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三中全会部署选择第一种可能形式，逐渐转向选择第三种可能形式，即“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不过，这个文件中，一面仍然重申了“不许包产到户”，一面又对“包产到户”规定“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者”可以，及“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
从三中全会部署选择第一种可能形式，逐渐转向选择第三种可能形式，即“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不过，这个文件中，一面仍然重申了“不许包产到户”，一面又对“包产到户”规定“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者”可以，及“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
这次会后，到1979年9月25—2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群众选择责任制形式的趋势有了进一步的表现，在全国一些贫困、受灾、生产队干部弱的地区，农民愿意搞包产、包干到户。早在1978年夏天，安徽、山东等地大旱，山东在菏泽等地搞了“口粮田”救灾，安徽在全省搞了“借地”渡灾，谁种谁收；肥西、来安、凤阳等县就有1200多个生产队把“借地”发展为包产、包干到户，效果较好；到了当年年底，一些队希望坚持下去，怕不让搞，就发生了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签字画押，秘密搞，如队长坐牢，大家养其全家这种著名的典型事例。1979年，安徽、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内蒙、河南、山东、广东、海南等地搞包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都有较大的发展。安徽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队占90％，固镇县占48％，甘肃武都地区占10％，内蒙五原县占80％，广东惠阳地区占9.1％，海南地区占28.2％。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根据农村一年改革的实践，已经初步看到农民不大愿意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责任制形式，就正确地作出决策，把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拟在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和公布”的新“六十条”，不同寻常地搁置起来，即没有提交全会正式通过和公布。这表明，中央已明显地感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制度可能不得不改变。
本来，“六十条”从1961年3月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以“草案”下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公社全体社员讨论；当年五、六月间，经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以“修正草案”公布试行；从70年代初开始，又组织班子，由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负责，对它进行新的修改，一直改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一二十年来，它始终作为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宪法”或象征，受到重视。现在，它不按原计划被提交四中全会通过，这意味着邓小平设想的农业生产关系的第一种可能选择形式，尽管优先把它安排、推荐给农民选择，可是农民不选它，那就只好放弃实行它的努力。十一届四中全会搁置通过新“六十条”后，干部中的两种不同意见(即主张坚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与主张搞包产、包干到户)开始明朗起来，人们不同意见的争论有了发展。特别是从改革开始到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这一段，中央机构的组织调整工作尚未完成，有的领导、有的部门思想尚不解放，这也影响新闻舆论和一些地方领导思想的解放。少数报刊(包括《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通讯》、《山西日报》、《大众日报》、《湖南日报》)公开批评包产、包干到户。同时，安徽、四川、河南、云南等10多省都有大批读者来信，对报刊单位“质疑”、“责问”，要求辩论。当时(1979年冬到1980年夏)，从全国范围讲，已有1／3的省比较坚定地推行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了。但尚有2／3的省，“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不能“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还没有干起来。邓小平于1980年夏天，针对这种情况，亲自出面发表了两次肯定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形式的谈话：4月2日在全国编制长期规划期间谈话指出，在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穷困、落后地区，要放宽政策，有的就是要实行包产到户；5月31日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举了安徽肥西、凤阳两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包产到户，一年翻身，改变面貌的例子，要大家不必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总的方向，“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当年9月14—22日，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贯彻了邓小平淡话的精神，制订了会议纪要(即中央75号文件)。文件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认为这“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
