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有清晰记忆和一定“懂事”算1972年吧。
首先，在1972年肯定缺粮食，饥饿的时间每年有半年。农民不能先留够自己的口粮再交公粮，公粮是强制的、预先安排的。如果出现严重粮食歉收，应该可以报告上级、合理减少。交公粮是有钱拿的，但这个钱的数量合理与否就没法说了，因为是政府垄断。因为农民手里没钱，黑市的粮食价格也不高。
我所在的村是江南的山村。在1972，夏粮几乎全是稻，非水田有种豆、芝麻的，也有分给各家种蔬菜的。秋粮以玉米为主，不到1/3种双季稻，非水田种地瓜等。好像，那时的秋季稻产量不高，很容易受虫害，还有霜来了还没成熟的风险。当时，化肥和农药的用量比较少。
饥饿最厉害的是“春荒”时节，农历的三月初到四月底。五月初就可收小麦和土豆了。这个季节蔬菜还是有的，但人不能光吃蔬菜。为了度过饥饿时节，最惨的是晚饭直接没了。再好点是晚饭吃很稀的饭菜汤，较好的饭里掺很多有点发霉的地瓜干。到四月，地里有很多野菜，饭里、玉米糊里加野菜也常见。
值钱的农产物、肉类， 大部分要卖掉，得钱付各种费用， 包括油盐姜醋、医疗费用、衣鞋、上学费用， 等等。我记得这类植物有：豆、菜油籽、芝麻、板栗、枣。猪可能是最大头的，人手多的家里每年有4-5头，像我家4口人，一般每年2头。鸡、鸡蛋的80%都卖掉，小孩时，对杀鸡自家吃没有话语权，讨好妈妈最多的是：干一些事、要求妈妈烧一个/两个鸡蛋吃。
粮食情况到1982年就大为改观了。我觉得：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分田到户。到1982，秋粮的3/4是双季稻了， 而且秋季稻亩产增加到好像超过了夏季稻。同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明显大增。一个明显的变化，在1972附近，水田里有很多泥鳅和田螺，到1982后就很少了。等到我上大学， 暑假回家没事干， 想去田里抓鱼、泥鳅时， 几乎没有。
在这个坛回忆1950-1990的贴， 最后大多是冲拥毛/邓、反毛/邓来的。我本人还是崇拜毛的雄才大略的，但就粮食问题和高考带给我的机会，我也不能睁眼说瞎话。文革饿肚子是毛的硬伤。毛在文革整人跟我这种山村穷孩子没关系。
虽然我不是在农村长大的，但是每年都听到有关的消息。
计划外的粮食卖给国家时，国家按拟定的价格收购。
“￥#@*&！以前地主的租子是可以商量、收成不好的年份可以讨价还价的；共产党的事情是没得商量的！不管你家粮食够不够吃，它都要收多少多少。。。”！
人家出身过得硬，地道的贫雇农。常说“老子就是穷得只剩身上的衣服了。你还想拿我怎么样”？城里那些党员干部也拿他没办法，只能装聋作哑。
文革初期，革委会刚成立后的两三年（凭记忆，推断这时期应该是大约是1968年到1970年前后）。曾经全国范围内宣传全面割资本主义尾巴，很多种农民自种自养的东西都受到限制甚至禁示，并且不准自行到县城去卖。
记得有一年过年，我家没有鸡。父亲刚从干校解放出来不久，放置在县革委会政工组还是生产组（记不清了，当时县革委会只由几个组组成：政工组，生产组，后勤组，保卫组，好像就这几个）。县革委配给各干部家庭一只鸡的指标过年，到县革委会食堂按价购买。因为那年有客人年后要来访，一只鸡不够。而农民自养的鸡不准进城卖。我父亲带我出城去，向城郊农民买了一只鸡，放在篮里，用布盖着，让我自己带着进城。进城处有人值班看守，目的是阻止农民携货进城卖，也拦截像我这样的出城找农民买东西的。当时的通告说，逮着了不仅没收东西，还要写检讨书保证不再犯。我在入城处徘徊了好一阵子，瞅见一个空隙，赶紧快快跑进城。幸好看守的人只是在后面向我大声吆喝，并没有追上来。
哪里看得见今天人们，脑满肠肥的样子。
豆腐煮汤，汤煮豆腐，每月每人豆油３两，吃得直要吐。
对知青来说，好消息就是，有时候猪号放猪遇上了狼，被叼走了一只猪。
男知青们半夜抄起家伙，雪地上沿着足迹找到狼没吃完的冻猪，扛回来邀请女知青一起煮食。
头儿其实知道，眼开眼闭。
