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为我的记性好而感到自豪。
1966年我只有两岁，这一年我就记住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父亲骑自行车带母亲去县医院看病（行文到此，突然醒悟到很可能是因为母亲怀着弟弟所以父亲带母亲去产前检查身体吧）。记得回来时奶奶给准备的中午饭是菜粥。菜粥不同于普通的白粥，高粱米做的粥里面放了葱花、白菜叶和盐、或许还放上几滴香油和少许五香粉。我还清楚记得母亲侧身坐在炕沿上吃粥的样子。
第二件事，在仲春的一个阴天上午，有一个要饭的到我们家来要饭。那时间我们家传说中的翠花门楼（朝北）已经被拆了，那要饭的走进无门的后院绕过了影壁就要进堂屋后门了。正在烧火的我妈迎了出去，给他两个玉米饼子他还不要，非要粮食。我妈打开堂屋东北侧的粮柜说家里都没有粮食了。他才不情愿的拿着两个玉米饼子走出后门。
他刚一出门，我只听砰的一声，抬眼看到他前额上重重地被飞来的泥球打中了，就是弹弓打鸟用的那种泥球或叫泥蛋。
我出门看到一个叫立堂的大个男孩子跑开了。
这个立堂，是我的侄辈，血缘关系在八服之外。他爷爷奶奶两口子抽大烟败光了家产，硬是主动要求被过继到我本家的二房因而成了我们家的东邻。而我们家五服上的二房的嫡出的早全家搬到北京去了。这个立堂，改开以后在邢台市工作期间与人争风吃醋被人干掉了。
那要饭的当然是破口大骂，骂的很难听，我妈赶紧拉我回房关上后门。最后一瞥，我见到立堂的爷爷拿着一个小瓢，把里面的玉米倒到要饭的的口袋里。要饭的骂骂咧咧着走了。
第三件事，就是文革啦。有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过村里的主街道，当然是要呼喊着口号，记得有个戴眼镜的高个子老师脖子上还挂着个哨子。学生们刚刚从东向西离开村子，又听到村东北方向锣鼓喧天，我不由得随着小朋友们向东跑去，等到了村头，就见从北面中心小学方向来了一支队伍，穿的戴的花花绿绿的，当然都是纸糊的服装。
这是一只牛鬼蛇神的队伍，他们的装束是浪荡公子型。其中有立堂的亲堂爷，我的三堂大伯。他没有像他大哥二哥那样抽大烟所以没有败家（他们三弟兄的舅舅还是总理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呢），所以成分是地主。地主嘛，当然是有俩闲钱儿的。
他们的队伍到了街中心后一字排开，造反派要他们自爆姓名和丑事。只见一身装束如同京剧《铁弓缘》里面的石衙内那样的三堂大伯大声喊道，“我叫xyz，我奸污过妇女一人”。这时我发现，村里人都不约而同地瞅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好像是后天性的嘴歪眼邪，让我看了甚是不舒服。几年后听村里几个老太太闲聊天，她们指名道姓地说那个臭养汉老婆年轻时养汉养多了所以才成这样的。养汉老婆，我九岁十岁时读《红楼梦》，读到王熙凤就是这样骂人的，很有家乡感。
等到了这天的下午，从村东公社驻地方向又来了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这支队伍有一特点，就是所有人都带着个纸糊的高帽子。这些带高帽子的黑五类们，被红卫兵押到了村西的大队部的广场，脸冲着西晒的大太阳，也是一字排开。
这时候，我看到一个头带军帽身穿绿军衣腰系军皮带的红卫兵头头模样的人，不知从哪里找到一只破鞋，他也不嫌脏就直接拎在手里。只见他脸上带着坏坏的笑容望了望台下，然后走到这群黑五类的后面，在他们的后脑勺子上面一个个的给敲了一下。敲的并不太疼，但侮辱性极强。10年后的1976年的一个夏晚，在在我们村下乡蹲点儿的公社团委书记刘培夫的鼓动/指挥下，不到430人的生产大队（现在的行政村）里面的十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不管戴帽的还是摘帽的都统统被召集到大队部的同一个地点，要让社员们揭发批判。记得这里面还有两个老娘儿们和两个病病歪歪的老爷儿们。刘培夫倒是还有些恻隐之心，问过让两个病病歪歪的下台回了家，但刘培夫给一个个头有一米九的大个子摘帽富农了好几拳，这个平时乐乐哈哈的大个子后来蔫了好几天，那几天我好可怜他。揭发批判过程中，民兵连长用一根刚从村西小杨树林砍来的一根直溜溜光滑滑的杨树棍piapia地打在一个老特务的后脖颈（geng）子上。会后回家我跟我奶奶说打的真狠哪，我奶奶这个老特务可是民兵连长的三堂太舅姥爷。