这样，邓小平谈话和75号文件，使农村改革在原则上解决了包产、包干到户仍然是“姓社”，不“姓资”的问题。这意味着改革对农业生产关系最好形式选择，实际上已转到第二种可能形式上。邓小平谈话和75号文件，从表面上看，讲的是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包干到户，但从实质上看，我国农村除少数地方外，大多数地方都是贫困落后的。据统计，从1957年到1977年，我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从40.5元增加到64.98元，20年间每个农民总共只增加24．48元，即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2元；同期，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产量，20年间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市斤。我国农村改革开始时，1978年“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所以，根据邓小平谈话和75号文件精神，实际上等于是已从原则上允许全国农村大多数地区可以搞包产、包干到户。因此，谈话和文件传达贯彻后，包产、包干到户呈现出强劲的势头。从1980年冬至1981年底，包产、包干到户已在全国2／3以上的省得到普遍推广。当年10月统计，全国601万个生产队中，包产、包干到户的队已占45.1 %，有11个省区已占生产队数的50％以上至95％(贵州、甘肃、安徽、宁夏、广东、内蒙、河南、江西、福建、云南、广西)。
在此期间，当时中央有的领导希望责任制形式的选择，全国能够形成多种多样形式的局面，不要搞成包产、包干到户的“一刀切”。如：1981年3月经中央同意转发了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随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考察山东、河南、湖北后提出建议，在全国：20％左右的困难队搞“包产到户”；25％左右的先进队搞“专业承包”(赵紫阳于1980年6月23日给中央写信推荐过陕西米脂县孟家坪“专业承包”经验)；55 %左右的中间队搞“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这一建议公布后没有引起农民的反响。这表明，农民越来越选择包产、包干到户的浪潮已经势不可挡。
1981年12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并于次年1月1日批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即中央第1个“1号文件”)。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包产、包干到户，同其他各种责任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文件下达后，全国尚未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大约1／3的省也全部跟上干起来。这些主要是经济比较发达和地广、机械化比较高的地区，包括京、津、沪郊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松花江流域(黑龙江、吉林)，以及以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和边疆省、区。到1982年底，全国包产、包干到户的队达到90％，基本上覆盖了全国。
1983年1月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央第2个“1号文件”)。这个文件把“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正式概称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从理论上对它进行了若干论证。指出它“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它“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端”。这种“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混同。”这个文件传达后，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对农村改革的不同意见，完成了农业生产关系最好形式的选择。1983年各地除继续完成建立责任制的扫尾工作外，主要大力进行巩固改革成果的工作，进行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
第2个“1号文件”同时提出了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要“实行政社分设”。1983年10月12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决定按1982年宪法规定，在农村设立乡政权。这一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于1985年6月全部完成，由原来的5．6万多个公社，建成9．2万多个乡(镇)，由原来的54万多个大队建成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至此，实际上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五取消人民公社，受到世界舆论的好评。
1、国外报刊杂志的报导与颂扬
日本《经济学人》1983年4月19日刊登了《每日新闻》驻北京分社社长过康吾的文章《农业生产责任制与中国社会主义》。该文说：中国农业生产责任制，把一定数量的耕地和工作包给农民，根据产量给予经济上的赏罚，这个制度，得到众多农民的支持，已经普及全国。它使农民的积极性高涨，农民进行了精耕细作，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产；它打破了在集体劳动形式下干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它促进了人民公社的解体和乡村企业的诞生，带来农村的富裕化和农业经营的自由。
英国《经济学家》1991年年终述评说：中国自1979年起，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告别了它的艰难岁月，开始大踏步前进。农村的改革，使农业生产迅速增加。6年之内，农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这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居世界之冠。
日本《朝日新闻》1991年12月25日发表文章说：中国，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经济，在继续增长。在80年代前半期，中国实际上以家庭承包的形式，一定程度上允许农田私有，这种农业政策在目前的阶段是相当成功的。所到之处皆见耕作精细的农田，新盖起的农家，还有大型塑料棚。许多农民星期天也劳动。这种生机勃勃的农村景象，全国各地均可以看到。今年由于水灾及旱灾，全国有4000万公顷农田受灾严重．但仍然获得了丰收，这可以说是农民们的种田积极性及其不懈努力的结果。
英国《晨星报》1992年1月15日发表保罗·怀特文章说：中国在解散人民公社之后实行了家庭承包制。人民公社制的问题是，它把农村人口拴在土地上。在10年前，中国有将近2／3的人口在农田里干活；如今，农民实际上只占中国人口的1／3。统计表明，农村经济改革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并且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从农田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村镇附近建小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运输业和服务业也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德国《星期日世界报》1996年4月7日发表该报驻北京记者哈默尔的文章说：中国农业改革，尽管1979年实行的责任制仍然保留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允许每个农民家庭对最多不超过半公顷的土地有15年的私人使用权。农民必须缴纳规定的粮食数量作为报酬，但是，缴纳的粮食只相当于可能达到的产量的1／3，因此，农民可以获得可观的盈利。这样一来，农业生产比搞合作社经济年代增长一倍。
