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招兵所在地的县级武装部，他们负责送人； 二是派去招兵的干部， 这些人负责招兵接人， 双方不对盘就不好办了， 除非上面很大的压力压下来， 这两头都可以怼对方， 顶住不办。
这两者是直接处理招兵的，其余哪怕高级将领， 也是间接的。
当然也有极个别例外， 甚至本大队本公社本县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小子就已经去了部队。
82年一分配到单位，里面年轻的有3种人：
年龄大一些的24-28岁工农兵学员，全部是司局长以上的子女；
转业军人，有的是14岁当小兵，全部是司局长以上子女。粉碎四人帮后，立即转业到部里工作。他们老爸给部队老战友一个电话，老战友就安排当兵了，这算多大点的事。
年纪轻的18-22岁的，只有一个是25岁，都是处级子女，赶上恢复高考没敢考或者没考上，后门安排工作了。
看一看他们父辈三结合到革委会恢复工作后的走后门，想一想他们被打倒的时候有多少群众参加，就不难理解了群众对他们的意见了 。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１０〕。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１９７１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这个说老实话，文革期间，军队干部，师以上的够岁数的子女，基本都穿军装去了。
能耐大的混几年提干了进军校了，或者至少转业到地方也是机关干部。能耐小的回来安排工作当个工人。
我认识的下乡的也有，都是被整的干部家的。唯一一个不是被整的是一个父亲同事家15，6岁的傻小子，非要一颗红心扎根延安，被他爸猛揍也不改悔。
文革时期，军队干部吃得开。到地方支左，大校也能当省革委会主任。子女都去部队当兵，回来就到城市工作。
参军的，团级干部。他家四个子女全部都参了军，他是最小的。七九年初打越南时，他家四个孩子有三个上阵。他是第一天晚上入境越南的。
条件：1．有部队招兵计划。不是年年都有来你处招兵的。2.单位同意。单位一般不可以阻拦：每年招兵时，县里都会要求各单位宣传鼓励适龄青年报名参军。但你个人政审和表现方面要合格。3.通过体检。最后才是由兵役部门（属于武装部）和部队择优录取。
我当知青时，有一年随几个知青报名参军，但是目的只是想去见识一下和体检。当时体检要2天（普通兵），航校（滑翔学校）还有额外的体检。我们在体检没完全做完时就不再去了。场领导当然不高兴，但也没有太多责难。
派出的， 县是团以上，地区是师以上，省是军以上。
我们地区第一任军管会主任是军政委。军分区两首长（师级）任副主任。
如安徽李德生，江西程世清，山西谢振华，浙江熊应堂等。
没那么吃香了。
杨迪可是蛋炒饭的出处呀。查了一下，他当时的军职不低，副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怎么还是上校。
我说的是省革委会正主任，具体的是贵州的李再含。文革之前，一个大校不可能当上省长。
级别不够的，靠边站。
北京兵团战士中，很多默默无名之辈，平时很低调，忽然一纸调令，当兵走人，大家见怪不怪，好事之徒就会找来几天前的人民日报，出席啥啥会议，按照姓氏笔画为序，他家老头子老太婆解放廖。大家都知道，这叫做走后门，“有本事你家坟头上也长那么根蒿子”。
从乡下回城后的中学同学，有两个军队干部的女孩，都没赶上好时候（那年是74年）去了军队的知青点。不过没几天，整个知青点一夜之间就走空了，全去参军了。具体这后门是怎么开的，我估计当事人也不一定能讲清楚。下过乡的两人中，一个是我的好朋友。她说，她家五个孩子，只有她一人下过乡。她父母总觉得对不起她。后来在军队中考上护校，毕业后在我们那最大的军方医院中工作。另一个和我不太熟，她文笔很好，后来听说在电视台作记者。真应了：后门进去的也有好的。
其实权力主要还是由兵源地的武装部掌握。前来领兵的部队干部，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有一年我鲁西北老家县城，两个农村小伙子过了招兵的体检（当地叫验兵）这一关，喜滋滋地换上了军装， 却在临出发前被叫到了办公室，武装部干部勒令他俩把军装扒下来，由另外两位顶了上去。前来领兵的部队干部发现后不干了，坚持换回体检合格的两位。他自己也知道，顶替上去的两位，到了部队也不好带，他接收到部队后也会有麻烦。但是当地武装部的人坚持换，否则所有的新兵不给盖章不遣送。这位部队干部吵也没用，最后给自己领导挂了个电话，骂骂咧咧地带队走了。
我邻村有一个孩子，十四岁当兵去了北京房山县。年龄都是武装部给编的。
我姐夫，通过了空军的体检，走之前大家都知道他将会是飞行员。结果到了海南岛，发现上了海军潜艇， 才知道是被别人顶替了。
