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80)
(下)
徐家祯
回忆上海音像器材演变之历史沿革的第三条线索，就是电视机。前面谈 的收音机、电唱机和录音机，都算“音响”;“电视”，则算“音像”了。
根据“百度百科”，世界第一台电视机面世于 1924 年，由英国的电子工程 师约翰·贝尔德发明。到 1928 年，美国的 RCA 电视台率先播出第一套电视片 《Felix The Cat》，从此，电视机开始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信息传播和思维方式。 但是，我想，电视真正进入普通百姓家，一定也要到三、四十年代吧。我问过 澳大利亚人，他们家里什么时候有电视机，大部分人都说 50 年代，可见，在澳 大利亚，电视的真正普及也要晚到 50 年代。
也是根据“百度百科”，中国第一台电视机，是 1958 年 3 月由天津研制成 功的，用的是苏联的元件和中国的电子管，但是很可能并没有大量生产上市。 而中国的第一个电视台，却是同年 5 月 1 日在北京试播成功的北京电视台。该 台正式开始播出节目，却要晚到同年 9 月 2 日。当时，这个电视台就叫“北京电 视台”，后来改为中央电视台。
上海有电视台，只比北京晚了几星期，是 1958 年 10 月 1 日正式开播的。 同年 7 月 24 日，上海广播器材厂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代、上海第一台“上海”牌 101 型 17 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机。
我记得，上海电视台刚开始播放的时候，每天只有晚上几个小时的节目。 平时打开电视机，只能收到供调试的图案而已。当然，因为一开始电视机不对 外供应，所以一般家庭也并不拥有电视机。
我记得那时住在我隔壁的三叔祖徐礼耕先生家，比我们先有一台十七寸 的上海牌黑白电视机。为什么呢?那就要谈谈当时中国一般的市场供应规律了。
因为物资贫乏，所以，仅有的一点物资，尤其是紧张物资，只能用限制 供应数量和限制供应对象这两个办法来控制。限制供应数量，就是发票证，凭 票供应;限制供应对象，就是只有某种人才能购买，大众无权过问。比如电视 机，当时就是要某级干部，或是高级知识份子、统战对象之类的人士才能购买。 我三叔祖徐礼耕先生是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当过浙江省政协委员、“民建”(民主党派之一)委员，本来是算在可以购买电视机的范围之内的。但是，五七年 时，成了《解放日报》头版批判过的大右派了，政协、“民建” 都把他开除出去， 所以，当时什么头衔都没有了。那么，为什么他能购买呢?原来因为他的女婿 也是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还算是全国“青年资本家”的代表，而且“反右” 时并没有被套上“右派”帽子，所以可以有资格优先购买电视机。于是他就帮岳 父、我的三叔祖买了一台。我记得我们去他家看过国庆十周年的游行之类的节 目，所以，一定五九年就有那台电视机了。
我父亲那时不但不是“头面人物”，而且已经成了“历史反革命”，当然无 法买到新电视。幸亏，那时还有寄售商店，只要有钱，还能买到二手的。说到 这里，我就想就“寄售商店”这个话题啰嗦几句。
上海的寄售商店，是我从记忆起就有的，即使“文革”时也还存在。现在 还有没有，我就不得而知了。寄售商店做什么用的呢?我想，主要有三个功用: 第一，急需用钱的人可以把自己暂时不用的东西卖出去变现钱;第二，需要买 较便宜的旧货的、或者想买到市场上已经没有新货的器具的 (比如，英美制造 的电器)人，可以去寄售商店“淘”;第三，国家可以通过寄售商店这一渠道， 把一部分想放到市场上去的东西放出去，比如，把海关没收的货物拿到寄售商 店去出卖。