英国《波士顿环球报》1997年2月23日的文章说：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使得8亿农民受益。自1978年以来，鼓励农民耕作自己的土地，对于一个曾是饥饿的国家来说，人们的实际收入差不多增加了两倍。2、世界名人、政要的赞许鲍大可(美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逝世后，10年过去了，这些年来，中国进行了一场改革。农业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增长。农业生产组织的变化不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政府的价格政策也提供了很大刺激。对农业的投资，特别是化肥，增加了。还快速实行了种植的多样化。许多被中国人叫做“专业户”的家庭从农业转向从事乡镇地方工业、副业和同运输、服务及其他非农行业有关的工作。农村工业异常迅速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转变非农就业人员的情况也迅速增加。
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著名经济学家)：我和妻子在中国访问了3个星期，感到极其愉快，得到极大的启发。农业方面实行大规模的变革，使农产品和生产率有了显著的增长——这是中国在扩大利用私人市场方面取得最显著的成就。此时此刻，我基本上认为在中国同样的政策取得卓越成就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先生一定正在滔滔不绝地高谈要大大扩展私人田地。他能否成功仍然是个未知数。
中曾根(日本前首相)：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重视农村政策，并已获得重大成果。李光耀(新加坡内阁资政)：中国1979年很明智地先推行农业改革，放弃过去推行的公社制度。他们成功地大幅度提高产量，为城乡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粮食。1979—1989年，中国农产品提高了35％，经济作物翻了一番。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每年取得7—9％的增长率，使广大农业地区的80％的人民感到满意，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作物改善了，使生活变得更愉快的东西，像新住宅、电视机、冰箱等等，他们都有了。邓小平拯救了中国。没有他，中国可能会像苏联一样。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邓小平发起的改革，使中国将成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当它的人均收入达到韩国水平(相当于我们的1／3)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将为美国的两倍。
施密特(德国前总理)：由于邓小平，中国自1978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到9％——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当人们在21世纪回首中国往事时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完成了这个大国的现代化这个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使命。更何况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灾难性结局相比优越性是有目共睹的。邓小平是又一个例子，表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具有英雄创造历史的可能性。
3、国外一些著作中的称赞
法国作家佩雷菲特(前政府部长，从1973年至1998年间15次访华，写了4本访华的书：《当中国觉醒时》——1973年，《平静的帝国》——1989年，《中国的悲剧》——1990年，《中国已觉醒》——1996年)：1978年12月，一次历史性的中央全会使中国走上一条新道路，出现了一次伟大的转折，否定了人民公社。每个农民家庭都全部投身到自己的那片土地中去了，而国家从理论上保留了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农民在这里出售的不仅仅是自留地里的产品，而且出售他们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国人渴望能够富起来的愿望是不可遏制的。10年来中国发生了真正的变化。邓小平获得了成功。农民的整个生活提高了两至三倍。每个人都被鼓励发家致富，并且许多人已经富裕起来。中国日益摆脱了长期以来的缺粮状况。本来，中国农业为主，农民众多，但从人民公社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农民们恢复了干劲、利润和个人责任。“不平等”的朝气取代了毛时期“平等”的停滞。苏联东欧的变化并未引起中国恐惧。苏联垮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屹立。
日本学者阪本楠彦(宇都官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研究所”理事长)在1985年2月出版的《中国农民的挑战》一书中说：中国农村实行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应该叫做“民营”社会主义。它不但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且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模式。是一个创举。社会主义应有不同的模式。斯大林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国家“垄断”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带有根本性的弊害。
美国经济学家d·h·波金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和s·尤素福(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于1985年合著、出版了《中国农村发展》一书说：中国在推行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率以难于设想的幅度激增。责任制对中国农业的巨大刺激作用将持续8年到12年。中国目前实行的责任制，不会扩大贫富差别。近年来中国农村小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增加。4、国际组织、研究单位的评论世界银行于1984年专门撰写的《中国长期发展的报告》说：中国政府近年来执行了卓有成效的措施，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即1979—1980年在农村中进行的改革，刺激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粮食生产在1979—1983年间平均增长率达22％。经合组织(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24个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在1984年编辑出版的《改革到增长》的经济报告中说：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1978年中国引人注目的改革开放，使“苏联模式”的变革这一过程真正得以起步。中国首先从农业开始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实行渐进改革的样板。
