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
本月二日我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传达，感到极端的痛恨。林彪竟敢对我党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多次企图进行谋害，在逆谋不逞，又另图逃到南方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用心之毒辣、阴险，较之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大有过之无不及。
我党建立以来十次大的路线斗争，林陈路线是最大的一次。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其败亡之速，结局之惨，也超过以前任何叛徒和卖国贼。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处理这一反革命事变中，事前观察中央内部和党内阶级斗争的具体动态，察事机于微末，今秋南巡，再一次提出“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启发各地同志，提高警惕，所以没有酿成大变。事变发生后，措施得当，使全国秩序如常。这就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证明经过五十年锻炼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也再一次证明任何叛徒、汉奸卖国贼，职位越高，名声越大，就垮得越快，垮得越惨。历史的辨证法就是如此。林彪就是在这历史的审判台前，宣判了死刑──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
（—）
林彪是不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到湖南起义途中企图逃跑。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三河坝向湘南转移，林彪曾企图逃跑。这是一九二九年夏林彪无意中漏出来的。那时在闽西，有次我和支队党代表高静山（早已去世） 到纵队司令部，见到林彪。我们谈到陈毅同志（时陈已由第一纵队党代表调军政治部主任），林对陈有牢骚，气愤的说：陈毅这个人非常专横，爱骂人，我们前年从三河坝退下来，就想跑的，但怕抓住枪毙云云。
二、我军一九二八年秋去湘南回井冈山后，有一天耿凯（长征前牺牲）同我说：“林营长在郴州发了笔洋财，打开郴州，×××（忘记他说的什么人了──肖注）搞到五筒光洋，两百五十块，七个金戒指，正碰上他，就被他拿去了……” 我说没有归公？ 耿说：“归什么公！” 这件事在一九二九年得到证明。有一次我们谈到大庾县打败仗，林无意说出，从大庾撤退，挑夫丢了他的小箱子，里面有一百多块钱，七个金戒指都丢了。我以前听耿凯讲过他发洋财的事，他讲的钱数虽然不对（隔了半年用了些），但七个戒指是对的。耿凯的话就证实了。林彪在郴州大发洋财，是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耿凯和我都有同感：你并不那么老实呵！
三、林彪的右倾观点，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前就开始了。部队各级党委讨论下井冈山的时候，林彪多次讲：“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他在白露的大会上也这样讲过。林的思想和毛主席是对立的，毛主席是为了到赣南广大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林是从“没有办法维持”和不满意吃红米南瓜的右倾思想出发的。这和当时有人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观点差不多──词句不同而已。下山之后，林还是悲观失望，甚至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方针。
四、林彪的军阀主义。在井冈山和粤、闽、赣边游击的时候，他很强调军官职权，对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是不重视的。一九二八年冬初毛主席、前委派何挺颖为二十八团党代表、团委书记。这时林在后方休息，不久回队，召开军官会议，林不同何商量，也不安排何在会议中的议程，也不向大家介绍（何来不久，没有同全体干部见过面），而由他个人主持讲话，让何坐冷板凳──和我们一般干部坐在下面听训。林讲得长，讲完就散会，林对何的态度，我们有些不满，会后就议论过。何挺颖善于工作，来了不久，二十八团干部对他有好印象，但林对他平淡，或者说不大顺眼，大庾之战，何受重伤没有派人抬，夜间从马上跌下，被马踩死。何之死，和林平常对他的态度很有关系。三十一团的同志知道后很气愤，有人说：何党代表如果在三十一团，就死不了（何原为三十一团党代表）！
林彪既强调军官职权，也就片面的强调行政权力，特别欣赏“层层节制”这句话，并解释说：营长就是管好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好三个排长……。他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漫谈，说句笑话。他说“带兵要严，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一九二九年夏在闽西之虎冈，纵队司令部勤务员某（湖南宜章人，我在宜章农民团当连长时的士兵），拿了老百姓一点什么东西，林叫来问了几句，立即拔手抢打死。那年十二月在古田，第一支队部有个炊事员偷了老百姓一双鞋，查获后该支队支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向林面报，林立即指示要执行纪律，由支队枪毙了。一九三０年夏由汀州出发打南昌、长沙，我用旧军队观点向他建议，说我纵队是闽西来的新兵，要实行连坐法，提高战斗力，他说你做做看，我就在三纵队实行。由于我军有党的领导和士兵多数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有阶级觉悟，经打长沙和吉安诸役，战斗力很快提高。他错误的认为是连坐法效果好，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四军推行，并美其名为“革命的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战斗力普遍有显著提高（其他部队并没有实行连坐法），才不讲了。