上海的寄售商店大大小小，可能有上百家吧。但是所谓“高级”的、“正规” 的，却不多。大多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上，或者这两条路附近。所谓“高级”的， 就是指卖的货物不是一般的旧货，而是质量好、难以寻觅到的物品，比如，成 色很新、质量很好的英美电器，包括:冰箱、电扇、照相机、手表、小型电影 摄影机、家用电影放映机、皮大衣，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常跑寄售商店“淘” 旧货的，基本上就是青年和中年的所谓“老克拉”(上海话:海派的、崇洋的、 懂得享受的人。一般指男性者居多)。我父母对任何旧货都没有兴趣，所以很 少去。但我二房的一位叔叔，就很喜欢逛寄售商店，也真买到过一些好货。后 来，买不到的新货，只能在寄售商店买到，于是我也成了“淘”旧货的“小克拉” (当时只有 20 岁上下，当然不能称“老”)的一员了。
记得那时最大的寄售商店，就是前文说过的淮海路重庆南路口那家“国营 上海旧货商店”了。面积有几百平方公尺吧，连家具都卖。其次，就是陕西南路 淮海路口的“永丰”，前文已经说过数次。再有，就是南京东路近外滩那段路上， 有好几家很大的，可惜店名忘记了。我记得，这几家大的寄售商店所售商品， 好像有不成文的分工:比如，“永丰”，好像以售音像、音响器材为主;南京东路那几家，以售照相器材和手表为主;还有以出售旧服装为主的。但是，分工 并不严格，在卖很多照相机的店里，可能会看到一些很好的进口手表。所以， “淘”旧货就会越“淘”越有兴味。这不但因为可以买到便宜货或稀有货，而且常 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像很多人现在喜欢“淘”唱片、“淘”CD、“淘”旧书 一样。
我在“永丰”买的杂牌电视机跟这架差不多
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我从“永丰”“淘”来的。记得大概是五九年末 或者六 0 年初吧。那时，既然电视机不能进口，而国产的又刚刚生产出来，怎 么可能在寄售商店看到有旧电视机出卖呢?所以，当我看到“永丰”店堂里竟然 放着一台 19 寸旧电视机的时候，真的有点吃惊。价格已经忘记，肯定售价不菲， 500-800 元之间吧。“物以稀为贵”嘛!
这台电视机上有没有牌子也已忘记，好像是有的。但是，成色不新，做 工也不精致。不过，当时市面上没有新的电视机公开出售，别的二手电视机也 没有看见过，要买就只此一架，最后还是买了回来。
记得那时我外婆又在上海探访我们，于是也有机会看到这架电视机。我 外婆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点油灯、坐轿子、用丫鬟的时代开始，一直 看到汽车、飞机、电视机、录音机的电器时代，也算很有福气了!
那台电视买来以后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看沈阳歌剧院演出的歌剧 《茶花女》，女高音歌唱家是张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实况转播的歌剧。至 于出国前在上海唯一一次现场看过的歌剧，则还要晚几年，大概是六四年吧。 那次是上海歌剧院演出的《蝴蝶夫人》，主角是林明珍，现在七十多岁，住在 澳大利亚。我还记得那次看《蝴蝶夫人》，见到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也去了， 前呼后拥被人陪同着走进剧场。过了一、二年，再见曹市长，他就已经成了“走 资派”，在台上公开被群众批斗了!真是“沧海桑田”，瞬息即变呀!
因为那时在上海，几乎没有什么家庭有电视机，连单位也没有，于是常 会有亲友来看。记得播《茶花女》那次，我的老同学夏君就来了。他至今还记 得那次与我外婆一次看歌剧的事。
这台电视机看了不久，奇怪的情况发生了:电视开了一小时左右，荧光 屏上的图像就开始缩小，渐渐缩到只有二分之一大小。怎么调也调不好。于是， 我们请专修无线电的一位师傅来看看。他用电表量来量去，最后说:这台电视 机不是原装的，是用不同材料拼成的。变压器功率太小，不匹配，用了一小时 就开始发热，于是影响图像的显示了。原来如此!我们买的竟是别人自装的或 者拼凑起来的电视机!
那么，怎么解决呢?又要靠我“文科爱因斯坦”来想办法了!我想，既然 图像缩小是因变压器发热造成的，那么不让它发热，不就行了?于是，我搬来 一台本来家里就有的旧 GE 电风扇，打开电视机后就不停地对着机身后面的变 压器扇。果然，图像稳定了!