批斗大会正式开始了，我注意到有两个大高个子，还都留着长头发。他们的长头发不时地被人薅着，这其中的一个是我那三堂大伯的舅舅、总理南开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宋子阳，还有一位是原唐山党校的教师、右派，名叫郭睢。这两位好像不肯低头认罪，可是挨了不少拳打脚踢。
以上这三件事，分别发生在1966年的春和夏，转眼就到了秋天，就开始传言说要割宅基地的尾巴。我们家的宅基地的面积是别人家的2~3倍吧，尤其是我们家宅院的西边还有外宅，是空着的，还和我们家的本院隔着一道高墙。而那个养汉老婆的女儿就嫁给我们家西邻的大儿子，他们家宅基地的宽度是我们家宅基地的三分之一，所以他们家老一代两口子少一代两口子都一直对我们家那块空白宅基地虎视眈眈的。因此我爸爸和我的两位叔叔就利用家里有的、大跃进时期开食堂给开塌了的南瓦房的砖，在晚秋在西面边境上垒了一道墙。垒墙这件事情我有印象，我爸还有两位叔叔是连续挑灯夜战。记得夜间有些冷，我妈还专给我穿上一件夹袄。
1966年初冬的一天早晨，大约是上午九点钟左右吧，我正在我爸妈住的西屋的地面上拍着皮球玩，就听外面突然人声嘈杂，我想出去看看，我爸用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严厉口气瞪着我说，“不许出门，好好呆着”。不一会儿，只听外面人们齐声喊“一二、一二、……，一二三”，紧接着就听轰隆一声，随后听到我奶奶在堂屋骂了一声“这群臭养汉老婆下的王八犊子们”。此后我一直认为骂臭养汉老婆是骂人的最高境界。
原来是，养汉老婆的大儿子为了给他妹妹出口气，带着村里的造反派红卫兵们把我爸和两个叔叔垒的墙给推倒了。他们不是用瓦刀专业性的拆墙的，而是用几根纲绳把墙拴上向一边拉倒的，侮辱性极强。
我没有墙被推倒一地砖头的印象，可能是因为还隔着一堵墙吧。但是永远忘不了那轰的一声。
一两年后，我们家被割地虽然不赔款，从此失去了整个宅基地的六分之一即西外宅的南半部。那以后我爸从来没有停止过要回宅基地的努力，终于在1974年失而复得。
等到了1967年，能够记住的事情就很多了，一下子涌出脑海，涌向手指尖。
这个月还要完成三个发明专利，不能再写了。
俺娘14岁～～
有些有天分
就不一一得罪人了
"Talent is the infinite capacity for taking pains. Genius is the infinite capacity for achievement without taking any pains at all." - Helene Hanff (author of "84 Charing Cross Road")
我觉得很多人是在两者之间吧
本来是要写一个系列，写有性别意识以后的暗恋对象们。
写第一篇时先写何时有了长期记忆力，没想到就没有收住手。反正这一篇无论如何要写的。
我从来都是喜欢大美女的。
这个要饭的是一个复员军人，好吃懒做是出了名的。
在军队上没有入党没有混个一官半职就被复员打发回家了。
这样的肯定是娶不上老婆的，就入赘到我们村附近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可了不得，文革前清华毕业的有四个，还出过副部长院士的）。
这个家伙到了老丈人家也是好吃懒做。有一天老丈人急了，说你是养老女婿不能这样。他居然说，养老女婿养老女婿，我就是到你们家来养老的。
就被赶出来了，后来干脆成了要饭的。
都七十年代末了，我还见过他到我们家要饭，忘了我妈给他什么了。