五、一九四五年夏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当批评彭德怀在临汾召开的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的十二月会议错误时，林说他当时对会议中强调运动战的倾向是不同意的，我回忆林当时并没有这个主张，休息时就询问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说无此印象。过了两天，有人拿出会议的个人记录来，林同样是同意十二月会议，同样是强调了运动战。林彪见到记录，不老实承认，作怀疑状，但也无法辩解，我们很不高兴。
六、一九四九年夏，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以桂军为主还有二三十万军队在湘南及广西布防，毛主席两次来电指示对桂系作战要实行战略大包围，以主力由北向南，主力之一部由黔东南插入广西西北，并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由广州沿西江入桂配合，这本是战胜最阴险狡猾的军阀白崇禧而战术上也较灵活的桂军的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林彪迟迟不执行。他热衷于在湘南从战术上抓敌人，队伍在热天多方机动，才在衡宝线上抓住敌人三个师一个团。虽然消灭了这个敌人，但敌人主力退到广西，以后找不到从战术上抓敌人的任何机会了，又停了一个时期，林彪才死心，才执行毛主席战略大包围的方针。以三十八和三十九军由黔东南翻过大图山入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沿西江入广西，五个军由湘南入广西，形成战略大包围。白崇禧三面受敌，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步调乱了，只五十天，对桂系作战就基本上结束了。我认为林彪对毛主席的湘桂作战的指导方针是没有执行的，至少是大打折扣的。
七、衡宝战役将结束，关于敌军兵力有两个不同的情报，一个是第七军三个师及四十六军之三十八师，一个是第七军全部及三十八师一个团，战斗刚结束，还弄不清楚，林立即上报消灭敌四个师一个军部。后桂军沿湘桂边布防，发现三十八师在全县附近。我曾向林说过，他说不可靠，竟不更正，我不好再说了。我认为大规模的战争，多消灭一个师，少消灭一个师，无关大局，但为什么要作夸大的报告呢？我感到林彪在战果未明之前则要功，既明之后又要面子，这是很不老实。
前述诸问题，时间长了，同时林彪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就不注意或慢慢忘了，直到林彪问题传达后，才慢慢回忆起来。
（二）
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土地革命初期，谢唯俊（到陕北牺牲）对他提过意见，林两次在纵队委员会借谢不戴帽子斥之为不讲军风纪，谢那时在第一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林常为难他，他感到不好处，此事当时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一九三○年夏派到上海中央联络，被捕，脱离关系，解放后才回来）曾问过我。又如一九五○年邓子恢同志由京回汉口，在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中央意见，认为中南局在一九四九年夏提出中南地区中心工作应放在乡村的口号是错误的，我发表了同意中央的意见，林不说中央不对，而说我是错误的，是否定一切。会开了几天，没有明确结论就结束了。从此，林彪对我很不满。有人说一九五○年我调军委，是林不满意的结果，不知确否。但林在一九五一年冬以不满的态度同我说，我在中南局的发言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感到党员在会议中提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也是许可的，而林就是不行。这都是打击报复（汉口这件事，我思想上长期没有解决，直到六九年秋才作了检查──见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报中央的《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是否正确，当再考虑）。土地革 命时期向他提意见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批评了。会议时摆出一付主宰者的面孔，令人不安，甚至害怕。他对错误不作自我批评，又不让别人批评，这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权威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后在主席长期耐心的教育下，有所改进，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清除一切旧东西的时候，潜伏着的东西又发作了，并恶性发展了──堕落到要篡党篡军，用黑帮特务手段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发动反革命的内战，一直去当汉奸卖国贼。不了解他历史情况的，固然会大吃一惊，就是基本了解他或了解他若干情况的，也不能不吃惊。因为在十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是个假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最阴险、最狡猾、最毒辣的──我也送给他几个最字吧！
（三）