早期上海牌 17 寸黑白电视机
这台要用风扇服侍的电视机，我们大概用了一、两年。六十年代初，“上 海牌”17 寸黑白电视机正式公开上市了，我们就买了一台新的。那台旧的，就送 人了。
那台新电视，我们一直用到抄家被“红卫兵”抄走。虽然电视机也是可用 来“学习时事政治的”，但是，那时有电视机的家庭实在太少了，所以，电视机 不能跟收音机一样，作为“学习政治”的工具来处理。我们即使敢于同“红卫兵” 争辩说要留下电视机“学习时事政治”，我相信，一定也没有人会听信我们的。
不过我倒真的记得这台电视机起过重大的“学习时事政治”作用。大概就 在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有一次，陈毅外长竟然开起电视记 者招待会来。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工作的学校要我们 大家设法收看。那时我们学校有没有电视，我已经忘记了。反正全校只有我家 有电视，这是全校皆知的。于是，我们教研组组长就来问我:我们组能不能去 我家看。我当然一口答应。于是当晚，我组十七、八位老师就全部到我家来看 这次转播。这台电视机，平时就是放在二楼后间一间房间里的。此屋平时没有 人住。我外婆每来上海，就住这一间，所以我们习惯地叫它“外婆房间”。外婆 不来，就只放我的唱片柜和我父亲的三、四只大玻璃书橱。那天，我们在房间 中间放了四、五排椅子，“外婆房间”俨然变成“家庭影院”了!
七十年代九寸黑白电视机
“文革”开始，本来有电视机的家庭，电视机几乎全部被抄了。大约七十 年代初吧，上海电视机厂(?)生产出一种 9 寸的黑白电视机，售价不贵，大 约也要一百多元吧。我们那时已经变成“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了，当然是买 不起的，所以根本没有过问过怎么买的事。我知道上海有的人受冲击程度没有 我们那么重，还有经济能力可以买，就去买来了。因为有电视机的人家实在太 少，所以，往往哪家有一台 9 寸电视机，一到晚上，左邻右舍、男女老少就都 去哪家看电视了。有时，电视节目精彩，大方的人家还会把电视搬到弄堂里， 放在高凳上，夏天，全弄堂的人都出来边乘凉边看电视，像放露天小电影一样。 不过，我想，站在后面的人大概最多只能听到声音而已。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中美上海公约签署之后不久，七三年，费城交响乐团 由奥曼迪指挥带领访问中国，在北京演出，最后一个交响乐曲好像是贝多芬的 第五交响乐。江青也作妖作怪、满脸喜气地出席了音乐会。这是 49 年后首次西 方乐队访问中国，而且还有中美关系改善的重大历史意义。于是，在西方文化 被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的“文革”中期，竟然会电视转播整场音乐会。真是 全市轰动、全国轰动了!我不知道全国那天有多少人在看电视。我只听见，第 二天连里弄里不识字的老太太都在高谈“贝多芬”!正是“满村听说蔡中郎”呀!
在我 80 年初离国以前，我还记得看过电视转播的小泽征尔带领波士顿交 响乐团的演出，安德鲁·戴维斯带领多伦多交响乐团的演出和斯特恩访华演出的 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大约在 79 年前后，与日本盒式录音机出现在市场上卖的时候差不多吧， 日本电视机也开始在市场上出售了。最早出售的是 Hitachi 牌 24 寸彩色电视机。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的日本进口彩电。据夏君回忆，售价是 2900 元一台。他说，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月薪的 50 多倍!)所以记住了。
但是，大概因为电视机进口数量不多吧;也可能电视机比录音机更有实 用价值，所以买电视机的人总要比买录音机的人多得多;或者那时正在“落实政 策”，口袋里有大把现款的人多得很，总而言之，当时在市场上，日货彩电是大 大供不应求的。要凭票供应，要开后门，要通宵排队 ...... 成了上海滩上第一紧 张物品。
