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自幼母亲就用这台缝纫机给我们兄弟三人做衣服，缝缝补补。母亲是一名学化工出身的工程师，但是心灵手巧，动手能力极强。母亲还会女红，秀花很出色的。
那台缝纫机给我留下很多温馨回忆。那台缝纫机从上海寄来时的情景我还记得（大概是1964年），母亲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地进行组装。让我用那个配备的小机油枪，往缝纫机特定的孔里加机油。这个工作是个特殊的待遇，不让我的两个哥哥做，把他两人气愤的鼓鼓的。
1977年全国开始恢复高考，我的两个哥哥急需补习数学。父母拜托一名老师帮忙补习，答应他们两人如果有一人考取大学，就把缝纫机送给老师。
那时没有补习班之类的东东。老师很有耐心，方法得当为两个哥哥恶补了两个多月。
最终我们兄弟三人都考上了77级大学。特别是我大哥，自动化专业（计算机）数学分数至关重要。
1978年春节过后，我们兄弟三人骑自行车把心爱的缝纫机送到老师家里。老师家五个孩子7口人，总收入不足80元。得到这个礼物，高兴之情，无以言表。
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呢。差不多10年以后，内蒙古队有三名女队员进入国家现代五项运动队，其中一名漂亮的运动员就是老师的三女儿。运动队放假回家探亲时，我还让她给老师带回北京二锅头酒和Nike t-shirt.
1987年摄于北京西郊“望儿山”，其中一名运动员就是补习老师的三女儿
买的，那时要凭票，光有钱买不到，可能是因为是上海产的，在广东销量有限额。我们家倒是很少用，一直放在那里。
那时候我们家买的上海产的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等也要凭票。如果买广东产的红棉牌自行车，广州牌手表等则不要票。
被认为是上好的，要凭票购买一方面是供应额有限，另一方面（我猜）也可能是为了促使本省产品能卖得更多些（保护主义？）。
我家也是蜜蜂牌的，我缝纫机踩得比我母亲还好。
（记不全了，可能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外，还要加三十六条腿（也记不全了，大概是床，桌和椅，柜等）。
如全靠自己，不知道要拼多久才能凑齐。那时还没叫要房子呢，否则，不知道得拼到何年何月年且省吃俭用才能挣够本结婚。
的三大件儿是豪车，别墅，小老婆。
缝纫机的故事
谢谢教练兄的缝纫机的故事，勾起了许多童年的往事。
像教练兄家的缝纫机始于1964年。1964年，我在初中二年级，14岁。感觉当时最缺的一个是粮食，一个是衣服。买粮要用购粮本，买衣服要布票，吃也紧，穿也紧。长春市中学生每个月35斤粮，每月每人有1-2斤白面，好时候每人每月有一斤大米。家里经常是到了月底就吃得差不多了。当医生的妈妈的医院负责长春市蛋禽肉类加工厂的医疗，有时去那个厂做医疗保健工作。那个厂加工剩下的骨头，几分钱卖给厂里职工和合作单位。妈妈从厂里回家，偶尔也能买许多斤各类骨头，上面还有少许肉，炖上几个小时，汤美肉香，终生难忘。
我们家有五个小孩，迫切需要一台缝纫机。直到1964年，攒够了工业卷，买了我们家的第一台缝纫机，是飞人牌，上海货。缝纫机到家了，做医生的妈妈非常忙，好奇心很强的我就自然承担了组装的任务。我很快成了家里第一“裁缝”，并兼任维修工。做些小东西，如游泳裤衩等。并教会了妈妈和姐姐使用缝纫机。
