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行委”隶属于赣西南特委，以一下级党委而命令各级党委，是严重的破坏组织原则的手段。这既是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宗派势力对上级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严重不满，也是向刘士奇发出的警告。但是，由于“西路行委”的这个行为直接受到中央巡视员刘作抚等人的支持，刘士奇、曾山等并无其他办法给予纠正和批评。由此展开了热烈的反富农、打AB团的活动。中央巡视员刘作抚向中央汇报道：“我到了北路，富农问题我又严重的指出，所以北路富农斗争比较深入，北路群众对富农问题才特别加紧，所以 AB 团、改组派在加紧富农斗争中即把 AB 团改组派从组织里政权里破获了一些，只要富农斗争特别加紧，AB 团改组派不难肃”；“对 AB 团改组派均采取夺取群众杀其领袖准许 AB 团的团员改组派的党员自首，吉安西区 AB 团自首已有几百”；“AB 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得有，永新破获 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有 AB 团的组织，尤其是古安西区 AB 团有二千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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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团肃反大事时间表记
1、1928年8月28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江西党“应提出反豪绅——AB团——阶级政权的口号”。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2、1929年3月27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AB团代表着江西最反动的封建势力，是最要注意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3、1929年8月20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景德镇罢工斗争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出，“在江西有相当势力的改组派、AB团以及第三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1929年3月27日与1929年8月20日两封指示信，是中共中央鉴于江西省对AB团等不够重视而发。
4、1929年11月13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党严重的注意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指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 积极地扩大反AB团大同萌、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此间，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已经获悉中央特科“国民党方面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的情报。
5、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示“须抓紧反机会主义、改组派、AB团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6、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派出巡视员刘作抚来江西，专门督促江西党抓紧反富农、肃反AB团工作。刘作抚鉴于赣西南在特委书记刘士奇等的领导下反富农、肃AB团不力，亲临赣西南特委下属的几个特委，督促掀起反富农、肃AB团的热潮，破获了不少AB团，并有七八百AB团自首。
7、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曾山等在中央多次批评和指示下，在中央巡视员的亲自督促下，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在刘士奇、曾山等的领导下，加紧了政治宣传攻势，提出不少政治口号，但却不以打AB团为任务和手段，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敌特破坏现象后，针对性的肃反打AB团。这一客观的肃反工作方式，被中央巡视员和赣西南李文林宗派发觉，指责刘士奇、曾山等“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
8、1930年5月，彭德怀率红五军“离开茶悠县境，来到莲花安福永新交界的钱山地区，此地虽小，地主很多，改组派AB团活动的很有组织，并有一部分群众”，发现AB团，并打AB团。
9、1930年6月，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宗派势力掌控的“西路行委”（结合彭德怀屠杀袁文才、王佐的原湘赣边特委，富田事变发生后，响应支持事变的地方党。隶属于赣西南特委），6月25日，颁发《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以“广州经验”为标本，号召“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