美国兰德公司1985年12月发表文章《中国经济再调整时期的宏观经济变化》说：1978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强调稳定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益。加强农业生产自主权。改精神鼓励为物质刺激，抛弃收入平均主义。强调农村多种经营。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和个人经济。这样，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无论是从总净产值还是从人均净产值来看，增长都是非常快的。1978—1982年，净产值年增长率为5．8％，人均净产值年增长率为4．5％。世界银行在198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过去10年里最为广泛的农业改革。始于1979年的改革，到1983年底，约95％的农村家庭都按照与集体组织签订的合同自主经营划分了土地。改革以来的农业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人均谷物产量，既超过了1957年人均302公斤的政府标准水平，也高于3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最后几年正常年景——达到的人均产量水平。1984年，中国达到35年来最大的农业国际贸易顺差。过去7年中农村地区的实际收入，可能超过过去30年的收入总和。世界银行在1996年《从计划到市场》专门总结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经验的发展报告中说：中国自从1978年开始实行市场改革以来，是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方针来实现成功的变革的。邓小平有一句总结了这一方面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这基本上是中国改革选定的道路。在农业方面更是如此，中国主要是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转轨过程的。改革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5、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反
映俄《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日刊1991年第9期刊登经济学博士莫洛佐娃文章说：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承包，近10年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3l倍，每年增长6．3％。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在10年内增加了123．9％。中国城市和乡村整个生活方式都有了改变。
俄《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发表普拉托科夫斯基的文章《中国是社会主义竞赛中的胜利者》说：中国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坚决打破了与我们的集体农庄大同小异的农业生产队体制，而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吞食一切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也与它们一道不复存在了。一块块土地根据出租原则分给农户或个人耕种，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收购计划之后将所有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显然，成功的秘密在于准确无误地选择主攻方向——从农业开始。邻邦在10年内使10亿以上人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谁能说这不是奇迹呢?
俄《农村生活报》1995年5月29日刊登俄农业党访华团成员贝科夫斯基的文章《中国就那么难学吗?》说：中国目前惊人的变化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政府积极地调整了农业改革的进程，政府非常清楚，农村富裕了，国家才会繁荣。9亿农民的生活逐步大幅度好转。目前中国的乡镇企业有1.1亿职工。农村的改革使中国得以在稳定和城乡居民物质日益富足的情况下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这表明，归根到底，在我们地球上农民的劳动决定着一切。可是令人难受的是，我们怎么也学不会并不奥秘的“中国经济课本”。
波兰《人与事》周刊1985年6月下旬发表经济学家明兹教授访华后的两篇文章说：中国在农村中进行的经济—社会改革改变了不适合生产水平的劳动组织，取消了生产队，实行了以户为主的联产责任制。这个改革的效益是显著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1997年2月22日的文章说：中国迅速进行经济改革，把集体化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农业摆脱了落后，使广大农民的收入得到普遍提高。罗马尼亚《自由罗马尼亚报》1990年12月22日文章《中国使我们惊讶的经济改革》说：始于1978年的农业改革，使中国满足了众多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家庭收入在近10年内提高了2．5倍。在众多的商店里，供应极好。中国的成功在于摆脱了一些有害的教条和过于集中的经济活动，冲出封闭。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93年12月24日的文章说：中国在80年代进行农业改革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惊得目瞪口呆。在邓小平指出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国。
交公粮到镇上，靠肩膀挑。
中国土地自古为民所有。TG假借土改均分土地，再公社化将土地集中，而后解体公社，将土地充公，终能理直气壮变卖根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断农民维生之本。官乎？匪乎？
现在又出个习光腚，硬要给人民表演脱衣舞。还让大家叫好。