一是招兵所在地的县级武装部，他们负责送人； 二是派去招兵的干部， 这些人负责招兵接人， 双方不对盘就不好办了， 除非上面很大的压力压下来， 这两头都可以怼对方， 顶住不办。
这两者是直接处理招兵的，其余哪怕高级将领， 也是间接的。
当然也有极个别例外， 甚至本大队本公社本县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小子就已经去了部队。
82年一分配到单位，里面年轻的有3种人：
年龄大一些的24-28岁工农兵学员，全部是司局长以上的子女；
转业军人，有的是14岁当小兵，全部是司局长以上子女。粉碎四人帮后，立即转业到部里工作。他们老爸给部队老战友一个电话，老战友就安排当兵了，这算多大点的事。
年纪轻的18-22岁的，只有一个是25岁，都是处级子女，赶上恢复高考没敢考或者没考上，后门安排工作了。
看一看他们父辈三结合到革委会恢复工作后的走后门，想一想他们被打倒的时候有多少群众参加，就不难理解了群众对他们的意见了 。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１０〕。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１９７１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这个说老实话，文革期间，军队干部，师以上的够岁数的子女，基本都穿军装去了。
能耐大的混几年提干了进军校了，或者至少转业到地方也是机关干部。能耐小的回来安排工作当个工人。
我认识的下乡的也有，都是被整的干部家的。唯一一个不是被整的是一个父亲同事家15，6岁的傻小子，非要一颗红心扎根延安，被他爸猛揍也不改悔。
文革时期，军队干部吃得开。到地方支左，大校也能当省革委会主任。子女都去部队当兵，回来就到城市工作。
参军的，团级干部。他家四个子女全部都参了军，他是最小的。七九年初打越南时，他家四个孩子有三个上阵。他是第一天晚上入境越南的。
条件：1．有部队招兵计划。不是年年都有来你处招兵的。2.单位同意。单位一般不可以阻拦：每年招兵时，县里都会要求各单位宣传鼓励适龄青年报名参军。但你个人政审和表现方面要合格。3.通过体检。最后才是由兵役部门（属于武装部）和部队择优录取。
我当知青时，有一年随几个知青报名参军，但是目的只是想去见识一下和体检。当时体检要2天（普通兵），航校（滑翔学校）还有额外的体检。我们在体检没完全做完时就不再去了。场领导当然不高兴，但也没有太多责难。
派出的， 县是团以上，地区是师以上，省是军以上。
我们地区第一任军管会主任是军政委。军分区两首长（师级）任副主任。
如安徽李德生，江西程世清，山西谢振华，浙江熊应堂等。
没那么吃香了。
杨迪可是蛋炒饭的出处呀。查了一下，他当时的军职不低，副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怎么还是上校。
我说的是省革委会正主任，具体的是贵州的李再含。文革之前，一个大校不可能当上省长。
级别不够的，靠边站。
北京兵团战士中，很多默默无名之辈，平时很低调，忽然一纸调令，当兵走人，大家见怪不怪，好事之徒就会找来几天前的人民日报，出席啥啥会议，按照姓氏笔画为序，他家老头子老太婆解放廖。大家都知道，这叫做走后门，“有本事你家坟头上也长那么根蒿子”。
从乡下回城后的中学同学，有两个军队干部的女孩，都没赶上好时候（那年是74年）去了军队的知青点。不过没几天，整个知青点一夜之间就走空了，全去参军了。具体这后门是怎么开的，我估计当事人也不一定能讲清楚。下过乡的两人中，一个是我的好朋友。她说，她家五个孩子，只有她一人下过乡。她父母总觉得对不起她。后来在军队中考上护校，毕业后在我们那最大的军方医院中工作。另一个和我不太熟，她文笔很好，后来听说在电视台作记者。真应了：后门进去的也有好的。
其实权力主要还是由兵源地的武装部掌握。前来领兵的部队干部，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有一年我鲁西北老家县城，两个农村小伙子过了招兵的体检（当地叫验兵）这一关，喜滋滋地换上了军装， 却在临出发前被叫到了办公室，武装部干部勒令他俩把军装扒下来，由另外两位顶了上去。前来领兵的部队干部发现后不干了，坚持换回体检合格的两位。他自己也知道，顶替上去的两位，到了部队也不好带，他接收到部队后也会有麻烦。但是当地武装部的人坚持换，否则所有的新兵不给盖章不遣送。这位部队干部吵也没用，最后给自己领导挂了个电话，骂骂咧咧地带队走了。
我邻村有一个孩子，十四岁当兵去了北京房山县。年龄都是武装部给编的。
我姐夫，通过了空军的体检，走之前大家都知道他将会是飞行员。结果到了海南岛，发现上了海军潜艇， 才知道是被别人顶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