1968年我们家的五个孩子，四个得下乡。没有激情壮志，先得把行头置齐。我和姐姐忙了好一阵子，把我们自己和弟弟妹妹的“衣服”置齐，也就是补丁落补丁。
儿时的手艺受益终生。
1980年到了米国以后，开始需要用缝纫机时，向朋友借用。后来自己也买了一台，一直用到现在。去年封城，重抄旧业，自己做了几个口罩自用。见图。
问候教练兄，问候大家，愿你们有个吉祥的2022年。
一台Brother 的电动缝纫机，偶尔会用到，最初是买来做窗帘的。我妈妈也是在64年左右买了一台缝纫机，好像是北京产的燕牌。还跟着我们上山下乡。在乡下时，我妈用它给老乡做衣服。我姥姥有一台美国的 singer 缝纫机。说是买的旧货。不知道用它做了多少衣服，从没出问题，不知道传到哪个姨的手中？
我是没有经历过大饥荒。小时经常听到长辈说起“过苦日子”饥饿和某某某某饿死的惨状，也听到他们回忆美好的1964年，人均口粮670斤，一个工（10分）值8毛5，年终分红100多甚至更多
1964年是毛主席大权旁落的一年，也是毛奴最幸福，怀念了10几年的一年
七十大洋还有附加，八面玲珑会往上爬，酒烟不沾也不喝茶，十分听话还要耐得住掐。教练兄全家都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啊！
谢谢你，北兄，没错。1960年代（特别是1964年前），我家每个月要买200多斤粮食，大部是苞米面，有高粱米。同邻居借个小车，拉回家。加上老爸客人也多，就是月月空。出国之前，老百姓真被折腾得够呛。记得1955年前，买食品不要粮票。一块小蛋糕，只要2分钱。1965年，好了许多，开始卖起爱国肉。我是家里的主要采购员，猪肉大约65分一斤。我妈妈让我买肥的，好炼些猪油，不知以后什么时候又没有油了。文革大折腾，到我1980年出国，长春市每人每月半斤豆油。1985年底第一次回国，还要粮票。这些事儿实在忘不了。问候你，问候大家。
我家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自幼母亲就用这台缝纫机给我们兄弟三人做衣服，缝缝补补。母亲是一名学化工出身的工程师，但是心灵手巧，动手能力极强。母亲还会女红，秀花很出色的。
那台缝纫机给我留下很多温馨回忆。那台缝纫机从上海寄来时的情景我还记得（大概是1964年），母亲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地进行组装。让我用那个配备的小机油枪，往缝纫机特定的孔里加机油。这个工作是个特殊的待遇，不让我的两个哥哥做，把他两人气愤的鼓鼓的。
1977年全国开始恢复高考，我的两个哥哥急需补习数学。父母拜托一名老师帮忙补习，答应他们两人如果有一人考取大学，就把缝纫机送给老师。
那时没有补习班之类的东东。老师很有耐心，方法得当为两个哥哥恶补了两个多月。
最终我们兄弟三人都考上了77级大学。特别是我大哥，自动化专业（计算机）数学分数至关重要。
1978年春节过后，我们兄弟三人骑自行车把心爱的缝纫机送到老师家里。老师家五个孩子7口人，总收入不足80元。得到这个礼物，高兴之情，无以言表。
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呢。差不多10年以后，内蒙古队有三名女队员进入国家现代五项运动队，其中一名漂亮的运动员就是老师的三女儿。运动队放假回家探亲时，我还让她给老师带回北京二锅头酒和Nike t-shirt.