摘要：从三中全会部署选择第一种可能形式，逐渐转向选择第三种可能形式，即“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不过，这个文件中，一面仍然重申了“不许包产到户”，一面又对“包产到户”规定“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者”可以，及“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
从三中全会部署选择第一种可能形式，逐渐转向选择第三种可能形式，即“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不过，这个文件中，一面仍然重申了“不许包产到户”，一面又对“包产到户”规定“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者”可以，及“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
这次会后，到1979年9月25—2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群众选择责任制形式的趋势有了进一步的表现，在全国一些贫困、受灾、生产队干部弱的地区，农民愿意搞包产、包干到户。早在1978年夏天，安徽、山东等地大旱，山东在菏泽等地搞了“口粮田”救灾，安徽在全省搞了“借地”渡灾，谁种谁收；肥西、来安、凤阳等县就有1200多个生产队把“借地”发展为包产、包干到户，效果较好；到了当年年底，一些队希望坚持下去，怕不让搞，就发生了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签字画押，秘密搞，如队长坐牢，大家养其全家这种著名的典型事例。1979年，安徽、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内蒙、河南、山东、广东、海南等地搞包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都有较大的发展。安徽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队占90％，固镇县占48％，甘肃武都地区占10％，内蒙五原县占80％，广东惠阳地区占9.1％，海南地区占28.2％。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根据农村一年改革的实践，已经初步看到农民不大愿意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责任制形式，就正确地作出决策，把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拟在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和公布”的新“六十条”，不同寻常地搁置起来，即没有提交全会正式通过和公布。这表明，中央已明显地感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制度可能不得不改变。
本来，“六十条”从1961年3月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以“草案”下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公社全体社员讨论；当年五、六月间，经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以“修正草案”公布试行；从70年代初开始，又组织班子，由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负责，对它进行新的修改，一直改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一二十年来，它始终作为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宪法”或象征，受到重视。现在，它不按原计划被提交四中全会通过，这意味着邓小平设想的农业生产关系的第一种可能选择形式，尽管优先把它安排、推荐给农民选择，可是农民不选它，那就只好放弃实行它的努力。十一届四中全会搁置通过新“六十条”后，干部中的两种不同意见(即主张坚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与主张搞包产、包干到户)开始明朗起来，人们不同意见的争论有了发展。特别是从改革开始到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这一段，中央机构的组织调整工作尚未完成，有的领导、有的部门思想尚不解放，这也影响新闻舆论和一些地方领导思想的解放。少数报刊(包括《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通讯》、《山西日报》、《大众日报》、《湖南日报》)公开批评包产、包干到户。同时，安徽、四川、河南、云南等10多省都有大批读者来信，对报刊单位“质疑”、“责问”，要求辩论。当时(1979年冬到1980年夏)，从全国范围讲，已有1／3的省比较坚定地推行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了。但尚有2／3的省，“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不能“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还没有干起来。邓小平于1980年夏天，针对这种情况，亲自出面发表了两次肯定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形式的谈话：4月2日在全国编制长期规划期间谈话指出，在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穷困、落后地区，要放宽政策，有的就是要实行包产到户；5月31日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举了安徽肥西、凤阳两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包产到户，一年翻身，改变面貌的例子，要大家不必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总的方向，“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当年9月14—22日，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贯彻了邓小平淡话的精神，制订了会议纪要(即中央75号文件)。文件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认为这“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
[page]这样，邓小平谈话和75号文件，使农村改革在原则上解决了包产、包干到户仍然是“姓社”，不“姓资”的问题。这意味着改革对农业生产关系最好形式选择，实际上已转到第二种可能形式上。邓小平谈话和75号文件，从表面上看，讲的是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包干到户，但从实质上看，我国农村除少数地方外，大多数地方都是贫困落后的。据统计，从1957年到1977年，我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从40.5元增加到64.98元，20年间每个农民总共只增加24．48元，即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2元；同期，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产量，20年间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市斤。我国农村改革开始时，1978年“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所以，根据邓小平谈话和75号文件精神，实际上等于是已从原则上允许全国农村大多数地区可以搞包产、包干到户。因此，谈话和文件传达贯彻后，包产、包干到户呈现出强劲的势头。从1980年冬至1981年底，包产、包干到户已在全国2／3以上的省得到普遍推广。当年10月统计，全国601万个生产队中，包产、包干到户的队已占45.1 %，有11个省区已占生产队数的50％以上至95％(贵州、甘肃、安徽、宁夏、广东、内蒙、河南、江西、福建、云南、广西)。