我一直为我的记性好而感到自豪。
1966年我只有两岁，这一年我就记住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父亲骑自行车带母亲去县医院看病（行文到此，突然醒悟到很可能是因为母亲怀着弟弟所以父亲带母亲去产前检查身体吧）。记得回来时奶奶给准备的中午饭是菜粥。菜粥不同于普通的白粥，高粱米做的粥里面放了葱花、白菜叶和盐、或许还放上几滴香油和少许五香粉。我还清楚记得母亲侧身坐在炕沿上吃粥的样子。
第二件事，在仲春的一个阴天上午，有一个要饭的到我们家来要饭。那时间我们家传说中的翠花门楼（朝北）已经被拆了，那要饭的走进无门的后院绕过了影壁就要进堂屋后门了。正在烧火的我妈迎了出去，给他两个玉米饼子他还不要，非要粮食。我妈打开堂屋东北侧的粮柜说家里都没有粮食了。他才不情愿的拿着两个玉米饼子走出后门。
他刚一出门，我只听砰的一声，抬眼看到他前额上重重地被飞来的泥球打中了，就是弹弓打鸟用的那种泥球或叫泥蛋。
我出门看到一个叫立堂的大个男孩子跑开了。
这个立堂，是我的侄辈，血缘关系在八服之外。他爷爷奶奶两口子抽大烟败光了家产，硬是主动要求被过继到我本家的二房因而成了我们家的东邻。而我们家五服上的二房的嫡出的早全家搬到北京去了。这个立堂，改开以后在邢台市工作期间与人争风吃醋被人干掉了。
那要饭的当然是破口大骂，骂的很难听，我妈赶紧拉我回房关上后门。最后一瞥，我见到立堂的爷爷拿着一个小瓢，把里面的玉米倒到要饭的的口袋里。要饭的骂骂咧咧着走了。
第三件事，就是文革啦。有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过村里的主街道，当然是要呼喊着口号，记得有个戴眼镜的高个子老师脖子上还挂着个哨子。学生们刚刚从东向西离开村子，又听到村东北方向锣鼓喧天，我不由得随着小朋友们向东跑去，等到了村头，就见从北面中心小学方向来了一支队伍，穿的戴的花花绿绿的，当然都是纸糊的服装。
这是一只牛鬼蛇神的队伍，他们的装束是浪荡公子型。其中有立堂的亲堂爷，我的三堂大伯。他没有像他大哥二哥那样抽大烟所以没有败家（他们三弟兄的舅舅还是总理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呢），所以成分是地主。地主嘛，当然是有俩闲钱儿的。
他们的队伍到了街中心后一字排开，造反派要他们自爆姓名和丑事。只见一身装束如同京剧《铁弓缘》里面的石衙内那样的三堂大伯大声喊道，“我叫xyz，我奸污过妇女一人”。这时我发现，村里人都不约而同地瞅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好像是后天性的嘴歪眼邪，让我看了甚是不舒服。几年后听村里几个老太太闲聊天，她们指名道姓地说那个臭养汉老婆年轻时养汉养多了所以才成这样的。养汉老婆，我九岁十岁时读《红楼梦》，读到王熙凤就是这样骂人的，很有家乡感。
等到了这天的下午，从村东公社驻地方向又来了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这支队伍有一特点，就是所有人都带着个纸糊的高帽子。这些带高帽子的黑五类们，被红卫兵押到了村西的大队部的广场，脸冲着西晒的大太阳，也是一字排开。
这时候，我看到一个头带军帽身穿绿军衣腰系军皮带的红卫兵头头模样的人，不知从哪里找到一只破鞋，他也不嫌脏就直接拎在手里。只见他脸上带着坏坏的笑容望了望台下，然后走到这群黑五类的后面，在他们的后脑勺子上面一个个的给敲了一下。敲的并不太疼，但侮辱性极强。10年后的1976年的一个夏晚，在在我们村下乡蹲点儿的公社团委书记刘培夫的鼓动/指挥下，不到430人的生产大队（现在的行政村）里面的十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不管戴帽的还是摘帽的都统统被召集到大队部的同一个地点，要让社员们揭发批判。记得这里面还有两个老娘儿们和两个病病歪歪的老爷儿们。刘培夫倒是还有些恻隐之心，问过让两个病病歪歪的下台回了家，但刘培夫给一个个头有一米九的大个子摘帽富农了好几拳，这个平时乐乐哈哈的大个子后来蔫了好几天，那几天我好可怜他。揭发批判过程中，民兵连长用一根刚从村西小杨树林砍来的一根直溜溜光滑滑的杨树棍piapia地打在一个老特务的后脖颈（geng）子上。会后回家我跟我奶奶说打的真狠哪，我奶奶这个老特务可是民兵连长的三堂太舅姥爷。