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无孔不入。在江西时期，他自吹是最没有封建思想的人。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有人说他一贯正确，我们有些人虽然知道他在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及会理会议时期带头反对毛主席等，但没有人讲。七大后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林彪批评彭德怀，但不涉及彭在会理会议时期的错误，也就是为了隐蔽自己这个错误。而在另一场合，却说自己在临汾会议是正确的。尔后直到主持军委工作，尤其文化大革命后，地位更高，名声更大，他还和以前一样，不作自我批评，当然也不准别人批评。加以有些趋炎附势之徒的吹嘘捧场，于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最”……的美名，就在全党全军全国完全合法了，写文章、讲话不按这个框子是不行的，并在全国作了大量宣传，一般干部、党员，群众，只知道他的好处和吹捧骗人的部分，根本不知道他的错误和伪造的历史。去年十、十一月我参加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经南昌、吉安、井冈山，又到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地，各地展览馆和宣传材料，有许多是宣传林彪的，而且口径都差不多或一样，内容有不少是伪造、吹嘘、骗人的。诸如：把林彪列入南昌起义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率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是林彪首先和毛主席见面的；一九二八年七溪岭之战，林彪召集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消灭杨池生师；一九二八年八月林彪率一营在桂东消灭进攻之敌（我们打得猛勇，却是一个败仗）；在井冈山挑谷上山并找到了他的休息地点，其实他没有参加。一个团长身体不大好没有参加，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作假。诸如此类，我只在浏览一下后记到的一点点。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宣传，有些更是笑话，如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林彪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斯大林听了林的方案。小学一至十册都有林彪的语录、文章，有些地方还征询林彪的住地、住房及室内陈设，大概准备和毛主席并列。
收集编造前述材料的人，大多数是好人，尤其年轻人，不知道林的黑暗面，形而上学看问题。《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的话，仅末尾一小段，就用了二十个“最”字。只要看到好的，辗转传抄，人云亦云，不加调查，不加分析。也有些人是甘心抬轿子、当吹鼓手，甚至有野心想向上爬的，这两种人必须区别。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林在北京方面的死党，虽已一网打尽，但百足之虫，虽死不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人民，特别是干部，他的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建议把他那些伪造、吹嘘及夸大的材料，整理公之于众，彻底肃清他的影响。
时间久了，手头没有一点文字材料，只凭个人记忆，有些细节，可能不够准，谨供参考。
这材料请送毛主席审阅。
肖 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https://ccradb.appspot.com/post/708
在当时的情况下， 人人要表态。林贼，呵呵。毛心里也明镜， 再表态也是有限信任。看看后来对周， 对邓， 最后一个不用， 找个新人接班。
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
本月二日我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传达，感到极端的痛恨。林彪竟敢对我党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多次企图进行谋害，在逆谋不逞，又另图逃到南方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用心之毒辣、阴险，较之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大有过之无不及。
我党建立以来十次大的路线斗争，林陈路线是最大的一次。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其败亡之速，结局之惨，也超过以前任何叛徒和卖国贼。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处理这一反革命事变中，事前观察中央内部和党内阶级斗争的具体动态，察事机于微末，今秋南巡，再一次提出“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启发各地同志，提高警惕，所以没有酿成大变。事变发生后，措施得当，使全国秩序如常。这就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证明经过五十年锻炼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也再一次证明任何叛徒、汉奸卖国贼，职位越高，名声越大，就垮得越快，垮得越惨。历史的辨证法就是如此。林彪就是在这历史的审判台前，宣判了死刑──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
（—）
林彪是不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到湖南起义途中企图逃跑。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三河坝向湘南转移，林彪曾企图逃跑。这是一九二九年夏林彪无意中漏出来的。那时在闽西，有次我和支队党代表高静山（早已去世） 到纵队司令部，见到林彪。我们谈到陈毅同志（时陈已由第一纵队党代表调军政治部主任），林对陈有牢骚，气愤的说：陈毅这个人非常专横，爱骂人，我们前年从三河坝退下来，就想跑的，但怕抓住枪毙云云。
二、我军一九二八年秋去湘南回井冈山后，有一天耿凯（长征前牺牲）同我说：“林营长在郴州发了笔洋财，打开郴州，×××（忘记他说的什么人了──肖注）搞到五筒光洋，两百五十块，七个金戒指，正碰上他，就被他拿去了……” 我说没有归公？ 耿说：“归什么公！” 这件事在一九二九年得到证明。有一次我们谈到大庾县打败仗，林无意说出，从大庾撤退，挑夫丢了他的小箱子，里面有一百多块钱，七个金戒指都丢了。我以前听耿凯讲过他发洋财的事，他讲的钱数虽然不对（隔了半年用了些），但七个戒指是对的。耿凯的话就证实了。林彪在郴州大发洋财，是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耿凯和我都有同感：你并不那么老实呵！
