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毛的新村梦，其实就是他的中国梦。它虽然不容回避，但那是上世纪20年代初昙花一现、几乎没人注意的一件事情。
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30年以后，即上世纪50年代，历史居然给了他把这个梦想付诸实施的机会。
1949年以后，最早上山下乡的应该是以八千湘女上天山为开端的援疆事件。后来才知道，里面还隐藏着王胡子为其部下配老婆的目的。
到了1954年，即斯大林死了的第二年，刚刚上台的赫鲁晓夫在苏联发起大规模垦荒运动。这对毛有很大启示。
对于这件事情，潘鸣啸先生在《失落的一代》中有所论述。他说：“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首创的（正如企图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个想法一样）。那是出自毛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卡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3500万荒地。这场由勃日涅耶夫领导的‘运动’开初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两年后，约30万大城市的青年在这些土地上安置下来。到了50年代末，他们生产出的粮食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1955年，这种经验引起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注意，从而在团刊上转载了赫鲁晓夫1954年2月20日对首批莫斯科自愿开垦者发表的重要讲话，并附上洋溢颂扬之司的评论。团中央随后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学习经验，回来呈交了一个报告，党中央大加赞赏，并从6月底起予以转发。几个月后团中央组织了第一个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其中包括一些城镇共青团团员，也有农村青年毕业生。这个开荒团就是后来为动员上山下乡反复宣传的典型。……然而，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始创者。”
他还说，与苏联模式相比，中国的下乡运动显得重要得多，而且发展方式很不同。比如，知青开荒者没有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他们被迫使用简陋的工具，自然远远不如那些从小就在地里干惯苦活儿的农民。因此，从1957年起，大多数的知青都被送去已开发的农村，而不是开荒了。
这就是说，从一开始，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就丧失了发展生产的意义，只剩下改男造女的作用。
我下乡的公社2万多人。
没有知青以前，公社里基本没有工业，甚至连一台小型拖拉机都没有。
我们下乡时为了更好地管理知青，提高知青的待遇实行厂社挂钩。一个国家核心大型骨干企业和一个公社挂钩，所有厂子子女集中下乡在同一个公社。
大工厂的经济实力给公社带来了很多利益，给他们办了十几个小配件厂，几乎有知青点的所有大队都有一个小工厂，给大工厂生产配件，几乎没有成本。工厂提供资金建立小配件厂，不用供应销售运输储存生产质管等渠道，省了很多钱，生产了报废的配件算工厂的损失，工厂直接来车拉走配件。
原本这些大队和公社没什么现金来源，这下子可好了，每年都见到以万为单位的现金，可见到世面了。有了钱可以办很多事，买化肥，买拖拉机，办农技站等。还利用大工厂的关系办了很多根本办不到的事。
土老帽大队书记和大队主任见到大科长和大处长，赶紧杀几只鸡招待，期望得到更多的优惠。知青点撤销后，大队书记带着民工到城里去干土木工程就是依仗和工厂的老关系。
这是乡镇企业的雏形，缩小城乡差别的一小步。
，75万个大队，2150个县，工厂的数量不少，只是实行厂社挂钩是1974年了，以前下乡的情况不太好，李庆霖给主席写信反应知青的困境以后，国家才制定厂社挂钩。
当然，大连的条件太优越了，是国家工业基地。
除了工厂以外，其它第三产业单位也是和公社挂钩的。比如大学，商业局，卫生局，教育局等。
原材料全部由大工厂去协调，把原来生产配件的原材料整过来点。
总之，一切都是大工厂施舍给公社的。
一个县长虽然和大多数厂长行政同级别，但是厂长干部级别高得多。家父单位厂长曾经是7级干部, 文革时期是12级13级干部。还有大厂是市地级的。
土皇帝公社书记对科长也是毕恭毕敬的，科长能给公社办很多事，在市里省里部里都可以办事。
大连周围的乡镇挖大国企的管理人员工程师负责人，把退休的干部技术人员整到手，去挖大企业的活，把大企业的产量利润给挖走了。
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就盖了价值百万的独立小楼一大片，你来带来活就免费给你小楼。
我爷爷家铁路沿线农村的，解放前就通上电了。那时候小丰满发电站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80%以上。
母亲的五叔是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在东北解放前是师级干部，1948年辽沈战役后没有随军南下，留在东北军区，然后到沈阳一家大型工厂任书记厂长（部直属厅局级厂），直到退休。他儿子可没有出息，最后混了个派出所民警干。