我能有清晰记忆和一定“懂事”算1972年吧。
首先，在1972年肯定缺粮食，饥饿的时间每年有半年。农民不能先留够自己的口粮再交公粮，公粮是强制的、预先安排的。如果出现严重粮食歉收，应该可以报告上级、合理减少。交公粮是有钱拿的，但这个钱的数量合理与否就没法说了，因为是政府垄断。因为农民手里没钱，黑市的粮食价格也不高。
我所在的村是江南的山村。在1972，夏粮几乎全是稻，非水田有种豆、芝麻的，也有分给各家种蔬菜的。秋粮以玉米为主，不到1/3种双季稻，非水田种地瓜等。好像，那时的秋季稻产量不高，很容易受虫害，还有霜来了还没成熟的风险。当时，化肥和农药的用量比较少。
饥饿最厉害的是“春荒”时节，农历的三月初到四月底。五月初就可收小麦和土豆了。这个季节蔬菜还是有的，但人不能光吃蔬菜。为了度过饥饿时节，最惨的是晚饭直接没了。再好点是晚饭吃很稀的饭菜汤，较好的饭里掺很多有点发霉的地瓜干。到四月，地里有很多野菜，饭里、玉米糊里加野菜也常见。
值钱的农产物、肉类， 大部分要卖掉，得钱付各种费用， 包括油盐姜醋、医疗费用、衣鞋、上学费用， 等等。我记得这类植物有：豆、菜油籽、芝麻、板栗、枣。猪可能是最大头的，人手多的家里每年有4-5头，像我家4口人，一般每年2头。鸡、鸡蛋的80%都卖掉，小孩时，对杀鸡自家吃没有话语权，讨好妈妈最多的是：干一些事、要求妈妈烧一个/两个鸡蛋吃。
粮食情况到1982年就大为改观了。我觉得：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分田到户。到1982，秋粮的3/4是双季稻了， 而且秋季稻亩产增加到好像超过了夏季稻。同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明显大增。一个明显的变化，在1972附近，水田里有很多泥鳅和田螺，到1982后就很少了。等到我上大学， 暑假回家没事干， 想去田里抓鱼、泥鳅时， 几乎没有。
在这个坛回忆1950-1990的贴， 最后大多是冲拥毛/邓、反毛/邓来的。我本人还是崇拜毛的雄才大略的，但就粮食问题和高考带给我的机会，我也不能睁眼说瞎话。文革饿肚子是毛的硬伤。毛在文革整人跟我这种山村穷孩子没关系。
虽然我不是在农村长大的，但是每年都听到有关的消息。
计划外的粮食卖给国家时，国家按拟定的价格收购。
“￥#@*&！以前地主的租子是可以商量、收成不好的年份可以讨价还价的；共产党的事情是没得商量的！不管你家粮食够不够吃，它都要收多少多少。。。”！
人家出身过得硬，地道的贫雇农。常说“老子就是穷得只剩身上的衣服了。你还想拿我怎么样”？城里那些党员干部也拿他没办法，只能装聋作哑。
文革初期，革委会刚成立后的两三年（凭记忆，推断这时期应该是大约是1968年到1970年前后）。曾经全国范围内宣传全面割资本主义尾巴，很多种农民自种自养的东西都受到限制甚至禁示，并且不准自行到县城去卖。
记得有一年过年，我家没有鸡。父亲刚从干校解放出来不久，放置在县革委会政工组还是生产组（记不清了，当时县革委会只由几个组组成：政工组，生产组，后勤组，保卫组，好像就这几个）。县革委配给各干部家庭一只鸡的指标过年，到县革委会食堂按价购买。因为那年有客人年后要来访，一只鸡不够。而农民自养的鸡不准进城卖。我父亲带我出城去，向城郊农民买了一只鸡，放在篮里，用布盖着，让我自己带着进城。进城处有人值班看守，目的是阻止农民携货进城卖，也拦截像我这样的出城找农民买东西的。当时的通告说，逮着了不仅没收东西，还要写检讨书保证不再犯。我在入城处徘徊了好一阵子，瞅见一个空隙，赶紧快快跑进城。幸好看守的人只是在后面向我大声吆喝，并没有追上来。
哪里看得见今天人们，脑满肠肥的样子。
豆腐煮汤，汤煮豆腐，每月每人豆油３两，吃得直要吐。
对知青来说，好消息就是，有时候猪号放猪遇上了狼，被叼走了一只猪。
男知青们半夜抄起家伙，雪地上沿着足迹找到狼没吃完的冻猪，扛回来邀请女知青一起煮食。
头儿其实知道，眼开眼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