三、林彪的右倾观点，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前就开始了。部队各级党委讨论下井冈山的时候，林彪多次讲：“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他在白露的大会上也这样讲过。林的思想和毛主席是对立的，毛主席是为了到赣南广大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林是从“没有办法维持”和不满意吃红米南瓜的右倾思想出发的。这和当时有人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观点差不多──词句不同而已。下山之后，林还是悲观失望，甚至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方针。
四、林彪的军阀主义。在井冈山和粤、闽、赣边游击的时候，他很强调军官职权，对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是不重视的。一九二八年冬初毛主席、前委派何挺颖为二十八团党代表、团委书记。这时林在后方休息，不久回队，召开军官会议，林不同何商量，也不安排何在会议中的议程，也不向大家介绍（何来不久，没有同全体干部见过面），而由他个人主持讲话，让何坐冷板凳──和我们一般干部坐在下面听训。林讲得长，讲完就散会，林对何的态度，我们有些不满，会后就议论过。何挺颖善于工作，来了不久，二十八团干部对他有好印象，但林对他平淡，或者说不大顺眼，大庾之战，何受重伤没有派人抬，夜间从马上跌下，被马踩死。何之死，和林平常对他的态度很有关系。三十一团的同志知道后很气愤，有人说：何党代表如果在三十一团，就死不了（何原为三十一团党代表）！
林彪既强调军官职权，也就片面的强调行政权力，特别欣赏“层层节制”这句话，并解释说：营长就是管好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好三个排长……。他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漫谈，说句笑话。他说“带兵要严，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一九二九年夏在闽西之虎冈，纵队司令部勤务员某（湖南宜章人，我在宜章农民团当连长时的士兵），拿了老百姓一点什么东西，林叫来问了几句，立即拔手抢打死。那年十二月在古田，第一支队部有个炊事员偷了老百姓一双鞋，查获后该支队支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向林面报，林立即指示要执行纪律，由支队枪毙了。一九三０年夏由汀州出发打南昌、长沙，我用旧军队观点向他建议，说我纵队是闽西来的新兵，要实行连坐法，提高战斗力，他说你做做看，我就在三纵队实行。由于我军有党的领导和士兵多数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有阶级觉悟，经打长沙和吉安诸役，战斗力很快提高。他错误的认为是连坐法效果好，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四军推行，并美其名为“革命的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战斗力普遍有显著提高（其他部队并没有实行连坐法），才不讲了。
五、一九四五年夏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当批评彭德怀在临汾召开的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的十二月会议错误时，林说他当时对会议中强调运动战的倾向是不同意的，我回忆林当时并没有这个主张，休息时就询问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说无此印象。过了两天，有人拿出会议的个人记录来，林同样是同意十二月会议，同样是强调了运动战。林彪见到记录，不老实承认，作怀疑状，但也无法辩解，我们很不高兴。
六、一九四九年夏，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以桂军为主还有二三十万军队在湘南及广西布防，毛主席两次来电指示对桂系作战要实行战略大包围，以主力由北向南，主力之一部由黔东南插入广西西北，并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由广州沿西江入桂配合，这本是战胜最阴险狡猾的军阀白崇禧而战术上也较灵活的桂军的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林彪迟迟不执行。他热衷于在湘南从战术上抓敌人，队伍在热天多方机动，才在衡宝线上抓住敌人三个师一个团。虽然消灭了这个敌人，但敌人主力退到广西，以后找不到从战术上抓敌人的任何机会了，又停了一个时期，林彪才死心，才执行毛主席战略大包围的方针。以三十八和三十九军由黔东南翻过大图山入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沿西江入广西，五个军由湘南入广西，形成战略大包围。白崇禧三面受敌，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步调乱了，只五十天，对桂系作战就基本上结束了。我认为林彪对毛主席的湘桂作战的指导方针是没有执行的，至少是大打折扣的。
七、衡宝战役将结束，关于敌军兵力有两个不同的情报，一个是第七军三个师及四十六军之三十八师，一个是第七军全部及三十八师一个团，战斗刚结束，还弄不清楚，林立即上报消灭敌四个师一个军部。后桂军沿湘桂边布防，发现三十八师在全县附近。我曾向林说过，他说不可靠，竟不更正，我不好再说了。我认为大规模的战争，多消灭一个师，少消灭一个师，无关大局，但为什么要作夸大的报告呢？我感到林彪在战果未明之前则要功，既明之后又要面子，这是很不老实。
前述诸问题，时间长了，同时林彪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就不注意或慢慢忘了，直到林彪问题传达后，才慢慢回忆起来。
（二）