● 智效民 (进入专栏)上次说到毛的新村梦，其实就是他的中国梦。它虽然不容回避，但那是上世纪20年代初昙花一现、几乎没人注意的一件事情。
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30年以后，即上世纪50年代，历史居然给了他把这个梦想付诸实施的机会。
1949年以后，最早上山下乡的应该是以八千湘女上天山为开端的援疆事件。后来才知道，里面还隐藏着王胡子为其部下配老婆的目的。
到了1954年，即斯大林死了的第二年，刚刚上台的赫鲁晓夫在苏联发起大规模垦荒运动。这对毛有很大启示。
对于这件事情，潘鸣啸先生在《失落的一代》中有所论述。他说：“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首创的（正如企图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个想法一样）。那是出自毛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卡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3500万荒地。这场由勃日涅耶夫领导的‘运动’开初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两年后，约30万大城市的青年在这些土地上安置下来。到了50年代末，他们生产出的粮食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1955年，这种经验引起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注意，从而在团刊上转载了赫鲁晓夫1954年2月20日对首批莫斯科自愿开垦者发表的重要讲话，并附上洋溢颂扬之司的评论。团中央随后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学习经验，回来呈交了一个报告，党中央大加赞赏，并从6月底起予以转发。几个月后团中央组织了第一个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其中包括一些城镇共青团团员，也有农村青年毕业生。这个开荒团就是后来为动员上山下乡反复宣传的典型。……然而，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始创者。”
他还说，与苏联模式相比，中国的下乡运动显得重要得多，而且发展方式很不同。比如，知青开荒者没有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他们被迫使用简陋的工具，自然远远不如那些从小就在地里干惯苦活儿的农民。因此，从1957年起，大多数的知青都被送去已开发的农村，而不是开荒了。
这就是说，从一开始，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就丧失了发展生产的意义，只剩下改男造女的作用。
我下乡的公社2万多人。
没有知青以前，公社里基本没有工业，甚至连一台小型拖拉机都没有。
我们下乡时为了更好地管理知青，提高知青的待遇实行厂社挂钩。一个国家核心大型骨干企业和一个公社挂钩，所有厂子子女集中下乡在同一个公社。
大工厂的经济实力给公社带来了很多利益，给他们办了十几个小配件厂，几乎有知青点的所有大队都有一个小工厂，给大工厂生产配件，几乎没有成本。工厂提供资金建立小配件厂，不用供应销售运输储存生产质管等渠道，省了很多钱，生产了报废的配件算工厂的损失，工厂直接来车拉走配件。
原本这些大队和公社没什么现金来源，这下子可好了，每年都见到以万为单位的现金，可见到世面了。有了钱可以办很多事，买化肥，买拖拉机，办农技站等。还利用大工厂的关系办了很多根本办不到的事。
土老帽大队书记和大队主任见到大科长和大处长，赶紧杀几只鸡招待，期望得到更多的优惠。知青点撤销后，大队书记带着民工到城里去干土木工程就是依仗和工厂的老关系。
这是乡镇企业的雏形，缩小城乡差别的一小步。
，75万个大队，2150个县，工厂的数量不少，只是实行厂社挂钩是1974年了，以前下乡的情况不太好，李庆霖给主席写信反应知青的困境以后，国家才制定厂社挂钩。
当然，大连的条件太优越了，是国家工业基地。
除了工厂以外，其它第三产业单位也是和公社挂钩的。比如大学，商业局，卫生局，教育局等。
原材料全部由大工厂去协调，把原来生产配件的原材料整过来点。
总之，一切都是大工厂施舍给公社的。
一个县长虽然和大多数厂长行政同级别，但是厂长干部级别高得多。家父单位厂长曾经是7级干部, 文革时期是12级13级干部。还有大厂是市地级的。
土皇帝公社书记对科长也是毕恭毕敬的，科长能给公社办很多事，在市里省里部里都可以办事。
大连周围的乡镇挖大国企的管理人员工程师负责人，把退休的干部技术人员整到手，去挖大企业的活，把大企业的产量利润给挖走了。
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就盖了价值百万的独立小楼一大片，你来带来活就免费给你小楼。
我爷爷家铁路沿线农村的，解放前就通上电了。那时候小丰满发电站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80%以上。
母亲的五叔是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在东北解放前是师级干部，1948年辽沈战役后没有随军南下，留在东北军区，然后到沈阳一家大型工厂任书记厂长（部直属厅局级厂），直到退休。他儿子可没有出息，最后混了个派出所民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