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知青时在社办农场，计工分，年终算总账。我是全场最高分，十分。年终结账，我每天七毛五分。这在我们公社不算最高的，但是远高于生产队的平均值（我记得还有一天１毛５分的）。扣掉全年分给我的口粮和食油，分得现金二十余元。当地大部分的农民也就是这样的，有些穷的生产队，全年扣了口粮，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农民家庭可以养猪（一般平均也就一头），一年卖一次，自己吃一部分，卖一部分换钱（原则上是要卖给供销社的）。可以养一些鸡，据我观察，每家十来只，鸡蛋由供销社统购统销。自留地有三分就不错了，小半个篮球场吧，种点自家吃的蔬菜，有的种点烟叶自己抽（大烟杆我也抽过）。每个生产队都有国家摊派的猪、鸡鸭等农副产品的指标，并分配到各家各户，按国家统一价格收购。
当地农民非常纯朴，一年吃不到几次肉，破衣烂衫，小孩子脏兮兮的，住的是干打垒的土墙茅草房，身上长虱子（我也是满身虱子），买不起酱油的不是个别的。我们到农民家做客，煮一碗鸡蛋挂面招待我们就是很好的了。要知道我下乡的地方是湖北著名的粮产区，是电影“难忘的战斗”故事里发生的地方（如果你没有看过“难忘的战斗“这部电影，以后就别随便评论当年农村的美好生活了）。全国比这穷的多了去了。有空可以去问问习主席，延安的农民要比我那里的苦得多。
我们在的队四毛钱。
苏北有的贫困生产队只有八分钱。这是我听说的最低数字。
我老家也一样，人均地少，靠种粮食没法活。但是当时以粮为纲不准随便种别的。
根本问题还是人口多，生产技术低下。现在国内的粮食产量都是化肥喂出来的。
当地农民能吃饱饭也是直到改开包产到户之后。
我插队的第一年有双份的口粮：城里继续供应第一年的口粮（还有细粮，但是很少），这个拜托李庆霖的一封信。农村也给我们分口粮，新鲜的当年产的玉米面做的大饼子宣透透的，很香。这第一年我吃了净粮食800-1000斤，每顿都吃一斤。青年点里的所有知青都胖了。
我每天大概工分9分。
上大学时，青年点点长到我父母家里给我30多元钱。
当地缓坡沙土的亩产玉米800斤。是一个比较小的大队，有四个小队，60-70多户人家, 400多人。人均耕地2-3亩。粮食基本管够吃。农民都有衣服穿，没注意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还见过秋天时一家农民在吃挂面，豆角大酱。
我们在城里的时候也很少吃过挂面，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吃挂面。
有一天生产队在山上挖苹果树坑，记件制，每挖一个树坑给现金5毛。我挖了9个树坑，里面净是些石头，很难挖。青年点点长挖了12个树坑，他参加了画树坑，知道哪里好挖，哪里不好挖。
我叔叔在延庆插队，好像如果评10分，一天可以挣到一块多，他没这么多
实际收入很不错，肯定超过一块钱。平时分的肉类，奶制品，粮食等折算价格也比较低。。。这样做主要是怕外人嫉妒，有麻烦
干了两年，一分钱没见到。社员都指望多生孩子多分口粮，然后拿大米换粗粮剩下的卖钱。养鸡养猪是不允许的。
第一个半年有国家计划粮供给，有高粱面，我们吃得比社员还苦。我们下去前一年大丰收，社员基本吃大米麦子面。下半年我们就吃自己的口粮了。
我们临庄的知青，下去后大队扣了社员每人一两米一两面一钱油支援知青，他们一直吃到年底。
我们公社另一大队的知青没饭吃，他们村靠公路，就把铁锅挂路边敲，大队只好发粮食养他们。
唯一实用的时候是对账
上面有朋友说再苦也比49年强，需要严谨地论证。史上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地方饿死了近千万农民。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说从此四川经济由全国中上变成了中下。抗战时期，四川涌入了几十万人，军政机关、内迁工厂大学、我父母这样的学生和难民，也没饿死人。