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土地革命初期，谢唯俊（到陕北牺牲）对他提过意见，林两次在纵队委员会借谢不戴帽子斥之为不讲军风纪，谢那时在第一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林常为难他，他感到不好处，此事当时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一九三○年夏派到上海中央联络，被捕，脱离关系，解放后才回来）曾问过我。又如一九五○年邓子恢同志由京回汉口，在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中央意见，认为中南局在一九四九年夏提出中南地区中心工作应放在乡村的口号是错误的，我发表了同意中央的意见，林不说中央不对，而说我是错误的，是否定一切。会开了几天，没有明确结论就结束了。从此，林彪对我很不满。有人说一九五○年我调军委，是林不满意的结果，不知确否。但林在一九五一年冬以不满的态度同我说，我在中南局的发言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感到党员在会议中提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也是许可的，而林就是不行。这都是打击报复（汉口这件事，我思想上长期没有解决，直到六九年秋才作了检查──见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报中央的《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是否正确，当再考虑）。土地革 命时期向他提意见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批评了。会议时摆出一付主宰者的面孔，令人不安，甚至害怕。他对错误不作自我批评，又不让别人批评，这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权威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后在主席长期耐心的教育下，有所改进，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清除一切旧东西的时候，潜伏着的东西又发作了，并恶性发展了──堕落到要篡党篡军，用黑帮特务手段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发动反革命的内战，一直去当汉奸卖国贼。不了解他历史情况的，固然会大吃一惊，就是基本了解他或了解他若干情况的，也不能不吃惊。因为在十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是个假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最阴险、最狡猾、最毒辣的──我也送给他几个最字吧！
（三）
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无孔不入。在江西时期，他自吹是最没有封建思想的人。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有人说他一贯正确，我们有些人虽然知道他在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及会理会议时期带头反对毛主席等，但没有人讲。七大后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林彪批评彭德怀，但不涉及彭在会理会议时期的错误，也就是为了隐蔽自己这个错误。而在另一场合，却说自己在临汾会议是正确的。尔后直到主持军委工作，尤其文化大革命后，地位更高，名声更大，他还和以前一样，不作自我批评，当然也不准别人批评。加以有些趋炎附势之徒的吹嘘捧场，于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最”……的美名，就在全党全军全国完全合法了，写文章、讲话不按这个框子是不行的，并在全国作了大量宣传，一般干部、党员，群众，只知道他的好处和吹捧骗人的部分，根本不知道他的错误和伪造的历史。去年十、十一月我参加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经南昌、吉安、井冈山，又到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地，各地展览馆和宣传材料，有许多是宣传林彪的，而且口径都差不多或一样，内容有不少是伪造、吹嘘、骗人的。诸如：把林彪列入南昌起义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率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是林彪首先和毛主席见面的；一九二八年七溪岭之战，林彪召集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消灭杨池生师；一九二八年八月林彪率一营在桂东消灭进攻之敌（我们打得猛勇，却是一个败仗）；在井冈山挑谷上山并找到了他的休息地点，其实他没有参加。一个团长身体不大好没有参加，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作假。诸如此类，我只在浏览一下后记到的一点点。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宣传，有些更是笑话，如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林彪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斯大林听了林的方案。小学一至十册都有林彪的语录、文章，有些地方还征询林彪的住地、住房及室内陈设，大概准备和毛主席并列。
收集编造前述材料的人，大多数是好人，尤其年轻人，不知道林的黑暗面，形而上学看问题。《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的话，仅末尾一小段，就用了二十个“最”字。只要看到好的，辗转传抄，人云亦云，不加调查，不加分析。也有些人是甘心抬轿子、当吹鼓手，甚至有野心想向上爬的，这两种人必须区别。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林在北京方面的死党，虽已一网打尽，但百足之虫，虽死不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人民，特别是干部，他的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建议把他那些伪造、吹嘘及夸大的材料，整理公之于众，彻底肃清他的影响。
时间久了，手头没有一点文字材料，只凭个人记忆，有些细节，可能不够准，谨供参考。
这材料请送毛主席审阅。