“西路行委”隶属于赣西南特委，以一下级党委而命令各级党委，是严重的破坏组织原则的手段。这既是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宗派势力对上级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严重不满，也是向刘士奇发出的警告。但是，由于“西路行委”的这个行为直接受到中央巡视员刘作抚等人的支持，刘士奇、曾山等并无其他办法给予纠正和批评。由此展开了热烈的反富农、打AB团的活动。中央巡视员刘作抚向中央汇报道：“我到了北路，富农问题我又严重的指出，所以北路富农斗争比较深入，北路群众对富农问题才特别加紧，所以 AB 团、改组派在加紧富农斗争中即把 AB 团改组派从组织里政权里破获了一些，只要富农斗争特别加紧，AB 团改组派不难肃”；“对 AB 团改组派均采取夺取群众杀其领袖准许 AB 团的团员改组派的党员自首，吉安西区 AB 团自首已有几百”；“AB 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得有，永新破获 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有 AB 团的组织，尤其是古安西区 AB 团有二千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
10、1930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肃反决议》。关于这个《肃反决议》的来龙去脉、主要内容、何人主持，没有相关资料，只有谭启龙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里与胡耀邦一起回忆过这个事项。因此，《肃反决议》是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等一起主持做出，还是李立三、项英主持所做（周恩来8月中旬回国，瞿秋白稍后也在8月回国），无法知道。
11、1930年8月，李文林参加6月的“立三中央会议”后，回到赣西南。5日，秉承“立三中央”领导人李立三、项英等的旨意，主持召开“二全会议”，全面针对毛泽东进行批判，并指责特委书记刘士奇领导期间“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等错误，赶走了刘士奇，而且建议中央开除刘士奇党籍。成立了新的赣西南特委，酝酿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推动“立三路线”和反富农、打AB团的肃反。之后，又纠结宗派势力，暗中成立“反毛组织”。
12、1930年9月，以李文林为核心的赣西南特委秉承中共中央旨意，于24日颁发《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废除了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号召使用“肉刑”，并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基层。规定“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到10月，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13、1930年9月底，中央长江局特派员周以栗到来。“我此行所见及感觉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使革命工作发生严重的危机，值得向你们说一说。自鄂东南到赣西南的苏区，一般来说，对土地问题，都是非常忽视。第一是不分配，第二分配了都是富农路线。如以劳动力为标准及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致不能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发动广泛群众，特别不能开展农村中阶级斗争——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对抗富农。结果地方暴动普遍的未完成。农村中造成严重的赤色群众反水与赤白对立，特别是因为阶级斗争不深入一方不能树立雇农贫农的革命权威反而因革命得不到利益，一部分落后群众倒被富农欺骗过去，一方富农分子，反取得革命的领导，混入一切革命机关图谋反革命。在鄂东南有改组派，八百大暴动的布置，在赣西南自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AB团，很有计划的与邓英等联络，一举消灭赣西南的大暴动。”
14、1930年10月，毛泽东率军由福建湖南转回赣西南。4日攻占吉安，朱德等缴获有关AB团等敌特文件。毛泽东、朱德、周以栗等总前委领导人和中央特派员，与赣西南地方党会谈，听取地方党的工作通报。总前委、周以栗等会议商决工作，并以毛泽东名义向中央汇报，即10月14日毛泽东代表总前委向中央的汇报信《给中央的信》：“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转变农民意识的口号为富农地主用去反对贫农雇农，致根本动摇赣西南平分土地的趋向。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补少’没有‘抽肥补瘦’，因此，富农得了好田，雇农贫农还是压迫的形势，所以重新分田使雇农贫农收到利益，把富农压迫下去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
毛泽东迫于被批判的形势，更由于赣西南李文林、总前委朱德等对AB团的了解，不得不在汇报信中陈述中央“彻底改造”的指示和打AB团肃反的有关内容。但是，毛泽东采取了以往惯常对待中央胡乱指示的“拖”的办法，表示“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后，把“球”踢给了中央：“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
因此，毛泽东向中央信件汇报后，不但没有丝毫表示（连政治口号都没有），而且，还帮助李文林等组建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15、1930年10月25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以赣西南特委的名义，向总前委毛泽东等通报《中共赣西南特委决议——接受总委指示，派人建立江西省委与提议计划分特委》的决议，明确表示“省委被敌人破坏后，赣西南特委即直受中央指挥”，即不但脱离总前委的领导，还要居高临下的行使对红军的“指导权”—— 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信，规定了前委所有管辖的范围和与地方党的组织关系，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由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时受湖南省委指导。
