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敏｜文
第一个挨整的就是他。陈演恪就没能下决心离开，虽境遇与大部分人比起来不算太坏，但那种环境下，恐怕也是战战兢兢，最后文革也幸免不了受辱。那些觉得与共产党有来往的其实最后更倒霉。这些人以为有些交情，不把自己当外人，往往撞上枪口而不自知，也是活该。
不讲究“艰苦奋斗”而是当兵吃饭。到了台湾，特别是50年625之前，认字的都是人心惶惶的。
1949年, 对一个大陆教授来说, 留下来的物质生活要比去台湾好得多, 何况台湾能不能守住还在未知之数。跟着老蒋走的, 都是坚决反共者, 或是远见卓识者。
我的五舅1946年应聘到台中糖厂接替被遣返的日本工程师职位。他在大陆当中学老师的未婚妻(正式订了婚的)是生理学泰斗蔡翘的妹妹, 才貌双全。1949年共军渡江后, 她只身到了香港打算去台。但因陈诚封岛无法入台。五舅到香港与她相会, 此后她只好回大陆。此后一生的坎坷悲惨难以诉说。唉, 那一代的中国人!
注定要被打倒。
(发自我的文学城离线浏览器)
© 徐敏｜文
钱穆（中）
1937年，抗战爆发，钱穆随学校迁移川、滇。当时考虑，待稳定后，让妻子张一贯带子女前来团聚。但战火蔓延，千里路险，一个女人带4个孩子，从北平跋山涉水前往四川委实艰难，张一贯只好带着孩子回了苏州娘家。 抗战胜利后，51岁的钱穆回到无锡老家居住，在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长，一家人终于团聚。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战端再开，国共内战越演越烈，学生频频上街游行，钱穆劝导无效，闹事已成风潮。 1949年8月14日，在内战中取得节节胜利的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评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三人，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对于毛泽东的点名，钱穆始料未及，却也无可奈何。社论发表时，胡适早已远赴美国，傅斯年去了台湾。面对如此局面，钱穆只好再次抛家别子，南下香港。 一路上，钱穆都在想，自己乃一介书生，怎么就成了不被见容的“少数人”？ 反思自己的研究领域，他钱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那可是深入骨髓。1939年，钱穆在西南联大教书期间，只用了13个月就完成了《国史大纲》的撰写。在这本书中，钱穆系统、全面地回答了当时困扰整个中国的问题：中国凭什么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许多青年学子，就是在读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后，看到希望，精神振奋，投笔从戎而走上战场的。 当时，钱穆是学术界第一个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宣称中国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的知识分子。随即《国史大纲》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 也是这本书，让喜欢传统文化的蒋介石与钱穆成了朋友，而且私交甚厚。有一阵子，蒋曾打算邀请钱穆出任教育部长，钱穆婉拒不就。蒋也尊重钱穆的意愿，不作勉强。1946年3月间，选举总统前夕，蒋介石在南京找钱穆叙谈。钱穆坐定之后，蒋介石拿出一份书面报告，交到钱穆面前，蒋问钱穆：“听说你反对我当总统，这份文件纪录了你谈话的内容。” 钱穆毫不讳言地答复说：“这些资料我不必看。不错，我是讲过反对你当总统的话。”蒋介石问钱穆为什么不赞同他选总统，钱穆说：“中国近一百年没有出现一个像你这样的英雄，所以我不赞成你当总统！”蒋介石闻言，半晌没有说话。最终，蒋介石虽然没有听从钱穆的建议，但亦不改彼此间的友好关系。 也许，这就是所谓被“控制”的证据吧。 既然已被点名，就只有选择离开了。离开之前，钱穆特地到岭南大学拜访了陈寅恪，与他相约去香港任教，遭到拒绝。转而去乡间邀请熊十力，对方表示无意离开。钱穆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也未得到回复。他又到中山大学去见杨树达，杨树达也无意离开。 毕竟人各有志，彼此尊重，这些人也都不劝钱穆不走。反倒是钱钟书的伯父，以研究古典文学成名的钱基成先生，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研究古文辞，你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成沉默不语。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书真不是白读，他敏锐地预感自己难有容身之地，所以毅然决定离开。 钱穆来到香港，见许多青年学子流落在外，感觉责无旁贷，决定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在香港传播中国历史和文化。办学之初，只有三间教室，没有图书馆。学生大多为来自内地的流亡青年，不少人露宿学校天台、楼道。很多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发不了薪资。