肖 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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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情况下， 人人要表态。林贼，呵呵。毛心里也明镜， 再表态也是有限信任。看看后来对周， 对邓， 最后一个不用， 找个新人接班。
刘枫2013-11-11
当然，个人的揭发材料不可能像中央正式文件那样准确、严谨，凭个人回忆写材料，个别地方不准确是难免的。我认为，重要的是写材料的态度。这个记录材料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历史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它还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气味，是以宗派主义反对林贼的宗派主义。这个记录，未讲到兄弟部队一点好处，却强调他们"并没有请求增援"，而其他部队则死跟在他们后面发洋财，好像解放中南、西南地区都包给二野了，甚至所有硬仗也都是二野打的。我想，这不但原四野的同志看了会有意见，一野的同志也不会同意，凡是了解这段历史情况的人，也都不会赞同。特别令人不愉快的是，记录把毛主席领导下的第四野战军，竟和林贼混为一谈，多处把四野部队称为"林彪部队"、"林部"，甚至直斥47军等部队"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这极不利于我党我军的团结。看看张国焘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是如何把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严格加以区别的，就可知道这个记录的错误了。 这个记录歪曲了我军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性。我军的各次重大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南下作战各野战军的行动当然也是如此。而记录竟把四野进军中南和支援二野进军大西南的行动，说成是林贼一人在那里捣鬼，这样岂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对全军的统一指挥吗？ 而我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们的任务是又准又狠地把林贼的罪行揭深批透，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唯其能准，方见其狠。但由于这个记录材料的严重失实，又经中央作为参阅文件下发，这不可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思想问题，因而不利于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 附带说几句：刘伯承同志素为我尊敬的革命前辈、老首长之一。我正是从维护党的原则和老前辈的荣誉出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觉得有责任对这个记录提出意见。1920年，列宁在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时，由于对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在国际共运中的表现未同广大荷兰党员加以区别，曾引起一位荷共党员的"抗议"。列宁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抗议"，并在该书的最后专门作了说明。革命导师的这种伟大襟怀实在令人感动。我想，我对刘伯承同志这个材料的"异议"，也应受到他的欢迎。 我还猜想，也许记录中的一些错误并非由于他的口授，而是由于整理记录的同志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责任心不强所造成的。我现在在地方工作，手头没有军史、战史这类资料。前面我讲的许多情况，主要是凭自己对过去接触过的一些材料的回忆所得，也许有个别情况不太准确，但大框框是不会错的。如果我对哪个问题的认识有错误，请您严格批评。如果您认为我所反映的意见，是在深入批林整风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可否请您把此件转呈总理一阅。谨致 敬礼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迟泽厚 1972年9月3日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考虑到此举的三种结局：一是我的意见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从谏如流，举一反三，认真纠正那种"历史为政治服务"的错误做法，但我估计这种可能性极小；二是把我的意见视为反对"批林"，为林彪鸣冤叫屈，是"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这种可能性比前者为大；三是将我的意见存档，不予理睬，这种可能性更大。 我的信于1972年9月6日以"绝密件"交保密室发出。我不但署了真实姓名，还注明了职务。为了防止出现第二种结局时牵连他人，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凭我在机要部门工作20多年的经验，估计此信没有哪个工作人员敢扣压不报，不但汪东兴本人会看，而且还可能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看。对我的信不作答复，固然令人失望，但我同时又感到有些欣慰，这说明我的材料和意见是无懈可击的，倘若我的信中有"污蔑不实之词"，有关方面必然会抓我的"辫子"，兴师问罪的。 时间到了1995年，我已离休多年，刘伯承元帅也已去世多年。此时距我给汪东兴写信已过去23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人所特别欣赏的"舆论一致"的坚冰有所突破。随着江青集团当年操纵"批林"的内幕被逐渐揭露，我判断刘伯承元帅1972年的那个揭发材料，未必出自他的本意，他很可能掉进了江青集团设置的圈套。这年5月，我去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纪念活动。