在此期间，当时中央有的领导希望责任制形式的选择，全国能够形成多种多样形式的局面，不要搞成包产、包干到户的“一刀切”。如：1981年3月经中央同意转发了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随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考察山东、河南、湖北后提出建议，在全国：20％左右的困难队搞“包产到户”；25％左右的先进队搞“专业承包”(赵紫阳于1980年6月23日给中央写信推荐过陕西米脂县孟家坪“专业承包”经验)；55 %左右的中间队搞“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这一建议公布后没有引起农民的反响。这表明，农民越来越选择包产、包干到户的浪潮已经势不可挡。
1981年12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并于次年1月1日批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即中央第1个“1号文件”)。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包产、包干到户，同其他各种责任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文件下达后，全国尚未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大约1／3的省也全部跟上干起来。这些主要是经济比较发达和地广、机械化比较高的地区，包括京、津、沪郊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松花江流域(黑龙江、吉林)，以及以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和边疆省、区。到1982年底，全国包产、包干到户的队达到90％，基本上覆盖了全国。
1983年1月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央第2个“1号文件”)。这个文件把“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正式概称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从理论上对它进行了若干论证。指出它“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它“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端”。这种“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混同。”这个文件传达后，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对农村改革的不同意见，完成了农业生产关系最好形式的选择。1983年各地除继续完成建立责任制的扫尾工作外，主要大力进行巩固改革成果的工作，进行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
第2个“1号文件”同时提出了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要“实行政社分设”。1983年10月12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决定按1982年宪法规定，在农村设立乡政权。这一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于1985年6月全部完成，由原来的5．6万多个公社，建成9．2万多个乡(镇)，由原来的54万多个大队建成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至此，实际上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五取消人民公社，受到世界舆论的好评。
1、国外报刊杂志的报导与颂扬
日本《经济学人》1983年4月19日刊登了《每日新闻》驻北京分社社长过康吾的文章《农业生产责任制与中国社会主义》。该文说：中国农业生产责任制，把一定数量的耕地和工作包给农民，根据产量给予经济上的赏罚，这个制度，得到众多农民的支持，已经普及全国。它使农民的积极性高涨，农民进行了精耕细作，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产；它打破了在集体劳动形式下干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它促进了人民公社的解体和乡村企业的诞生，带来农村的富裕化和农业经营的自由。
英国《经济学家》1991年年终述评说：中国自1979年起，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告别了它的艰难岁月，开始大踏步前进。农村的改革，使农业生产迅速增加。6年之内，农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这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居世界之冠。
日本《朝日新闻》1991年12月25日发表文章说：中国，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经济，在继续增长。在80年代前半期，中国实际上以家庭承包的形式，一定程度上允许农田私有，这种农业政策在目前的阶段是相当成功的。所到之处皆见耕作精细的农田，新盖起的农家，还有大型塑料棚。许多农民星期天也劳动。这种生机勃勃的农村景象，全国各地均可以看到。今年由于水灾及旱灾，全国有4000万公顷农田受灾严重．但仍然获得了丰收，这可以说是农民们的种田积极性及其不懈努力的结果。
英国《晨星报》1992年1月15日发表保罗·怀特文章说：中国在解散人民公社之后实行了家庭承包制。人民公社制的问题是，它把农村人口拴在土地上。在10年前，中国有将近2／3的人口在农田里干活；如今，农民实际上只占中国人口的1／3。统计表明，农村经济改革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并且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从农田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村镇附近建小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运输业和服务业也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德国《星期日世界报》1996年4月7日发表该报驻北京记者哈默尔的文章说：中国农业改革，尽管1979年实行的责任制仍然保留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允许每个农民家庭对最多不超过半公顷的土地有15年的私人使用权。农民必须缴纳规定的粮食数量作为报酬，但是，缴纳的粮食只相当于可能达到的产量的1／3，因此，农民可以获得可观的盈利。这样一来，农业生产比搞合作社经济年代增长一倍。