批斗大会正式开始了，我注意到有两个大高个子，还都留着长头发。他们的长头发不时地被人薅着，这其中的一个是我那三堂大伯的舅舅、总理南开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宋子阳，还有一位是原唐山党校的教师、右派，名叫郭睢。这两位好像不肯低头认罪，可是挨了不少拳打脚踢。
以上这三件事，分别发生在1966年的春和夏，转眼就到了秋天，就开始传言说要割宅基地的尾巴。我们家的宅基地的面积是别人家的2~3倍吧，尤其是我们家宅院的西边还有外宅，是空着的，还和我们家的本院隔着一道高墙。而那个养汉老婆的女儿就嫁给我们家西邻的大儿子，他们家宅基地的宽度是我们家宅基地的三分之一，所以他们家老一代两口子少一代两口子都一直对我们家那块空白宅基地虎视眈眈的。因此我爸爸和我的两位叔叔就利用家里有的、大跃进时期开食堂给开塌了的南瓦房的砖，在晚秋在西面边境上垒了一道墙。垒墙这件事情我有印象，我爸还有两位叔叔是连续挑灯夜战。记得夜间有些冷，我妈还专给我穿上一件夹袄。
1966年初冬的一天早晨，大约是上午九点钟左右吧，我正在我爸妈住的西屋的地面上拍着皮球玩，就听外面突然人声嘈杂，我想出去看看，我爸用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严厉口气瞪着我说，“不许出门，好好呆着”。不一会儿，只听外面人们齐声喊“一二、一二、……，一二三”，紧接着就听轰隆一声，随后听到我奶奶在堂屋骂了一声“这群臭养汉老婆下的王八犊子们”。此后我一直认为骂臭养汉老婆是骂人的最高境界。
原来是，养汉老婆的大儿子为了给他妹妹出口气，带着村里的造反派红卫兵们把我爸和两个叔叔垒的墙给推倒了。他们不是用瓦刀专业性的拆墙的，而是用几根纲绳把墙拴上向一边拉倒的，侮辱性极强。
我没有墙被推倒一地砖头的印象，可能是因为还隔着一堵墙吧。但是永远忘不了那轰的一声。
一两年后，我们家被割地虽然不赔款，从此失去了整个宅基地的六分之一即西外宅的南半部。那以后我爸从来没有停止过要回宅基地的努力，终于在1974年失而复得。
等到了1967年，能够记住的事情就很多了，一下子涌出脑海，涌向手指尖。
这个月还要完成三个发明专利，不能再写了。
俺娘14岁～～
有些有天分
就不一一得罪人了
"Talent is the infinite capacity for taking pains. Genius is the infinite capacity for achievement without taking any pains at all." - Helene Hanff (author of "84 Charing Cross Road")
我觉得很多人是在两者之间吧
本来是要写一个系列，写有性别意识以后的暗恋对象们。
写第一篇时先写何时有了长期记忆力，没想到就没有收住手。反正这一篇无论如何要写的。
我从来都是喜欢大美女的。
这个要饭的是一个复员军人，好吃懒做是出了名的。
在军队上没有入党没有混个一官半职就被复员打发回家了。
这样的肯定是娶不上老婆的，就入赘到我们村附近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可了不得，文革前清华毕业的有四个，还出过副部长院士的）。
这个家伙到了老丈人家也是好吃懒做。有一天老丈人急了，说你是养老女婿不能这样。他居然说，养老女婿养老女婿，我就是到你们家来养老的。
就被赶出来了，后来干脆成了要饭的。
都七十年代末了，我还见过他到我们家要饭，忘了我妈给他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