16、1930年10月26日，李文林等为了纠正总前委毛泽东的“右倾错误”，来总前委所在地实行“指导”，由此，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联合会议，即“罗坊会议”。会议决议在有关AB团肃反的问题上，规定“从政治上指出AB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由于毛泽东的反对，中共中央和赣西南党颁布号召的“肉刑”政策，没有被写进决议，但毛泽东的“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也同样没有能写进决议。此时的毛泽东，由于中央特派员周以栗督促总前委执行“立三路线”攻打大城市，还由于红三军团彭德怀等人不接受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毛泽东正苦于做说服工作。同时，给地主富农以出路、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长久难以贯彻，毛泽东在“罗坊会议”期间，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大部精力用在说服彭德怀、李文林等接受“诱敌深入”的战略，同时，召集基层农民，调查土地政策的问题。“罗坊会议”与毛泽东召集当地农民战士调研土地政策的会议同时进行，“罗坊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调查会还在继续。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转头去兴国县调查土地分配问题。
对AB团肃反，毛泽东再次采取“拖”的办法：“罗坊会议”虽然不得不写进AB团的有关内容，但毛泽东并不向下有任何表示，即依然“不用组织手段推动”。
17、1931年11月，彭德怀率先联合赣西南地方党对红三军团的逃兵，当作AB团来打。“顷接红三军团政治部公函内称：目前政治形势与我们行动的具体转变，鸭比团分子混进到红军中捣乱，……其因嫌疑潜逃或尚未在发觉前开小差的，往往有计划的私窃各部队图章打放行条子，出各地步哨，甚至鼓动思想落伍的士兵一同开小差，……致使漏网。在这一形势下，如果放任下去，将使反动分子得以幸免。……本部为着挽救这一危机起见，以后关于本军批准请假的官兵夫，制定护照发给各部队。在每师须师长、政治委员加盖私章，全军性的或直属部队的，须由军长、政治委员或主任加盖私章。”不然的话，“地方政府和革命武装团体可以扣留查办” ⑷。
18、1931年11月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实行战前动员，即“快速整军”。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讨论如何快速整军时，发现了AB团，随即成立各级的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把快速整军转化为“肃反整军”。总前委毛泽东等在高级将领的要求下，批准肃反打AB团。总前委毛泽东等规定，团以上成立肃反委员会，团一级有抓人的权力，师党委有杀人的权力，不必向上级汇报。总前委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19、1930年11月底到12月初，为期七天的“快速整军”中，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违背总前委的指示，把抓人杀人的权力下放到连队。而且，明确表示打AB团主要是对准江西籍的干部战士。时为团政委兼该团肃反委员会主任的黄克诚，本只有抓人的权力，却领导杀了上百人。
20、1930年11月初，萧克为师长的师，早已开始打AB团。“快速整军”开始后，本来规定为期七天，萧克却“和师政委张赤男及各团干部都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打了十几天，杀了近百人。
由于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被废除，更由于毛泽东被中央严厉批判、下令调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已被周恩来等明令取消、中央和江西党号召使用“肉刑”，黄克诚、萧克这样的文化素养很高、历来有着独立思维、明确知道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决议的高级将领，一反常态的在所部对追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干部战士，极力使用肉刑，抓了就打、再抓再打、供了就杀。
作者：老衲，来源：飞扬军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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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执掌苏区中央局大权的是项英。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而分身不得，书记一职便由先期到达江西苏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代理。1、“打AB团”真正的源头，是当时的上海“中央”在1929年11月13日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清党”、“肃反”的指示，发出了《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并在指示信中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说明工作落后”，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江西省委迫于中央的压力，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肃反”运动。
AB是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AB团是在大革命时期江西省国民党党部中的一些极端反共分子搞的一些秘密组织，1927年4月2日，江西省区委领导的省工会、农会、学联，在朱德驻南昌军官教导团的协助下，一举捣毁了AB团组织。