我就曾去淮海路常熟路附近、当时一家卖收音机的商店排过通宵。那是 因为前一天有朋友来通知说:“明天上午这家店有电视机要卖!”于是我与弟弟 两人轮班从晚上六、七点一直排到早上八点商店开门。那晚跟我们一起排队的大概总有五、六十人吧。最后商店开门了，说:“没有货!”于是白排了一晚的 队!后来我们那架 Hitachi 彩电是一位亲戚从单位分到了票不买，让给我们的。
七十年代末 Hitachi24 寸彩色电视机
这台电视就是我在国内收看的最后一台电视，因为买来不到半年，我就 出国了。
我知道的上世纪中叶上海音响器材演变情况就是这些。希望我的这些破 碎回忆，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引出更多、更有意思的故事来! (注)
2012 年 3 月 20 日
于澳大利亚新红叶山庄
一进入80年代，就被日本日立的12寸取代了。
你家老底子厚，所以你是名副其实的小克拉。
我家的家电大部分是老爹出国考察的时候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那时出国，机票实报实销，旅馆费有上限，也是实报实销的。饭费是一个固定数字，多不退少不补。那时国外食品便宜，吃得省点一趟下来会有几百美金剩余。纽约旧金山唐人街有些老板，开旅店专作国内考察者的生意。旅馆费按照最高标准收，但是免费管饭。
1969年陕西北路南京西路东北角的那家南货店里就有一大批陈年洋酒出售，商标都褪色了。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标价极其昂贵，其中一瓶要75元人民币，至于是什么酒因为年纪小，看不懂标签上的洋文，就不知道是威士忌还是白兰地了。
入境报关的时候海关会看一眼带进来的钱。有个朋友当时出国的时候没换到黑市外汇，拿了一摞一美元上下盖了两张一百的。
动坏了吧？
哈
所以得加转换器。但出国人员都买日本产的，日本公司专门按中国制式标准生产。
为了防爆（早期显像管都很危险，爆炸起来不得了）。后来工艺进展，没有爆炸危险了，就把防爆玻璃取消了。图中的所谓9吋电视就是没有防爆玻璃的新型彩电，不是9吋黑白。
第十八章 回忆就我所知的 上海音像器材变迁历史沿革(1950-1980)
(下)
徐家祯
回忆上海音像器材演变之历史沿革的第三条线索，就是电视机。前面谈 的收音机、电唱机和录音机，都算“音响”;“电视”，则算“音像”了。
根据“百度百科”，世界第一台电视机面世于 1924 年，由英国的电子工程 师约翰·贝尔德发明。到 1928 年，美国的 RCA 电视台率先播出第一套电视片 《Felix The Cat》，从此，电视机开始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信息传播和思维方式。 但是，我想，电视真正进入普通百姓家，一定也要到三、四十年代吧。我问过 澳大利亚人，他们家里什么时候有电视机，大部分人都说 50 年代，可见，在澳 大利亚，电视的真正普及也要晚到 50 年代。
也是根据“百度百科”，中国第一台电视机，是 1958 年 3 月由天津研制成 功的，用的是苏联的元件和中国的电子管，但是很可能并没有大量生产上市。 而中国的第一个电视台，却是同年 5 月 1 日在北京试播成功的北京电视台。该 台正式开始播出节目，却要晚到同年 9 月 2 日。当时，这个电视台就叫“北京电 视台”，后来改为中央电视台。
上海有电视台，只比北京晚了几星期，是 1958 年 10 月 1 日正式开播的。 同年 7 月 24 日，上海广播器材厂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代、上海第一台“上海”牌 101 型 17 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机。
我记得，上海电视台刚开始播放的时候，每天只有晚上几个小时的节目。 平时打开电视机，只能收到供调试的图案而已。当然，因为一开始电视机不对 外供应，所以一般家庭也并不拥有电视机。
我记得那时住在我隔壁的三叔祖徐礼耕先生家，比我们先有一台十七寸 的上海牌黑白电视机。为什么呢?那就要谈谈当时中国一般的市场供应规律了。