[page]英国《波士顿环球报》1997年2月23日的文章说：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使得8亿农民受益。自1978年以来，鼓励农民耕作自己的土地，对于一个曾是饥饿的国家来说，人们的实际收入差不多增加了两倍。2、世界名人、政要的赞许鲍大可(美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逝世后，10年过去了，这些年来，中国进行了一场改革。农业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增长。农业生产组织的变化不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政府的价格政策也提供了很大刺激。对农业的投资，特别是化肥，增加了。还快速实行了种植的多样化。许多被中国人叫做“专业户”的家庭从农业转向从事乡镇地方工业、副业和同运输、服务及其他非农行业有关的工作。农村工业异常迅速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转变非农就业人员的情况也迅速增加。
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著名经济学家)：我和妻子在中国访问了3个星期，感到极其愉快，得到极大的启发。农业方面实行大规模的变革，使农产品和生产率有了显著的增长——这是中国在扩大利用私人市场方面取得最显著的成就。此时此刻，我基本上认为在中国同样的政策取得卓越成就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先生一定正在滔滔不绝地高谈要大大扩展私人田地。他能否成功仍然是个未知数。
中曾根(日本前首相)：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重视农村政策，并已获得重大成果。李光耀(新加坡内阁资政)：中国1979年很明智地先推行农业改革，放弃过去推行的公社制度。他们成功地大幅度提高产量，为城乡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粮食。1979—1989年，中国农产品提高了35％，经济作物翻了一番。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每年取得7—9％的增长率，使广大农业地区的80％的人民感到满意，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作物改善了，使生活变得更愉快的东西，像新住宅、电视机、冰箱等等，他们都有了。邓小平拯救了中国。没有他，中国可能会像苏联一样。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邓小平发起的改革，使中国将成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当它的人均收入达到韩国水平(相当于我们的1／3)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将为美国的两倍。
施密特(德国前总理)：由于邓小平，中国自1978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到9％——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当人们在21世纪回首中国往事时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完成了这个大国的现代化这个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使命。更何况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灾难性结局相比优越性是有目共睹的。邓小平是又一个例子，表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具有英雄创造历史的可能性。
3、国外一些著作中的称赞
法国作家佩雷菲特(前政府部长，从1973年至1998年间15次访华，写了4本访华的书：《当中国觉醒时》——1973年，《平静的帝国》——1989年，《中国的悲剧》——1990年，《中国已觉醒》——1996年)：1978年12月，一次历史性的中央全会使中国走上一条新道路，出现了一次伟大的转折，否定了人民公社。每个农民家庭都全部投身到自己的那片土地中去了，而国家从理论上保留了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农民在这里出售的不仅仅是自留地里的产品，而且出售他们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国人渴望能够富起来的愿望是不可遏制的。10年来中国发生了真正的变化。邓小平获得了成功。农民的整个生活提高了两至三倍。每个人都被鼓励发家致富，并且许多人已经富裕起来。中国日益摆脱了长期以来的缺粮状况。本来，中国农业为主，农民众多，但从人民公社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农民们恢复了干劲、利润和个人责任。“不平等”的朝气取代了毛时期“平等”的停滞。苏联东欧的变化并未引起中国恐惧。苏联垮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屹立。
日本学者阪本楠彦(宇都官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研究所”理事长)在1985年2月出版的《中国农民的挑战》一书中说：中国农村实行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应该叫做“民营”社会主义。它不但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且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模式。是一个创举。社会主义应有不同的模式。斯大林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国家“垄断”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带有根本性的弊害。
[page]美国经济学家d·h·波金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和s·尤素福(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于1985年合著、出版了《中国农村发展》一书说：中国在推行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率以难于设想的幅度激增。责任制对中国农业的巨大刺激作用将持续8年到12年。中国目前实行的责任制，不会扩大贫富差别。近年来中国农村小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增加。4、国际组织、研究单位的评论世界银行于1984年专门撰写的《中国长期发展的报告》说：中国政府近年来执行了卓有成效的措施，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即1979—1980年在农村中进行的改革，刺激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粮食生产在1979—1983年间平均增长率达22％。经合组织(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24个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在1984年编辑出版的《改革到增长》的经济报告中说：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1978年中国引人注目的改革开放，使“苏联模式”的变革这一过程真正得以起步。中国首先从农业开始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实行渐进改革的样板。