1987年摄于北京西郊“望儿山”，其中一名运动员就是补习老师的三女儿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年底了，说个和缝纫机有关的感恩故事， 邓小平的猫论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救了共产党，使中共执政至今 刚刚看到嘉陵兄长（ID嘉陵子）走了，太难过了！回顾两句我和兄长的人生交集 当年五道口电影院的一次打架 回首戒酒6个月，
买的，那时要凭票，光有钱买不到，可能是因为是上海产的，在广东销量有限额。我们家倒是很少用，一直放在那里。
那时候我们家买的上海产的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等也要凭票。如果买广东产的红棉牌自行车，广州牌手表等则不要票。
被认为是上好的，要凭票购买一方面是供应额有限，另一方面（我猜）也可能是为了促使本省产品能卖得更多些（保护主义？）。
我家也是蜜蜂牌的，我缝纫机踩得比我母亲还好。
（记不全了，可能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外，还要加三十六条腿（也记不全了，大概是床，桌和椅，柜等）。
如全靠自己，不知道要拼多久才能凑齐。那时还没叫要房子呢，否则，不知道得拼到何年何月年且省吃俭用才能挣够本结婚。
的三大件儿是豪车，别墅，小老婆。
缝纫机的故事
谢谢教练兄的缝纫机的故事，勾起了许多童年的往事。
像教练兄家的缝纫机始于1964年。1964年，我在初中二年级，14岁。感觉当时最缺的一个是粮食，一个是衣服。买粮要用购粮本，买衣服要布票，吃也紧，穿也紧。长春市中学生每个月35斤粮，每月每人有1-2斤白面，好时候每人每月有一斤大米。家里经常是到了月底就吃得差不多了。当医生的妈妈的医院负责长春市蛋禽肉类加工厂的医疗，有时去那个厂做医疗保健工作。那个厂加工剩下的骨头，几分钱卖给厂里职工和合作单位。妈妈从厂里回家，偶尔也能买许多斤各类骨头，上面还有少许肉，炖上几个小时，汤美肉香，终生难忘。
我们家有五个小孩，迫切需要一台缝纫机。直到1964年，攒够了工业卷，买了我们家的第一台缝纫机，是飞人牌，上海货。缝纫机到家了，做医生的妈妈非常忙，好奇心很强的我就自然承担了组装的任务。我很快成了家里第一“裁缝”，并兼任维修工。做些小东西，如游泳裤衩等。并教会了妈妈和姐姐使用缝纫机。
1968年我们家的五个孩子，四个得下乡。没有激情壮志，先得把行头置齐。我和姐姐忙了好一阵子，把我们自己和弟弟妹妹的“衣服”置齐，也就是补丁落补丁。
儿时的手艺受益终生。
1980年到了米国以后，开始需要用缝纫机时，向朋友借用。后来自己也买了一台，一直用到现在。去年封城，重抄旧业，自己做了几个口罩自用。见图。
问候教练兄，问候大家，愿你们有个吉祥的2022年。
一台Brother 的电动缝纫机，偶尔会用到，最初是买来做窗帘的。我妈妈也是在64年左右买了一台缝纫机，好像是北京产的燕牌。还跟着我们上山下乡。在乡下时，我妈用它给老乡做衣服。我姥姥有一台美国的 singer 缝纫机。说是买的旧货。不知道用它做了多少衣服，从没出问题，不知道传到哪个姨的手中？
我是没有经历过大饥荒。小时经常听到长辈说起“过苦日子”饥饿和某某某某饿死的惨状，也听到他们回忆美好的1964年，人均口粮670斤，一个工（10分）值8毛5，年终分红100多甚至更多
1964年是毛主席大权旁落的一年，也是毛奴最幸福，怀念了10几年的一年
七十大洋还有附加，八面玲珑会往上爬，酒烟不沾也不喝茶，十分听话还要耐得住掐。教练兄全家都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啊！
谢谢你，北兄，没错。1960年代（特别是1964年前），我家每个月要买200多斤粮食，大部是苞米面，有高粱米。同邻居借个小车，拉回家。加上老爸客人也多，就是月月空。出国之前，老百姓真被折腾得够呛。记得1955年前，买食品不要粮票。一块小蛋糕，只要2分钱。1965年，好了许多，开始卖起爱国肉。我是家里的主要采购员，猪肉大约65分一斤。我妈妈让我买肥的，好炼些猪油，不知以后什么时候又没有油了。文革大折腾，到我1980年出国，长春市每人每月半斤豆油。1985年底第一次回国，还要粮票。这些事儿实在忘不了。问候你，问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