因为物资贫乏，所以，仅有的一点物资，尤其是紧张物资，只能用限制 供应数量和限制供应对象这两个办法来控制。限制供应数量，就是发票证，凭 票供应;限制供应对象，就是只有某种人才能购买，大众无权过问。比如电视 机，当时就是要某级干部，或是高级知识份子、统战对象之类的人士才能购买。 我三叔祖徐礼耕先生是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当过浙江省政协委员、“民建”(民主党派之一)委员，本来是算在可以购买电视机的范围之内的。但是，五七年 时，成了《解放日报》头版批判过的大右派了，政协、“民建” 都把他开除出去， 所以，当时什么头衔都没有了。那么，为什么他能购买呢?原来因为他的女婿 也是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还算是全国“青年资本家”的代表，而且“反右” 时并没有被套上“右派”帽子，所以可以有资格优先购买电视机。于是他就帮岳 父、我的三叔祖买了一台。我记得我们去他家看过国庆十周年的游行之类的节 目，所以，一定五九年就有那台电视机了。
我父亲那时不但不是“头面人物”，而且已经成了“历史反革命”，当然无 法买到新电视。幸亏，那时还有寄售商店，只要有钱，还能买到二手的。说到 这里，我就想就“寄售商店”这个话题啰嗦几句。
上海的寄售商店，是我从记忆起就有的，即使“文革”时也还存在。现在 还有没有，我就不得而知了。寄售商店做什么用的呢?我想，主要有三个功用: 第一，急需用钱的人可以把自己暂时不用的东西卖出去变现钱;第二，需要买 较便宜的旧货的、或者想买到市场上已经没有新货的器具的 (比如，英美制造 的电器)人，可以去寄售商店“淘”;第三，国家可以通过寄售商店这一渠道， 把一部分想放到市场上去的东西放出去，比如，把海关没收的货物拿到寄售商 店去出卖。
上海的寄售商店大大小小，可能有上百家吧。但是所谓“高级”的、“正规” 的，却不多。大多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上，或者这两条路附近。所谓“高级”的， 就是指卖的货物不是一般的旧货，而是质量好、难以寻觅到的物品，比如，成 色很新、质量很好的英美电器，包括:冰箱、电扇、照相机、手表、小型电影 摄影机、家用电影放映机、皮大衣，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常跑寄售商店“淘” 旧货的，基本上就是青年和中年的所谓“老克拉”(上海话:海派的、崇洋的、 懂得享受的人。一般指男性者居多)。我父母对任何旧货都没有兴趣，所以很 少去。但我二房的一位叔叔，就很喜欢逛寄售商店，也真买到过一些好货。后 来，买不到的新货，只能在寄售商店买到，于是我也成了“淘”旧货的“小克拉” (当时只有 20 岁上下，当然不能称“老”)的一员了。
记得那时最大的寄售商店，就是前文说过的淮海路重庆南路口那家“国营 上海旧货商店”了。面积有几百平方公尺吧，连家具都卖。其次，就是陕西南路 淮海路口的“永丰”，前文已经说过数次。再有，就是南京东路近外滩那段路上， 有好几家很大的，可惜店名忘记了。我记得，这几家大的寄售商店所售商品， 好像有不成文的分工:比如，“永丰”，好像以售音像、音响器材为主;南京东路那几家，以售照相器材和手表为主;还有以出售旧服装为主的。但是，分工 并不严格，在卖很多照相机的店里，可能会看到一些很好的进口手表。所以， “淘”旧货就会越“淘”越有兴味。这不但因为可以买到便宜货或稀有货，而且常 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像很多人现在喜欢“淘”唱片、“淘”CD、“淘”旧书 一样。
我在“永丰”买的杂牌电视机跟这架差不多
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我从“永丰”“淘”来的。记得大概是五九年末 或者六 0 年初吧。那时，既然电视机不能进口，而国产的又刚刚生产出来，怎 么可能在寄售商店看到有旧电视机出卖呢?所以，当我看到“永丰”店堂里竟然 放着一台 19 寸旧电视机的时候，真的有点吃惊。价格已经忘记，肯定售价不菲， 500-800 元之间吧。“物以稀为贵”嘛!
这台电视机上有没有牌子也已忘记，好像是有的。但是，成色不新，做 工也不精致。不过，当时市面上没有新的电视机公开出售，别的二手电视机也 没有看见过，要买就只此一架，最后还是买了回来。
记得那时我外婆又在上海探访我们，于是也有机会看到这架电视机。我 外婆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点油灯、坐轿子、用丫鬟的时代开始，一直 看到汽车、飞机、电视机、录音机的电器时代，也算很有福气了!