当年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和红军先遣队司令的刘伯承，曾参与指挥渡河作战。这时我又想起了他的那个揭发材料。出于对这位革命家的崇敬之情，我从四川给依然健在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女士写去一信，指出那个揭发材料对刘伯承元帅声誉造成的损害，恳切建议通过适当形式由她出面说明情况，将刘伯承元帅从这桩历史旧案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我深信，我的热诚和善意将会得到积极回应。 我在信中说： 汪大姐： 您好。 我是广州军区的一名离休干部。吴忠同志生前，我与他关系密切，经常听他讲起刘帅和您。我对刘帅充满崇敬之情，吴忠同志1988年写的怀念刘帅的两篇文章：《中原主帅刘伯承北渡淮河记》、《谆谆教诲寓深情》，就是由我执笔的。今天，我来到四川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参加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纪念活动。60年前的今天，在刘帅的指挥下，中央红军1师部队，在这里取得强渡大渡河的伟大胜利；4天之后，2师又飞夺泸定桥，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狂妄计划。刘帅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不朽功绩永垂史册。现寄上广州驻军老年集邮协会为纪念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而特制的纪念邮封一枚，以略表我对刘帅的怀念崇敬之情。 借此机会，我还想将埋藏在心中己20多年有关刘帅的一个疑问，提出来向您求教。 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中央印发了一份由刘帅署名的揭发材料记录稿。但我惊讶地发现，这份材料严重失实，特别是材料第三条揭发的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8项罪状，竟无一项能够成立，如材料中说："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林彪派50军去成都，派57军（按：应为47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等等。稍懂一点我军历史的人都知道，南下作战中，二野与四野部队的协同关系，包括前面提到的各次行动，都是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的，而上述说法，则不但是对林彪和四野部队的否定，竟连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也否定了。 这份材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熟悉刘帅的同志，都认为这些话不像出自刘帅之口；我则想，"四人帮"一直插手"批林"，是否他们借刘帅失明重听之机，盗用刘帅名义，炮制这篇东西，以达到一箭双雕--既打击原四野一大片干部，又制造二、四野部队矛盾和败坏刘帅声誉之目的？但无论怎样，既然材料是以刘帅的名义写成的，史学界对这份材料是会认真研究的。最近我发现，聂荣臻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了一些有违史实的东西，史学界经过考证后己含蓄地提出批评。刘帅的这篇材料虽然是内部的，但早晚也会公开，史学界也会认真研究鉴别，从而对刘帅的光辉形象造成某些损害。因此，我认为应当趁着您还健在，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刘帅负责的态度，采取适当方式，对这个材料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作一必要的说明，以防患于未然，消除可能产生的一些消极后果。我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几十年的军队干部和业余党史、军史工作者，希望在这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不知我的意见是否可行？亟盼得到您的教正。 敬祝 健康长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原部长 迟泽厚 1995年5月25日于四川石棉县安顺场 大约过了半月，曾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鲁瑞林将军突然通过司令部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打电话，邀我去他家中。鲁瑞林调广州军区前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他来广州后不久即被免职，我与他向无接触，但我知道他是刘伯承的老部下，我马上判定他找我与我给汪荣华女士写信有关。 不出所料，刚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说，他受汪荣华女士之托，向我了解刘伯承元帅那个揭发材料的有关情况，据汪女士讲，她"不记得刘帅有这样一个材料"。我把早就准备好的刘伯承揭发材料和我写给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递上，他戴上老花镜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摘下眼镜，接连"啊呀"了两声，表情复杂地看着我说："现在看来，刘帅这个谈话稿是有些不妥。奇怪，我对这个材料怎么就没有一点印象呢？" 我不无调侃地说："您是军区首长，工作那么忙，天天文件看不完，哪里会记得这么一个材料！我跟您不一样，我是专干这个的呀！" 我有句话没说出口：如果您是四野部队的一个领导干部，看后印象就深刻了！ 最后我建议：把刘伯承元帅的揭发材料和我致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都给汪大姐寄去，看她有什么意见。 "好，好，好，我今天就打电话。汪大姐有什么意见我会及时转告你。" 我相信鲁瑞林将军的电话肯定打了，我提供的两份复印材料也一定寄去了，但此事却再无下文。我曾两次询问当时一直在场的那位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他说他也一无所知，而且不便询问。我自然更不便询问。