2、赣西南苏区肃AB团起始于1930年5月。1930年7月22日，中央特派员刘作抚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1930年8月，李文林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并按照上海中央的要求，党团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指定李文林为书记，掌控地方肃AB团大权。
受命于临时中央的李文林积极推进“打AB团”，其目的就是肃清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打击异己者，贯彻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让红军去打大城市。为此李文林在“打AB团”过程中，大搞逼供信，大量使用“肉刑”。而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就力主废除“肉刑”，但李文林使用“肉刑”的做法却得到了当时的中央的支持，李文林所依据的正是中央8月份做出的《肃反工作决议》。
1930年9月，赣西南特委在中央1929年11月13日指示信和省委的压力下，宣布破获一起AB团大案。从此，AB团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警觉。而这起大案实际上是中央特派员刘作抚对赣西南反富农不力不满，亲自到各路行委推动反富农的过程中，偶然破获了AB团，真正破获AB团的准确讲不是赣西南特委，而是受到刘作抚批评后的西路行委。“打AB团”实际上在一开始成了上海中央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抓手。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立三路线受到批判，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依然在党内继续。第一次“反围剿”关头，李文林等却坚持打大城市，又不赞成以东固、富田作为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预设战场，煽动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破坏“反围剿”，批判总前委为富农路线。
3、1930年11月底的“罗坊会议”，红一方面军为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军事部署等，根据临时中央“打AB团”的指示和军内一些将领的要求，总前委会议决定“快速整军”，与之相伴随的的就是一方面军肃反“打AB团”。在李文林、彭德怀等的推动下，由“政治整军”变为“肃反整军”的。会议上，毛主席反而再次强调了废除肉刑。罗坊会议后，毛主席基本不在一方面军，多数时间在地方调研和纠正土地分配、经济政策，更没有发布过打AB团的指示。
一方面军打AB团，是1930年11月底到12月初，是由彭德怀的三军团开始的。彭德怀鉴于三军团开小差的情况严重，认定三军团内混进了AB团，致函李文林群体，要求他们把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当AB团打，而且邀请李文林群体派干部来三军团成立专门的办公室。李文林就是因为三军团的这个公函，才带人到总前委督促打AB团的。红军打AB团，是由彭德怀的三军团开始的。彭德怀鉴于三军团开小差的情况严重，认定三军团内混进了AB团，致函李文林群体，要求他们把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当AB团打，而且邀请李文林群体派干部来三军团成立专门的办公室。
4、朱德在攻打吉安后，收缴了李文林与“AB团”有关连的信件。打AB团的积极分子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反而又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要分子。
12月7日，总政治部派李韶九带领红12军一个警卫连来到富田，先后将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和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8位主要负责人抓了起来。最终导致了“富田事变”的发生。
5、高华以及“自述”里的何笃才，仅仅因为李文林反对过毛主席，就将李韶九说成是“顺从毛泽东的人”，这是极其荒谬的。李韶九的资历与级别实际上与李文林是相当的，都是受临时中央极为重视的干部，后来，也是临时中央撤了李韶九的职。反而是在“富田事变”之后，是毛主席为李文林平了反，直到“三人团”到达苏区后，才对参与“富田事件”的红二十军的干部给予了严厉的制裁，下令枪毙了李文林。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苏区以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第二轮的“打AB团”，这时毛主席被排挤得更厉害了，被毛主席写进苏区政策文件的“坚决废除肉刑”也被“三人团”废止了，而李文林、何笃才都是死于这一时期，跟毛主席有“半毛钱”关系吗？
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21-10-18/281818.html
项英是富田事变后派到江西苏区任名义上的军委代主席，他是主张处理李韶九的，但更高的王稼祥任弼时三人团支持李韶九，其实就是支持毛泽东。后来事情闹到上海中央，周恩来又把李韶九抓了起来留党察看半年。使他失去权力。这也是毛和周结下梁子的事件之一。毛泽东看事物有远见，但为人记仇不记恩。毛泽东发动肃反和他终生的阶级斗争主张一样，经过多次整肃自己的兵马得到一个完全忠于自己的团队。李韶九自己不久被人暗杀，但是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杀了大批他认为不顺从的人，朱德陈毅都有牵连。项英根本就没有这种大谋略，也没有必要。
美国的强大舆论宣传篡改历史。
共产党非要说主力是自己，人家没法参与是非。你用篡改的历史诬赖别人篡改历史，多说几遍也许你自己会信。
第二次高峰是1931年4月以后。
大部分人是31年4月，中央三人团来了以后的第二次高峰时期杀的。
1934年12月，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被打成AB团，差一点被杀掉。此时，毛早已远离了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