那台电视买来以后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看沈阳歌剧院演出的歌剧 《茶花女》，女高音歌唱家是张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实况转播的歌剧。至 于出国前在上海唯一一次现场看过的歌剧，则还要晚几年，大概是六四年吧。 那次是上海歌剧院演出的《蝴蝶夫人》，主角是林明珍，现在七十多岁，住在 澳大利亚。我还记得那次看《蝴蝶夫人》，见到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也去了， 前呼后拥被人陪同着走进剧场。过了一、二年，再见曹市长，他就已经成了“走 资派”，在台上公开被群众批斗了!真是“沧海桑田”，瞬息即变呀!
因为那时在上海，几乎没有什么家庭有电视机，连单位也没有，于是常 会有亲友来看。记得播《茶花女》那次，我的老同学夏君就来了。他至今还记 得那次与我外婆一次看歌剧的事。
这台电视机看了不久，奇怪的情况发生了:电视开了一小时左右，荧光 屏上的图像就开始缩小，渐渐缩到只有二分之一大小。怎么调也调不好。于是， 我们请专修无线电的一位师傅来看看。他用电表量来量去，最后说:这台电视 机不是原装的，是用不同材料拼成的。变压器功率太小，不匹配，用了一小时 就开始发热，于是影响图像的显示了。原来如此!我们买的竟是别人自装的或 者拼凑起来的电视机!
那么，怎么解决呢?又要靠我“文科爱因斯坦”来想办法了!我想，既然 图像缩小是因变压器发热造成的，那么不让它发热，不就行了?于是，我搬来 一台本来家里就有的旧 GE 电风扇，打开电视机后就不停地对着机身后面的变 压器扇。果然，图像稳定了!
早期上海牌 17 寸黑白电视机
这台要用风扇服侍的电视机，我们大概用了一、两年。六十年代初，“上 海牌”17 寸黑白电视机正式公开上市了，我们就买了一台新的。那台旧的，就送 人了。
那台新电视，我们一直用到抄家被“红卫兵”抄走。虽然电视机也是可用 来“学习时事政治的”，但是，那时有电视机的家庭实在太少了，所以，电视机 不能跟收音机一样，作为“学习政治”的工具来处理。我们即使敢于同“红卫兵” 争辩说要留下电视机“学习时事政治”，我相信，一定也没有人会听信我们的。
不过我倒真的记得这台电视机起过重大的“学习时事政治”作用。大概就 在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有一次，陈毅外长竟然开起电视记 者招待会来。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工作的学校要我们 大家设法收看。那时我们学校有没有电视，我已经忘记了。反正全校只有我家 有电视，这是全校皆知的。于是，我们教研组组长就来问我:我们组能不能去 我家看。我当然一口答应。于是当晚，我组十七、八位老师就全部到我家来看 这次转播。这台电视机，平时就是放在二楼后间一间房间里的。此屋平时没有 人住。我外婆每来上海，就住这一间，所以我们习惯地叫它“外婆房间”。外婆 不来，就只放我的唱片柜和我父亲的三、四只大玻璃书橱。那天，我们在房间 中间放了四、五排椅子，“外婆房间”俨然变成“家庭影院”了!
七十年代九寸黑白电视机
“文革”开始，本来有电视机的家庭，电视机几乎全部被抄了。大约七十 年代初吧，上海电视机厂(?)生产出一种 9 寸的黑白电视机，售价不贵，大 约也要一百多元吧。我们那时已经变成“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了，当然是买 不起的，所以根本没有过问过怎么买的事。我知道上海有的人受冲击程度没有 我们那么重，还有经济能力可以买，就去买来了。因为有电视机的人家实在太 少，所以，往往哪家有一台 9 寸电视机，一到晚上，左邻右舍、男女老少就都 去哪家看电视了。有时，电视节目精彩，大方的人家还会把电视搬到弄堂里， 放在高凳上，夏天，全弄堂的人都出来边乘凉边看电视，像放露天小电影一样。 不过，我想，站在后面的人大概最多只能听到声音而已。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中美上海公约签署之后不久，七三年，费城交响乐团 由奥曼迪指挥带领访问中国，在北京演出，最后一个交响乐曲好像是贝多芬的 第五交响乐。江青也作妖作怪、满脸喜气地出席了音乐会。这是 49 年后首次西 方乐队访问中国，而且还有中美关系改善的重大历史意义。于是，在西方文化 被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的“文革”中期，竟然会电视转播整场音乐会。真是 全市轰动、全国轰动了!我不知道全国那天有多少人在看电视。我只听见，第 二天连里弄里不识字的老太太都在高谈“贝多芬”!正是“满村听说蔡中郎”呀!
