得俩眼翻白。
今天中国人口可是翻一番还要多,喂饱这么多嘴,可不是吹牛皮放大炮唱高调能够做得到滴。
摊到一个村才几个人。其实大部分都是饥饿导致营养不良然后导致其它病死亡的。
当年粮食生产没少,共产党却饿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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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扛过那几年(我们叫它“苦日子”)是因为我母亲在幼儿园工作,且家住在幼儿园里。这是县政府办的幼儿园,保证基本供应。一家八口人,爷爷奶奶,小姑姑,母亲和四个孩子,都在幼儿园吃。全家的口粮,则给父亲一人。
三年后统计,全县损失人口百分之三十。也许有一些逃荒的。知道一部分人去了新疆。
http://www7.zzu.edu.cn/udrc/info/1010/1582.htm
《中国统计年鉴》由中共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的第103页,有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数据。数据显示,1959年到1961年,全国人口不但没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人口减少了1,348万。除了那三年,其它时间段,全国人口都呈现明显增长。
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数据。(资料图片)
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是“文革”后的头一次全国性的普查。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可以知道当时全国人口的年龄分布。从官方的统计图上,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年龄缺口(标红圈的地方)。缺口的年龄段在19岁-22岁。这个年龄段对应的出生时间正好是大饥荒时期。
很多农民在大饥荒期间减少生育,但是生育率下降只是年龄断层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大饥荒前后几年的平均死亡率只有1%左右。而1960年的死亡率是2.5%。
中共国防大学学者丛进在《曲折的岁月》一书中的结论是:“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为6.59亿人,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经历过文革的人必都记得“五七干校”。 中央机关的五七干校多在哪里? 回答:河南。 河南地处中原,历来人口稠密,哪里来那么多的余地办干校? 本人的曾下放河南信阳对外文委干校的父亲在70年代初就悄悄告诉我,河南有地办干校,是因为原来住在那些地方的老百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都饿死了。刚刚去网上随便找了找,马上找到类似记录:
“中央一下令,全国各级机关都赶紧办五七干校。各省在自己的地盘,而中央机关在全国找地方,找来找去,很多都找到了河南。为什么?因为那里有空地。河南本是中原的人口大省,缺地,可1960年前后饿死了不少,腾出了地方,建了些劳改农场。现在把犯人迁往边远地区再给五七干校腾地方。河南的自然条件不错,去东北西北开荒地的苦差事交给犯人们干吧。这些干校又大多集中在信阳地区,因为那里1960年饿死的最多。光我记得在信阳地区的罗山一个县就有一机部,物资部,学部(现在的社科院),团中央的干校。信阳是波状起伏的丘陵地带,干校的房子都建在山包上,离老远就能看见一排排的红砖房,尤其是一机部和物资部干校的大水塔,十里地外就看的见。正好相反,当地老乡的房子都在低处,为的是用水方便,他们可不像干校,水泵一开,水就上了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