我们部队和那里搞过军民共建，有一年夏收我还在那里劳动过
永丰屯的分值是5分。
来自农业部官网：1949：418。1962: 428（包括薯类）。1978: 545。现在：940。Conveniently 没有1960,1961的数据，肯定是中国史上最低。现在进口粮食、油料、肉类，1978前一切饲料、调料、酒、工业用粮都得从国产原粮来，这账还用算吗？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二战时四川没饿死人，59-61饿死800万（有人说1000万）。
每年挣3000工分，扣除口粮钱，大约能分到150元现钱。这是整个大队里最好的生产队，其他的有6-7分钱的。
不过这都是75左右的事情了，69年之前要少很多。按照老农的说法，二满洲（45-55年）最好，大满洲（31-45年）管得严，最要命的就是公社化。
熊培云:“一个挣工分的日子从此开始了———准确地说, 由于没有议价权, 是一个几亿人为国家打工的时代开始了。”
张五常：工分制是“中锅饭”。个人的贡献可以被平均分享, 无论勤劳散漫, 不易监察。工分制是一个没有地主的“佃农制”, 生产下降成为必然。“一些家庭妇女开小差忙家庭琐事，乘队长不注意，悄悄混入上工队伍。然而，往往难逃队长犀利的眼睛。她们遭受的常常是队长的一番奚落和扣半分工的惩罚。老实厚道的往往是忍气吞声地在心里犯嘀咕，要是遇上蛮不讲理的婆娘则和队长理论半天，尽管无济于事”。我还能复现这样的画面，她们真的很可爱的。回家喂孩子或喂猪什么的被扣工分，有点不近情理。我们知青一有机会也偷懒。
我当知青时在社办农场，计工分，年终算总账。我是全场最高分，十分。年终结账，我每天七毛五分。这在我们公社不算最高的，但是远高于生产队的平均值（我记得还有一天１毛５分的）。扣掉全年分给我的口粮和食油，分得现金二十余元。当地大部分的农民也就是这样的，有些穷的生产队，全年扣了口粮，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农民家庭可以养猪（一般平均也就一头），一年卖一次，自己吃一部分，卖一部分换钱（原则上是要卖给供销社的）。可以养一些鸡，据我观察，每家十来只，鸡蛋由供销社统购统销。自留地有三分就不错了，小半个篮球场吧，种点自家吃的蔬菜，有的种点烟叶自己抽（大烟杆我也抽过）。每个生产队都有国家摊派的猪、鸡鸭等农副产品的指标，并分配到各家各户，按国家统一价格收购。
当地农民非常纯朴，一年吃不到几次肉，破衣烂衫，小孩子脏兮兮的，住的是干打垒的土墙茅草房，身上长虱子（我也是满身虱子），买不起酱油的不是个别的。我们到农民家做客，煮一碗鸡蛋挂面招待我们就是很好的了。要知道我下乡的地方是湖北著名的粮产区，是电影“难忘的战斗”故事里发生的地方（如果你没有看过“难忘的战斗“这部电影，以后就别随便评论当年农村的美好生活了）。全国比这穷的多了去了。有空可以去问问习主席，延安的农民要比我那里的苦得多。
我们在的队四毛钱。
苏北有的贫困生产队只有八分钱。这是我听说的最低数字。
我老家也一样，人均地少，靠种粮食没法活。但是当时以粮为纲不准随便种别的。
根本问题还是人口多，生产技术低下。现在国内的粮食产量都是化肥喂出来的。
当地农民能吃饱饭也是直到改开包产到户之后。
我插队的第一年有双份的口粮：城里继续供应第一年的口粮（还有细粮，但是很少），这个拜托李庆霖的一封信。农村也给我们分口粮，新鲜的当年产的玉米面做的大饼子宣透透的，很香。这第一年我吃了净粮食800-1000斤，每顿都吃一斤。青年点里的所有知青都胖了。
我每天大概工分9分。
上大学时，青年点点长到我父母家里给我30多元钱。