在我 80 年初离国以前，我还记得看过电视转播的小泽征尔带领波士顿交 响乐团的演出，安德鲁·戴维斯带领多伦多交响乐团的演出和斯特恩访华演出的 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
大约在 79 年前后，与日本盒式录音机出现在市场上卖的时候差不多吧， 日本电视机也开始在市场上出售了。最早出售的是 Hitachi 牌 24 寸彩色电视机。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的日本进口彩电。据夏君回忆，售价是 2900 元一台。他说，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月薪的 50 多倍!)所以记住了。
但是，大概因为电视机进口数量不多吧;也可能电视机比录音机更有实 用价值，所以买电视机的人总要比买录音机的人多得多;或者那时正在“落实政 策”，口袋里有大把现款的人多得很，总而言之，当时在市场上，日货彩电是大 大供不应求的。要凭票供应，要开后门，要通宵排队 ...... 成了上海滩上第一紧 张物品。
我就曾去淮海路常熟路附近、当时一家卖收音机的商店排过通宵。那是 因为前一天有朋友来通知说:“明天上午这家店有电视机要卖!”于是我与弟弟 两人轮班从晚上六、七点一直排到早上八点商店开门。那晚跟我们一起排队的大概总有五、六十人吧。最后商店开门了，说:“没有货!”于是白排了一晚的 队!后来我们那架 Hitachi 彩电是一位亲戚从单位分到了票不买，让给我们的。
七十年代末 Hitachi24 寸彩色电视机
这台电视就是我在国内收看的最后一台电视，因为买来不到半年，我就 出国了。
我知道的上世纪中叶上海音响器材演变情况就是这些。希望我的这些破 碎回忆，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引出更多、更有意思的故事来! (注)
2012 年 3 月 20 日
于澳大利亚新红叶山庄
注:本文所附图片，全部来自网络。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山居续忆》：第十八章：回忆就我所知的上海音像器材变迁历史沿革 （下） 《最后的诗歌》：23: 在早晨，在早晨 《山居续忆》：第十八章：回忆就我所知的上海音像器材变迁历史沿革（中） 《最后的诗歌》：22: 黑刺李被花朵覆遍 《山居续忆》：第十八章：回忆就我所知的上海音像器材变迁历史沿革 （上）
一进入80年代，就被日本日立的12寸取代了。
你家老底子厚，所以你是名副其实的小克拉。
我家的家电大部分是老爹出国考察的时候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那时出国，机票实报实销，旅馆费有上限，也是实报实销的。饭费是一个固定数字，多不退少不补。那时国外食品便宜，吃得省点一趟下来会有几百美金剩余。纽约旧金山唐人街有些老板，开旅店专作国内考察者的生意。旅馆费按照最高标准收，但是免费管饭。
1969年陕西北路南京西路东北角的那家南货店里就有一大批陈年洋酒出售，商标都褪色了。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标价极其昂贵，其中一瓶要75元人民币，至于是什么酒因为年纪小，看不懂标签上的洋文，就不知道是威士忌还是白兰地了。
入境报关的时候海关会看一眼带进来的钱。有个朋友当时出国的时候没换到黑市外汇，拿了一摞一美元上下盖了两张一百的。
动坏了吧？
哈
所以得加转换器。但出国人员都买日本产的，日本公司专门按中国制式标准生产。
为了防爆（早期显像管都很危险，爆炸起来不得了）。后来工艺进展，没有爆炸危险了，就把防爆玻璃取消了。图中的所谓9吋电视就是没有防爆玻璃的新型彩电，不是9吋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