美国兰德公司1985年12月发表文章《中国经济再调整时期的宏观经济变化》说：1978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强调稳定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益。加强农业生产自主权。改精神鼓励为物质刺激，抛弃收入平均主义。强调农村多种经营。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和个人经济。这样，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无论是从总净产值还是从人均净产值来看，增长都是非常快的。1978—1982年，净产值年增长率为5．8％，人均净产值年增长率为4．5％。世界银行在198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过去10年里最为广泛的农业改革。始于1979年的改革，到1983年底，约95％的农村家庭都按照与集体组织签订的合同自主经营划分了土地。改革以来的农业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人均谷物产量，既超过了1957年人均302公斤的政府标准水平，也高于3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最后几年正常年景——达到的人均产量水平。1984年，中国达到35年来最大的农业国际贸易顺差。过去7年中农村地区的实际收入，可能超过过去30年的收入总和。世界银行在1996年《从计划到市场》专门总结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经验的发展报告中说：中国自从1978年开始实行市场改革以来，是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方针来实现成功的变革的。邓小平有一句总结了这一方面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这基本上是中国改革选定的道路。在农业方面更是如此，中国主要是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转轨过程的。改革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page]5、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反
映俄《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日刊1991年第9期刊登经济学博士莫洛佐娃文章说：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承包，近10年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3l倍，每年增长6．3％。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在10年内增加了123．9％。中国城市和乡村整个生活方式都有了改变。
俄《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发表普拉托科夫斯基的文章《中国是社会主义竞赛中的胜利者》说：中国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坚决打破了与我们的集体农庄大同小异的农业生产队体制，而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吞食一切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也与它们一道不复存在了。一块块土地根据出租原则分给农户或个人耕种，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收购计划之后将所有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显然，成功的秘密在于准确无误地选择主攻方向——从农业开始。邻邦在10年内使10亿以上人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谁能说这不是奇迹呢?
俄《农村生活报》1995年5月29日刊登俄农业党访华团成员贝科夫斯基的文章《中国就那么难学吗?》说：中国目前惊人的变化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政府积极地调整了农业改革的进程，政府非常清楚，农村富裕了，国家才会繁荣。9亿农民的生活逐步大幅度好转。目前中国的乡镇企业有1.1亿职工。农村的改革使中国得以在稳定和城乡居民物质日益富足的情况下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这表明，归根到底，在我们地球上农民的劳动决定着一切。可是令人难受的是，我们怎么也学不会并不奥秘的“中国经济课本”。
波兰《人与事》周刊1985年6月下旬发表经济学家明兹教授访华后的两篇文章说：中国在农村中进行的经济—社会改革改变了不适合生产水平的劳动组织，取消了生产队，实行了以户为主的联产责任制。这个改革的效益是显著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1997年2月22日的文章说：中国迅速进行经济改革，把集体化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农业摆脱了落后，使广大农民的收入得到普遍提高。罗马尼亚《自由罗马尼亚报》1990年12月22日文章《中国使我们惊讶的经济改革》说：始于1978年的农业改革，使中国满足了众多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家庭收入在近10年内提高了2．5倍。在众多的商店里，供应极好。中国的成功在于摆脱了一些有害的教条和过于集中的经济活动，冲出封闭。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93年12月24日的文章说：中国在80年代进行农业改革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惊得目瞪口呆。在邓小平指出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国。
农业农村部：2020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71%
交公粮到镇上，靠肩膀挑。
中国土地自古为民所有。TG假借土改均分土地，再公社化将土地集中，而后解体公社，将土地充公，终能理直气壮变卖根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断农民维生之本。官乎？匪乎？
现在又出个习光腚，硬要给人民表演脱衣舞。还让大家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