当地缓坡沙土的亩产玉米800斤。是一个比较小的大队，有四个小队，60-70多户人家, 400多人。人均耕地2-3亩。粮食基本管够吃。农民都有衣服穿，没注意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还见过秋天时一家农民在吃挂面，豆角大酱。
我们在城里的时候也很少吃过挂面，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吃挂面。
有一天生产队在山上挖苹果树坑，记件制，每挖一个树坑给现金5毛。我挖了9个树坑，里面净是些石头，很难挖。青年点点长挖了12个树坑，他参加了画树坑，知道哪里好挖，哪里不好挖。
我叔叔在延庆插队，好像如果评10分，一天可以挣到一块多，他没这么多
实际收入很不错，肯定超过一块钱。平时分的肉类，奶制品，粮食等折算价格也比较低。。。这样做主要是怕外人嫉妒，有麻烦
干了两年，一分钱没见到。社员都指望多生孩子多分口粮，然后拿大米换粗粮剩下的卖钱。养鸡养猪是不允许的。
第一个半年有国家计划粮供给，有高粱面，我们吃得比社员还苦。我们下去前一年大丰收，社员基本吃大米麦子面。下半年我们就吃自己的口粮了。
我们临庄的知青，下去后大队扣了社员每人一两米一两面一钱油支援知青，他们一直吃到年底。
我们公社另一大队的知青没饭吃，他们村靠公路，就把铁锅挂路边敲，大队只好发粮食养他们。
唯一实用的时候是对账
上面有朋友说再苦也比49年强，需要严谨地论证。史上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地方饿死了近千万农民。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说从此四川经济由全国中上变成了中下。抗战时期，四川涌入了几十万人，军政机关、内迁工厂大学、我父母这样的学生和难民，也没饿死人。
我们部队和那里搞过军民共建，有一年夏收我还在那里劳动过
永丰屯的分值是5分。
来自农业部官网：1949：418。1962: 428（包括薯类）。1978: 545。现在：940。Conveniently 没有1960,1961的数据，肯定是中国史上最低。现在进口粮食、油料、肉类，1978前一切饲料、调料、酒、工业用粮都得从国产原粮来，这账还用算吗？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二战时四川没饿死人，59-61饿死800万（有人说1000万）。
每年挣3000工分，扣除口粮钱，大约能分到150元现钱。这是整个大队里最好的生产队，其他的有6-7分钱的。
不过这都是75左右的事情了，69年之前要少很多。按照老农的说法，二满洲（45-55年）最好，大满洲（31-45年）管得严，最要命的就是公社化。
每年挣3000工分，扣除口粮钱，大约能分到150元现钱。这是整个大队里最好的生产队，其他的有6-7分钱的。
不过这都是75左右的事情了，69年之前要少很多。按照老农的说法，二满洲（45-55年）最好，大满洲（31-45年）管得严，最要命的就是公社化。
熊培云:“一个挣工分的日子从此开始了———准确地说, 由于没有议价权, 是一个几亿人为国家打工的时代开始了。”
张五常：工分制是“中锅饭”。个人的贡献可以被平均分享, 无论勤劳散漫, 不易监察。工分制是一个没有地主的“佃农制”, 生产下降成为必然。“一些家庭妇女开小差忙家庭琐事，乘队长不注意，悄悄混入上工队伍。然而，往往难逃队长犀利的眼睛。她们遭受的常常是队长的一番奚落和扣半分工的惩罚。老实厚道的往往是忍气吞声地在心里犯嘀咕，要是遇上蛮不讲理的婆娘则和队长理论半天，尽管无济于事”。我还能复现这样的画面，她们真的很可爱的。回家喂孩子或喂猪什么的被扣工分，有点不近情理。我们知青一有机会也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