为此钱穆决定学武训行乞办学，游说台湾，获得蒋介石资助，加上美国耶鲁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援助，学校经费问题得以解决。 在香港刚站稳脚跟，钱穆便给家人写信，要3个儿子赴港就读。但兄弟3人看到报上的社论，认为父亲是站在反动立场的知识分子，决心和钱穆划清界限，拒绝前往香港读书。钱穆收到回信，只能眼望北方，浩然长叹。 1950年，亚洲文商学院更名“新亚书院”，步入正轨，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绝。因办学有成，香港政府在1955年赠予钱穆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钱穆应邀去美国耶鲁大学讲学，又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 随后新亚书院逐渐壮大，1963年，在港英当局的主导下，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钱穆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并通过力争，做到了学校必须是中国人担任校长。香港后来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比肩欧洲、美国、台湾，享誉全球，钱穆功不可没。 在逃难到香港的大陆人中，有个人叫胡家风，后来成了钱穆的岳父。胡家风是江西世家，长期在国民政府任职，曾官居江西省主席。他有个女儿胡美琦，是厦门大学一年级学生，胡家风拖家带口一路南逃时，见形势紧急，长江防线崩溃在即，赶紧通知女儿到香港汇合。 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胡家风认识了钱穆，两人一见如故。胡家风见钱穆在兴办学校，便让20岁的女儿胡美琦到新亚学院继续就读。胡美琦被钱穆的儒雅风度和学识的渊博所倾倒，从此种下崇敬之心。 一年后，胡美琦跟随父亲去了台湾。 1952年春，钱穆在台北演讲时，礼堂突然塌方，钱穆被掉落的泥块砸中头部，当场晕倒。胡美琦听说钱穆受伤，心急如焚，直奔医院探望。钱穆出院后，在台中休养，胡美琦每天下班后，都会过来探视。过了四个月，钱穆伤愈，回到香港，两人便以书信保持联系。 两年后，胡美琦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毕业。经过慎重考虑，胡美琦决定飞赴香港，一边继续求学深造，一边照顾深受胃病困扰的钱穆。 此时大陆内地，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夫妻团聚已无可能，甚至，连书信联系都一概中断。给人感觉，今生今世，只能客死异乡了。 1956年，钱穆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跟胡美琦结为夫妻。钱穆知道，他这样做，对不住远在老家的妻子。 曾经，有这样一个机会，大陆对流亡香港的钱穆展开统战，派他的老师吕思勉和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返回大陆，但被钱穆拒绝。钱穆在给老师吕思勉的回信中写道：回来虽无刀镬（huò）之弄，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时的做法，在香港继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1967年，大陆运动冲击到香港，钱穆决定前往台湾定居。其实早在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时，蒋介石便屡屡派人前往邀请钱穆赴台定居。但钱穆一直没有答应。直到1967年，钱穆才以归国学人的身份去了台湾。第一个挨整的就是他。陈演恪就没能下决心离开，虽境遇与大部分人比起来不算太坏，但那种环境下，恐怕也是战战兢兢，最后文革也幸免不了受辱。那些觉得与共产党有来往的其实最后更倒霉。这些人以为有些交情，不把自己当外人，往往撞上枪口而不自知，也是活该。
不讲究“艰苦奋斗”而是当兵吃饭。到了台湾，特别是50年625之前，认字的都是人心惶惶的。
1949年, 对一个大陆教授来说, 留下来的物质生活要比去台湾好得多, 何况台湾能不能守住还在未知之数。跟着老蒋走的, 都是坚决反共者, 或是远见卓识者。
我的五舅1946年应聘到台中糖厂接替被遣返的日本工程师职位。他在大陆当中学老师的未婚妻(正式订了婚的)是生理学泰斗蔡翘的妹妹, 才貌双全。1949年共军渡江后, 她只身到了香港打算去台。但因陈诚封岛无法入台。五舅到香港与她相会, 此后她只好回大陆。此后一生的坎坷悲惨难以诉说。唉, 那一代的中国人!
The-two-hit-theory of NAFLD n NASH The “two-hit” theory for the pathogenesis of nonalcoholic fatty ... https://www.researchgate.net › figure › The-two-hit-theor... Several studies have observed that gut microbiota can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and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
注定要被打倒。
(发自我的文学城离线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